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 徐玲解读

《大转型》| 徐玲解读

关于作者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20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和经济史学家。他是匈牙利裔犹太人，后取得英国国籍，二战时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首次出版于1944年。也有中译本把书名翻译为“巨变”。有学者认为：“除了《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什么经济史著作比《大转型》更具影响。”

核心内容

重要概念之一：“嵌入”。一直到19世纪之前，经济都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经济运行要服从于政治、宗教和社会目的。但在19世纪，市场突然从人类社会中“脱嵌”出来，从从属地位变为支配地位，这是人类历史的“大转型”。

重要概念之二：“双重运动”。一个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意味着，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等生产要素，都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自身。这必然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冲击，也必然会引起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种反复出现的“双重运动”，就是近代以来的真实历史轨迹。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大转型》，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是一本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首次出版于1944年。也有中译本把书名翻译为“巨变”。

这里的“大转型”或者“巨变”，是指人类社会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市场的兴起。作者认为，自由市场的兴起，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所有剧烈动荡，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中间的大萧条，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件事。至于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其中的道理在哪儿，后面我们再详细聊。

这本书的作者叫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名字你可能不熟，没关系；波兰尼在世时，在西方学术界也确实没有什么名气，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仅仅是个兼职讲师。不过，波兰尼在1964年去世之后，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如今他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之一。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转，是因为他这本《大转型》受到了越来越多大牌学者的重视，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比如，经济史学大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就认为，波兰尼对19世纪市场体系理解得不对，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批判波兰尼。但是，也有大牌学者力挺波兰尼，比如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斯蒂格利茨。《大转型》英文版在2001年再版时，斯蒂格利茨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说波兰尼极富学术远见，他这本书简直就是在针对21世纪的当下问题在发言。

你看，一本书，能在出版几十年之后，让两位诺奖得主针锋相对，这本书的重要性没的说。有学者甚至认为：“除了《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什么经济史著作比《大转型》更具影响。”

不过，我第一次知道波兰尼这个人，既不是因为诺斯，也不是因为斯蒂格利茨，而是通过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我在读德鲁克的成名作《公司的概念》时，发现他在书里反复提到波兰尼和《大转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好奇，是什么人、什么书能让德鲁克频频点赞呢？后来再读德鲁克的回忆录《旁观者》，发现其中有一章，题目就叫“波兰尼这一家”。我才知道，原来德鲁克和波兰尼是忘年交，德鲁克比波兰尼小23岁，几乎是差了一辈，但两人学术趣味相投，惺惺相惜，是一生的好朋友。

顺便说一句，卡尔·波兰尼有个亲弟弟，叫迈克尔·波兰尼，也很厉害，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我们现在把人类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这就是迈克尔·波兰尼首先提出来的。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背景，下面，我就给你详细讲讲，波兰尼在书里提出的几个最重要、也最具颠覆性的命题。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人是“经济人”，人天生倾向于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这个假设特别重要，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学一切理论的起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是人类独有的天性。没有人见过一只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另一只狗说，我们来交换骨头吧。但是，即使是原始人，也天然拥有等价交换的倾向。《国富论》里描写的原始社会，是下面这样运作的：

一个狩猎部落，本来所有男人都一起出去打猎。但慢慢地，有个猎人发现，他特别擅长制造弓箭。如果自己只制造弓箭，并且拿弓箭去和其他猎人交换猎物，这会比自己亲自去打猎的收获更多。所以，这名猎人就变成了专门制造弓箭的工匠。不过，那会儿还没有货币，他和小伙伴们只能直接进行物物交换，比如，一把弓箭换2只山羊，或者10只兔子。很显然，物物交换非常不方便，于是大家开始试着用贝壳之类的东西，来充当交易媒介，于是就有了货币。

这个故事，我们现代人听起来特别自然，也很符合我们的预期，是个好故事。它只有一个缺陷，就是和人类学的研究结果对不上。波兰尼指出，根据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原始社会中根本就没有物物交换这回事！

