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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社交媒体棱镜》 王朝解读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 王朝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在讲今天这本书之前,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回忆一下,最近一次在上网的时候被气到,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在网络上跟人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是什么时候?再加一个问题,最近一次在网上和别人吵架是什么时候?都是为什么?

这里我说的讨论,不是单方面发一条朋友圈表达看法,而是那种有来有回、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有些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已经习惯在网上默默“潜水”观察很久,很少在网上公开、理性地讨论一件事,特别是最近可能争议很大的事情。还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一样,还是坚持“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认真进行网络讨论。当然,除了这样的理性派,我们也听说过有很多网络暴力的事件,甚至自己就在网上见过不少“喷子”,一言不合就开“怼”,让人一看就上头。

无论是以上哪一种情况,相信你都会同意这样一个意见,就是现在很多网络平台的氛围实在称不上友好,有太多戾气,太多极端化的表达。用术语来讲,这就叫“网络群体极化”。这里不是要否定我们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而是要说,似乎网络“喷子”比线下的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喷子,要多很多。

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信息茧房”,或者“回音室”“同温层泡泡”之类的说法,就是说平台算法投人所好,专门推送那些我们喜欢看到的东西,结果我们原本的观念就不断强化、放大,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只有自己才站在正义、真理的那一边,造成了所谓的“部落化”,谁都不理解谁。慢慢地,本来一个人好好地刷着手机,刷着刷着,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喷子”。所以,还是本着“兼听则明”的思路,我们应该打破这些泡泡,让大家都多听多看不同意见。

好,这就回到今天我们要讲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这本书了。这是一本来自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贝尔的著作,他就说,不对,把人从信息茧房里拽出去,根本解决不了喷子问题。他凭什么这么说?贝尔是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专门研究美国网上的“网络政治极化”现象,通俗地说,就是研究美国网络喷子。这本书就集合了他近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结论很反直觉,有些可能符合你的想象,但无论如何,他手里都是实打实有证据的。贝尔不光是做理论研究,他还创立了一个实验室,组成了一个包括社会科学家、统计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在内的团队,利用网络大数据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进行了很多实验,验证都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网络极化。他还对不同类型的网民进行了长期跟踪,其中当然也包括骂人最狠的一批网络喷子。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设计了一个App,来验证自己是不是能减少“喷子”。

贝尔通过实验发现,很多人接触到对立观点以后,并没有反思自己,或者是理解对方,而是更加强化先前的信念,反而更加极端。换句话说,并不是算法形成的回音室在把人变得极端,仅仅是提供不同观点的网络本身,特别是现在我们接受信息的主要网络平台,也就是社交媒体,就在造成极化。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接下来就展开讲讲。首先,我们要来说说贝尔打破回音室的实验,解释什么叫“社交媒体棱镜”。然后,我们再看看社交媒体棱镜怎么造成了极化,看看网上喷子的真实生活案例,了解背后的机制。最后,我们也了解一下为什么贝尔反对“退网保平安”,看看他提出的一些驾驭社交媒体棱镜的建议。

好,我们还是要讲一讲“回音室”,或者说“信息茧房”效应。这本书提到的“回音室”,其实是一个在网络出现之前就有的概念。当时有个美国社会学家研究了1936到1960年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行为,特别是重复接触单一的媒体来源怎么影响人们的投票选择,用“回音室”来描述排除多元信息后,原有观念不断自我强化的现象。到了电视和网络更加普及的年代,这个现象更加突出了。早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的2001年,美国著名法律学者、传播学者桑斯坦在他的《网络共和国》中进一步提出了“信息茧房”概念,警告只偏袒一方的网络平台会让人更容易避开反对意见。到了社交网络时代,“回音室”的危险更是有增无减,在社交媒体的推送算法中形成了不同的“泡泡”,似乎回音室的墙壁越来越厚、回声越来越响。

不过,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贝尔发现了问题并不是回音室。这并不是说回音室不存在,而是说,和我们的直觉不一样,离开回音室,网民还是一样会被极化。在美国,网络极化问题表现最突出的领域,就是政治领域,所以贝尔设计了一个聚焦于政治极化的实验。

