《长和平》 刘怡解读

《长和平》|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美国顶级国际关系学者加迪斯的代表作《长和平》。这是一本350多页厚，33万字的书，它的副标题叫“冷战史考察”。听到这个书名，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部回顾“冷战”来龙去脉的通史，其实并不是。相反，这是一本晦涩的理论书，很不好读，光参考文献就列了130多页。可就是这样一本艰深的专业著作，却得到了里根和小布什这两位美国总统的推荐，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再版了4次。由作者加迪斯创造的“长和平”这个书名，甚至变成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术语，一直沿用到今天。如果你希望对世界大事有更透彻的理解，如果你想增加一点国际政治学知识，那么这本《长和平》绝对是很好的起点。

为什么加迪斯的这本书，能有这么高的学术地位呢？因为它对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反常识”的发现，还能自圆其说。比如，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冷战”时期的世界是危机四伏的，人类每天都处在核大战的阴影下。可加迪斯却说，不对！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全世界每年要爆发6场局部战争，每100万人里会有240人死于这些战争。但到了“冷战”末期，全球每年只会爆发1场局部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每100万人里不到10个。加迪斯据此指出：对西方世界来说，“冷战”是自16世纪以来，爆发直接冲突最少，造成经济损失最小的一段时间。核武器的存在，反而让大大小小的国家更不愿随便使用武力了。这种状态，就是书名里说的“长和平”。它并不完美，但对人类大有好处。

不仅如此，加迪斯还宣称：“长和平”不是提前设计好的，而是自发形成的。要知道，“二战”结束前的雅尔塔会议，并没有事无巨细地规定战后秩序的所有细节。像东欧的政治归属、朝鲜半岛分裂，这些新情况，是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自发出现的。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从来也没有白纸黑字地划定彼此的势力范围。它们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态度，反而起到了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效果。加迪斯因此得出结论：和平是一种客观结果，它跟良好的动机或者缜密的设计，不见得能挂上钩。大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同样可能导向和平，甚至更有助于维持和平。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里根和小布什这么推崇加迪斯的学说，难道只是因为他讲了几条空泛的大道理吗？当然不是。在这本《长和平》里，加迪斯还总结了“冷战”时期大国外交的整体规则。这些规则，有一些是国际体系自带的，也有一些是美苏两国自己摸索出来的。“长和平”能够延续，就是大家遵守规则的结果。到了21世纪的今天，加迪斯总结出的这些规则，在全球外交中依然被广泛验证着，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它们甚至还进入商业领域，催生出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大战略”。所以，学习这本《长和平》，不光是在回顾历史，它也能服务于你的许多现实需要。

本书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是美国耶鲁大学军事和海军史教授，研究“冷战”历史超过半个世纪。《纽约时报》把他称为“英语世界头号‘冷战’史权威”，小布什总统也请他帮忙修改过演讲稿。虽然加迪斯没有像基辛格那样，“学而优则仕”，但他把历史研究和政策分析结合起来的能力，同样是令人叹服的。他为美国“冷战政策之父”乔治·凯南撰写的长篇传记，获得过2012年普利策奖。而这本撰成于1987年的《长和平》，作为加迪斯学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不仅把美国的“冷战”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还帮助他当选为美国外交关系史学会主席。相信它也会让你收获满满。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有哪些特征，它对美苏两国的互动施加了哪些影响。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归纳，在作者加迪斯眼中，“冷战”时期的美苏探索出了哪些共处的规则。这些规则，又是怎样阻止了两国爆发毁灭性的核战争。

提到国际政治这门学科，你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它是研究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互动的。的确，哪怕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已经具备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国家在世界政治中，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它们时而和平共处，时而爆发战争，关系非常复杂。在全世界将近200个主权国家里，有一些具备较强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这样的国家就被称为“大国”。大国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作用更为突出，因此曝光率也会高一些。

