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焦虑》 盛珂解读

《美的焦虑》| 盛珂解读

关于作者

艾朗诺，美国著名宋代文学研究专家，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主任。曾在台湾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对汉语的细腻非常敏感，在美国汉学界享有很高声望。

关于本书

在这本思想史中，艾朗诺描绘了北宋时期士大夫中间出现的新的艺术活动：赏花、写词、写作诗话等等，并且从中发现了创作者心中面对传统时的不安和焦虑。这是创新和传统之间的冲突。

核心内容

中国文化发展至北宋，达到了顶峰，士大夫文化开始接纳新兴起的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开始了赏花、游园、写词等新的活动。这是审美趣味的变化，也是士大夫艺术活动开拓。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引领风潮的人物心中，难免有些踌躇和焦虑，他们是如何为自己辩解，说服自己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书叫《美的焦虑》，它的副标题是“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从书名就可以听出来，这本书讲的是宋代的美学。

大学者陈寅恪曾经说过，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说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想想那些拍出天价的宋代瓷器，那些被当作镇馆之宝的名画，就会觉得这个说法不算夸张。汝窑拍出上亿的价格，都已经算不上大新闻了；而故宫每次拿出一件国宝级的宋画，像《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会成为当年最火爆的大展。在诗词、文章等各个方面，宋代也都是群星璀璨，有苏轼、欧阳修这些大文豪，更何况还有一个“诸事皆能，唯独不会当皇帝”的宋徽宗，艺术造诣可以说是超凡入圣。你看，说宋代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是不是一点都不为过。

为什么宋代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呢？这本《美的焦虑》认为，这是文人士大夫的功劳，他们开拓了很多新的艺术门类，让宋代的审美大大丰富了，创造了这个审美上的辉煌时代。但是，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文人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说到这本书有趣的洞察了，简单来说就是书名里的两个字——焦虑。如果用一句话表达就是：焦虑是文人创造宋代辉煌文化的内在动力。

这是什么意思？作者发现，北宋文人在写道牡丹、石头还有词这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会让人感觉很焦虑。那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不入流的俗物，但是他们没办法对这些全新的美视而不见。在宋代的商业背景下，市民社会空前活跃，这些所谓的俗物老百姓特别喜欢，它们像雨后的春笋一样萌发出来。这就让文人感到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敢推翻既有的审美规范，因为这套规范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毁了三观；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能坦然地欣赏这些新的文艺形式。所以问题的症结是，怎么让欣赏这些俗物变得名正言顺。解决方案也就明摆着了，他们得想办法给这些“俗物”正名。

这本书的作者是研究宋代文学艺术的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的主任艾朗诺。他是著名小说家白先勇的弟子，在美国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美的焦虑》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每天听本书还解读过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才女之累》，讲的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这两本书中，艾朗诺都发挥了他的专长，就是从古人的诗文中发掘潜藏的文化现象和规律。本期的解读中，我们就跟着艾朗诺一起观察，看看北宋文人是怎么给俗文化正名，怎么一步步扩大审美版图的。我们会选三个典型的文艺新物种来讲，分别是牡丹、诗话和宋词。

第一部分我们就来说说牡丹的诱惑。说“诱惑”，是因为在宋代以前的文人看来，赏花很俗。宋代以前，几乎没有讲植物的美或者怎么种花的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赏花是一件多自然的事啊。唐代的时候，长安城里就有对牡丹的狂热。每年春天牡丹盛开的时候，老百姓成群结队地涌入寺庙和花园，去观赏牡丹盛开的美景。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把花和幼苗带回家精心培育，好在家里也分得一分春色。赏花季节会持续十天左右，这段时间几乎可以说是长安城的狂欢节。老百姓会支起帐篷保护牡丹，小商贩也会趁机贩卖精致的糕点。最热闹的时候，还会有舞台表演，人人都在这繁花景象中流连忘返，其乐融融。

然而，唐代文人好像并不欣赏这片美景。在他们的笔下，我们只能读出批评。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叫《买花》的诗就比较典型。他说，买牡丹的习惯已经“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就是每个人都糊里糊涂地沉浸在对于牡丹花的欣赏之中。这就造成了牡丹花价格飙升，竟然达到了“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就是一束花的价格能够顶的上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总额。白居易这么说是在批评当时的人盲目追求时尚，欣赏牡丹是很不理智的行为。

这倒不是白居易故作清高，他是内心真的不能接受老百姓的这种审美趣味。他所接受的教育，不管是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告诉他君子要远离单纯的感官愉悦，人不能被欲望控制，走入歧途。作为君子，应该欣赏梅兰竹菊这些能代表某种道德品格的植物。牡丹恰好是这种品位的反面。牡丹花朵硕大、颜色绚烂，尤其是大片的牡丹，感官刺激是很强烈的。你可以对比以一下日本人赏樱花的画面。如果说竹子象征着君子，那牡丹就是一个妖媚女子，代表着情色和诱惑。所以要赞美牡丹是有道德风险的。