在2017年,贝尔的实验室找了1220名美国推特用户,门槛定得很低,要求每周至少使用三次,但重点是他们都自认为属于美国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当然,这些参与实验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参与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是拿了一个团队提供的11美元,让他们关注一个账号,这个账号每小时会发一条信息,他们要至少连续关注一个月。看起来,这好像就是“买粉”,而且还有点过于昂贵。

这是因为,社会科学里有个效应,叫“霍桑效应”。这个效应的意思是说,被研究者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研究的时候,会改变自己真正的行为模式,表演给研究人员看,扭曲真实结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实验室精心设计了一系列保险措施,把这个研究真正的内容给藏了起来。

这些用户不知道的是,要关注的那个账号是贝尔团队设计的转发机器人,专门转发对立阵营的意见,给用户“上眼药”,开开眼界,听听别人的声音。这些人在被招募的时候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方便实验室按照他们的政治立场进行打分,根据得分评估立场的倾向程度,再另外安排关注机器人,让他们不容易察觉两个项目有关联。一开始,这个账号看起来只是发一些可爱的动物照片或者风景图,但其实它还在坚持不懈地转发对立意见到这些被试人员的推送时间线上,打破回音室的墙壁,让他们不得不了解对立方的看法。

一个月后,他们又被要求做之前的同一套题,看看立场会不会变化。结果你已经知道了,两个阵营的意见没有相互中和,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分裂。两个阵营的用户都普遍更加偏向自己原本的立场,而且越是密切关注这个对立机器人的用户,自我强化的效果越明显。这个结果让贝尔团队也感到很惊讶,他们认真评估了是不是机器人转发的意见有太多极端发言,搞得被试人员出现了逆反心理,但是仔细排查以后,他们认为机器人的转发列表并没有过多的极端派。换句话说,暴露在反对意见中的用户会更坚定自己的立场,走出回音室反而让人们更加信任回音了。

为什么打破回音室没有起到预计的效果?贝尔团队进行了进一步的线下访谈和跟踪研究,总结出了“社交媒体棱镜”这个概念。

作为一个严谨的计算社会科学团队,贝尔没有用原先那一批被研究者进行线下跟踪,而是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他们又招了一批两党的支持者,两边各四十个,其中一半人被邀请关注那个对立机器人,六个月后再和另一半人进行对比,看看变化。

这回的研究形式主要是深度访谈,以便更精准地把握他们的心理变化。贝尔团队先问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缘由和习惯,然后再循序渐进地问一些确定政治立场的问题,比如种族歧视、气候变化、移民和经济问题等等,还有他们如何看待对立阵营的支持者。最后,研究者还专门询问了他们的线上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线下生活。

大的结果,和前一次实验一样,被试关注了对立机器人之后更加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而且,在这个更详细的研究中,他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是什么内容改变了被研究者的态度。贝尔团队发现,用户互动最多的并不是政策观点和讨论,也不是自己阵营内极端派的发言,而是对对方阵营的极端派的批评。有个参与者就表示感到了自己有捍卫自己阵营的责任,变得更积极地批评对方阵营,特别是看到同阵营支持者给自己的点赞和评论之后,感觉更好了。也就是说,那些批评并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看法,而是为了获得更多自己人的认同。

贝尔说,在回音室之外,“我们”和“他们”的对立更突出了,“走出回音室并没有为不同的思想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而是导致了有关身份认同的恶性竞争。”

贝尔提醒我们,网络极化的问题根源不在算法或者平台上,而是在我们自己。我们习惯用“信息茧房”“算法操控”来把人们都形容成无力的受害人,实际上人们自己在使用网络的时候,特别是使用社交网络的时候,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强的。

贝尔提到了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戈夫曼的“拟剧论”。简而言之,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一直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在前台表演给所有人看的社会角色。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都要扮演角色,这个角色的行为和特质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他人对这个角色的看法和期待,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性,所以人们会根据他人的评价,不停地调整自己的角色扮演。而另一张面孔,就是我们脱下面具后,在后台的另一个状态。相比真正的舞台,社会中的前台和后台的界限并不清晰,人就是在不停的前后台转换中改变着对自己的呈现。特别是在网络上,这更加明显。比如,假如我现在能访问你短视频账号上的所有内容,包括自己发布的作品、点赞、关注等等,我能了解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那再换成微博账号、小红书账号等等,会不会是不同的人?甚至更进一步,如果访问你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分析所有数据、账号里的每一点内容,我能完整地理解你吗?贝尔就说,更重要的是,“你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这么问,为什么我们呈现的自己是这个版本,而不是另一个版本?

