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裴鹏程解读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要知道，在传统文化里，无论东西方，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受到鄙视的。中国的俗话里说“士农工商”，“商”永远是排在最末位的；《圣经》里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下，企业家因坐拥财富受到尊敬、羡慕，当然也有嫉妒，他们有时被描绘成是一群天资过人、刻苦勤奋、迎难而上的人，有时又被描绘成是一群唯利是图、无情无义的人，甚至“企业家”被等同于“资本家”，成为“剥削者”的代名词。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认知企业家呢？今天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企业家的视角。
本书的作者张维迎是著名经济学家，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2006年至2010年曾担任北京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在是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一直以来以“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为研究重点。1984年，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写了两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一篇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篇是《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
这本《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集结了张维迎过往研究企业家的力作。在张维迎看来，只有改变了人们对企业家的观念，才能改进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才能有利于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从而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他希望他的经济学同行们读一读这本书，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缺陷，纠正对市场的误解；他也希望企业家们能读一读这本书，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高瞻远瞩。同时，他在这本书中举了很多案例，讲了很多故事，尽量减少学术化的语言，希望能让更多的普通读者也来读一读这本书，由此来对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经济政策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评判。
“得到听书”此前已经解读过两本与企业家精神有关的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聚焦企业和个人如何调用企业家精神来抓住创新机遇，《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则梳理了古往今来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企业家的影响力。相较起来，今天这本书，一方面回到认知起点，调用各种理论与事实案例，从头为你讲解企业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作者张维迎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他更针对性地回应了我们对于“企业家”的认知误区。
好，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厘清一下我们对企业家的认知误区，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第二部分，我们再来厘清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误区，并由此探讨为什么企业家精神这么重要，跟随作者辨析一下到底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理论。最后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在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首先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说，要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
我们常说，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一个总能做出正确决策的企业家。但张维迎说，企业家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他做出了正确的决策，还是错误的决策，而在于他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家的决策常常不是一个科学决策。什么意思呢？企业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他无法依赖统计样本、概率分布，而更多是依赖他们的经验、心智、直觉，以及他们对于市场前景、技术前景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这些决策在刚做出来的时候，可能毫无道理可言，甚至被认为是荒谬的，根本谈不上“科学”。
英特尔公司曾就因为没能把握好企业家决策而蒙受了巨大损失。2005年，保罗·欧德宁出任英特尔公司CEO，在他任期期间，英特尔的营收创纪录地从388亿美元增长到了540亿美元。但2012年，欧德宁却突然辞去了CEO职务 ，主要原因是他在应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业务时的巨大决策失误。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乔布斯找到了欧德宁，想将第一代iPhone处理器的生产委托给英特尔公司，乔布斯开出的价格是每枚处理器10美元，除此之外不给一分钱。欧德宁随后组建了一个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成本与收益的测算，最终算出来这是一笔赔本的买卖，便回绝了乔布斯。后来怎么样了呢？苹果的第一代iPhone销量惊人，生产量达到了英特尔团队预测的百倍之多，乔布斯最终将生产委托给了三星电子，三星由此迅速壮大，仅用三年时间，在晶圆代工行业的排名从第10位跃升到了第3位。而欧德宁后悔莫及。
欧德宁的失误就在于，他将一个企业家决策当成了一个管理决策。张维迎说，一个成熟企业可能95%的决策都是管理决策，可以借助在管理学院学到的一套科学决策方法做出，但真正决定企业命运的企业家决策，却不能这样。欧德宁企图依赖公司财务人员和营销人员的计算来完成决策，而放弃了调用一个企业家应该要有的直觉与魄力，最终本着“科学决策”的目的，做出了一个最坏的决策。
除了依靠直觉，企业家做决策还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家决策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他们会尝试去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换一句话说，企业家做决策，不同于数学家做题，他们不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去找到一个标准答案，他们更像是发现还没被发现的条件，创造一个本来并不存在的答案。
