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巅》 哈希解读

《权力之巅》| 哈希解读

关于作者

李晓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张宇燕。张宇燕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填补了国内学界对国际货币体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的空白。”

关于本书

本书认为，货币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它还给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背后的政治逻辑，那就是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作者认为，这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们如今身处的这个国际社会。

核心内容

你将听到：

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为什么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总是在积极推动自家货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和未来是怎样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哈希。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权力之巅》，副标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和货币打交道。但长久以来，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货币是一种经济现象。比如，对于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它是市场交易的“中介”，主要的作用就是辅助市场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他们在分析货币问题的时候，也倾向于把市场逻辑、效率原则作为分析问题的关键。具体到这本书关注的话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方式，也是遵循着市场规律，不断地朝交易成本最低、运行效率最高的形态去演化的。

这套经典的理论框架就揭示了有关货币的全部真相吗？这本书给出了另外一个观察视角。作者提出，货币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它还给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背后的政治逻辑，那就是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作者认为，这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们如今身处的这个国际社会。

这本书的作者，叫李晓耕，她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后来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读博期间，她在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张宇燕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了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政治逻辑，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这里插一个小八卦。咱们得到平台上的何帆老师，也是张宇燕教授的徒弟；他在《何帆大局观》这门课里说，自己是张老师带的第一届硕士。张老师在寻找学术研究议题时，信奉的是“要像猎豹捕获羚羊那样，直接找到颈动脉”。

而对何帆老师的同门师妹，也就是本书作者李晓耕的这本《权力之巅》，张宇燕教授的评价是：“填补了国内学界对国际货币体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的空白。”这也是我向你推荐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本书里，你不仅能看到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更能体会到，你手中这张薄薄的钞票，它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一场跨越百年、纵横多国的权力博弈。

今天，我会分三部分，来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第二部分，我们说说，为什么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总是在积极推动自家货币的“国际化”？货币国际化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第三部分，我们聚焦中国，说一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和未来。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在开头我们提到，对于这个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方向，是遵循着市场规律，不断地朝交易成本最低、运行效率最高的形态演化。不过，仔细观察历史，你会发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并不是完全遵循这个市场效率原则的，甚至有的时候，跟它是背道而驰的。

咱们就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中，那些重大的转折点说起吧。

我们知道，公元十九世纪，英国率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位置；当时，英国采用的货币制度是传统金本位制，在这种货币制度下，英镑能够以一种固定的比率来兑换黄金。在英国逐渐走向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中，由它首创的这种信用货币创造制度——传统金本位制——也开始逐渐被世界上的众多国家所采用，成为第一个几乎世界通行的货币制度。学界一般认为，这就是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起点。

在这种制度下，各国政府会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是由它们货币含金量的对比来决定的；并且，一个国家能发行的货币量是跟它的黄金储备量挂钩的，比如A国储备了一百万盎司的黄金，一个A国货币的含金量是0.01盎司，那么它能发行的货币量就是一百万除以0.01，也就是一个亿。金本位制保证了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本位币黄金不发生贬值，也就维护了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国际货币体系就在传统金本位制的支配下，比较平稳地运转着。

转折点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很多欧洲参战国家都放弃了传统的金本位制，也就是，本国的货币不再跟黄金保持固定兑换比率了。

这里我们停一下。你看，如果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战之前，传统金本位制已经在这些国家运转了很长时间，继续维持，是成本最小的选择，可为什么战争一出现，原有的货币制度就崩溃了呢？

其实，这是因为，在当时，欧洲的这些参战国家内部出现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为填补赤字，很多国家采取的措施是，一边由财政部发国债，另一边由自家央行买走其中的一些国债，相当于是自己印钞、借给自己；在这种货币相对黄金超发的情况下，它们只能放弃货币发行量跟黄金储备量之间的挂钩，脱离传统金本位制。

所以，就像作者总结的：再有效率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必须建立在稳定的政治格局基础之上；在战争期间，各国的货币制度肯定要首先服务于国家的战时需要。这才是一战期间欧洲多国改变货币制度的根本逻辑。

再说一战之后，世界上开始盛行一种新的货币制度，叫做金汇兑本位制，它跟传统金本位制区别在哪呢？就在于“汇兑”这两个字。在金汇兑本位制下，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不能直接兑换黄金了，只有英镑和美元这两种货币直接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则是持有英镑和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资产；英镑和美元就相当于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锚”，“船锚”的“锚”，用来固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所以这种货币制度也叫“双锚金汇兑本位制”。