可作者加迪斯却说了：要理解国际政治，光是关注国家还不够，还要用到一个概念叫“国际体系”。什么是国际体系呢？简单来说，就是主权国家通过互动形成的整体。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我们举个例子。公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在行驶，有的车大，有的车小，有的车速度快，有的车油耗低。不同的主权国家，就是这些车辆。国际体系，则是整条公路的路况。每位司机都希望自己开的车能顺利抵达目的地，不要碰上事故。但即使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事故还是会发生。有时是某辆车出了故障，有时则是某位司机犯了“路怒症”。这样的情况，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危机和战争，它们会影响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但归根到底，再大、再快的车辆，也很难取消其他车的路权。它至多能通过抢车道或者闯黄灯，占到一点便宜。同理，国际体系虽然会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但很难被一下子颠覆。

那么，在加迪斯眼里，“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有什么特点呢？答案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两极”，也就是美苏双强并存。注意了，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出现由两个国家主导整个世界秩序的情况。过去的两强格局，比如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只存在于一个比较小的区域。至于全球范围内的势力分布，要么只有一个超级霸权，要么同时拥有多个强国。因此，美苏两极格局能否长期维持，很快就成为学术界的焦点。美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肯尼迪总统的外交顾问汉斯·摩根索就认为，两极格局远不如多极格局来得稳定。美苏之间的对立，迟早会发展成玉石俱焚的核大战。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则认为，美苏要约束自己的盟友是很困难的，一定会出现“第三极”。

事实证明，这些经验丰富的学者，判断都出现了偏差。美苏两国和平共处的局面，不仅维持了40多年，而且直到苏联解体为止，也没有出现真正的挑战者。加迪斯认为，这种状况和两极体系本身的特点有关。早在“二战”结束之际，美苏两国就是全世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它们都拥有庞大的军工产业、充足的人力储备和一系列海外基地，比所有其他国家强出一大截。而“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焦点恰好集中在军事和安全事务，跟美苏两国的优势完美契合。这样一来，美苏领导人根本不用操心其他问题，紧盯着对手就可以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两极体系。

加迪斯这个说法，可不是信口开河啊。在国际关系史上，有两个经典的“和平体系”案例。一个是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它由奥地利外相梅特涅开创，让整个欧洲维持了30多年的和平。另一个则是19世纪末的俾斯麦体系，它由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开创，把“一战”爆发的时间往后推了20多年。基辛格对这两个体系，就非常推崇。但加迪斯敏锐地指出：维也纳体系和俾斯麦体系，都属于多极结构。它们的成员国一直在经历剧烈的实力变动，心理状态很不稳定。只有梅特涅和俾斯麦这样的外交大师，才能勉强驾驭这种复杂局面。等他们一退休，稳定就不复存在了。

但美苏两极格局，情况就很不一样。加迪斯开玩笑说，这个体系“不挑人”。不管美国总统是杜鲁门还是尼克松，苏联领导人是斯大林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的政策差异，只会影响美苏自身的“硬实力”，但颠覆不了两极体系这个大前提。用前面那个交通的例子来打比方，“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就是两辆超长、超重的大卡车，加起来刚好占住整个路面。它们的速度或许有快有慢，司机的技术有高有低，但国际体系这个“路况”，还是被它们控制着。不到万不得已，哪个司机也不希望卡车相撞，都会稍微谨慎一点。两极体系下相对和平的局面，就这样出现了。

听到这里，你可能还是有疑问：国际体系这个“路况”里，不是还有其他车在跑吗？为什么美苏两国的盟友，乃至一些中立国，会甘心服从它们的安排呢？说起来，这又和“二战”的遗产有关。我们都知道，“二战”是反法西斯同盟联手打赢的。但在战后建立世界秩序时，唱主角的还是美苏。美苏两国在欧洲，按照最后的进军范围，划分了势力边界，形成后来的“铁幕”。两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就隔着这道“铁幕”长期对峙着。加迪斯认为，这种态势造成了一个奇特的后果，叫做“威胁集中”。什么意思呢？就是美苏及其盟友都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是“铁幕”另一端对手的武力。它们需要汇集所有资源，应对这个近在咫尺的威胁。正是在苏联的安全压力下，美国在1947年公布了“马歇尔计划”，主动为西欧重建提供财政援助，后来又成立了军事同盟组织“北约”。苏联也针锋相对，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同盟“经互会”和军事同盟“华约”。这两个旗鼓相当的集团，对峙了40多年，把欧洲变成了“冷战”的最前线。

