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逻辑》 苗博特解读
《改革的逻辑》| 苗博特解读
关于作者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周其仁曾在东北农村当了十年知青，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因为丰富的农村生活阅历，在中国酝酿包产到户改革时期，周其仁亲身参与了农村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
关于本书
本书是周其仁多年来经历和研究中国改革的体会和总结。在本书中，他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改革，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假设上的一个误区，解释了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改革成功的关键步骤，以及当下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痛点。
核心内容
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给你解读的书叫《改革的逻辑》，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也带来了一些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井喷式的增长，这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特别有争议，全世界对中国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比较优势，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和举国体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过程，有多长呢，你比较一下就有感觉了：我们要改革的这个体制，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用了三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而我们改革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四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间，比挖这条河还要久、还要费劲，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下的中国，改革的难点和痛点到底在哪里？
可以说，关于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仍然笼罩在一团迷雾中。不少人看中国改革，就像雾里看花一样，有很多困惑。这本书的作者周其仁，可能是为你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周教授本人的经历，可以说和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周其仁身上最传奇的一点，应该是他曾经在黑龙江完达山当了差不多八年的猎人。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山上自己搭茅舍住，种菜吃，还学习挖陷阱，捕野鹿。他的这段经历并不是自己主动归隐山林，而是因为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作为一名知青，周其仁被分配到黑龙江建设农场，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待了十年，直到恢复高考，才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就读。正是因为他有在东北农村多年的阅历，在人大读书期间，周其仁得到了农民问题专家杜润生的指点和支持，参与了农村改革几个重要政策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性地拉开改革大幕的亲身参与者。
本书就是周其仁多年来亲身经历和研究中国改革的体会，我将从以下三个重点来为你介绍他的理论，分别是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关键步骤和未来难点。首先，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其次，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假设上的一个误区，节约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高昂的组织成本。
我们知道，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学的是苏联，那苏联是怎么创造出来这套制度的呢？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从道义上来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是不公正的；从发展预期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和命令，总有一天会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到时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靠计划和命令运行的大公司，市场交易自然就消亡了，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必然走向更公正的社会主义，既然如此，苏联就决心要提前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人为跨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
这个思路有没有问题？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有。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把人类理想中的社会蓝图变成现实，还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物资短缺等许多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抛开实践层面的种种原因，周其仁认为，在计划体制下面运行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超级大的公司，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这个公司运行的成本非常高。但是计划经济体制背后的理论假设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忽视了在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交易成本这个东西，认为资本家就是纯粹的剥削者，对整个经济没有其他贡献。