那么，原始社会的经济是怎么运转的呢？波兰尼以太平洋上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为例。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等价交换这回事，而是受另外一些经济原则的支配。

首先是互惠原则。这个部落是母系社会，男人们负责供养自己的母亲、姊妹以及姊妹的孩子，他们需要把自己最好的收成奉献给这个家庭。在家庭之外，每个村庄之间，也有互惠行为。比如，每个海边的渔村都和某个内陆村结成对子，双方互赠鱼和面包果。岛上的土著还会定期远航，与附近岛上的邻居们互相赠送贵重的礼物，比如手镯和项链。

听到这儿，我知道你肯定在心里嘀咕：这不就是打着赠予旗帜的物物交换吗？还真不是。其中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双方不存在讨价还价，也不涉及任何利润的计算。这种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大院儿里，邻里之间，今天你去隔壁老王家要几个鸡蛋，明天对门张奶奶来找你拿点酱油醋。这种交往遵循的是互惠原则，而不是等价交换。

除了互惠原则，还有一条重要原则是再分配。在美拉尼西亚群岛，岛上物产的相当一部分，要统一交给部落首领储藏起来。遇到重要节日或者有其他岛上的居民过来，这些存储物资就要被拿出来，用于宴会招待或者回赠礼物。

除了这个群岛的例子，在一些原始的狩猎部落中，猎物也是统一交给部落首领，由首领来重新分配。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故事，原始部落中确实可能存在专门制作弓箭的匠人，但他获取食物的方式，并不是和其他猎人进行物物交换，而是他为整个部落制作弓箭，部落给他提供食物。

事实上，再分配原则不但在原始社会非常重要，它也是各大文明古国建立的基础。在古代埃及，农民、猎人、酿酒师、陶工、织布工等各类人，把他们的产品作为实物税，详细登记，然后上缴到法老的巨大仓库。接着，这些东西被法老大规模地重新分配，以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

你看，社会的精细化分工，是从国家的再分配机制中产生的，而与等价交换没什么关系。甚至，货币也是从再分配机制中产生的，它最初是用来代表税收和债务，而并不是为了交换。

除了互惠原则和再分配原则，还有第三个原则，叫做家计，家庭的家，计划的计。家计原则之所以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它在时间上要晚于互惠和再分配，只有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农耕文明才有可能出现。英语中“经济”这个词economy，就是来源于希腊语的“家计”（oeconomia）。

你可以把家计理解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主要为了自家生活所需而生产。当然，家计原则并不排除偶尔将自家用不完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生产。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为赚取利润而生产，是违反人类本性的。

波兰尼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表明，一直到19世纪之前，经济的主导运行模式，都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个体之间的交易和地方性的集市，虽然一直都有，也随处可见，但是，这只是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人们并不依赖于市场来获得生活所需，人们也并不是为了交换和赚取利润而生产。

换句话说，波兰尼的意思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人生来就是“经济人”，传统经济学的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相反，人的经济目的是从属于他的社会目的的。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动机，首先是为了维护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而并不是占有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这也很好理解，从个体生存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社会中，人在共同体中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社会网络，显然比占有物质资源更重要。

说到这儿，就必须提到波兰尼的一个重要概念，叫做“嵌入”。波兰尼认为，一直到19世纪之前，经济都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经济运行要服从于政治、宗教和社会目的。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的经济，是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和运作的，市场在人类社会中仅仅扮演一个次要角色。一直到19世纪，市场才从人类社会中“脱嵌”出来，从一个从属性的角色，一跃上升到支配整个人类生活的地位。书名“大转型”，就是说的这个转变。

这里我必须给你敲一下黑板：波兰尼指出的这个事实，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好的？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市场是“自生自发”、自然演化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秩序”，所以是好的；而国家、社会对自由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人为的设计和强制”，因此是必败的乌托邦。

