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衰败之路》 徐玲解读
《通往衰败之路》| 徐玲解读
关于作者
乔纳森·奥尔德雷德，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经济系主任。他长期从事经济学心理基础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这些理论怎样塑造了现代生活。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对经济学这门学问的反思之作。作者认为，经济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把人类引向了腐化堕落，经济学给现代社会颁发了一张“作恶许可证”。本书就是复盘这整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核心内容
1.哈耶克和他的朝圣山学社，让我们相信“市场至上”，社会唯有依靠人的自私本能，通过两不相欠的市场交易，才能有效运转；
2.博弈论让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任何无条件的信任、合作以及利他精神，都是一种非理性；
3.法律经济学把经济学中的效率引入法律，改变了我们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理解；
4.“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激励理论，改变了我们对于人自身的看法，认为人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缺乏自控能力的生物，只会对金钱刺激做出条件反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通往衰败之路》。这是一本对经济学这门学问的反思之作，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乔纳森·奥尔德雷德。首先声明一点，这本书仅仅是作者奥尔德雷德的一家之言，并不是公认的定论，它的价值在于启发我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问的思考。
为什么书名叫做“通往衰败之路”呢？作者认为，经济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把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地带上了一条歧路。中文书名说的“通往衰败之路”，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如果直接翻译过来更狠，叫《作恶许可证：经济学如何腐化了我们》。
你肯定在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经济学怎么会“腐化”我们呢？要知道，经济学号称现代社会的“显学”，也就是最热门的学科，它甚至被称为是“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经济学还是社会科学中唯一一门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学科。不但如此，经济学还有更大的野心，它声称自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且还是一种可以统领整个社会科学的通用思维方法，它研究人类是怎样做出理性选择的。
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理性”。我们知道，人是复杂的动物：有时候自私自利、斤斤计较，有时候又无私奉献、慷慨仁慈；有时候深谋远虑、反复权衡，有时候又仅凭激情、理想和直觉来行动；既有物质上的享乐欲望，又有精神上的道德追求。正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所以，在经济学出现之前， “理性”是一个有着丰富维度的概念。
但是，经济学不一样。对于“理性”，经济学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定义，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凡是符合“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不理性的。换句话说，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理性”直接等于“自私”。在本书作者看来，经济学的这个假设，把丰富的、多元的人类行为，坍缩成“自私”这一个维度，这是对人性的极大误解。
本来，“经济人”只是经济学家为了简化计算模型，而做的一个假设。即使这个假设不太严谨，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并不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经济人”这个理论太流行了，经济学家一直在宣传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狭隘自私的，那么，人就会真的变成这样。
作者认为，这就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经济学思维统治世界，“经济人”假设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人们越来越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成了唯一理性的、值得赞许的行为，而把坚守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统统归为“非理性”，是愚昧落后的行为。所以作者说，经济学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人类引向了腐化堕落，经济学给现代社会颁发了一张“作恶许可证”。
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本期音频，我们就一起来复盘这整个过程。
作者认为，经济学之所以能够造成这样的影响，不是一家一派的力量，而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多股学术流派的合力所造成的。这些学术流派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冯·诺依曼和约翰·纳什为代表的博弈论理论、以科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学派、以贝克尔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及行为经济学理论，等等。再次声明，这是本书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是定论。
如果你熟悉经济学理论，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不对啊，说人是自私自利的，这并不是上个世纪才出现的新理论，早在200多年前，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只要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社会就可以实现整体福利的提升。
