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灯光暗淡之后》 有容解读
《当灯光暗淡之后》| 有容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解读的是《当灯光暗淡之后》。它讲的是在美国现实政治中，优秀的经济学理论为何屡屡不被政界人士采纳的现象；书中谈到的经济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可以让你更深刻地了解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
谈到社会运作，普通人可能会认为，政界人士与经济学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经济能够更好地发展，让整个社会受益。所以，政府必然会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采纳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更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经济主张。
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实际上，在美国，政界人士与经济学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政界人士常把经济学家的理论作为修饰自己政策主张的装饰品，而不关心自己有没有曲解或违背该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理论就像是路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理论是不是足够优秀。
作者在书里反复提到灯柱理论这个概念，灯柱理论是说：好的经济学理论就像是路灯，它的功能是照亮前方的路。但政界人士利用经济学的方式，就像一名醉汉靠在灯柱上，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获得支撑。本书的英文书名直译为《建议和异议：为什么当经济学和政治冲突时，美国会遭受损失》。中文版出版时译者用了一个更富有诗意的书名《当灯光暗淡之后》。英文版和中文版的书名都强调了，经济学理论明珠蒙尘这层意思。但读完全书你会发现，作者完整的态度其实是，为了修正美国失败的经济政策，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双方都必须做出改变。
在美国，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矛盾确实经常发生，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里根政府和乔治•斯蒂格勒的故事。1982年，里根政府正在实行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而衍生出的经济政策，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他们邀请著名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出马，来帮助宣传。乔治•斯蒂格勒此时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风头正健，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他秉承着学者精神，凡事都实事求是。在聚光灯下，当被问到里根政府是否严格遵循了供给学派的理论时，他竟然直接说道：“这不过是个噱头，或者说是个口号”。里根团队听得脸都绿了。很快，乔治•斯蒂格勒就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在学界仍受到人们广泛的尊重。
在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众多天然的分歧。比如，经济学家更专注于经济的良好发展，政界人士还要考虑很多经济以外的因素；经济学家更重视长期视野，政界人士更注重短期效果等等。那么，他们谁更有理呢？
市面上其他书籍的论述，或者只站在经济学家的立场，或者以政界人士为中心，都太过片面。而本书就弥补了这个缺陷，作者艾伦•布林德有两重身份，既是经济学家，懂得经济理论，又担任过美联储前副主席，有过实际的从政经验。所以他既能在政治实践中秉持宏观的经济视野，又能够通过观察现实世界的政治运转，反思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获得比其他人更丰富的视角。
接下来，我将分两部分来讲解这本书。第一部分，讲述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二部分，我会分析这些冲突是否能得以解决，来让社会更好地向前运转。
好，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看看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也会让你明白，为什么有些优秀的经济理论不被政界接受。
在美国这样的两党制和联邦制国家，阻碍一项经济政策推行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政界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斗争。
作者参与过一些经济政策的制定，他借用铁血宰相俾斯麦对政治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整体感受。这话是这么说的：“你不应该去看香肠的制作过程，尤其是如果你还打算吃的话。”
香肠虽然美味，但在制作过程中大量的生肉要经历绞碎、挤压、加热，然后再灌进一根根动物的肠衣里，看着非常让人倒胃口。而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就像做香肠一样，即便最后结果是好的，但由于充斥着各种政治斗争，整个过程往往不堪入目。
在美国，因为实行两党制，产生了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党派之争；因为实行联邦制，产生了各州之间的斗争。
先来看两党之间的党派之争。以奥巴马执政时期为例，2008年末，民主党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时，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跌。第二年，奥巴马就提出了一项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来遏制经济下滑，但是，之前在总统选举中落败的共和党人并不服输，他们要给新总统一个下马威，于是，几乎所有提案统统遭到他们的反对。最后，经过重重谈判，政府被迫改变了一些决策，预定的经济恢复目标，也没能完成。
后来，即使是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米奇•麦康纳尔，也毫不掩饰他们在党派之争中的恶意，他坦然承认，自己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奥巴马的连任。
为了挽救经济，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第二项政策，是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要顺利执行，就先要在国会通过立法。这一次，共和党人为了党派利益，依然强势反对。民主党经过不断的斗争，虽然最终击败了共和党人，使医疗改革通过立法，但这也浪费了奥巴马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被迫搁置了其他重要议题，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就被一推再推。