你可别以为这样的对峙，就是纸面上的几辆坦克、几架飞机啊。在“铁幕”边缘的东西两德和波兰，美苏是部署了战术核武器的。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北约”和“华约”会直接动用核导弹，来阻止对方军队前进。反过来，像波兰和东西德这样的国家，也会极度依赖彼此的核保护伞，不会轻易改换阵营。因此，在“冷战”时期的欧洲，除去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选择与苏联决裂，法国一度退出“北约”外，同盟体系基本没有动摇过，这就给两极格局加上了“双保险”。

在这本《长和平》里，加迪斯还把“二战”结束后的两极体系，跟“一战”之后的凡尔赛体系做了对比。他指出，凡尔赛体系看起来提出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念，比如集体安全、民族自决和国际仲裁，好像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但它完全无视现实中的权力分布，把苏联排除在体系外，又让东欧那些新独立的小国独自去面对德国的威胁。这样的体系，怎么可能长久？相反，“二战”后的两极体系，虽然带有强权政治色彩，但它把势力范围划分得相对明确，还用武力作为后盾，这就避免了体系出现自我毁灭。比如，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本来是希望波兰和南斯拉夫变成中立的“缓冲地带”的。但三年后，当苏联在东南欧的控制力展现得足够充分时，美国也接受了现状。通过这个例子，加迪斯告诉我们：两极体系不是提前设计好的，它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和强化，它的稳固性就隐藏在现实中。

当然，加迪斯也承认：“冷战”时期的亚洲，情况和欧洲很不一样。美苏两国对亚洲在两极体系中的位置，最初并没有成熟的看法。苏联在1945年时，还想过要和美国分区占领日本。美国也考虑过利用国民党政权，把中国变成扩张自己势力的工具。这样的设想，和后来的历史可以说大相径庭。所以，亚洲在“冷战”期间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板块。美苏两国经历的三场局部“热战”，也就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全都发生在亚洲。但美国逐渐意识到，亚洲在两极体系下不是最重要的战略支点。它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当时还比较薄弱，也不会威胁美苏两国的本土安全。因此，美国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在西太平洋建立“环形防线”的战略。这项战略的核心，就是我们熟悉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美国把它的主要基地和兵力部署在外围岛屿上，对亚洲大陆内部只做选择性干预，避免分散资源。苏联在亚洲大陆，同样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外交“破冰”大大改善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处境，但它没有在欧洲引起效仿，也没有动摇“北约”和“华约”的基础。这是两极体系另一个特殊的地方。

问题又来了：美苏两极体系，集结了几百万大军和恐怖的军事科技，对峙了40多年，却没有真正大打出手。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两国领导人比较谨慎吗？当然不是。加迪斯告诉我们，美苏这两个战略对手，关系其实很微妙。它们的领土，中间隔着太平洋，空间距离很远，历史上也没有多少纠葛。可以说，美苏对立完全是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导致的，不涉及复杂的民族感情。它们在处理彼此的矛盾时，很少有那种你死我活、寸步不让的心态。加迪斯在这里引用了一句俏皮话：“好篱笆带来好邻居。”美苏之间的天然“冷感”，反而为和平创造了空间。

不仅如此，加迪斯还注意到：美苏这两个大国，在经济上完全没有依赖关系。美国发展自身所需的能源、原材料和粮食，都可以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取得，苏联也是一样。即使到了“冷战”后期，苏联开始向西欧出口石油，同时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大批粮食，这样的举措也只涉及财政考虑，算不上生死攸关。这跟历史上的许多大国关系，比如“一战”前夕的英德或者18世纪的英法，都不一样。加迪斯据此指出：经济相互独立，一方面意味着美苏影响彼此的“杠杆”很有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们不会因为贸易纠葛或者争夺自然资源就随便开战。这对和平又是利好消息。

