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 苗博特解读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 苗博特解读
关于作者
达龙·阿西莫格鲁，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主要研究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曾因成果杰出，获得号称经济学界小诺贝尔奖的克拉克奖。詹姆斯·罗宾逊，曾是哈佛大学的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现就职于芝加哥大学。两位作者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顶级期刊上合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对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民主转型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本书
本书是关于民主化问题的权威著作。与过去的研究不同，本书创新性地运用经济学的视角，在少数几个变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权贵和民众之间的政治博弈影响民主化的抽象模型，提出了一个从“成本-收益”视角解释民主的独特思路。在2006年首次出版后，本书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贡献”，迅速成为了民主研究的新经典。
核心内容
民主出现的可能性，是由权贵和民众间的博弈成本决定的。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权力分配的可信承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被创立，是在某些特定时刻，民众拥有的政治权力达到高峰，权贵的政策让步又不可信的情况下出现的。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经济不平等、权贵的收入来源、全球化是影响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作者预测，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民主的未来是乐观的，也是悲观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
民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在这些研究之中，有一个问题，既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拥有民主，有些国家却没有？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抽象，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因为制度就像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个人都离不开。不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标准答案。有人从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也有人从社会阶级关系讨论，还有人认为，关键历史人物的人格特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本期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回答的也是这个问题，它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在少数几个变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权贵和民众之间的政治博弈影响民主化的抽象模型，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原来把持权力的权贵在受到革命威胁时，做出的一种比较可信的承诺。说它可信，是因为它通过建立一套长久的制度，将权力和平地从权贵手中转移到普通民众手中，降低了权贵秋后算账的可能。而权贵和民众间的博弈成本，决定了民主出现的可能性。
因为视角独特，模型又很强大，这本书的英文版在2006年首次出版之后，在政治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贡献”，迅速成为了民主研究的新经典之作，两年后就被翻译成了中文出版。为什么会选择经济学这个角度呢？这就要从本书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的经历说起了。在跨界研究民主之前，阿西莫格鲁是一位经济学家，主业是制度经济学，成绩单非常漂亮。他在经济学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同辈经济学家。有人还预测他将来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在38岁那一年荣获了克拉克奖，这个奖专门颁给40岁以下、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据统计，历年克拉克奖得主中，有40%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介绍完背景，我们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这本书。首先，我将为你介绍本书作者的核心观点，也就是民主是一种对未来权力分配的可信承诺，并详细解释这个不走寻常路的观点是什么含义；然后，我将为你分析本书被公认最有原创性的地方：为什么说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经济不平等、权贵的收入来源、全球化是影响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最后，我将为你谈到作者对民主未来的预测：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民主的未来是乐观的，也是悲观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那就是作者对民主化的理解。作者认为，民主制度是在权贵和民众的政治博弈中，作为一种可信承诺出现的。
你一定想问，可信承诺是什么意思，和民主有什么关系？确实，我们一般说到民主，都会说到人人都有选票、公正自由的选举等等，很少听到有人说，民主代表着一种承诺。要理解作者的这个提法，我们需要先理解两个概念，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一种叫事实政治权力，一种叫法定政治权力。
什么是事实政治权力呢？想象有一台时间机器，带着你从现代社会穿越回了原始社会，在那样一种人类的原始状态中，任何政治、法律制度还没发展起来，这时，你为了采摘树上的一个苹果，和另外一个原始人发生了冲突，你猜这个苹果最后会属于谁？不难推断，在没有宪法、警察、法官主持公道的原始状态里，谁的力气大，打得赢，苹果就归谁。把这样一种暴力或者说强制力应用到政治领域，就是事实性的政治权力。比如说，当一个社会群体拥有武装人员、枪支弹药等暴力手段，它就有力量强迫其他社会团体服从。你可以说一个黑帮不合法，但不能否认它有一定的权力。
