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经济思维》 钱言解读

《拓宽经济思维》| 钱言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拓宽经济思维》。我们就从书中的两个故事说起吧。

第一个故事叫：一张大饼引发的骚乱。1977年，埃及政府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贷款，按照它提出的改革指导计划，宣布取消基本食品补贴，包括老百姓最常用的主食：大饼。没想到造成了大规模骚乱，数十万人游行，1000多人被捕、550多人受伤、70多人死亡。这项计划只好中止。

第二个故事叫：费力不讨好的经济学家。1991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发达国家把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迁移，因为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结果引发了巨大争议，萨默斯不得不公开道歉。

这两个故事反映了本书的一个观点：单一的经济学思维在现实中有时行不通，我们要将人文视角引入经济研究，才能让经济理论更贴近现实，提出更有效的建议。当然，作为个人，也应该把经济思维和人文素养结合起来，拓宽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和眼界。

这本书有两位作者：一位是美国西北大学校长莫顿·夏皮罗——他是一位经济学教授，是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专家；另一位是他的同事，艺术人文院系的教授加里·索尔·莫森，以研究俄罗斯文学著称。他们作为经济学者和人文学者的跨界组合，在教研中发现经济学与人文教育正面临两种麻烦。

一种是学科的困境。比如经济学家在社会上发表观点时，经常遭到质疑；他们有时可以参与政策制定，但在出问题时经常“背锅”。另一方面是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受到冷落，选择人文学科的学生比率不断下降，甚至有很多专业已经解散。

另一种是知识的误导。比如美国学生上的英语课，他们以为是英语文学课，实际上是被政治学家嗤之以鼻的政治课。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当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理论去解决道德、文化和社会价值问题时，他们几乎是在自欺欺人。

鉴于这种状况，两位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借着探讨高等教育、家庭生活、贫困发展等问题，摸索经济学和人文学科对话的可能，促进它们交流互动，减少知识传播的片面性，为读者带来思辨和启发。

接下来，我就从两方面为你解读这本书。一是从学科发展来看，为什么要将经济研究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促进彼此完善——特别是经济学能从人文学汲取什么；二是从知识进步来看，怎么建立多元互补的思维方式，避免被片面的知识误导。希望听完之后，它能帮你把经济思维与人文素养结合起来，拓宽考虑问题的思路和眼界。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将经济研究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简单地说，是因为经济学和人文学科都遭遇了困境，它们需要取长补短，彼此促进。

先看人文学科。作者在书中提到，在过去十年有大量的舆论和教育组织声明，都表达了对人文学科衰落的遗憾，因为报考人文专业和修读人文课程的学生在急剧减少。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有近18%的学士学位出自人文学科，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8%。在哈佛大学，人文专业的本科生从1954年的36%减少到了2012年的20%，并且还在下降。在斯坦福大学的本科部，有大约45%的教职员工来自人文学科，而只有15%的学生来自人文学科。这还是因为大学对通识教育的要求，使学生为了毕业而选修人文课程，否则这种下降会到什么程度，更是不堪设想。

再看经济学。作者在书中写到，经济学家在社会上经常受到抨击。他们有机会参与制定政府政策，但在出问题时经常要“背锅”。如果他们设计的政策没有实现效果，经济学家就会站出来解释原因，媒体也喜欢刊发这些言论。但在发生房地产泡沫时，会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经济理论来看，这些泡沫根本就不会存在。这说明经济学的危机跟人文学科不同。如果说其他学科的困境是缺少关注，那么经济学的危机却在于它本身是个热门学科，备受追捧，但是它的有效性似乎配不上它的社会地位，于是造成了某种信誉危机。

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上形成一股质疑经济学的风潮。英国女王就问，“为什么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没能预测到这次危机？”可以说代表了外界对经济学家的质疑。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青年一代对经济学的抗议。比如2010年，哈佛大学有一群学生从著名经济学家曼昆的课堂上退席，抗议他的课程带有偏见；2015年，美国经济学会在波士顿召开年会时，又有一批学生到现场抗议，质疑经济学家提倡的经济增长正在毁灭地球。更不用说长期以来，在社会中流传着许多嘲讽经济学家的笑话，批评他们装腔作势，空谈误国。

那么怎么才能摆脱这样的困境呢？作者认为把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当然，书中重点说的是经济学对人文学科的借鉴。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之所以缺乏解释力，或在很多问题上声誉不佳，就是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视角造成的。