共和党为了党派利益，几乎毫无底线，民主党又怎么样呢？
也好不到哪儿去。
特朗普上台后，对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政策大幅改动，实行了新的医保政策。民主党人的反应，也是全力反对，来打击对方。
这只是政治斗争影响经济政策的个别例子。在美国，两党之间这样的斗争经常发生。
由此可见，由于现实政治中掺入了党派斗争的因素，经济政策本身的好坏往往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对两党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反对对手的政策，来打击对手。
其实，拿某一政策的实行与否来说事，这还是台面之上的斗争。台面之下的斗争，更是不堪入目。谩骂、威胁、散布丑闻以及其他各种流氓手段，都会被用上。这和街头混混撕耳朵、揪鼻子的斗殴，在性质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除了这些因为两党制而产生的党派之争，在联邦制下，各州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生区域性的争斗。
在美国，各州议员只对自己所在的州负责。举例来说，密歇根州是生产汽车的重镇，俄亥俄州是钢铁产业的基地，南卡罗莱纳州的纺织品产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州的议员都希望对本州的重要产业进行贸易保护，因此在国会大肆游说。有人就拿各州参议员开玩笑，称他们是“汽车参议员”、“钢铁参议员”，或者“农业参议员”等等。
有经济学基础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这样的贸易保护提案通过了，虽然会对某个州特定的行业有利，但却会损害其他州和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还好美国总统要对全国选民负责，他的一大任务，就是阻止这些提案的通过。但恶果就是，这使他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推进那些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决策。
政治斗争阻止了很多优秀经济政策的实行，而在学界，没有激烈的政治斗争，经济学家可以将更多的心思，用在研究经济政策的优劣上。
在政治斗争之外，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也有天然的差异，影响着各自对一个经济政策优劣的判断。
经济学家往往更关心长期问题，着眼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社会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研究的长期性特点，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家往往是一生的职业，没有任期限制。
而政界人士要受到严格的任期限制，他们的任期只有几年，所以更关心短期的社会问题。比如，美国总统的任期是四年，他们往往只关注两三年、甚至几个月之内的问题。
本书作者艾伦•布林德以美联储副主席的身份，在为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每次开会，政府人员都会迫切地要求某一经济政策立竿见影，当下就产生效果。这时，作者就会心里抱怨，“选举日又不是下周二”。但政界人士的急迫表现，确实就像下周二要选举一样。
长期视野和短期视野，就像两个人在陌生的丛林里赶路：一个人只会用望远镜盯着远方，却不注意脚下的路况；而另一个人只知道低头看路，却不去看指南针。
最可悲的是，这两个人发现了对方的问题之后，更加坚信了只有像自己这么赶路才是对的。
除了观察问题的时间视野不同，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还有一个差异：是否擅长面对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
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有些政策是否实施，选民的支持极为重要，而让选民得知决策内容的渠道，就是媒体。
所以，某种意义上，哪个政治家更擅长通过媒体表达观点，就更能获得选民的支持，来推动自己政策的实行。
政界人士从职业生涯的开始，就要面对媒体，以各种方式来赢得选民的选票，这样才能步步高升。他们深知，在利用媒体传播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最有优势的，就是简短的口号和标语，它们最好能印在T恤和棒球帽上，或者出现在智能手机的头条上，这样才能瞬间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获得关注。
2016年，特朗普在竞选中，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由于短小精悍、热情饱满，一下子点燃了很多人的激情。
但经济学家天生反感这样的口号。在他们眼中，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一条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对社会的上、中、下不同阶层产生不同影响，所涉及到的国际贸易、国际关系也要纳入考虑。“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口号，具体是指哪条政策？社会哪个阶层受益更多？在轻工业、重工业、金融业这些领域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没有明确指出，可谓言之无物。
但事实却是，政界人士通过这样的口号赢得了更多的选民。
而且，政界人士也更擅长把海量的研究用简短的语言讲解出来。面对镜头，40秒之内讲完一个道理或者政策，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经济学家则更喜欢全面而缜密的表述方式。40秒内讲完，他们打心底是蔑视的。但也必须承认，他们喜欢的表述方式，在大众看来，往往枯燥而冗长，不易获得关注。
所以，政界人士更擅长通过媒体来获得选民信任，经济学家则略输一筹。
当然，美国选民整体经济学知识不高，也是问题所在，他们不愿意理解经济政策的复杂性，只在意观点的精彩与刺激。对于政界人士或经济学家的争论，他们更愿意看成一场拳击比赛，台上的双方，谁领先了？谁落后了？谁出了一招左勾拳，打得对方疼不疼？对方又是怎样闪避、怎样还招的？这些，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这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记者在报道中，刻意捏出话题，制造冲突，甚至不惜扭曲真相。对于怎样应对记者在提问中的陷阱，政界人士比经济学家有更丰富的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本书作者艾伦•布林德刚刚担任美联储副主席，一次开会过后，《纽约时报》的一个著名记者就刊登了一篇报告，开头这样写道，“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今天公开与他的大多数同僚保持距离，他认为美国央行应该设法降低失业率。”
布林德确实要求降低失业率，可他并没有与大多数同僚保持距离，其他人也在致力于降低失业率。但这个措辞微妙的新闻显得美联储中其他人都赞成提高失业率，而要由新到的英雄布林德来扭转乾坤。