好在人类社会不断进化，早就摆脱了赤裸裸的丛林社会状态。人类变聪明，也变文明了，不会一言不合就用拳头说话，而是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来决定权力的分配。比如说，在君主专制社会，人们发明了嫡长子继承制，解决君主继承人问题。在民主社会，人们建立选举制度，规定一个政党获得了一半以上的选票，就获得了政策的决定权。这种来源于制度的权力，就是法定政治权力。
作者认为，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权力，是这两种政治权力的总和，谁掌握更大的权力，谁就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我们把一个非民主社会中的成员，简单地划分为民众和权贵两类群体，一般来说，民众都是相对的穷人，权贵是在经济、政治上都更具有优势的群体，例如国王、贵族、军事独裁领袖等。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这两类群体由于利益不同，想要的政策也不同。比如说，民众可能会赞同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因为在这种政策下，富人比穷人交更多的税，政府有钱之后，会给国民发比较高的福利。对富人来说，这些福利可能不值一提，但对穷人来说，交的税比富人少得多，福利却是大家平均分，相当于占了富人的便宜。因此，这种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劫富济贫。不用说，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贵，多半会反对这种再分配财富的高税收政策。那么到最后，谁能得到对自己更有利的政策呢？
你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肯定是权贵获胜，因为他们既具有法定政治权力，也掌握强大的事实政治权力，对比之下，作为个体的民众，既没办法用投票争取自己想要的政策，也很难和权贵的武力抗衡。但是，你也不用太悲观，因为民众也有潜在的力量，并不永远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毕竟在人数上，民众占有绝对的优势。如果民众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政策，组织起来罢工、罢市，形成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甚至升级成革命，他们的事实政治权力就会快速增长，在权力的天平上获得压过权贵的分量。面对这种情况，权贵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选择镇压，但镇压的代价比较高，比如人员伤亡和财富损失，在国际上被谴责、孤立，如果镇压失败，他们还可能会被打倒，失去一切。权贵也可以选择让步，许诺给民众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但是，让步是不是一定管用？答案是不一定，因为这就涉及到了可信承诺的问题。我们前面说到，在非民主社会，民众既没有法定政治权力，也没有多少事实政治权力，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经济危机、战争失败等导火索引爆了民众的愤怒，大家聚集起来示威，形成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在这些特定时刻，民众的力量才达到短暂的巅峰，包围权贵这座孤岛，迫使权贵作出让步。但是，今天，因为民众聚集在街头示威，权贵不得不妥协，明天，当人群散去，民众的事实政治权力又回到微不足道的常态，谁能保证权贵履行承诺？谁又能保证权贵在重新获得权力之后，不会进行报复？
因此，重要的不仅仅是改变政策，更要改变制度。民众需要用此刻手中掌握的事实政治权力，要求扩大今天的、明天的乃至永远的法定政治权力，拿到参与政治的入场券。原来说“君权神授”，现在要变成“民有、民治、民享”，从制度层面，保证民众分享政治权力，在未来也能获得想要的政策。
所以作者就提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被创立，是在镇压成本太高、权贵的政策让步又不可信的情况下出现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可信承诺。因为制度一旦创立，就有着运转下去的惯性，产生各种成本。创立新制度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制度扎根之后，还会形成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这些都会成为权贵反悔的成本。如果权贵想要推翻民主制度，他们就得跟起来制造革命威胁的民众一样，先抓住时机，再权衡成本和收益，确定政变的收益大于成本，才会行动。成本越高，反悔越难。换句话说，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民主还是非民主，跟权贵是不是高风亮节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以上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在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民主化是民众在拥有暂时性的事实政治权力，能够迫使权贵作出可信让步的情况下发生的，本质上是以制度化的形式扩大民众的法定政治权力。对权贵来说，选择让步还是选择镇压，取决于哪种策略能够最大化他们的利益。
那么，在一个社会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双方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进而影响社会的政治制度呢？
这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里的一个核心问题，从20世纪到现在，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有的说，公民社会很重要，因为民众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迫使权贵让步，因此，一个社会中公民组织越发达，民主化也就越容易实现。同时，团结的公民组织能更有效地抵抗权贵的政变，保护民主。还有的说，中产阶级很重要。
本书作者也承认，他们的模型是高度抽象的，只有民众和权贵两类群体，但事实上，社会中总是存在介于权贵和民众之间的中产阶级，他们能够发挥缓冲带的作用，增加民主化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比民众更富裕，在政策偏好上会比较接近权贵，有他们作后盾，权贵会觉得，即使民众投票决定他们想要的政策，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不会让政策过于激进，权贵的利益损失就不会很大，因此对民主化的抵制也不会特别强烈。对更底层一点的民众来说，有中产阶级的选票在，政策会比只有权贵掌权的情况更照顾他们的利益，生活会好转一些，因此也犯不着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起来暴动。
对这些前人提过的因素，本书的作者都进行了讨论，当然，都是切换到他的框架下，用经济学的思维和博弈论的模型来考察的。不过，这些讨论都算不上本书的创新之处。本书被公认最闪光、最有原创性的地方，是作者从成本-收益的视角，提出了对民主的出现和巩固具有重要作用的三个因素，分别是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权贵的财富来源和全球化的程度。