比如前面提到，1991年萨默斯发表的备忘录，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发达国家把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迁移，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既能减少发达国家的污染，又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结果却引发了巨大争议，巴西的一位政府官员回应，“你的推理完全符合逻辑，但实在是太疯狂了……你的想法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社会的残酷和他们的傲慢无知，都不是用简单思维可以理解的”。在这样巨大的争议中，萨默斯不得不公开道歉。可见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里，狭隘的经济观点很难获得社会认同，并提供有效的建议。

再比如说，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的一件大事。它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人的选择可能前后不一，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结果。这对传统经济学构成了挑战，在经济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但在外人看来，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在文学创作中，人历来被描述为是不理智的，社会研究也暗含着人是非理性的判断。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一直在鞭策人们要理性；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耗费大量时间探寻现代社会的理性起源；在日常生活中，盲目和愚昧更是随处可见。非理性对普通人和其他学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经济学中却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可见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已经严重脱离现实。

那么经济学可以从人文学科里汲取什么呢？书中提到了三点：懂得故事的重要性，更好地理解文化的作用，以及对道德伦理的尊重。

关于故事的重要性，作者有两层意思。一是用故事传播理论，更容易被人接受。这很好理解，不用多说。二是要重视“故事”这种载体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其实已经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听书栏目解读过一本书叫《叙事经济学》，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希勒，就论证了叙事是怎么影响人类经济运行的。他认为社会上那些忽然流行、获得大面积传播的故事，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和偏好，进而影响经济走势，甚至影响历史进程。比如“美国梦”叙事、“机器人”叙事、房地产叙事、通货膨胀叙事等等。

关于道德、文化的重要性，前面已经提到，比如像世界银行建议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迁到发展中国家，埃及政府对老百姓传统的基本食物进行涨价，从经济理论看可能是合理的，但在政策制定上如果不考虑道德与文化的作用，就可能面临巨大的阻力。而另一方面，有时通过道德与文化的视角去看经济，更有可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比如，罗振宇老师在2022年的跨年演讲中，讲了这样一个寓言。

有一个家庭，家里有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孩子。前几十年一家人节衣缩食，供老大读书。后来老大有出息了，开了工厂，赚了钱。老二呢，生活还比较困难。那么这个老太太会怎么处理两个孩子的关系呢？她可能会这么做：第一，想方设法让老大拉扯老二一把，可能是金钱上的，可能是机会上的。第二，她也会敦促老二向老大学习，要领老大的情。第三，她希望老大拉扯老二的这个情分，不是固定按月给钱，而是更走心的安排，比如经常送盘饺子，或者带着老二去见见世面，等等。

通过这个寓言，罗振宇老师对“共同富裕”这件事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自愿帮助暂时落后的人，并不矛盾；追求共同富裕，同时不搞劫富济贫，也不矛盾；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发展，而不是共同贫穷，更不矛盾。他在演讲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凡事总有一个经济学的解释。但除此之外，无疑也有其他的解释。”并且提出：朴素的道德直觉往往会比计算和推理更能直达事物本质。

可见，在现实中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离不开道德与文化。那么如何培养人的道德直觉，让人们在看待经济问题时更具有同情心呢？这本书特别指出，文学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阅读一部优秀文学作品时，可以和其中的人物融为一体，感受作者通过艺术人物传达的情感。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阶级、性别、宗教、文化等因素去看待这个世界。在与角色互动时，你能体会他人的感受，甚至会理解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误解。我们可以追随主人公的思绪，生活在不同的境况里，通过体验不同的虚拟人生，在复杂的多维世界里汲取生存的智慧。这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研究证明，人们在阅读文学小说之后，在共情测试、社会知觉和情绪智力方面会有更好的表现。

总之，这本书认为，面对学科发展的困境，经济学与人文学应该互相补充。经济学家可以向人文学家学习故事的重要性、文化的多样性、道德的复杂性，以及同情心的价值。另一方面，人文学家也可以向经济学家学习关于稀缺的概念、效率原则，以及理性决策的方法。因为在资源有限时，高效使用资源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有时即便从伦理学角度来看，市场解决方案也可以让社会状况变得更好。它们两者的交流与结合，能为各自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而不是科研教育人员，又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从知识进步角度看，如何树立多元互补的思维方式，避免被片面的知识误导，更好地认识世界真相。

说到这一点，就要提到学术发展中一个著名的现象：刺猬和狐狸的对比。它源自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斯写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人们就用刺猬比喻专注精深的学者，而狐狸代表多维广博的学者。这两类学者都在人类知识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学术思想史上，柏拉图就是典型的“刺猬派”学者，他喜欢通过理性推导构建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典型的“狐狸型”学者，他喜欢通过调查研究揭示事物的多样性。此外，像但丁、莱布尼茨、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人，都属于“刺猬派”学者；而像莎士比亚、达尔文、休谟、维特根斯坦等人，都属于“狐狸型”学者。