张维迎在书中提到了企业家杜厦。1987年 ，杜厦来到深圳经商，他从银行融到资金，做外汇交易。他当时信心满满赌定日元会升值，但很不幸的是，因为日本政坛的变动，日元持续贬值。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杜厦赔光了自己之前挣的所有钱，还欠下了1400万元的债务。而且他必须在10个月之内偿还债务，否则就会连累到朋友，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这么短的时间要怎么挣到这么多的钱呢？1989年，杜厦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想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首先会从文化交流开始，要是能把苏联马戏团请到中国来演出，说不定能挣一大笔钱。那个时候外国的文化交流都是政府间的事务，个体户鲜少能够参与其中，但杜厦铁了心要一试。1990年正月初二，杜厦托了多层关系，见到了当时的文化部外联局局长游琪女士。他向游局长说了自己的想法，但局长还是有些犹豫不决，主要考虑到万一杜厦赔钱了，半路撂挑子，最后还得文化部出面把项目接过来。杜厦随即表示，如果文化部能确认由他来承办这次商业巡演，他可以给文化部一份5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以保证文化部不承担风险。可去哪里搞到50万美元的担保函呢？当时所有的银行都不可能愿意给他开具这样的担保函，杜厦最终找到了他的邻居，“中国租赁总公司”当时的总经理李西元。杜厦说，“我要把苏联国家大马戏团请到中国来巡演100场，可以把最显著的广告位置留给你。”李西元问多少钱。杜厦说不需要钱，你只需要给我开具一张50万美元的担保函就可以了。就这样，担保函有了，文化部也谈妥了。随后就是要去请苏联国家大马戏团了。
杜厦去到莫斯科，与苏联文化部对外演出总公司总经理就演出报酬展开谈判。总经理要价每场5000美元，杜厦出价每场一万元人民币。第一次没能谈成，后来对方将价格降到了3500美元，但杜厦还是坚持一万元人民币，一分不能多。杜厦心里想的是，苏联马戏团没有演出连工资都发不出，所以一定会接受他们的报价。回到北京后，杜厦每天去文化部电传室等传真。一天一天接着过去，一直没有消息。终于在一天晚上，传真机响了，对方同意了报价。
后来大马戏团在中国巡演7个城市，演出97场，最后一场演出在北京工体，几乎座无虚席。巡演结束后，杜厦算账，扣除成本，他净赚了1500多万元人民币。杜厦还清了他所有的债务，带着剩余的几十万元，又开始了新的创业。
杜厦的成功正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约束条件。中外文化交流本来是政府间的事情，但是他让它变成了私人可以从事的商务活动，这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苏联马戏团是苏联的国家资产，他将它请来中国演出，为自己创收，这是资源的改变；另外，那个时候的中国观众其实还没有看马戏团表演的需求，但他却直接请来了马戏团，并采用了独特的营销策略推广，这其实是对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正是这种改变约束条件的能力，杜厦将一件看上去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给做成了。
中国有一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张维迎说，企业家不是这样的，既然有人要吃饭，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找米，没有现成的米，就去说服别人，生产出米来。所以真正的企业家才不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会说“巧妇不为无米所难”。
再有，我们说企业家一定是逐利的，但张维迎强调说，企业家决策的时候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有超越利润的梦想。张维迎借用了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真正的企业家受到三个非利润动机驱使，第一，他们会想要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第二，他们想要征服对手，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第三，他们享受他们的创造性。
利润在很多时候只是企业家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为了创造利润，企业家必须不断努力，并且要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企业不被社会所淘汰。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再去追求更大的成功。就比如王石，他在做万科的时候，他更看重的不是赚大钱，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巨额股份，选择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而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成为房地产界的领袖。
好，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稍微来做一个总结了。企业家精神往往会在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体现出来：企业家做决策不是科学决策，而更多依赖直觉，企业家做决策会尽可能地突破客观条件的约束；以及，企业家的决策并不是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如此种种都决定了，企业家是高度个性化的，是难以被大数据、算法所替代的，而也正因如此，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家具备巨大的创新潜力。
你会发现，张维迎其实是非常推崇企业家精神的，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对于当下的市场经济有一套全新的认识。那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跟随张维迎，辨析一下当前主流的市场经济理论，听听他认为这当中所存在的认知误区，并由此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企业家精神。
实际上，经济学就是一套有关市场的理论。主流的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理性人决策模型，什么意思呢？经济学假定市场中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力图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紧随价格而动，生产者会根据价格不断调整货物的供应，消费者也同样会根据价格不断调整自己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满足了自己的利益，而社会资源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配置 。我们经常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这个意思。
但很显然，这是一种过于理想的假设。现实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常常做出得不偿失的决策。所以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又补充说，存在一些情况，使得市场会失灵。比如说在市场中，信息常常是不对称的，生产者有时比消费者掌握更多信息，所以生产者常常攫取消费者的利益；另外，生产者经常会形成垄断效应，获得定价的能力，由此形成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压制；再有，一些公共产品，比如公路、铁路、灯塔，它们往往成本大于收入，生产者并不想承担生产这些产品的任务，并不会去满足消费者在这方面的需求。正因这样的一些情况，主流市场经济理论认为，我们必须引入一些外部力量来调控市场，帮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 。