作者说，错了，这口锅可不能扣到亚当·斯密的头上，是我们自己误读了他。亚当·斯密生活在启蒙时代，他关注个人利益，是要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启蒙思想家对人的期许。在他的语境中，很多道德因素是预设在其中的。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之前，还出版过一本重要著作，叫做《道德情操论》，专门讨论伦理道德问题。
现代经济学故意忽略了亚当·斯密对道德的思考，而把他的观点简化成一种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是对亚当·斯密的严重误读。而这种误读和扭曲的源头，就发生在1944年。这一年，经济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哈耶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第二件，是冯·诺依曼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创了博弈论。
博弈论是怎么改变经济学的，我会在第二部分为你详细讲述，我们先来说哈耶克的那本书。作者认为，哈耶克的野心是要求建立市场对人类社会的统治权。哈耶克强调，人类所有的动机都是经济动机，经济和市场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非经济动机，在人类生活中则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比如，当时有一位哈耶克的追随者，叫做丹尼斯·罗伯逊，他在1954年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做“经济学家最节约什么？”罗伯逊给出的答案是：爱。这里的“爱”，其实是泛指一切非经济动机，比如善良、团结、慷慨、奉献等利他性的美德。
为什么说“经济学家最节约爱”呢？罗伯逊的理由是，像慷慨、奉献等无私的美德是人类社会的稀缺资源，不能随便乱用，必须小心翼翼地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人类社会的日常运转，要尽可能地依赖人的自私本能，靠市场交易来达成。比如，能靠市场交易来获得血液，就不应该鼓励人们去无偿献血，否则会造成人们利他精神的枯竭。
注意啊，可不是罗伯逊一个人这么看。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可是作者指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并不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而更像是肌肉组织，越练越强，而不练就会萎缩。经济学家是打着“节约爱”的旗号，反而消灭了“爱”。
我们再回到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后，哈耶克声名鹊起，一举成为当时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袖。三年后，也就是1947年，哈耶克在瑞士日内瓦的朝圣山，组织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学术会议，著名的“朝圣山学社”由此成立。哈耶克明确指出，朝圣山学社的任务，“不应该过多地关注眼前的实际问题，而应该关注那些必须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换句话说，哈耶克的根本目标，是要改变人们的常识，在经济生活中去道德化，而对市场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
那么，朝圣山学社的成员都有哪些人呢？说出来会吓你一跳：有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布坎南、贝克尔等一大帮经济学诺奖得主。本书作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对人类理性的狭隘看法，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帮人塑造的。到了1970年代，朝圣山学社的思想逐渐被视为一种“正统”和“常识”，并直接促成了英美两国在1980年代的经济政策转向。
总之，这本书的看法是，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哈耶克给我们置入的信念，那就是“市场至上”。
好，哈耶克先讲到这儿，现在我们再回到1944年，来看当年发生的另一件经济学上的大事，就是冯·诺依曼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冯·诺依曼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也是原子弹和计算机发明背后的关键人物。有一种说法是，在冯·诺依曼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同事们称他为“半人半神”。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但爱因斯坦并没有得到“半神”的戏称。
那么，像冯·诺依曼这样的天才人物，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写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经济学离物理学这样的先进科学还有100万英里远”，他的计划，是要通过博弈论，把经济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一开篇就指出，博弈论对经济学的影响，就像“牛顿发现重力”对物理学的影响一样大。
几年之后，一名年仅21岁的博士生指出了这个模型的不足，并提出了新的博弈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纳什均衡。冯·诺依曼和纳什一起把博弈论这门纯数学的冷门理论，变成了一个热门的经济学分支，并像冯·诺依曼希望的那样，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让经济学第一次可以用极其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表达，从而使经济学更像一门科学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它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性互动关系，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不信任”。
无论是冯·诺依曼还是纳什，他们都认为，人类唯一的理性互动方式，就是彼此不信任，所有的博弈策略都是基于这个假设来展开的。比如，博弈论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囚徒困境，它教给我们的道理是，如果你认为对方是“理性”的，那他一定会背叛你；这时候，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然也应该同样背叛他。只有天真的傻瓜才会选择信任对方。当然，博弈论并不总是这么简单，或者说忽视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合作现象，它后来还发展出了长期重复博弈，认为人们会为了长远利益而选择暂时合作，但是，这时候的合作并不是基于无条件的信任，而是赤裸裸的利益。