这两类学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刺猬派”学者喜欢用一个概念、一套模型来解释世界，把复杂现象归结为简单原理，以不变应万变；而“狐狸型”学者则喜欢通过多个视角来看待事物，注重单一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善于全面总结、随机应变。

这种划分对普通人有何借鉴呢？按这本书的观点，“刺猬派”学者和“狐狸型”学者都对知识创造作出了贡献。并且在现代社会中，“刺猬派”的理论往往更引人注目，因为它经常用一个概念解释很多现象，显得很有洞察力；相比之下，“狐狸型”的理论会用很多因素来解释一个现象，显得平淡无奇；“刺猬派”的理论一以贯之、结论明确，“狐狸型”的观点繁琐多变、模棱两可，因此“刺猬派”学者在吸引眼球的竞争中会占优势。但是作者认为，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我们更应该信任“狐狸型”学者，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狐狸型”的判断往往比“刺猬派”更可靠。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作者看来，“刺猬派”学者为了追求简洁明了，一以贯之，会忽略掉很多真实世界的信息，甚至在学理论证中以偏概全，对事物真相产生扭曲。相比之下，“狐狸型”学者的观点虽然平淡无奇，但是对事物的判断比较谨慎，并且愿意根据反面信息修正自己的看法，所以即便不是一贯正确，也不至于太离谱。下面我就根据书中提供的例证，挑选一个代表人物和一个典型议题，来说明作者的观点。

你可能知道，有个概念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一切人类行为，并且压倒其他社会学科的倾向，包括道德、文化、家庭、法律等等。而本书认为“刺猬派”学者的代表人物，就是持这种态度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为此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认同贝克尔是一位优秀经济学家，同时指出他的影响很大程度来自“经济学帝国主义”给人们的震撼。但正是为了追求这种简洁明了、一以贯之的效果，贝克尔的理论出现了偏颇，甚至出现了某些误导。

比如，贝克尔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从一组稳定的偏好中，通过收益成本分析和理性选择获得最大效用的过程。这是他的理论核心。而稳定的偏好就意味着，人的偏好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重大变化，富人和穷人之间，甚至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这样才能为所有人类行为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

那么人的偏好是否是稳定一致的呢？这本书作者认为，从现实和人文的角度看，它是会变的。几千年来，人们用基本价值观的转变来描述成长的过程。在生活中，随着错误、失败和悲剧性事件的发生，人的性格也可能发生变化。这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随着角色作出不同的选择，他们将经历不同的人生，人物性格也会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甚至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理性程度和价值偏好也是在演进的。

但是在贝克尔的理论中，人的偏好被压缩在一个统一的模子里，跨越种族与文化，放之四海而皆准。作者对此表示怀疑。就像我们的电影上看到007和蝙蝠侠的故事，主角性格鲜明，偏好始终如一，这是艺术的提炼和夸张，不能通过它们去认识真的社会。但在贝克尔的理论中，他对高度简化的人类偏好充满信心，认为可以用它来解释婚姻、家庭、犯罪、法律等一切人类行为。作者认为这是不可靠的。

当然，贝克尔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除非我们假设人的偏好稳定，否则就无法作有效的经济分析。因为如果对任何社会变化，我们都可以说是由于人的偏好变了，这就失去了解释的意义。因此，必须假定人的偏好是稳定的。作者认为贝克尔的说法有道理，但同时他又陷入了循环论证：为了建立理论，必须承认某种假定，然后又通过这套理论，证明了这个假定。就像有人说，“如果你相信心灵按摩，你一定会更快乐”——如果你没有变得更快乐，那就是没有真的相信心灵按摩，是同样的道理。

这样的循环论证，在作者看来，大量存在于“刺猬派”的知识方法论中。比如，如果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解决问题，他们会说如果没有这项政策，情况会变得更糟；如果他们预测的事件没能如期而至，他们会说差点就实现了；或者是因为人们听了他们的预测，并采取相应行动，才导致这种状况没有发生。总之，如果事实符合理论，就证明理论是正确的；如果事实不合理论，就证明理论没有得到执行。这样当然能做到一以贯之，以不变应万变。但很显然，这种方法是有误导性的，很容易让人“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一条道走到黑”。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误导呢？就要从“刺猬派”理念转向“狐狸型”思维。换句话说，要从单一的局部视角转向多维的系统思考，从僵化的教条主义转向灵活的实践方法。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