波兰尼说，错了错了，真实的人类历史，刚好是反过来的。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发地出现过，它完全是19世纪西欧各国政府强制推行的结果；与此同时，对自由市场的种种干预和限制，才恰恰是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自发出现的。这个结论很具颠覆性，必须展开来讲。

我们从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说起。圈地运动，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都学过，是指15世纪之后，英国的毛纺织业迅速发展，出现了对羊毛的大量需求，羊毛价格不断上涨。于是，英国的贵族地主们大量圈占公有土地，将其私有化，用来养羊。从纯粹的经济意义上说，圈地运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把土地要素投入到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大大推动了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为之后棉纺织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而工业革命正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

但是，圈地运动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破坏和冲击，是非常剧烈的。大量淳朴农民被从公有土地上赶走，流离失所，变成乞丐和小偷；乡村的社会组织被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到处是破败和荒芜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自发的保护运动，比如1549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史称“凯特叛乱”，后来被镇压，几千名农民被杀死。

吊诡的是，在整个圈地运动过程中，代表先进力量的英国议会，是站在圈地者一边的；而代表腐朽力量的王权和教会，则尽可能地通过反圈地法，来对失地农民提供保护。比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王，都先后颁布过反圈地法。最终，王权输给了议会，反圈地法被议会废除，反对圈地的大臣和主教被议会处死，英国圈地运动在18世纪达到高潮。这是英国纺织工业的胜利，却是失地农民的悲歌。

回顾圈地运动的过程，你会发现，这就是英国的土地大规模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显然，它并不是在一个漫长历史中的自然演化，而是历史的突然转折，靠的是强权暴力和英国议会的强制执法。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在当时的进步人士看来，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国王的反圈地法，都代表了历史的反动，阻碍了经济进步的步伐。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想要建立一个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现在，土地问题解决了，但劳动力还没有解决，当时的劳动力并不是自由交易的生产要素。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几部法律。英国《济贫法》规定，各个教区要对没有工作的赤贫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济，让他们能够免于饥饿。但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哪个教区的济贫工作做得好，全国的穷人就会蜂拥而至，导致这个教区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又颁布了《安居法》，严格限制人员流动，规定人们只能待在自己的教区内。

在当时那些急于让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进步人士看来，这两部法显然是恶法。《安居法》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不成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而《济贫法》让穷人免于饥饿，这样一来，他们出卖劳动力的动力就不足。

当时的一个观察家，丹尼尔·笛福，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是这样论证的：救济穷人，就会让他们不工作；他们不工作，就会阻碍生产；生产被阻碍，就会产生饥荒。所以，救济穷人的结果是制造出更多的穷人。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观点。

在大量像笛福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济贫法》和《安居法》被相继取消，大批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劳动力，被成功地抛入了自由市场。这个过程，当然也不是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

就这样，在成功地把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之后，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工业革命也进入了高潮。按照这些经济进步人士的推断，虽然取消社会救济后穷人很悲惨，但一旦自由市场体系开始运作，经济欣欣向荣，穷人会自然而然变少。然而，奇怪的是，历史却不支持这样的假设。

事实上，工业革命一直存在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就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贸易量不断增长，就业机会增多，英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涨，然而，社会底层的赤贫者却越来越多。穷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这个社会现象，像《雾都孤儿》《悲惨世界》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穷人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当时讨论这个话题的小册子汗牛充栋，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英国人口过剩，有的说是农业工资太高导致粮食太贵，有的认为是穷人自身的堕落，等等。这些当然是胡扯。

波兰尼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制造了穷人。说得更具体点儿，是早期贸易的剧烈波动，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周期性失业。这些工人原本是农民，后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但是，干着干着，突然就由于市场波动而失业了。这些失业工人没有任何的社会安全网络，也无法再回到故乡务农。当时有个观察家评论说，“纺织工人一无所长”，“今天完全就业的工人，明天就可能沦落到街头讨面包。”