但是，文人的批评并不能阻止牡丹的风靡。到了宋代，城市和商业都越来越繁荣，老百姓有钱有闲了才不会管文人迂腐的道理。人们赏花、游园，在勾栏瓦肆听曲、看戏。《清明上河图》里那么多的酒店、酒馆，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种潮流势不可挡，宋代的文人，已经很难像白居易那样独善其身了，他们也很想投身进去，与民同乐。

那么，他们怎么解决道德约束和审美需求之间的冲突呢？我们就来看看年轻的欧阳修写的一篇热情赞颂牡丹的文章《洛阳牡丹记》。在艾朗诺的这本书中，我们会发现欧阳修在北宋的艺术和审美创造领域中，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他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能开风气之先。所以他也是焦虑感最强，也最会给自己找借口的一个文人。

欧阳修曾经在洛阳做官，在那里度过了四个春天。他刚刚离开洛阳不久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洛阳牡丹记》，或许是出于对洛阳繁华盛景的怀念。《洛阳牡丹记》是最早记录花卉植物的文章，欧阳修在里面细细说了二十四种牡丹花品种，不厌其烦的记下它们的名字，描绘它们的特征。其中最有名的是一种名叫“千叶”的牡丹。这种牡丹因为它的雄蕊被转换成了花瓣，单独一朵花就可以有厚厚的几百片花瓣，令人叹为观止。欧阳修还说，他看到的牡丹花种类远远不止他记录的那些，至少超过九十种。在写下了对每个品种的详细解释之后，他还写了各地关于牡丹的习俗和种植栽培技术。以前的文人是不可能写这种东西的，他们很少关注具体技术层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都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

《洛阳牡丹记》里洋溢着欧阳修对牡丹的热情，也潜藏着他心底的焦虑。他不得不一开始就急着为牡丹辩白，给了一个符合儒家思想的理由。他说，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天地之气构成，一般的美是天地之气均衡分配的结果。有些东西得到的天地之气有偏差，这种偏差让这些东西，要么极美，要么极丑，牡丹就是其中极美的例子。虽然它很美，但是，因为得到的天地之气不够均衡，所以牡丹的美是一种病态。

在这儿，你应该听出来了，欧阳修这是在以退为进。他要夸牡丹，得先退一步，承认牡丹的美不像梅兰竹菊那样符合传统。然后他接着说，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病态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无害的。尽管牡丹不能像竹子那样成为榜样，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单纯地欣赏一下它的美啊。

欧阳修绕来绕去，就是因为他觉得没底气，他想夸夸牡丹，但是又不得不小心地拿捏分寸，让自己的观点显得合理。而且，他觉得“无害”这个理由说服力还不够，所以还给了第二个理由，就是大众都喜欢牡丹。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他在文章里还大写特写了一通赏花的风俗，绘声绘色地写了人们对牡丹花的狂热。结论就是，既然大众这么热爱这种美丽的植物，看看又没什么损害，文人为什么非要拒绝呢？

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当时的文人来说，可是很有颠覆性的，前面白居易不是还觉得大众对牡丹的狂热是非理性么。而欧阳修先是用“无害”两个字消解了对牡丹的警惕，接着又把大众喜爱当成了最核心的论据。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他对牡丹毫不吝惜的赞美。大众的狂欢，牡丹的美艳，居然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这就大大突破了文人的话语边界。

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焦虑催生动力。有了欧阳修挺身而出，后来人再说牡丹，还有其他给人感官愉悦的美好事物的时候，心理负担就小多了。宋代很快就出现了很多描写芍药、菊花、海棠、玫瑰、山茶等等植物的文章，也有人开始关注洛阳的那些有名的花园。所以，《洛阳牡丹记》不仅是给牡丹正名，更是在审美的领域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开拓了一大片天地。原本文人不敢碰的、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世俗欢乐，现在都能名正言顺的把玩了。宋代后来繁荣的文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种突破的趋势很快蔓延开来，从花卉到收藏，更延伸到了对文人来说更为重要的诗文。在宋代，两种非常重要的文体焕发了夺目的光彩，一个是诗话，一个是宋词。不过文人在发明诗话、接受宋词的过程中，其实也跟接受牡丹一样，经历过那种不得不自我辩解的焦虑。