很快，这就成为一个话题，《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著名报纸纷纷进行讨论。因为它既是“热点”，又有冲突。虽然这个报道没有歪曲布林德的观点，但它在布林德和其他同事之间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阂。
如果是一位经历更丰富的政界人士，他在记者前的表述可能是，“我和我的美联储同僚都将致力于降低失业率”，从而杜绝记者从中作文章的机会。经过此事，布林德对于在媒体面前的表达技巧，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不同，书里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既然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多，那么，这是否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哪些努力，可以让美国政界人士更多的采用经济学家的优秀理论，来让社会更好地发展？
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怎么弥合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
按直觉来看，如果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分歧，就说明，其中一方是对的，一方是错的，那么，就要分清谁对谁错。然而事实上，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社会怎么发展不应该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既要平衡大多数人和少数群体的利益，又要兼顾经济的长期增长和人们眼前的迫切需要。
那么，美国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到底应该怎么弥合呢？
先说两者之间最大的分歧，对政治斗争的看法。政界人士认为，政治斗争是理所当然应该考虑的因素，一项优秀经济政策该不该实施，先要看政治斗争对它的影响；而经济学家认为，优秀的经济政策当然应该得到实施，如果能少去考虑政治斗争的影响，将会很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要弥合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冲突，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政治斗争的影响。因此，本书讲述了几项方案，来将它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
首先，是将政治辩论更多地从摄像机前转到幕后。当下美国政治的问题，在于大多数的政策辩论，都要面对镜头，在媒体前进行。有时，双方已经明明察觉到了自己政策中的漏洞，但碍于成千上万人的围观，只能拒不承认，将错误坚持到底。这种过度曝光的环境，使得双方很难修正自己的观点，形成更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决策。而政治的精髓，恰恰在于妥协。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最成功的一次税法改革成果可以说是《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这项法案得到了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一致好评，它的谈判得以通过，就是因为屏蔽了大量媒体。
如果可以减少媒体的干预，政治斗争的不良影响可以有效地减少。
当然，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会使政治陷入到暗箱操作的危险之中，不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怎样把握这个度，就要求政界人士像走钢丝一样，掌握好微妙的平衡。
其次，作者认为，应该加强各党派领导人的权力。有时，一项优秀的经济政策的顺利执行，需要各党派的协同操作。近些年，美国的情况是，各党派领袖的权力不断下放，单凭一个人，已经不能决定该党派是否支持一个政策，而要经过这个党从下到上的重重投票表决。结果，一次次的投票下来，不仅拖延时间，而且使党派领导人的意见不能实现，导致本该实行的经济政策流产。所以，加强各党派领导人的权力，将会更有利于实行健康的经济政策。
第三，美国的选举程序，也有漏洞。因为美国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都由选举产生，而选举的费用大多数是由一些富商来出，选出的人必定会更多顾及到这些富商的利益诉求，而忽略多数人的利益。这时，作者提出了降低政治斗争影响的另一个建议，由国家统一来出这笔选举费用，就可以使选举出的人更多的为国家考虑，避免利益集团的不良影响。
当然，作者的这个看法也有一些过于理想的成分。在现实中，候选人会根据募集到的经费，进行相应的造势活动。募集到的钱越多，说明候选人越受选民欢迎，那么开展更大规模的造势活动就很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可如果钱都从国库出，一方面难以法评估预算标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平，每个候选人只能得到相同的经费，而这种安排容易造成财政和人力资源的双重浪费。这就好比在一个演唱会的舞台上，让不受欢迎的歌手用蹩脚的表演，去挤占天皇巨星的出场时间。
这就是现实政治的复杂之处，新的解决方案往往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如果能在以上几个方面做出改进，就可以降低政治斗争对经济政策的不良影响。比如，作者提出，美国政府可以考虑让一些负责经济职能的部门，能够更多地参考经济学家的建议。让纯粹的经济问题，用经济学的思路去解决。
美联储的职能划分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美国创办了美联储，作为所有银行的上级机构，独立负责美国的货币政策。虽然也要经常和政府打交道，但其运作相当独立。二战之后，随着经济发展趋势越来越好，通货膨胀成了各国在经济上要面对的主要风险。而美联储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主导着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美国经济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联储能够高效运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联储成员自身的专业性。不管他们的职业是大学校长还是企业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他们都是货币领域的专家。作者认为，美联储职能划分的经历能够启示美国政府，需要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工作，就应该尽量交给经济学家去做。
比如，作者在书里提到，目前美国有两个领域，其实可以更多参考经济学家的建议来做决策。
一个是美国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新建的道路、桥梁会有剪彩仪式，给当地政界人士提供露脸的机会，得以在选民面前宣传自己，而维修老旧设施则没有这个机会，这就使得各州政界人士都去建新桥、新路，以至于大量道路、桥梁建在了不需要的地方，上面没车跑，而常用的道路和桥梁急需维修，却没人管。如果把基础设施在哪里建设、是否维修，更多参考经济学家的建议，可能会有更合理的安排。
二是美国的税收政策。在美国，普通民众对税收的认识基本上都来源于简单的生活经验：减税就支持，增税就反对。他们手中的选票极大地影响着政界人士的决策。但有经济学基础的朋友会知道，经济的发展很复杂，为了维持经济的良好运转，在不同时期，减税和加税的手段，需要交替运用，缺一不可。