在波兰尼看来，在圈地运动、济贫法取消、工业革命这三重力量之下，英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地震：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量定居的农业人口变成了走投无路的流民。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还不是经济上的剥削，而是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的解体。这些劳动者，被从他们依赖的乡村社会网络中连根拔起，抛入了“文化真空”，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在西方向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也一再发生。在非洲，殖民者把自由市场制度强加在黑人土著部落当中，结果造成了土著社会的全面崩溃，在文化上和道德上都出现了全面退化。在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当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废除，引入自由市场体系之后，印度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成百万人死去。因为印度的村庄共同体被消灭，古老的乡村互助组织被市场取代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保护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包括宪章运动、卢德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波兰尼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些运动的名目不一、理念不同、领导人也不一样，体现出了充分的社会自发性；但是，这些运动的目的却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阻挠自由市场的运作，保护劳动力免受自由市场的冲击。

这再一次印证了波兰尼的推断：自由市场是强制推行的结果，而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是社会自发出现的。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把土地和劳动力成功商品化之后，还需要处理最后一个生产要素，就是货币。前面说过，货币并不是为交易而发明，更不是为自由市场而设计的。一直以来，政府都享有铸币权，货币发多发少、成色怎么样，都是政府规定。这样一来，货币这个生产要素当然就不是由自由市场来调节的。

怎么才能把货币纳入到自由市场体系中来呢？就在19世纪，一个最大的自由市场乌托邦出现了，就是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金本位体系，以此来打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市场。

金本位，就是以黄金为本位来发行货币。一国有多少黄金，就发行多少货币，这样一来，各国政府等于被剥夺了货币发行权，一国的货币是增加还是减少，完全由自由贸易中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来决定。

理论上，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贸易逆差，它的黄金就会大量流出，国内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物价与工资下跌、失业增加、低效率的企业率先破产。这样一来，一国的进口需求就会下降，而出口变得有竞争力，从而扭转贸易逆差。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也不需要任何货币政策，只需要交给国际自由市场体系，各国贸易就能自动保持平衡。

这个理论，从逻辑上说完全没有问题，它只是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社会，承受得起这样周期性的经济震荡。不光是大量失业的劳动者会承受巨大代价，而且，就连工商企业本身都无法承受这样的经济波动。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就在金本位体系开始运作的同时，社会的自发保护机制开始启动。

西方各国先是建立起了保护性的关税，以阻止黄金的大量流出；接着，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越演越烈，因为宗主国可以垄断殖民地的市场和原材料，为自己在国际自由市场中增加一道保护屏障。最终，殖民主义演变成了帝国主义，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各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继续回归金本位，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体系。结果，引发了更大的经济动荡，也就是1929~1933年大萧条。大萧条的巨大冲击，让各国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应激反应：美国启动了罗斯福新政，苏联开始了五年计划，而德国，则出现了纳粹主义。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力量，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对灾难性的自由市场体系的干预和限制。当然同时，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冷战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儿，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就讲完了。关于这本书，你只需要记住两个最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嵌入”。19世纪之前，经济一直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经济运行要服从于社会目的。但是19世纪，市场突然从人类社会中“脱嵌”出来，从从属地位变为支配地位，这是人类历史的“大转型”。

第二个概念是“双重运动”。一个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意味着，土地、劳动力、货币等生产要素，都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自身。然而，这些生产要素在自由市场出现之前，早已存在，它们并不是为了市场交换而设计的。如果非要让这些要素去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必然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引起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种反复出现的“双重运动”，就是近代以来的真实历史轨迹。

在这本书出版半个世纪之后，波兰尼所预言的“双重运动”又增加了新的案例：“华盛顿共识”把自由市场体系引入拉美地区后，造成了同样的混乱和失序，以及作为社会保护运动而出现的民粹主义。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是人类社会不可承受之重。他最终得出结论：“自发调节的市场观念，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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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转述：徐玲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 自由市场是强制推行的结果，而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是社会自发出现的。

2. 19世纪，市场突然从人类社会中“脱嵌”出来，从从属地位变为支配地位，这是人类历史的“大转型”。

3. 强制推行自由市场制度，必然会引起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就是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双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