实际上,社交媒体就是我们用来调整自我呈现的一个工具。有一个神经科学团队就发现,人们在浏览Instagram的高赞内容时,大脑里被激活的神经区域和“奖赏处理、社会认知、模仿和注意力”有关。还有心理学家开展过对脸书用户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将自己和社交距离较远、地位更高的人进行比较,而且在使用社交媒体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频率会更高。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社交媒体是一面用来反照自己的镜子,就像我们通过照镜子来整理仪表一样,我们会用社交媒体来整理自己给别人的自我呈现。贝尔总结说,“我们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更深层原因是,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做一些太符合人性的事情:呈现不同的身份认同,观察其他人的反应,并更新我们的自我呈现,以让自己觉得有归属感。”

但问题就在于,和我们的潜意识认知不同,社交媒体这面镜子其实是棱镜,甚至有可能是“哈哈镜”,如果用它来调整自己的形象来获得更好的地位,我们就会扭曲自己,走向极端。这种扭曲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强化了极端意见,另一方面是压制了温和意见。

这里可以举一些贝尔研究中的案例。贝尔发现,网络喷子往往在线下的生活中缺乏地位,比如在他研究中言辞最激烈的怀特。怀特是一个极端狂热的共和党支持者,他在网上转发的图片和帖子都是在用很下流的方式攻击民主党和共和党温和派,甚至包括屎尿屁有关的下三路图像。但是,贝尔在现实的访谈当中,发现怀特看起来非常温文尔雅,甚至可以说是最礼貌的。他形容自己会在现实中避免跟民主党支持者交谈,这样才能避免冲突,然而他却会在网上激情辱骂。你可能会猜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霍桑效应”,他是想要表演一个斯文的人,而不是一个满嘴粗话的恶汉,但他被问到别人能不能通过他的网络账号了解他的为人的时候,他却非常爽快地回答“当然”。也就是说,怀特其实更加认同网上那个直接辱骂对手的自己,但是在现实中,他选择了不同的行为方式来隐藏内心的想法。

怀特回忆自己在线下和支持民主党的同事接触的经验,说这些人有时候会“上线”,用那些办公室不能接受的粗鲁、污秽的语言,也就是像他自己在网上的行为一样。也就是说,他其实非常清楚自己的语言在现实中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他的线上和线下行为这么分裂。在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更粗鲁时,怀特说:“因为他们很孤独,他们这么做是在寻求关注。他们在镇上得不到关注,他们去酒吧或酒馆也见不到什么人。所以他们开始上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沮丧,当人们回应时,他们会很高兴。”实际上,怀特说的这个孤独的人就是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怀特是一个单身的办公室白领经理,和自己85岁的母亲住在一起,网络对他来说,是一个释放自己、获得价值感的渠道。这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实际上也是自我剖析。

就像怀特说的,很多喷子虽然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喷子,但实际上他们很享受自己在网上的喷子行为。这些喷子甚至自己都会承认,在网上发表极端言论既可以帮助他们宣泄情绪,而且还能帮助他们应对社会孤立,让他们获得一种强大的地位感。比如有个老喷子埃德,六十岁的失业人士,他现在住在一个内陆地区的小镇里,远离他出生和长大的城市。他在八十年代还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但几年前他的妻子得了重病,花光了所有积蓄也没能救回妻子,公司也把他这个大龄员工辞退了,现在只能靠食品救济券维持生存。他认为,奥巴马是他一切困难的始作俑者,特别是最后为妻子所花的高昂医疗费用,而特朗普是他的救星,他甚至每周都会给特朗普写亲笔信,希望特朗普可以改善他所居住的小镇。他向研究者反复强调自己有几千粉丝,里面还有保守派名人大V。但实际上,研究人员发现他其实只有两百多粉丝,那些所谓的名人账号都是高仿的虚假账号。毫无疑问,这些喷子知道自己能通过喷别人来获得地位,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微名人”,享受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的关注和认可。