但张维迎指出，这套主流的论述存在诸多悖论。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必须要信息完全透明，但信息透明与分工是相悖的，试想如果市场中的所有人都掌握相同的信息，都能做出相同的判断，做到相同的事情，那么分工似乎就没必要了，而一个缺乏分工的市场显然会是一个混乱的市场；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必须要保证充分、完全的竞争，绝不能出现垄断现象。它认为的垄断是指企业占据过大的市场份额，若按这个定义来说，垄断和创新就是矛盾的。因为在现实中，一个企业只有在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它才能够获取充分的资源用于创新。而一个创新产品的出现，势必会因为缺少竞争者，而在一段时间内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主流经济所说的企业不会承担公共产品的生产，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张维迎举例称，历史上很多公共产品都是私人提供的，包括运河、灯塔、公路、铁路、广播、电视等等。比如英国在1759年之前并没有一条真正的运河，也没有人工水道。直到1761年，一位名叫布里奇沃特的公爵，由他私人倡导并负责费用，才开凿出了英国第一条运河，沃尔斯利运河之后还掀起了一阵修建运河的热潮。所以说私人没有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是不正确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在张维迎看来，主流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的认识是不够准确的。它做出了一些并不现实的假设，然后因为现实根本达不到这些假设，它只能修修补补，引出了一系列要调控市场的论断。但实际上，市场根本不需要这些假设也能有效运转。所以，张维迎说，它看似是美化了市场，实际是丑化了市场，反而给那些反市场的人提供了口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假设，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低估了。按照这套理论的观点，市场中人人都是理性的，人人都掌握着相同的信息，人人要做的不过是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按张维迎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是一套科学的计算程序，那企业家其实也就没什么用武之地了。
因此，张维迎在书中介绍了另一套市场经济理论，即奥地利经济学派。他认为这套理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市场。在这个真实的市场中，人是无知的，同时人是有能力做决策的。因此所有人都要去明确自己的目标，去掌握一定的技术和资源，甚至是去发现和创造技术和资源。正因如此，在这套经济理论看来，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其实不是配置资源，而是“让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好的发挥”。
按照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资源是给定的，市场通过优化这些资源的配置，来驱动经济的增长。但奥地利经济学派指出，资源其实并不是给定的，什么是资源，什么不是资源，完全依赖于我们拥有怎样的技术。比如，石油是当之无愧重要的资源，但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它曾被人们视为一种废物，甚至是一个麻烦，因为它会污染水和盐。一直到掌握了提炼技术之后，人们意识到从石油中可以提炼出煤油，满足照明的需求，这样石油才成为一项资源。后来，随着技术的改进，人们从石油中提炼出了300种化工材料，而石油也因此逐渐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资源 。
所以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真正给我们带来经济增长的其实不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是不断创造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们是最能基于独特判断、去改变约束条件、发挥创造力的一群人。用书中的话说，这就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企业家决策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和不断演化的关键。被称为“创新理论之父”的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直接给出了一个公式，他说，“经济增长=创新=企业家精神”。
好，到这儿，你应该能大致清楚张维迎这一整套论证了。他从学理层面辨析了，目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的把握并不准确，存在诸多悖论，相较起来，奥地利经济学派对市场的认识和理解更为客观、贴近真实。这两套理论对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理解，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要想发挥出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增长，就必须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维护并发扬企业家精神。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讲讲，要怎样去维护和发扬企业家精神。
在张维迎看来，我们当前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论其实并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些理论往往认为集体智慧大于个人智慧，多数人的意见比少数人的意见更正确。比如董事会奉行的票决制就是这一原则的产物。之所以要奉行这样的管理，初衷是为了解决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利益冲突。投资人出了钱，那自然就有权力要求企业家的每一个决策都要符合公司的共同利益。但张维迎指出，企业家和投资人之间除了利益的冲突，还有认知的冲突。投资人以赚钱为目标，关心投资回报率，而企业家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们有对未来更为独特的判断，他们可能对一些赚钱的机会不屑一顾，或者对一些人现阶段看起来完全不赚钱的机会跃跃欲试。现阶段的公司治理理论，可能有利于约束企业家做出有损企业的行为，督促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与此同时，它也约束了企业家的想象力与判断力，约束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来自苹果公司。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公司，但1985年，他却被董事会赶出了这家公司。表面上，是因为他主导的电脑项目业绩严重低于预期；但实际上，这背后仍然是认知和理念的冲突。乔布斯作为典型的企业家，能够容忍短暂的利润下滑，他的容错率较高；而董事会和投资方是不愿接受投资回报放缓的。12年后，苹果公司面临破产，董事会又不得不将乔布斯请回来。但乔布斯在这时提出了一个条件，新的董事会成员由他来挑选。1997年，乔布斯要求董事会全体辞职，只有董事长一个人可以留下，然后他很快组建了新的董事会。其间他邀请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亚瑟·莱维特，但后来在他看见莱维特一篇关于董事会的文章后，又收回了这个邀请。莱维特在这篇文章中大谈特谈要如何建立董事会的强势地位，显然乔布斯不认可这一观点，他要做到完全由他说了算。