该怎样评价博弈论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呢？作者说，从实际应用上看，博弈论没办法解释现实生活，因为平庸的、真实的人类，不会在决策中时时刻刻精于计算，所以总是让博弈论的预测失效。别说是个人了，就是武装到牙齿的大公司，也无法做到博弈论所要求的“超理性”。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那是在1995年，美国政府采用博弈论专家的建议，公开拍卖移动电话使用的无线电波频谱许可证。而参加拍卖的各大电信公司，也聘请了顶级的博弈论专家来助阵。最终，那次拍卖让美国政府获得了7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是，那些高价中标的电信公司却纷纷拖欠付款，甚至是倒闭或者被兼并，原因是它们报了过高的价格，根本负担不起。这并不是特例，几年之后，英国政府的频谱许可证拍卖，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作者直言，博弈论就是一门“僵尸科学”，它与人类的真实生活格格不入。甚至纳什本人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坦言，人们只是假装这个理论很有用。
但是，另一方面，博弈论又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作为一个时髦的学术理论，博弈论早已经走出学术界，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并重新定义了人类理性。这本书说，在博弈论的强大逻辑下，任何无条件的信任、合作以及利他精神，都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被排除在博弈论的严肃思考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1944年确实是无比重要的一年。哈耶克和冯·诺依曼，他们分别从两个方向出发，给现代社会置入了同一个信念：利他主义是靠不住的，信任是非理性的，社会唯有依靠人的自私本能，通过两不相欠的市场交易，才能有效运转。作者说，很大程度上，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识”。
在这本批判经济学的书里，在哈耶克和冯·诺依曼之后，接着登场，改变现代社会“常识”的第三个重要人物，叫做罗纳德·科斯。前面说的政府拍卖无线电频谱，就是基于科斯提出的理论。
和天才人物纳什一样，科斯在21岁时就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叫做《企业的本质》。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为什么企业要自己雇佣员工，而不是把所有的工作都外包出去？科斯认为，因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比如寻找交易方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达成交易后事后监督的成本，等等。而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内部管理来替代市场交易。
不过，科斯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科斯提出了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可以通过私下达成交易，来达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不需要政府插手。科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甲乙两户人家，甲的牛总是跑到乙的耕地上，吃人家的庄稼。这事儿怎么解决？我们的正常反应肯定是，这事儿是甲理亏啊，甲应该圈住自己的牛，并且向乙赔礼道歉。
但科斯说，且慢，要看甲乙双方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假设，修一个牛圈要100块钱，成本很高；而吃掉庄稼的总价值最多10块钱，成本很低。这时候，最合适的处理方式，就不是修牛圈，而是让甲的牛继续吃乙的庄稼。这对社会总财富来说，才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诶，那这样一来，乙的权利怎么保证呢？科斯说，那就要看法律怎么规定了。如果法律规定，甲的牛有到处乱走的权利，那乙就只能默默吃哑巴亏了；如果法律规定，甲的牛不能跑到别人的耕地上去，也好办，甲只需要给乙付一部分钱，比如15或者20元，超过了乙损失的庄稼钱，那么乙就会同意让甲继续放养牛。
科斯从这个例子当中，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首先，甲乙之间的道德是非，谁对谁错，不重要，他们双方可以通过自己达成交易来解决；其次，法律规定牛到底有没有乱走的权利，对最后的结果也不重要，因为只要修牛圈的成本高于庄稼损失的成本，理性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牛被继续放养。
所以，结论就是：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判决所谓的社会公正，而是充分运用市场交易手段，找出成本最低的解决争端的方法，让全体公民的财富实现最大化。这在当时，可真算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
1960年，科斯把这篇论文寄给了芝加哥大学主办的《法律经济学杂志》，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连当时最激进的市场派经济学家，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大佬们，都接受不了科斯的观点。他们邀请科斯到芝加哥大学来参加晚宴，进行当面探讨，而科斯在那里上演了一场舌战群雄的好戏。
据当时在场的斯蒂格勒回忆说，那天晚上，首先进行了一场关于科斯理论的投票，在场的20位芝加哥经济学家全部投了反对票。然后，芝加哥学派的学术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带领大家，驳斥科斯的观点。结果到那天晚上结束时，投票结果发生了逆转，全部21票（包括科斯本人的1票）都投给了科斯，大家都被科斯说服了。
从那之后，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始大力推广科斯理论。实际上，“科斯定理”这个名词，就是由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在他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提出的。按照斯蒂格勒的定义，科斯定理是指，不管法律如何分配权利，只要交易各方能够自由地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交易结果一定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但是，斯蒂格勒在描述这个定理时，偷梁换柱，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交易成本为零”的重要假设前提。
讽刺的是，科斯自己却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科斯定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成立的。但是，“科斯定理”还是流传开来，被当成板上钉钉的事实。