让贝尔意想不到的是,他筛选出来的一些研究对象甚至还形成了新的小团体,这些人经常在机器人转发的新闻下面激情开喷,久而久之,就成了这批不知道彼此存在的粉丝群体里的“名人”,他们开始相互关注彼此,转发和点赞对方的帖子,给自己人“做数据”,言论也开始越来越大胆和极端。贝尔进一步研究发现,很多喷子就是因为更极端的发言能够获得更多点赞和关注,于是他们就不断加强自己的极端意见,用那些自己生活中不敢用,甚至是不想用的词汇,来搏出位、抢关注。这些极端派大多都对关注非常敏感,有些人甚至专门去找第三方插件,来识别有谁取消关注了自己,以便攻击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极端言论的意义不是说服他人,而是源于捍卫自己阵营的使命感和自我价值感。

一方面,社交媒体棱镜正常化了阵营内部的极端意见,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和同一阵营的人进行互动,反而还真形成了回音室。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棱镜夸大了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让人们觉得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跟自己一点也不像。我也有类似的观察,就是网上互怼的双方,往往是两边意见最极端的人在互相攻击。这两种扭曲,就是社交媒体棱镜的恶性循环。

于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温和意见越来越少了。有些人是因为被喷过或者害怕被喷;有些人是认为整个社交媒体都没有基本的文明礼貌,不想参与网络骂街,认为这种吵架毫无意义。但总而言之,既然网上如此乌烟瘴气,当然容易觉得只能退网保平安了,所以温和派在网上越来越稀缺,大家都选择默默围观。

事已至此,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贝尔的态度在悲观中夹杂了一些乐观,他很明确地说,我们在短期内无法摆脱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所以不可能寄望于“退网保平安”,而是应该试着驾驭社交媒体棱镜。

贝尔在书中强调,社交媒体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开始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虽然他自己的很多研究都是关于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但他也不否认,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最方便、最主流的手段。根据2019年的数据,有55%的美国成年人经常或有时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而根据2023年的最新统计,美国八成人都选择电子设备作为最喜欢的信息来源。而在中国,新媒体的普及率更高,中国社科院在2019年有一项研究统计,77.25%的人从微信群获取新闻,39.02%的人则是从抖音,后面还有今日头条、微博等等,传统的报纸和电视占比已经低于7%。到今天,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比例,只会更高。我们需要做的是设法把这个新的工具控制住,而不是放弃使用。

根据自己的研究,贝尔提出了驾驭社交媒体的三种策略:认识棱镜、认识棱镜中的自我、打破棱镜。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三步要怎么走。

首先,我们已经讲到了社交媒体棱镜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最困难的一步了,但仅仅是认识到扭曲的存在,就能很大程度上帮我们遏制住上网遇到喷子时内心升腾起的无名火。贝尔提醒我们,其实网络极化的程度也被社交媒体棱镜扭曲了。实际上只是极化的意见有更大的声量和曝光度,并不是极化成为真正的主流。我们刚刚说过,社交媒体让人们高估了对立阵营的一致性,把对方当成了铁板一块,而且还都是一些不可理喻的喷子。贝尔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不管是哪个平台,美国极端派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发布或和他人互动讨论政治问题的可能性都远超温和的普通人,达到了两到三倍。书里还提到了2015年的一项政治学研究,研究团队找了1000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回答问题,测量他们对对方阵营的刻板印象。比如,他们要求共和党人估计有多少民主党人是黑人、无神论者、性少数群体等等,他们也要求民主党人估计共和党里有多少福音派基督徒、美国南方人、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等等。结果,两边可谓都是大错特错。受访者对每个类别的比例都大大高估了,平均高估了342%。更有趣的是,研究者还做了一个后续实验,他们告诉了其中一半的人对方阵营人群的真实比例之后,再测量他们对对立政党的态度,他们的回答都变得更正面了。

贝尔建议,下次你被喷子言论震惊时,你可以花点时间仔细想一下这个人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再来调整自己的回应方式。喷子就不是这么做的,他们是通过挑起对方阵营的攻击,来获取在自己阵营内的声望和地位。