好了，以上就是《长和平》一书论述的，“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包含的稳定因素。说完了体系，我们还得看看美苏这两个主角各自的心理状态。毕竟，前面提到的军事实力对等、经济相互独立，这些只是客观事实。它们相当于美苏这两辆大卡车的尺寸、油耗和速度，对国际政治来说只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至于卡车会不会相撞，还得看司机怎么开，这就不是外部结构能决定的了。这里说的“司机”，指的是国家领导人。而领导人的决策理性，除了依据掌握的情报外，还跟他本人的脾气秉性、行事风格甚至健康状况有关。这就比体系的影响来得更复杂了。

作者加迪斯告诉我们：从历史来看，诱发战争的往往是一些偶然事件或者危机。但促使领导人下开战决心的，其实是对战争得失比的提前计算。当一位领导人认定，战争带来的收益会超过损失时，他就会倾向于开战。“一战”前夕的欧洲各国领袖，就是因为误判了得失比，才会轻率地同意发动战争。拿破仑和希特勒就更是如此了。但在美苏领导人身上，这种情况就不太多见。虽然两国在对内宣传时，经常提到战争，但就连一次大规模动员都没有搞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美苏之间不存在危机吗？当然不是。加迪斯统计了一下，从1946年伊朗危机到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客机事件，美苏两国在“冷战”的前37年里，总共经历了16次重大风险事件，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可以说，诱发战争的导火索，从来都不缺。另外，美苏两国也绝对称不上“爱好和平”。从1815年到1980年，凡是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对外战争，美国参与了8次，苏联及其前身沙俄则是19次。在朝鲜半岛、越南和阿富汗，双方直接插手的局部冲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为什么任何一方的领导人，都不肯下全面开战的决心呢？

加迪斯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核威慑。要知道，核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工具，是在“二战”战场上真实使用过的。它的残酷后果，给所有国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曾经告诫自己的将军们：“别搞错了，世界上哪有什么‘战术核武器’！核武器就是核武器，它要么不使用，用起来就会持续升级，直到最后毁灭。”这样不留余地的武器，在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且，美国并没有垄断核武力。苏联在1949年，就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随后十几年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成为了拥核国家。这意味着核战争不再是一个独立事件，它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美国国安会在1956年做过一项研究，结论是：如果爆发核大战，美国本土至少要死5000万人，政府会被民众直接推翻。这还是“冷战”早期的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两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都超过了1万枚，形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这个时候，两国反而开始进行谈判，商量要主动限制彼此核武库的规模了。

一方面都在积极扩充核武库，甚至把核武器部署到欧洲和亚洲的基地，动不动叫嚣“先发制人”；另一方面却又主动提议削减核武力。这样的情况，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但它在“冷战”时期，却真实地发生了。要搞清楚这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得先学习一个概念叫“确保相互摧毁”。它指的是：在冲突双方都拥有足够多核弹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主动发起攻击，都会招来同等规模的报复。这种报复会持续升级，直至交战双方彻底毁灭。这个时候，即使有一方宣布投降，所谓的“胜利者”也已经千疮百孔，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所以，核武器在刚刚问世时，可以充当保卫国家安全的工具。但如果它发展到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水平，那战争的所有潜在收益，都会被消解掉。因为你根本无法预测，核冲突会在哪个阶段停止。那出路就只剩下一条：利用核武器作为威慑工具，但绝对杜绝主动使用它。

在加迪斯看来，正是因为核武器同时具有毁灭性和不可预测性，美苏这两个核大国在处理彼此间的矛盾时，逐步形成了一套固定规则。首先是有效管控冲突。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一度把战术核导弹瞄准了美国在关塔纳摩的基地。这是“冷战”期间人类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但危机解除之后，美苏两国领导人马上意识到了误判对方意图的可怕。他们一致同意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条直通电报线，称为“热线”。我们熟悉的“热线电话”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热线的功能，不是日常联络，而是在两国遭遇意外事件时，由最高领导人直接向对方陈述自己的立场，避免发生误判。这样的危机管控，不仅限于核武器，还包括各种类型的常规武力，甚至是盟国之间的冲突。另外，美苏两国对彼此的核心势力范围，也持心照不宣的态度。比如，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美国就没有介入。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离“铁幕”边缘太近，那里密布着美苏双方的战术核武器，任何异常的军队调动都有可能招来风险。而双方敢于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地区，比如越南、中东和非洲，一般来说离核心势力范围都比较远。