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周其仁的原创，而是他对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的演绎和发挥。科斯这个人特别神奇，他一辈子主要的学术作品就是两篇论文，凭着这两篇论文，他在经济学界开山立派，开创了一个叫“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流派，并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市场运行和企业运转的成本问题作出了突破性的分析。
科斯区分了两种成本，一种是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上产生的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在企业内部产生的组织成本。科斯指出，如果说资本家做的仅仅是雇佣工人，让工人生产产品，然后拿去市场上交换，把工人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那么确实，这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剥削者的角色，但是这种假设曲解了现实。因为现实世界常常存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从雇佣工人到发现顾客的需求，从生产产品到最终实现交换，其中的每一步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交易成本。对资本家来说，不管是找到合适的员工，还是判断市场信息，以及签订合约、处理纠纷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都是成本。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看。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如果你想买一个东西，上网搜索过之后，你再浏览什么网页，就很容易在网页边上看到一些向你推荐类似商品的广告。很显然，这些广告是精准针对你的需求投放的。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广告推荐系统背后，有一大批的人为了定位你的需求付出了很多劳动。比如，程序员要优化推荐算法，产品经理、文案和交互设计师需要把广告设计得抓人眼球，卖东西的商家需要找到靠谱的广告设计公司和投放公司，这一切上上下下的努力都是为了最终达成交易，把商品卖给在电脑前面点击鼠标的你。所以说，自由市场不是一个零摩擦力的世界，在其中，买方和卖方的信息并不是透明可见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万能，就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科斯慧眼独具，指出了交易成本存在这个现象，它非常普遍，却一直被经济学家们忽视。在市场经济中，由资本家主导的企业，虽然存在剥削问题，但也为整个经济的成功运行节约了交易成本。
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苏联模式把资本家打倒在地，取消市场交换，用计划来管理经济，交易成本从此是不存在了，但却转化成了管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原来由千千万万个资本家和企业承担的成本，包括收集需求和生产信息、决策和指挥、发现错误并纠正等等，现在全落到了国家头上。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实情况千变万化，全靠国家计划来运转经济，不但经济容易出现周转不灵，国家面对高昂的决策成本也是不堪重负。更不用说，由国家来扮演一个“总指挥家”或者说“总资本家”的角色，并没有消灭剥削。比如说，在大锅饭制度下，多劳却不能多得的人，实际上受到了偷懒者的剥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搞大锅饭，出现生产效率低下、农民饿肚子等问题，实际上就是这种隐形的剥削带来的。
所以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学家看来本质上是一个节约成本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假设上，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取消了市场，打倒了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建立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但是既没有消灭剥削，又使得交易成本转化成了组织成本，还把这些成本从分散变成集中，全都压到了国家头上。所以，改革需要把市场带回来，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给权力高度集中的超级国家公司减减负。
以上就是我给你讲的第一个重点：超级国家公司成立之后，发现组织成本太高，需要把经济运转的成本降下来。
那么，具体怎么做才能降低成本呢？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说，进行了中央和地方的的分权改革，还开始重新界定产权，把市场带回到经济中来，还承认了企业家的合法地位，等等，在这些变化中，哪一步最关键、最重要呢？
周其仁认为，改革的关键步骤是重新承认和界定产权，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逐渐扩展到城市、商业和工业。你可能会问，前面提到的这些改革，每一条听起来都很重要，凭什么说产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呢？确实，地方分权改革很重要，因为中央把更多权力下放给地方，相当于把一个大的超级国家公司打碎成很多小的地方公司，这样能够提高决策的自由度，降低信息成本。承认企业家的合法地位也很重要，这样能够鼓励民营公司的发展，盘活经济，扩大就业。但是，这些都不是改革的核心，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把市场带回到经济运行中来。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分解成许多分公司，加上民营公司，不靠计划和命令来指挥，就必须发挥市场自己的协调功能。但是，别忘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取消了市场，即使中央向地方分了权，也允许私人办企业，市场还没有重新建立起来也没有用，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市场就成了改革的关键步骤。
从科斯的观点出发，周其仁认为，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手段是产权界定，因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晰的权利划分。这个道理用大白话来说非常简单，也很符合常识：要是一个东西不是我的，我怎么转手买卖呢？也就是说，产权，也就是物产的所有权，这个东西是市场交换能够进行的前提。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可能会引发纠纷和扯皮，增加不确定性和成本。举个例子，如果你曾经走在街上，碰到过看起来像扒手的人，向你展示和兜售苹果手机，你对这一点的感受可能就会比较深。这些来路不明的苹果手机可能是最新款，价格还低于市价，但很多人可能还是不会买，为什么呢？除了道德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担心潜在的纠纷：万一原主人通过定位找上门来怎么办？万一警察抓住了扒手要追赃怎么办？我也付过钱了，这个手机应该归谁呢？可见，一旦物品的所有权不清楚，可能造成潜在的麻烦、风险和损失，市场交换行为就很难活跃起来。