我们就先说说诗话。诗话这个文体也是欧阳修发明的，但是他发明这个文体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没底气、特别焦虑。那个时候，欧阳修已经退出了官场，终于有闲工夫干些自己喜欢的事儿，于是他就编了一部写诗坛轶事和见闻的小集子《六一诗话》。“六一”是欧阳修晚年的雅号，指的是给他带来快乐的六件东西：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还有藏书、碑拓收藏，以及他自己这个归隐田园的老翁。“诗话”这个词则是他独创的。欧阳修自己肯定不会想到，这种体裁以后会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

这里我想先解释一下诗话到底是什么，这样你才能更理解欧阳修创造这种文体的时候，那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我们得先从另一个文体——笔记说起。这里说的“笔记”跟我们现在说的记笔记不是一个意思，它指的是文人随手记录下来的各种奇闻异事，最有名的笔记应该就是《世说新语》了。诗话其实就是笔记的一种，专门评论诗、记录诗事。它也跟笔记一样，篇幅短小、毫无逻辑。有点像我们现在写微博，想起来了就随便写上几句。

以前领导文坛的重要作家，像唐代的韩愈、白居易那些人都没写过笔记。而欧阳修就是这么一个敢于放下身段、突破常规的人。就算是文坛领袖，写笔记又怎么了。不过，我们也得明白，把写笔记当个正事儿来干，在那个时候可是比夸牡丹还要离经叛道的事。所以欧阳修年轻的时候敢夸牡丹，但是到了晚年，功成名就了才写起了诗话、笔记。这说明，他也认为想要在文体上有所突破其实更难。所以，你会发现他在写笔记的时候心理负担更大，焦虑感也更强。他写过一个笔记叫《归田录》，我们读这个笔记的序言，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欧阳修在检讨自己啊。他借一个充满正义感的朋友之口，批评自己写笔记这个事。这位想象中的朋友说：一个学习儒家传统，参与国家大事的士大夫，怎么能写作这样对于家国天下没有意义的作品呢。到了结尾，欧阳修才用自己的声音做了回应。不过他不但没有反驳，反而坦然接受了批评。

你应该也想到了吧，这也是欧阳修在以退为进，消解焦虑的一种方式。不过这回，他做得更隐晦一点。序言中的自我否定，跟笔记中轻松愉快的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你读完序言再读正文，就会觉得欧阳修是宁可被人质疑、遭人非议，也非要把这些有趣的生活细节记录下来。比如他不避粗俗地写到，很多士大夫都承认自己在如厕的时候读书或者写作。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读书常常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的出处。社会进步了，生活改变了，这些变化都在呼唤着新的文艺形式来盛装它们，但是传统道德又容不得这种于国家无用的新文体。那怎么办呢？只好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吧。

这是欧阳修的老顽童心态，却开启了中国文学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他让笔记这种轻松随意的文体，可以用来干文学批评这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很快引起了更深刻的观念变化。诗话的“话”意思其实就是闲聊，而正是闲聊，才能把严肃文章写不了的东西保留下来。那些诗人的小故事、那些被人遗忘的诗人，如果没有诗话，估计早就淹没在历史中了。诗话给文人提供了一个容纳这些边角料的新空间，能让他们更轻松地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感悟。这些东西虽然零散，但是灵感和洞见有时候就闪烁在这些地方。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一出，文人很快就争相效仿，到后世成了诗歌评论的主流。更重要的是，在诗话里文人几乎都不会提到《诗经》和《楚辞》。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好像没什么，然而对古代文人来说可是非同小可。因为《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写作的典范，也就是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文人刻意在新的地盘不沿用经典，就是因为他们要摆脱传统诗歌评论的束缚，希望能在强大的传统之外喘口气，给写作者更大的自由。这也意味着，宋代以后的诗人不再厚古薄今，经典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典范，他们更注重当代的创作，提倡诗人可以个人化的表达。正是因为诗话有这些特点，它出现之后才能很快得到大批文人的热爱。

宋代以后，诗话写作蔚然成风，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形式。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和袁枚的《随园诗话》等等。欧阳修又引领了一个新的风潮，因为宋代的文人其实都跟他一样，不想总是被牢固的文化传统拘束着，希望能更自由地创作和表达。

这股摆脱传统束缚的趋势进一步发展，进入到了文人的核心——诗歌。原本被排除在诗之外的词，不仅被纳入正统，更在宋代达到了高峰，成了最能代表宋代文学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文体。

不过这种趋势越发展，给文人带来的焦虑感也就越强。对于一个宋代的文人来说，诗本身要比诗歌评论的文体严肃多了。诗言志，跟文人的内心、品格都是直接挂钩的。而词呢？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词是诗的一种。但是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二者却截然不同。词虽然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相比于传统的诗，词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上不了台面的，它只是给声色场所中的歌妓演唱所填的歌词。