除了核威慑以外，加迪斯还提到了一项独特的技术因素，那就是侦察卫星。按照他的看法，间谍飞机和侦察卫星的发展，反而成为了美苏关系的“稳定器”。听起来又很怪吧？加迪斯是这么解释的：领导人在计算战争的得失比时，需要掌握精确的情报。对方有没有提前调动军队，配备了多少武器，分布在哪些战线上，都是最影响判断的情报。但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些情报只能通过人工去搜集，很不系统，所以误判经常会发生。但在美苏两国都发射侦察卫星之后，大部分粗略的军事情报变得一览无余了。苏联有没有在东德前线集结重兵，准备向西德进攻，美国总统第一时间就会知道。同样，苏联领导人也可以随时关注，美国海军的航母都部署在哪些港口，核潜艇有没有突然消失。这种情报上的透明是双向的。美苏两国甚至形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击落对方的卫星，会容忍一定程度的窥探。加迪斯在这里，专门写了个金句：“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

除了核威慑和侦察卫星催生的规则外，加迪斯还提到了另外一条美苏双方都尊重的行事规则，那就是绝不谋求破坏彼此的政治领导力。要知道，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一共换了9位总统，苏联也经历了7位最高领导人。但美国从来没有像干涉古巴和南越那样，密谋推翻甚至暗杀苏联领导人，苏联也没有卷入过美国的国内政治危机。相反，当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流露出了遗憾。加迪斯认为，这项规则可以用博弈论来解释：美苏之间的竞争，属于合作博弈，双方有一些隐藏的共识。比如，两国都希望避免核大战，也都希望维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权。而承认对方领导人的合法性，同样是共识的一部分。否认这一点，等于宣告对方不是合格的博弈主体，那整个博弈就无法稳定地进行下去了。尊重这些共识，相当于司机尊重交通法规。没有了法规，路况彻底失控，所有车辆都会成为受害者。从这个角度说，美苏两国承认对方的政治领导，也是在降低自己面对的风险。

好了，关于加迪斯这本《长和平》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作为一本撰写于1987年的学术书籍，加迪斯的这本《长和平》，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缺憾。比如，作者对“冷战”出人意料的结局，就没有做出分析。加迪斯自己也承认，他在写作这本书时，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美方，对苏联政策的解读多少有些单薄。但《长和平》对“冷战”两极体系和美苏互动进行的颠覆式解读，还是相当精彩。它告诉我们：国际政治不是简单的勾心斗角、你死我活，所有主体都受到特定规则的约束，也会被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所影响。美苏两国在博弈中建立的共识，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共识虽然不能阻止安全危机和局部冲突继续出现，却避免了核大战爆发，使整个人类都成为受益者。加迪斯在书里总结的一些知识点，比如核威慑、危机管控和情报获取，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可以说，《长和平》是一部借“冷战”史来展现国际政治丰富性的绝佳教科书。

当然，21世纪的世界，和“冷战”时代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极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远比当初的美苏来得密切。仅凭军事实力和人为划定的势力范围，就想撼动整个世界，这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长和平》的价值，还不只是解读国际政治，它揭示的一些规律，也可以用到商业活动中。比如，美苏两国通过维护国际体系和博弈共识，避免了毁灭性的核大战，这相当于企业联手规避恶性竞争。国家领导人通过获取和释放情报，来进行理性的得失比计算，和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也很类似。说到底，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商业经营，都需要在整体目标和现实的资源之间反复调整，找到最终平衡点。这个过程，就是加迪斯所说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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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国际政治不是简单的勾心斗角、你死我活，所有主体都受到特定规则的约束，也会被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所影响。

2. 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商业经营，都需要在整体目标和现实的资源之间反复调整，找到最终平衡点。这个过程，就是加迪斯所说的“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