中国希望重启市场交易来给超级国家公司减负，就必须清楚地界定私人产权，现在回过头看这个逻辑好像挺简单、挺明白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很多人的思路被苏联式的体制给牢牢捆绑住了，不敢动，好像改革一下，就是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事。那个时候，思想上最没有负担的反倒是基层的农民，因为天天种地却吃不饱饭这件事，他们体会最深。周其仁形容说，农民的肚皮是改革的第一动力。我们知道，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改革的开端，包产到户虽然没改变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但是，它让农民从集体劳动和挣工分中解脱出来，允许他们承包一块土地，在上交一定份额的农产品后，余粮就是自己的，可以自己留着吃，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虽然农民对农地没有所有权，但是，通过承包制，他们拥有了明确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不过，这种因为吃不饱饭的压力而促成的基层合约，如果没有得到自上而下的承认，给农民带来的预期仍然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承认和保护了农村自发的产权界定行为，这就在传统的全盘公有化的体制里，画出了一条农民私人权利的界限，在底层和上层两股合力作用之下，正式重建私人产权。
农村的大锅饭被废除后，农村出现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消化不了，就流入商业、工业，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是雇工问题。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不管是自己创业开公司，还是在民营企业工作，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在当时，民营的工商业主雇佣帮工，却是一件对传统社会主义形成挑战的事情。这背后根本的原因，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假设里，不存在交易成本这个事，认为企业家就是一个纯粹的剥削者。当时的观念僵化到什么地步呢，有人从资本论里翻找教条，得出一个“雇工在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超过7个人，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的结论。好在自从农村的包产到户撕开口子，这种纯教条的禁锢变得越来越弱。
私人雇工怎么处理，可以说是改革遇到的第二件大事。当时的做法是静观其变，先看看这些企业会发展成什么样，也给各种不同意见一个缓冲余地。事实证明，包产到户后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企业组织形式，并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伤害。1986年，中央五号文件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在周其仁看来，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因为它对产权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肯定，不仅承认劳动者有基于自己劳动能力的财产权，也承认创业当企业家的权利，还在政策和法律的框架里，明确了通过市场合约包括雇工合约来组织经济、发展生产的权利。其实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要保障大家能在市场上买卖东西。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把相关的所有权、转让权、合约权都给划清楚，就构成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以上就是我给你讲的第二点内容，在中国所有的改革举措中，最关键的一步是通过底层和上层的合力，逐步重新界定私人产权，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打下了制度基础。
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好像改革也不是特别困难，不就是把原来不清晰的权利，一项一项都给明确划分出来吗？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这个产权界定的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都说改革进入深水区，现在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痛点到底在哪里呢？这就是我要为你讲的第三个重点：在权利的重新界定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体制选择空间，在这种弹性下，容易改革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利益又盘根错节的硬石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产权界定问题，比改革之初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另外，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摆脱了饥荒这样的危机性事件，那么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彻底的产权保护，是未来改革的一个主要痛点。
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因此，中国的产权界定，不是方方面面齐头并进的，而是不整齐、不均衡的，有的地方走得快一些，有的地方走得慢一些。比如说，在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产开发、旧城改造这些领域，产权界定牵涉到多方面的利益，怎么明确和保障各方的权益就非常困难。产权这个概念，字面上是物产的所有权这个意思，但是用经济学的语言更精准地定义的话，它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排他性占有。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一件东西，它本身很稀缺，你也想要，我也想要，这才产生了产权这个东西，通过法律的、制度的形式，把一件东西到底属于谁给明确下来。比如说北上广的房子很稀缺，所以人们需要通过房产证这个东西，把它到底属于谁给写下来，写下来之后，还需要制定法律来保护产权，私闯民宅要承担法律责任。反过来，如果它在一般情况下不稀缺，不会有人争抢，就没有产权这个说法。比如说，虽然人人都要呼吸空气，但没有人会去宣称，这个房间里的空气是属于我的，没有我的许可，你们谁都不许吸。