出身其实可以决定一部分性格，词就是这样，所以文人会觉得写词是一件挺羞耻的事儿。比如说，北宋的黄庭坚，就曾经因为写词被人批评。批评他的人是个和尚，和尚说，黄庭坚你有时间不如多写些诗，至于小词，最好别做了，因为“若以邪言当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为罪恶之由”。和尚这里是把词看作是邪恶的言语，认为词细致入微地描述情感，会激发起人心中的情欲，破坏礼乐教化。写个小词就有这么大罪，那可不是黄庭坚可以承担的了。记载中说，黄庭坚立刻承认和尚说的有理，而且真的不再写小词了。黄庭坚的词写得可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但从词本身来看，比如他最有名的那首《清平乐·春归何处》，只不过是把伤春写得格外动人，跟邪恶、情欲什么的完全不搭边。但是即便如此，黄庭坚还是退缩了。可见写词对当时的文人来说确实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负担。

不过，在宋代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勾栏瓦肆中唱着的词，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它的发展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抵挡不了小词的诱惑，自然就会有人像欧阳修一样，代表所有的文人出头。在词这个领域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奉旨填词”的柳永了。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以填词为主业的文人，他的词风靡天下，竟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程度。人们传说，柳永之所以能够写得一手好词，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子，整天流连酒楼歌肆，和歌女们混在一起。据说他去世之后，家中无钱，是歌妓凑钱将他安葬在襄阳城南门之外，并且每年清明都会祭奠他，名曰“吊柳七”。

然而，真实的柳永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亲当过大官，就是柳永本人也考取了进士，官做的虽然不大，但一生也是仕途平坦。所以，无论是先天出身，还是后天的个人经历，柳永其实都是相当体面的。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安分守己待在传统文人行列中的人，却甘心做一个异类，情愿在填词中挥霍尽自己一生的才华，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所以，我们听到的故事是另外一个版本。在故事里，柳永填词是因为不得已。柳永写过一首词，里面有一句“且把浮名，换作浅酌低唱”。这句话让皇帝很不高兴。皇帝心想，既然这样那你还当什么官啊，就对举荐柳永的人说“且去填词”，意思就是，让他填词去好了。故事里说，柳永从此郁郁不得志，整日流连在风月场中，彻底堕落下去。这就是奉旨填词的来历。

这个故事背后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作者一方面跟劝诫黄庭坚的和尚一样，说柳永填词是德行有亏，劝说正人君子还是最好不要涉足这个领域。另一方面，又给柳永填词，安排了两个强大到不容抗拒的理由，一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帝王之命不可违；另一个其实也不难看出来，柳永写给歌女唱的一个句子，居然也会传到皇帝耳朵里。正是因为柳永在写词这件事上实在是太有才华了，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这说明，词里面也可以出现像诗一样有魅力的作品。那词跟诗之间，何必还要那么泾渭分明呢？

所以说，柳永的故事就是文人在给词正名，是他们对写词进行自我合理化的方式。小词自有一种动人的魅力，让像柳永一样的文人，虽然明知道会遭受各种非议，仍然无法抗拒自己心中填词的热情，沉浸其中、不能自已。北宋以后，词的感染力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作者，坦然的加入词人的行列，开始把填词作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成就。直到苏轼说词也可以言志，也可以写诗所写的任何内容，词就彻底被文学正统接受了，成了诗的一部分。词所能表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阔，终于成为宋代文学创作最精彩的部分。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艾朗诺讨论的是文化传统这个宏大的命题，但是他的角度很巧妙。他选择了一个关键节点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个节点就是在史学领域经常提到的“唐宋变革”。“唐宋变革”就是说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很多研究者都写过书讨论这个问题，艾朗诺的独特之处是从审美观念的变化来看唐宋变革。这个老外对中文特别敏锐，他捕捉到了理解审美观念变化的关键词——就是我们今天反复说的焦虑。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本期的解读中，我们讲了文人怎么接纳牡丹、诗话和词，就是想把焦虑这件事说清楚。这种心态其实挺特殊的，我们可以跟西方做个对比。

在西方现代艺术里也存在着类似的规律。现代艺术从一开始就在挑战传统，不断地把各种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新的审美对象纳入到艺术里。比如说，街头涂鸦本来不是艺术，正是因为艺术家选择用涂鸦表达，如今涂鸦作品也能在艺术品拍卖中卖出不菲的价格。这跟我们今天讲的宋词成为诗是很相似的。但是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西方艺术家在搞涂鸦的时候，可一点都不焦虑。虽然社会和艺术界也会给他们压力，但是他们可都是高举着反叛的大旗，主动去选择颠覆，完全没有北宋士大夫这样的弯弯绕，想要玩点新花样还得找各种借口。说到这儿，你应该就更能体会到艾朗诺关于“焦虑”的这个发现多么重要，他发现的是中国古代审美中非常特殊的现象和规律。

撰稿：盛珂 脑图：摩西 转述：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