贝克尔2014年跟人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用现金交换肾脏：器官市场的案例》，提出推行器官交易合法化的建议。它的背景是：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允许公开买卖人体器官，比如肾脏，而大部分地方只能靠排队和捐献进行器官移植，因为供不应求，有很多病人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死去。因此贝克尔建议，应该允许器官买卖合法化，这样有些临死的人会更愿意捐献器官（并把报酬留给继承人），有些贫困的人可以出售多余的器官（比如人靠一个肾脏就能正常生活）。器官的供应量增加了，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同时出售器官的人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从逻辑上看，这个建议无懈可击。但在直觉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件事不对——这就是朴素的道德直觉。如果类比前面的例子，就会想到巴西政府官员回应萨默斯关于转移污染产业时说的话：“你的推理完全符合逻辑，但实在是太疯狂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从道德伦理上看，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不允许把人或人体的一部分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正像康德哲学里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人并不是完全拥有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如果允许出售人体器官，会降低社会对人的价值标准，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也会受到侵蚀。这是道德上反对器官买卖的原因。

更具体地看，器官买卖不仅是交易双方的事，它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负面影响。比如，它会不会增加关于人体器官交易的欺骗、绑架、谋杀之类的案件？再比如，对某些缺乏道德信念的医疗机构来说，会不会出现一种动机，如果病人的器官比他本人更值钱，那么就不要再延续他的生命了？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上。这些潜在的后果，就是所谓的“负外部性”。

总之，按作者的观点，器官交易从某种角度看，也许能让更多的人获救，但隐患在于人性的退化和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这让人很难下判断。对“狐狸型”学者来说，对这种事的态度是小心谨慎，在事态发展中不断调整观点和对策。而对“刺猬派”学者来说，所有问题都很简单，只要归结为某种原理就能判断。比如，“交易双赢”是一条基本原理，那么器官交易就一定能改进社会福利，不用有任何怀疑。这就是两种思维的区别。

那么作者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认为在知识方法和决策判断上，我们要重视“刺猬”，而跟从“狐狸”。

因为在知识发展中，“刺猬派”学者通过钻研某个概念，会得出一些重要原理，构造一些精湛理论，加深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要是没有他们，人类知识积累会大大延缓。正像书中提到，无论是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还是戴蒙德的地理决定论，还是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不管它们是正确还是片面，都能带来启发。所以我们要重视“刺猬派”的研究。

但另一方面，从预测和判断事物发展来看，“狐狸型”学者的意见更可靠。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多维度、系统性地考虑问题，并根据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更接近复杂世界的真相。用作者的话说，抛下世间万物去坚持某种特定观点，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但是对预测未来没有任何帮助。要敞开胸怀拥抱其他的理论，时刻准备质疑自己的设想，才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说到这儿，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在这本书里，作者谈到了经济学与人文学科同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学科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知识的误导。为了走出这种困境，经济学需要跟人文学科结合，引入更多的人文精神和人文视野。经济学家要向人文学家学习故事的重要性、文化的多样性、道德的复杂性，以及同情心的价值，这样才能让经济理论更贴近现实，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当然人文学科也可以从经济学中学到很多。因为当资源有限时，高效使用资源本身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两者的交流与结合，能为各自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另外，本书特别关注了学术发展中一个著名的现象：刺猬和狐狸的对比。以此来阐明知识创造中两种思维模式的区别：一种是以刺猬为代表的专注精深型思维，一种是狐狸代表的多维广博型思维。这两种思维都对人类知识创造作出了贡献。不过从预测和判断事物发展来看，“狐狸型”思维更为可取。因为它更倾向于多维度、系统性地考虑问题，并根据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更接近复杂世界的真相。而“刺猬型”思维为了追求简洁明了，一以贯之，会屏蔽很多真实世界的信息，甚至在学理论证中以偏概全，对事物真相带来扭曲。如果想避免被片面的知识误导，更好地认识世界真相，这是需要随时警惕的。

最后作者呼吁，经济与人文的交融对话应该不断持续下去。因为我们不能局限于建立一个只有经济学、工程学与科技进步的世界。为了获得更长久、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忘记，是人文和艺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要用人文学科的同情和公正，作为高效、实用的经济逻辑的补充，才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单一的经济学思维在现实中有时行不通，我们要将人文视角引入经济研究，才能让经济理论更贴近现实，提出更有效的建议。

2. 本书特别关注了学术发展中一个著名的现象：刺猬和狐狸的对比。以此来阐明知识创造中两种思维模式的区别：一种是以刺猬为代表的专注精深型思维，一种是狐狸代表的多维广博型思维。

3. 作者认为，在知识方法和决策判断上，我们要重视“刺猬”，而跟从“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