当然，有很多问题，都必须要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共同做出决策。而政界人士更注重短期视野，经济学家更注重长期视野。找到了弥合这个差别的办法，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当然，这并不是要和稀泥，取一个长短之间的中期视野，而是制定经济政策时，提前几年乃至几十年出手。
比如，美国1983年延迟退休法案的通过，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当时，由于二战后实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政策，国家财政压力很大。原本的提案，建议把人们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避免政府破产。但是，推动这项提议在政界人士看来就是自寻死路。因为下一次选举来临时，中老年人一定会纷纷投下反对票，让他们的政治生命立刻结束。设身处地地想这也不难理解，让原本一两年后就要退休的人，忽然得知还得工作两年才能领退休金，换了谁都受不了。
幸运的是，经济学家出了个主意，给这项政策稍稍做了个变动，把延长退休的人群改为在1960年之后出生的人。
这样一来，这项政策就只会对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产生影响。跟马上就要退休的中老年人不同，退休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即使延长两年，产生的负面边际效用也不大，他们并不会太在意。况且社会保障制度成功建立后，这些年轻人也会从中享受到好处。
最终，修改之后的法案顺利通过。这项折中的政策，从短期视野来看，照顾了中老年人的感受，降低了政界人士推动政策的难度；从长期视野来看，挽救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让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可持续地运行。
这项政策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没有非此即彼地分析问题，而是用经济学的思维，在边际量上做改进。
作者说，在美国，其实除了退休金的问题，气候变化、医疗保险改革等问题，都可以通过类似的办法来改进。也就是在当下进行政治决策，让影响在未来发生，使选民承担的压力，在时间中稀释。这样，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长、短期视野就可以得到完美的融合。当然，这会对经济学家的要求更高，他们要未雨绸缪，提前看到问题所在。
另外，在媒体面前，政界人士比经济学家更擅长表述，这个差别也可以变得更小。经济学家面对媒体时，可以尽量减少专业术语的使用，尝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练习的次数多了，自然能把媒体这个工具运用自如。同时，政界人士也应该提高其经济学水平，这样才能尽量做到和经济学家同频率对话，来制定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政策。
说到这儿，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了美国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政界人士注重短期视野，而经济学家更注重长期视野；政界人士更擅长向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赢得社会的支持，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则容易轻视表达技巧的重要性。
其次，我们探讨了为什么很多优秀的经济政策难以被政府采纳。除了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影响，美国的政界存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也是重要的原因。对于政治斗争产生的不良影响，可以采取将辩论、投票等程序从媒体面前移到幕后的方法，还可以加强各党派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可以更好地达成妥协，将政治斗争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
当然，想要更好地改进美国经济政策方面的不足，还需要融合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看待问题的视野，双方都作出改变。政界人士要多采纳经济学家的专业意见，经济学家则要改进自己的表达技巧，帮助政界人士和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转的规律。
除了这些，这本书还讲述了美国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对效率和平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商业在普通民众、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眼里的不同意义，贸易保护和税收改革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发展等问题。正像前面提到，阅读这本书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政界、学界的关系，以及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读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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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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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界人士经常把经济学家的理论作为修饰自己政策主张的装饰品，而不关心自己有没有曲解或违背该经济学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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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由于所处地位、环境不同，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不一样，加上美国政界存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导致很多对社会有益的经济政策没法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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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学家代表社会的理智，政界人士代表社会的良心，二者缺一不可。为了修正美国失败的经济政策，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双方都必须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