我们先来看经济不平等对民主化的影响。在民主研究中，有一个经典的观点，叫“李普赛特命题”，是一名叫李普赛特的政治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这个观点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经济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出现民主化。围绕这个观点，长期以来产生了大量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支持者认为，放眼世界，大多数稳定的民主国家确实都是富国，而非民主国家，大多数都相对贫穷。在有些国家和地区，随着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民主化也确实发生了，韩国就是例子。而反对者认为，这个观点并不能解释所有情况。
作者引用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早就是发达国家，然而至今没有民主。为什么李普赛特命题在新加坡失效了？为什么新加坡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实现民主化？在本书作者看来，解答这个谜团的关键是加入“经济不平等”这个变量。新加坡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同时平等程度又很高的社会。我们前面说到，不论是权贵还是民众，改变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作者认为，对新加坡人民来说，除了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大家的日子过得挺不错，改变当前的制度并不一定给他们带来巨额好处，不值得冒险。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你是不是会认为，如果不平等的程度增加，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会更高？也对，也不完全对。一个非民主社会越不平等，意味着推翻现有政权的回报越高，民众更容易被吸引到反抗的道路上，因此逼迫权贵让步进而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但是，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高度不平等的非民主社会里，政权被权贵牢牢把持着，民主化并没有比其他社会实现得更容易。比如说，20世纪时的南非，民权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当时的种族隔离政权斗争了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各种暴动、骚乱、让步、背信弃义、再暴动后，民主才最终确立。这又是为什么呢？
作者指出，当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时，民主出现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压迫程度非常高的非民主政权。因为对权贵来说，他们手中拥有的太多，一旦失去，代价又太过惨重，所以他们会严防死守，各种镇压。也就是说，在不平等程度特别低或者特别高的社会，民主化的可能性都会降低，而在不平等程度处于中间水平的社会，民主化的可能性最高。这就刷新了李普赛特命题的旧认知。作者认为，经济不平等和民主化的可能性之间，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低，或者经济非常不平等，确实不利于实现民主，但是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像新加坡那样，也不一定就会实现民主，还要看社会内部经济不平等的程度。
这个因素同时也解释了民主倒退问题。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一旦民主化，民众就会期待政府出台“劫富济贫”的政策，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但是，如果政策过度照顾普通民众利益，从权贵那里薅了太多的羊毛，很有可能会激起权贵的反扑，一有机会就发动政变。民主在阿根廷、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经历的曲折反复，正是这种情况。
作者提出来的第二个因素，权贵的收入来源，也非常具有洞察力。在农业社会，权贵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权贵的收入来源会逐渐转移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比如说工厂和熟练工人。这两种不同的来源会造成权贵对民主化态度的不同。一方面，土地作为不动产，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容易征税，而社会动荡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损害更大；另一方面，就像历史上发生的那样，农业社会可能会依赖奴隶制，而工业社会需要自由劳动力。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解释了为什么和平的民主化主要发生在工业社会，而权贵顽强抵抗、镇压以及最后引爆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发生在农业社会。民主化之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在工业社会，权贵如果反扑，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损失，提高了政变的成本，而农业社会的大地主们反扑，目的是夺回土地这种不会死亡、不能转移的资产，成功的可能性就更高。
最后，一个社会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也会影响这个社会中权贵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全球化能使权贵更方便地转移资本，逃避税收，因此对本国实施民主政治的恐惧会降低。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产业转移，为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穷国提供了经济机会，提高了劳动者的报酬，降低了一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我们前面说过，当经济不平等程度处在中间水平的时候，民主化相对最容易发生，因此，在一个社会从经济很不平等过渡到相对不平等的阶段，民主化的希望反而是最大的。参与国际社会也提高了权贵镇压民众暴动的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同理，全球化程度越高，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也更容易得到巩固。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作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权贵财富的来源以及全球化的程度，是影响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三个重要因素。