就此，张维迎在书中强调说，如何平衡资本所有者、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关系，是公司治理永恒的主题。他认为我们需要一套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这套模型应该至少保证，让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他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创新、创造，而不是像现在一样花很大力气选出来一个不会腐败的人。张维迎说，毕竟“公司因创造价值而存在，不是为了不腐败而存在” 。
此外，张维迎还提出，价值观冲突是企业家精神面临的一大挑战。飞艇的发展史最能说明这一点，飞艇为什么会败给飞机，这和价值观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斐迪·齐柏林发明了飞艇，他去世后，雨果·埃克纳接替了他的事业，立志要发展这一事业。但他遇到了三重困难，首先是“一战”后德国人和战胜国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战胜国禁止德国再生产100万立方英尺的飞艇，这差点让埃克纳的事业烟消云散，后来埃克纳反复游说，最终让美国人同意他为美国生产飞艇，这才保住了他的公司。其次是埃克纳与当时的德国领导人希特勒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埃克纳曾公开批评纳粹党，招致了希特勒对他的反感，也让他的这份事业不可能得到纳粹当局的支持。前两个困难，埃克纳都想方设法化解过去了，但最后他又遇到美国人与希特勒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埃克纳的飞艇采用氦气作为动力，当时只有美国有能力生产氦气。1927年，美国通过《氦气管制法》将氦气列为国家“战略物资”，规定氦气的出口必须得到商务部、内务部、国务院、战争部、海军和总统的一致同意，而且不能用于军事目的。埃克纳在美国游说了一通，美国商务部长和国务卿都同意了，但内务部部长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所以坚决不同意。他向埃克纳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是让希特勒出一份书面保证，进口的氦气不会用于军事目的，这显然是不可能达成的。后来埃克纳想过很多办法，他尝试改装飞艇，不再采用氦气，改用氢气，但氢气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他也没有放弃去拜访和说服美国内务部部长，但当部长问他“你是否能保证氦气不会被纳粹政府没收，用于非和平的目的”的时候，他又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他只能说，“我不能保证，事实上，你担心的事情也是我害怕的事情。”最终，埃克纳只能放弃了他的这项事业，飞艇也就因此彻底退出了角逐主流航空器的历史舞台。
埃克纳的遭遇可能发生在每一个时期的企业家身上。企业家始终面临来自国内或国家间的价值观冲突，这种价值观冲突有时可以直接毁掉一个企业，甚至毁掉一个产业，而企业家往往对此无能为力。在张维迎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去直面和化解冲突，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坚定不移地践行市场的逻辑，因为市场的逻辑在很多时候其实也就是合作的逻辑。历史上，有企业家因为价值观冲突而一蹶不振，但也有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断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建立起更多的共识。张维迎在书中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话，“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个国家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国家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互相需要。”
好，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在这本书中，张维迎既做案例的分析，也做学理的辨析，来论证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在第一部分，我们讨论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家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企业家做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更多是凭借他们个人的直觉；企业家做决策不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寻找最优解，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变约束条件本身。以及，企业家的决策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志向和梦想。第二部分，我们从学理层面，论证了企业家精神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市场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配置资源，而在于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源和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不可或缺，正是他们的企业家精神，驱动了经济的持续不断增长。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谈到要怎样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张维迎看来，目前主流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一些超越商业的价值观冲突，都构成了对企业家精神的挑战。我们要设计出一套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不断去论证和践行市场的逻辑，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和发扬企业家精神。
现代经济学围绕市场，展开过各种各样的讨论，直到今天也没能有一个定论。在这场讨论中，张维迎旗帜鲜明地和市场与企业家站到了一起，并且花了近40年的时间，诚恳又执着地想要将这一观念传达给大众。他始终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就在于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影响这个世界。他说：“世界不是被动的，它是被创造的。所以未来什么样依赖于我们每个人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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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企业家做决策不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寻找最优解，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2. 市场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配置资源，而在于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源和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不可或缺，正是他们的企业家精神，驱动了经济的持续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