在那之后，这本书又提到了一位来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叫理查德·波斯纳，正是他接过了科斯定理的大旗。如果说，科斯定理只是用效率替代了公正，那么波斯纳作为法律专家，直接重新定义了“公正”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就是公正。他是这么论证的：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只是一种感性表达，并没有客观标准，而社会财富最大化是纯粹客观的，它比人的主观判断更科学、更公正。
在这样的立场之下，波斯纳法官甚至在197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美国应该废除高度管制的婴儿收养程序，用更加“成熟的”婴儿交易市场来取代它。因为这样才能提高婴儿收养的效率，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不要以为这是可以一笑了之的奇谈怪论，要知道，波斯纳法官是20世纪中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法学学者，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可以说，是科斯和波斯纳共同开创了“法律经济学”这个分支。他们把经济学中的效率思维引入了法律，并永久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理解。
到这里，这本书批判的经济学改造社会常识的浩大工程，还差最后一步，这一步，是由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后来崛起的行为经济学派共同完成的。
1976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声称“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方法”。也就是说，贝克尔认为，经济学远远不止研究经济或者社会等宏观领域，而是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话语权，大到找什么工作、要不要创业、和谁结婚、生不生二胎；小到日常的衣食住行、兴趣爱好，可以全部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做决策。
贝克尔甚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婚姻公式”，通过成本—收益原则来计算你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离婚。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即使在婚姻关系中，也仍然存在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总之，在贝克尔的眼中，人类的所有动机，包括爱情在内，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经济动机来考量。这种经济学向人类生活全面渗透的趋势，被形象地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开始崛起。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包括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塞勒和罗伯特·希勒。行为经济学发现，真实的人类并不会像“经济人”那样做事情，不会仔细去权衡利弊，而是经常被经验、直觉、冲动和惯性所驱使。
这本书特意强调，从表面上看，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推翻了“经济人”假设，给了经济学致命一击；但是要注意，当理论和现实不相符时，经济学家并不认为是他们对人类“理性”的定义错了，而是反过来证明了，普通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需要具备理性思维的经济学家的激励和“助推”，才能做出正确的、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选择。
芝加哥学派的年轻一代学者，《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就明确指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研究激励措施。比如，学生不爱读书，就用金钱激励他们，每读一本书奖励1美元；再比如，针对问题少女早孕，好办，只要她们不怀孕，每周奖励7美元。这都是美国各地方政府推出过的真实政策。
这些做法，虽然是出于好心，但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人们抗议说，如果一切事情都要以金钱来推动，那不就意味着，金钱可以超越道德、规范、品性、人格等等，成为主宰人的行为的根本力量，那人的尊严何在？我们又从什么意义上说，人是自由的呢？
好，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给我们展示的批判之路，也就是经济学是怎样一步一步改变了我们对“理性”的看法，让我们走向“通往衰败之路”的。
作者说，哈耶克和他的朝圣山学社，让我们相信“市场至上”，社会唯有依靠人的自私本能，通过两不相欠的市场交易，才能有效运转；博弈论让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任何无条件的信任、合作以及利他精神，都是一种非理性；法律经济学把经济学中的效率引入法律，改变了我们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理解；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激励理论，改变了我们对于人自身的看法，认为人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缺乏自控能力的生物，只会对金钱刺激做出条件反射。
经济学是否真的像作者说的这样不堪，尚且没有定论，但我为你介绍这本书，是希望我们能记住，人是会自我实现的动物，如果你偏信某些经济学的理论，并按照经济学的教条来刻板行事，那么，你就真的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人。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发出了一种警告：如果放任经济学思维入侵原本属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域，让经济学的算计替代了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思考，那么，人类的堕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我想和你分享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只在不被辜负的时候去信任，只在有所回报的时候去爱，只在学有所用的时候去学习，那么我们就放弃了为人的本质特征。”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 “经济人”假设，把丰富的、多元的人类行为，坍缩成“自私”这一个维度，这是对人性的极大误解。
- 如果放任经济学思维入侵原本属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域，让经济学的算计替代了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思考，那么，人类的堕落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