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如果我们用作者这个模型来预测民主的未来，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世界上那些还在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将来会民主化吗？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平等的程度会提高吗？对这些问题，作者给出了一个既乐观也悲观的预测。
一方面，作者认为，民主的未来总体上来说是光明的。几十年来，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在许多非民主社会，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同时也缩小了收入差距，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这几点都是对民主化利好的因素。此外，当今世界已经被高度的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一国国内的政治冲突，不管是民众方面的骚乱和暴动，还是权贵方面的镇压和政变，都会产生比过去高得多的外部影响。这种情况下，用作者的原话来说，这两种双方各自“最具有破坏力的武器”，都会因为成本的提高而失去原来的杀伤力。因此，作者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会促进和巩固民主。
但是，在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从现在已经冒头的一些趋势来看，未来民主的质量，或者说民主社会中政治平等的程度，可能会随着权贵权力的扩大而下降，导致民主不再像过去那样保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蜕变成一种令人失望的民主形式。
你可能会问，民主的本质不就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吗？为什么在民主制度下，权贵的权力还会扩大呢？这就需要区分民主和政治平等这两个概念了。民主的制度性特征是参与政治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允许多数人投票来表达自己对政策的偏好，因此，选举出来的政府被认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确实比非民主更接近政治平等。但是，民主并不等于完全的、完美的政治平等。在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国家，权贵仍然具有比民众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说，他们可以通过游说、行贿等非投票渠道来影响政策。
因此，当我们讨论民主中的政治平等时，我们其实是在对比非民主政权的基础上的，用郭德纲的梗来说，那就是“全靠同行的衬托”。毕竟，在非民主政权，政策是由一个权贵阶层，一个寡头集团，一个政治派别，甚至一个单一的独裁者决定的。而在当今一些成熟的民主社会，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些政治不平等日益扩大的迹象。比如说，权贵们发展出了利益集团来进行政策游说，甚至控制党派体系，进而控制政治议程，达到获取自己想要的政策的目的。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看来，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就经历了精英集团权钱交易的大幅度增长，他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的政治衰败。本书作者认为，这种趋势会降低民主亲多数和再分配的性质。
最后，非常神奇的一点是，全球化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对民主的未来也有着不利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老牌民主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的影响上。全球化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加上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增长，使得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众的议价能力反而被削弱了。比如说，如果美国的资本家觉得本国工人工资太高，养不起，可以把企业开到中国，而资本和工作机会的外流，导致美国的工人在面对资本家的时候议价能力下降，这进一步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越来越软弱。这是因为，当工作机会都来之不易时，工人们自然也就没底气团结起来向政府要求他们想要的政策，没有了工人的团结和支持，不管是工会还是左翼政党，都越来越少提出强硬的收入再分配的政策诉求了。
因此，虽然在形式上，民主制度保障了一人一票的权利，但在实际上，全球化侵蚀了民主的质量，使得民主这个保障政治参与和大多数人权益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说到这，这本书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 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分别是事实政治权力和法定政治权力，并指出现实中的政治权力往往是两者的混合。民主作为一种可信承诺，往往出现在民众的事实政治权力达到高峰，胁迫权贵作出制度让步以获得未来的法定政治权力的时刻。
其次， 我们重点分析了一个社会中影响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三种因素：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权贵的财富来源和全球化的程度。从作者提出的成本-收益的视角，我们发现，不论是民主的出现还是巩固，都是权贵和民众经过理性计算后作出的策略性选择。
最后，我们谈到了本书作者对民主未来的预期。作者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加深、人力资本的增长和不平等的降低，民主整体上呈现利好的趋势。但是，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对老牌民主国家而言，可能会降低本国民众的议价能力。同时，政治议程越来越被权贵绑架，也为成熟民主国家的政治平等蒙上了阴影。
撰稿：苗博特 脑图：摩西 转述：江宁
划重点
1.民主作为一种可信承诺，往往出现在民众的事实政治权力达到高峰，胁迫权贵作出制度让步以获得未来的法定政治权力的时刻。
2.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权贵财富的来源以及全球化的程度，是影响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三个重要因素。
3.作者认为，全球化对民主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