然后,我们要学会透过棱镜看自己。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呈现的自我往往是有些差距的。贝尔强烈建议你考虑一个问题,通过棱镜投射的你是否与你希望他人看到的你一样?贝尔说,如果不一样,也不用难过。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但我们常常是错的。

如果我们真产生了和别人在网上激烈争论的冲动,贝尔建议考虑一下这几个问题:在我投入战斗之前,问问自己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我愿意为之献身的议题吗?或者我只是想巧妙地击败对手来获得关注和点赞?如果是后者,那可能要注意那些点赞和转发的人都是谁?是那些我们重视他们意见的人,还是那些只是在追求关注的极端派?最后,我们也得想想自己的行为对对方阵营的影响。在骂战的最后,我们是真的击败了对手,还是只是强化了对方自己阵营的偏见?

而那些更倾向于回避冲突和好好讲道理的人,需要做一个很困难,但是很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坚持表达,让自己的意见被听到,让别人意识到,还是有愿意好好讨论话题的人在上网的,不让公众对话被情绪所劫持。

最后,就是要打破棱镜。虽然前面说过走出回音室不会改善网络极化,但这并不是我们要一刀切地反对“兼听则明”。有趣的是,有研究发现,人们不但会高估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还会高估自己对对立阵营的愤怒程度,同时也会低估自己对不同意见的认同度。贝尔建议我们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去了解对立方的意见,避免自己走极端。贝尔推荐我们不要为了寻找差异而直接找和自己差异最大的意见领袖,而是要尽量回避那些最极端的声音,从我们能接受的问题开始。

我们也可以花点时间研究对方关心什么,如何谈论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学会使用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语言,来和对方讨论。比如,他提到了一个美国社会学家的实验,他们向保守派强调同性伴侣都是自豪而爱国的美国人,提高了保守派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而他们向自由派强调美国军队能够提高穷人和弱势群体地位,自由派就会更支持提高军费。很多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意见分歧,差距只是语言表达的词汇差异。

说到底,驾驭棱镜最核心的一点,其实就是暂时放下自己的身份认同,控制自己从社交媒体中获得认同的冲动,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优先地位。这里要特别强调,讨论时应该多谈问题,而不是谈立场或者人物。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句话,人性对归属感的追求,扭曲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人们试图在社交媒体上寻求地位和认可,导致了恶性循环,造成了喷子看起来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

贝尔不仅满足于提出解释,还有向用户们提出自下而上改变社交媒体氛围的行动建议。他还呼吁自上而下的改革,创建不助长极端化的新型社交媒体,他甚至真的设计了一个社交App,来推动更加理性的讨论。在这个新App里没有粉丝数、名人认证、点赞量等等会带来地位感的东西,用户一直保持匿名,平台会给用户分配一些热门争议话题,然后两两匹配,一对一地讨论问题。最后的结果发现,用户的政治极化水平不但真的下降了,而且他们讨论的内容也都非常深入,有些人概述出了完整的改善政策框架,有些人分享了自己家庭的枪支暴力受害经历,还有人留下了联系方式,期待和对方的进一步线下交流。

当然,这个App可能永远都没法像微博、贴吧一样那么火,更不太能做到商业化,但至少贝尔确确实实正在试图拿出解决方案。他不仅仅是提出一个巧妙的实验,验证一个精美的理论,而是在认识到社会问题之后,还努力推动改变。即便他的方案可能过于理想化了,但我们应该承认,改变总得有个起点。

还记得开头,我们一起回忆的部分吗?其实这些问题是想说,现在我们其实能毫不费劲地走出回音室,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减少喷子、减少网上的戾气,首先需要承认,所有人的人性中都有弱点,都渴望关注,我们的沉默和愤怒都是问题的一部分。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慢慢地改变自己使用社交网络的习惯,真正做到驾驭社交媒体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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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社交媒体这面镜子其实是棱镜,甚至有可能是“哈哈镜”,如果用它来调整自己的形象来获得更好的地位,我们就会扭曲自己,走向极端。

2.对“喷子”来说,极端言论的意义不是说服他人,而是源于捍卫自己阵营的使命感和自我价值感。

3.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减少喷子、减少网上的戾气,首先需要承认,所有人的人性中都有弱点,都渴望关注,我们的沉默和愤怒都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