所以，对归属还没明确的稀缺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是一件有人受益就会有人受损的事情，在中国的改革中存在不少这样的雷区。在这些雷区里，不同的利益方都有些什么权利，各自的势力范围怎么划分，目前还没有共识。我们怎么样才能摸索出一套好的制度安排，在这套安排下大家的利益诉求都能合理合法地解决呢？这个问题就很棘手，很难办。更不用说，我们现在还面临改革动力不足这个大问题。
中国早期的改革是被危机逼出来的。农民吃不饱饭，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四川等地的地方政府在调查研究之后，制定了支持变革的地方政策，最后才是上升到中央层面，中央连发五个一号文件给予肯定。其实那些上层看起来好像是老大难的问题，在底层已经有了突破和解决办法，但是迫切需要一个承认，需要上下两股的合力，把变革给肯定下来，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个底层驱动的思路，可以说主导了早期的改革。和苏联、东欧那种专家设计的全盘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的办法是从实际出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走起来。改革之初，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顶层设计，哪里走不通了，就东走走西看看，鼓励各个地方做做实验，摸索一个解决方案，直到把问题解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农民饿肚子这种危机性事件几乎不会再发生了，在这样一种新环境里，改革的动力就成了个问题。一方面，底层危机造成的推动力不那么足了，另一方面，很多难改的问题，也不是光靠地方上的实验就能解决的。比如说，地方政府征收农民土地常常造成很多矛盾，但是追根究源，这些问题和现行的单一征地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等其他问题都是有牵连的，没有通盘考量，地方也接不下这一块硬石头。所以，到了今天，改革的复杂程度和艰难程度不比改革早期低。
在周其仁看来，如果说早期主要是民众自发地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执政者更主动，自上而下摸石头的时候了。中国改革想要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不能只依靠迫在眉睫的危机推动改革，而要在清晰的全局目标下，进行整体的通盘考虑，依靠顶层设计来深化改革。周其仁认为，这将是未来改革的主要发动机。
说到这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给你介绍完了，下面，来为你总结一下知识要点。
首先，我为你介绍了经济运行中的成本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私营企业都取消，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由计划和命令指挥的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非常高昂，运转不灵的现象常常出现，也没有真正消灭剥削现象，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逻辑，就是重新建立市场，削减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
其次，我们分析了中国改革中的关键步骤，那就是逐步推进的产权界定，因为清晰的私人产权是盘活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在底层和上层两股合力之下，从农村的包产到户起步，扩展到城市和工商业，在传统公有制的势力范围里逐步把所有权、转让权、合约权给划出来，奠定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最后，我们讲到了继续推进改革的未来难点和痛点。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体制选择空间。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都是硬石头。我们今天面临的产权界定问题，往往出现在稀缺资源领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问题，因此改革起来特别困难。再加上自下而上的动力不足，原先那种底层创新、上层承认的路径也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有效。怎么样才能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推动力，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痛点。在周其仁看来，改革进行到今天，需要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为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明确产权提供主要驱动力，把没有彻底完成的私权界定送上轨道，把公权约束这个议题尽早提上日程，以实现全面、彻底的产权保护。
说到这里，不难看出，这本书看待经济的视角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它的逻辑链条是，只有明确了私人产权，自发的市场交易行为才能活跃起来，从而带来经济的发展，政府如果过多卷入市场行为是不好的，需要进行自我约束和调整。这其实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那么，用这个逻辑解释中国的改革以及中国改革的前景是不是合理呢？这就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了。有的经济学家很不喜欢这一派的观点，比如说，我们之前解读过一本书，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点名批评了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市场从来就不能靠自发的交易行为形成，需要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来推进，在过去，政府扮演了这个创造者的角色，而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者。一个强调自下而上，一个强调自上而下，两派观点唱对台戏，到底哪个才正确呢？很遗憾，目前来看还没有标准答案。对于中国改革这个历史性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看看这些不同的解释，哪个更具有生命力。
撰稿：苗博特 脑图：摩西 转述：顾一菲
划重点
1.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假设上，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建立超级国家公司，使得交易成本转化成了组织成本。
2.在中国所有的改革举措中，关键是重新界定私人产权，为市场经济打下了制度基础。
3.怎样才能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推动力，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