那，国际货币体系为什么会从一战之前的、以英镑为核心的传统金本位制，转变为这样的双锚金汇兑本位制呢？作者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英国跟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对比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牌霸主英国正缓缓陨落，而未来霸主美国正冉冉升起。这样一个英国和美国霸权交替的特殊政治时期，投射到国际货币体系中，就形成了我们说的，以英镑和美元为双锚的金汇兑本位制。

金汇兑本位制磕磕绊绊地运行到二战时期，没到战争结束就基本崩溃了。这时，国际货币体系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英美两国当时分别提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构想，英国这边派出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清算同盟”，相当于一个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总部设在伦敦和纽约两地。这个国际清算同盟会发行一种统一的世界货币，叫“班科”（Bancor），来替代黄金，做国际清算货币。

美国这边派出的是财政部官员怀特，他提议，建立一个国际稳定基金，基金总额为50亿美元，由会员国来缴纳，各个会员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它们的黄金外汇储备等因素决定；缴纳的份额，就决定了一个会员国在这个基金组织里的话语权。

如果说，凯恩斯计划是想让英国跟美国共享国际金融霸权的话，那么，怀特计划就是赤裸裸地想让美国一手操纵国际货币体系。作者说，从市场效率的角度看，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其实还是优于“怀特计划”的。然而，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胜出的是“怀特计划”。大名鼎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个时候，“双锚金汇兑本位制”中的双锚只剩下了一个；此后，只有美元跟黄金的兑换比率是固定的，其他国家的货币不能直接兑换黄金，只能跟美元挂钩。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由此确立。

回顾过往这一百多年里，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我们看到，从传统金本位制，到双锚金汇兑本位制，再到美元黄金汇兑本位制；这其中的关键转折，往往都伴随着国家间权力格局的变化。

作者认为，虽然，货币市场的参与者们可以选择国际货币体系所遵循的秩序，但这个选择一定是在国际权力结构给定的范围之内的，任何选择都不会发生在“权力真空”中；相比于效率原则，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影响更加显著；只有当权力结构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的时候，市场效率原则才会发挥主导作用。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部分，那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说过的：“国际货币体系取决于成员国的权力格局。”

这样听起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好像有一点“宿命论”的味道。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大国们并不会放任国际货币体系去自发地演变，大家都在积极地参与进来，争取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过程中占据主动性地位。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比如，最明显的就是，当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体系中原本的“老大”会竭力让这个体系维持原状，维护自己的地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搭建过程中，老牌霸主英国虽然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却还是拼尽全力，跟美国反复博弈——虽然并没能改变最后的结果。当时，英美双方对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从1941年就开始酝酿，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英美之间权力转移的产物。

不过，美国这个新老大的位子，也不是一直坐得很安稳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出口开始持续萎缩，出现大额的贸易逆差。许多国家就预感，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会因此下降，于是，争相把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

眼看大局不稳，美国当然也要尽力维护。但是，它并没有遵循市场原则，努力去纠正自己的国际收支逆差，以恢复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而是采用了政治手段向他国施压，阻止黄金储备的进一步流出。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就曾经明晃晃地提醒德国，“美军正驻守在德国和苏联的地域之间，想要安全，就请拿稳手里的美元”，以此打消德国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念头。

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情况愈发恶化，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国内通货膨胀严重，GDP负增长，美元跟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率越来越难以维持。终于，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此解体。但是，美国并不想放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老大”地位。那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四个字——石油美元。

当时，中东地区陷入战乱，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跟总统提议说，可以派军队过去，以军事保护为交换，让那边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们接受美元作为出口石油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各国需要石油的时候，必须拿美元去换。这样一来，美元就又成为世界各国最主要的外汇储备和结算支付货币。

石油美元这一招之所以厉害，不仅在于，让美元重新坐上了国际货币体系中“老大”的位子。还在于，让美国从此不仅能靠印钞票购买石油，还能影响甚至操纵国际油价。在国际市场上，掌握了石油这类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就意味着，手握控制别国财富的无限权力。就这样，挣脱了黄金枷锁之后的美国，顺着石油铺就的阶梯，重新登上了世界的权力之巅。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当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体系中的“老大”会竭力维护自身地位。二战后跟美国反复博弈的英国是这样，为了维持霸权建立石油美元机制的美国也是这样。

那么，在国际货币体系里当老大到底有哪些好处，让超级大国们这么看重这个位子呢？

人们听到最多的解释可能是“铸币税”。铸币税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比如在一个国家内部，一张面值100的纸币，能买100块钱的东西，但它的印刷成本可能只有不到一块钱，那么，纸币的面值减去纸币的印刷成本，剩下的99块就是铸币税。铸币税是货币发行方特有的一种经济收益。因为，只有货币发行方可以选择直接印钱的方式去买东西或者还债，他花一块钱印一张面值一百的纸币，就能买来一百块钱的东西，或者还掉一百块钱的债，这是其他人没有的特权，也是一种特有的经济收益。

不过，如果货币发行方用印钱的方式去还债，去买东西，那流通中的货币量就会变多，但与此同时，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并没有变多，这样一来，物价就会上涨。这个成本是由全体消费者来承担的，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收税。这就是铸币税里“税”这个字的来头。

所以，总体来看，铸币税，对于货币发行方来说，是一种经济收益，而为他提供这个收益的，是那些使用货币的人。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成本，是一种变相的税收。

刚才说的，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放到国际货币市场，也是类似的道理。当一个国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老大之后，它的货币也会成为“国际货币”，也就是可以流通全球的“硬通货”。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所以有人说，当今的美元就像是美国人的“免费饭票”，只要打开印钞机开闸放水，就可以换来商品和资源，换来财富和储蓄，可以轻易地改变借条和财报上的数字。这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成为国际货币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

但是作者认为，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把问题想简单了。这里，她提到一个词，叫“国际货币权力”。

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家大卫·安德鲁斯提出来的。当一个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关系影响他国行为决策时，这个国家就具有国际货币权力。这提醒了我们，一个国家的货币在成为国际货币之后，不仅会获得铸币税这类经济收益，还有政治收益，主要就是通过货币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维护本国利益。

比如，一个经典的案例是，美国和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博弈。1956年，当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法联军入侵埃及，想要控制苏伊士运河。美国对英法这一行动不满，于是大量抛售英镑，使得英镑相对于美元贬值，引发了英镑汇率危机。后来，英国只得按照美国的要求宣布停火。

除了这件事以外，货币因素还在许多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了一个关键事实：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越大，它拥有的国际货币权力就越大，也就是，能通过货币关系来影响更多的国家。

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除了“霸主候选国”们在争当“一把手”以外，其他各国也在积极扩展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推动货币国际化”。接下来这一部分，我们聚焦中国，说一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和未来。

我们从一个重要的日子说起。2014年10月24日，这一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完成了签约。

作者认为，当多年之后，人们回首历史，很可能会发现，亚投行的成立，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代表着，一股以中国为代表的货币新势力，正式登上舞台。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也评价说，亚投行的建立，给当时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可能比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带来的冲击还要大。

不过，当世界舆论的焦点汇聚在亚投行，惊呼说，中国正在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其实中国曾经差一点就站上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

时间倒退到五百多年以前，也就是1500年前后。中国正处于明朝中叶，国内逐步建立起了以白银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

与此同时，国际上，地理大发现已经完成，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明朝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有丰富的物产可供出口，比如丝绸、瓷器、茶叶等等。这些商品当时在欧洲国家非常受欢迎，于是，他们把从美洲得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向中国，换取商品。

从明朝中叶到清朝初期，整个世界形成了以中国为轴心的白银贸易圈，中国当时的法币——白银也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在不自觉中带领世界进入了银本位时代。不过，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当时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也没有去塑造或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意识。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国际贸易体系的主导者，却遗憾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老大”之位擦肩而过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清朝的中国，停滞在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跑线上，在世界市场中逐渐被边缘化；而与此同时，欧洲却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起飞。世界的权力中心也从东方逐渐转移到了西方。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率先发展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制度——传统金本位制。于是黄金逐渐取代白银，成为新的世界货币。

此后，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故事了：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传统金本位制，到双锚金汇兑本位制，美元黄金汇兑本位制，再到美元本位制的变迁。从政治视角来看，这也是世界权力中心从英国逐步转移到美国的过程。

时间来到当下，审视目前我们身处的这个国际货币体系，你会发现，它虽然还是以美元为中心，但已经跟二战后初期的那个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不同了。主要原因就是，除了美元以外其他货币新势力的崛起。是哪些新势力呢？

首先就是欧洲和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各大国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日本也从战败的废墟上站了起来，成长为了经济巨人。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开始推进自己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并成为冲击国际货币体系的两股货币新势力。不过，后来的进展却截然不同。

先来看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启动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其中最关键的动作就是金融开放——实现了日元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

这里插几句。我们平时可能经常在新闻中听到“经常项下可兑换”，还有“资本项下可兑换”这两种表述。是什么意思呢？

经常项下，主要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像采购海外专利、跨国出差这些就属于服务贸易。经常项下可兑换就是指，只要有相应的真实业务，就可以拿着业务凭证到银行，把人民币换成外币付给境外。资本项下，主要是股和债，比如外资来华投资设厂或者购买A股的股票，还有来自境外的借款等。中国是在1996年实现的经常项下可兑换，目前还没有放开资本项下可兑换；资本项下的资金跨境流动，无论流入国内还是流出到国外，都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

说回日本。日本是1964年实现的在经常项下可兑换，然后过了16年，在1980年基本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虽然日本在金融开放上推进得很快，但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日元仍然没有成为国际上主要的结算货币，也就是，没能实现“国际化”。学界认为，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一直没能跟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达成政治共识，没有在亚洲开展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换句话说就是，还没实现日元的“亚洲化”呢，就直接奔着国际化去了。

而西欧的做法就是“先区域化，再国际化”。并且，它们的“区域化”做得很彻底，干脆结成了一个“区域联盟”——欧盟，规定所有成员国都必须使用统一货币——欧元。这就使得美元在欧洲大陆发挥作用的空间被严重挤压。作者认为，欧元的政治意义远大过它的经济意义，它不仅是欧洲国家共同对抗美元霸权的货币武器，更代表着一种“以货币换安全”的政治共识。就像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说的：“历史经验表明，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国家相互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欧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种货币的作用。欧元是统一的欧洲的基础和保障。”

从日本和欧盟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到，货币国际化并不只是一个金融开放的问题，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欧元的经验表明，在霸权国家主导的货币体系中，相比于一个国家单打独斗，在区域内开展货币合作，是大国参与货币权力竞争更加有效的模式。

除了日本和欧洲之外，还有一股重要的货币新势力，那就是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被叫做“新兴市场经济大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代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美欧经济持续不振，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大国，逐渐成长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中，中国的表现尤其突出。2000年，中国的GDP还只有10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达到50万亿元，而2020年则突破了100万亿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近年来跟美国的经济规模差距在不断缩小。

实力的增强，是一个国家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底气。光有底气不行，还得有方法。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像日本当年一样，直接放开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试图把人民币一下子推向国际；而是综合吸取了日本和欧洲的经验，采取了“先区域化，再国际化”的思路。

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着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合作。之前提到的，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50%，是最大的股东。通过亚投行这个金融中介，人民币资本可以流向那些需要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洲国家，这也是我们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出海”、走向国际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除了区域内金融合作之外，中国也在积极开展跨区域的金融合作，比如倡议筹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员，等等，让人民币资本在国际金融中发挥更多的力量。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里依然会占据主导位置；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美元与人民币的二元平衡，或者美元与包括人民币、欧元和日元在内的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多元平衡发展。而在这两种未来里，中国都将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以上，就是《权力之巅》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探究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我们看到：虽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有遵循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效率优先”并不是它奉行的首要原则；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是建立在稳定的国际权力格局之上的；相比于效率原则，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才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一个更重要的推动力。

在第二部分，我们了解了，“货币国际化”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一个词——“国际货币权力”。作者认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之所以都不断地努力扩展本国货币的使用范围、推进“货币国际化”进程，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获取更大的国际货币权力，让自己能够利用货币关系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如果说，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政治对货币的影响，那么第二部分则更多反映出了，货币对政治的影响。把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本书向我们揭示的，国际货币体系背后的政治逻辑，那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跟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们如今身处的这个国际社会。

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通过今天讲述的，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历史，我们能够感觉到，变革往往不是暴风骤雨般发生的，而是一步一个阶梯、逐渐长成的。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制度经济学家张宇燕教授曾说，“纵观历史，真正的革命常常爆发于平静之中，以至于当事人或同代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而今天的中国，就正在书写着这样的历史。在刚才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聊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和未来。从明清时期的白银帝国，到亚投行的发起者，中国曾经错失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机会，而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浮，才又一次站在了国际货币体系博弈的舞台上，成为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民币的崛起，将改变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从属地位，推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朝更加多元、平衡、和谐的方向发展。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原书电子版已经为你附在最后，欢迎你进行拓展阅读。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个音频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跟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们如今身处的这个国际社会。

2. 可以推测，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美元与人民币的二元平衡，或者美元与包括人民币、欧元和日元在内的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多元平衡发展。而在这两种未来里，中国都将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