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合流》 钱言解读
《大合流》| 钱言解读
关于作者
理查德·鲍德温,瑞士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教授,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CEPR,华盛顿)政策研究部主任,欧洲经济学协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布什执政期间(1990-1991)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乌拉圭回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大量美日贸易问题的谈判。
关于本书
作者认为,全球化在19世纪初第一次飞跃发展,归功于蒸汽动力普及和商品运输成本降低,引发了所谓的“大分流”。20世纪末,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跨国交流成本大大降低,使先进技术和低成本劳动力得以结合,推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导致世界经济“大合流”。未来随着随着远程交互技术的发展,服务业面临全球范围的竞争,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和改变会更加突然,且不可预测,每个人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是说,全球化如何导致了东西方“大分流”,包括中国在近代史上是如何落后的;第二部分是新的全球化为什么又带来了“大合流”,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是如何崛起的;第三部分是未来的全球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该做好哪些思想准备。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大合流》(合并的合、流水的流)。这是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我们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能不了解全球化。而谈论全球化的书很多,为什么要挑这一本呢?
首先是因为,有很多书都在探讨全球化的各种特征,而这本书是少有的探讨整个全球化演进逻辑的作品。虽然在得到电子书中也有类似作品,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写的《全球化简史》,把全球化分成七个时代,深刻剖析了全球化的影响和挑战,不过在我看来,这本《大合流》在“化繁为简”这件事上做得更出色。它用几个普通人都能理解的简单概念,把全球化这件复杂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非常值得推荐。
比如,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应该听过一个词叫“大分流”,是说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突然快速发展,经济变得高度发达,把曾经辉煌的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远远抛在身后。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个问题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涉及因素包括地理、文化、制度、殖民主义、侵略、资源等等。相比之下,这本书的解释没那么复杂,但非常有说服力。
再比如说,中国过去40多年的崛起有目共睹,甚至被称为“中国奇迹”,但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也有很多解释。抛开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谈,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两百多年前的全球化中,中国落后了,而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中,中国又崛起了呢?
此外,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大国之间出现了贸易战,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看,这是一时的偏差还是长久的趋势,是政治的博弈还是经济的驱动?这些都是关注全球化应该明白的问题——而这本书就以简洁的框架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鲍德温,是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学协会的委员之一,曾参与许多国际贸易谈判。这本书的前身是他为芬兰总理所作的咨询项目成果,后来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出版,入选了《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的年度最佳图书,被微软CEO点名推荐,是一本口碑上乘之作。
那么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可以用“三项约束”和“三次解绑”来概括。
简单地说,这本书把生产和消费作为思考全球化的起点,把运输成本、交流成本和迁移成本看作影响全球化的三大约束条件;它认为自古以来经济大多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捆绑在一起,直到19世纪蒸汽动力的普及提高了运输效率,出现第一次解绑,也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使西方工业技术快速提升,导致东西方发展的“大分流”。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交流成本下降,出现第二次解绑,也就是生产过程的分离,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迅速推进,带来东西方发展的“大合流”。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人利益受损,因此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出现了贸易保护的逆流。而未来随着技术进步,还有可能出现第三次解绑。
现在看来,全球化在很多国家遭遇困难,此时从根本上探讨全球化的来龙去脉,有助于人们克服简单化、直觉化的倾向,作出明智的决定。鲍德温的这本著作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我就沿着作者的思路,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是全球化如何导致了东西方“大分流”,包括中国在近代史上是如何落后的;第二部分是新的全球化为什么又带来了“大合流”,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是如何崛起的;第三部分是未来的全球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该做好哪些思想准备。相信听完之后,你会对全球化有一个新的认知。
首先我们来看,历史上著名的“大分流”是如何发生的,它跟全球化有什么关系?
大分流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提出的一个概念,大意是说,在19世纪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大幅度超越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比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这七个西方国家,它们的GDP占全球比重从1820年的20%上升到1990年的近67%;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的比重加起来从49%下降至不到10%,充分体现了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
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解释,涉及因素包括地理、文化、制度、殖民主义、侵略、资源等等。相对这些复杂的解释,这本书用了一个简单的概念,从经济学的生产消费过程加以概括,就是“解绑”。
这是什么意思呢?书中提到,自从人类有了生产消费活动以来,一直到19世纪,经济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主要生产本地消费的粮食、酒肉、布料、农具等等。长途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稀有品和奢侈品,比如丝绸、香料、陶瓷、珠宝等等。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范围基本停留在村庄层面,生产和消费是绑在一起的。
事情在19世纪发生了巨变。一是工业革命的完成,使机器代替手工生产,催生了制造业;二是蒸汽动力普及,大大提高运输效率,促进了国际贸易。因此更多的人可以购买世界各地的产品。比如英国的中产家庭,可以坐在铺着印度棉布的饭桌旁,一边吃美国面粉做成的面包,一边喝加了牙买加糖的中国茶。一个中国家庭,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用上来自外国的洋火、洋布、洋油等商品。这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解绑。
在这个过程中,蒸汽替代风能和动物作为运输工具至关重要。蒸汽船的出现带来了远洋航行的革命。比如在19世纪30年代末,一艘大型帆船从利物浦开到纽约,大约需要48天,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蒸汽船只需要14天就能完成航行,运输效率大大提高。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造船、燃料和驱动技术的进步与结合,蒸汽机成为洲际运输的主力,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从此,工业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因此产生了正反馈效应。因为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使工业生产开始聚集,推动了技术创新,带来的高收入又扩大了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工业集聚,提升创新和竞争力,使这些国家进入不断攀升的正反馈循环。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化学、电力和内燃机技术的发展,欧美国家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它们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到20世纪初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有几个数字能说明问题。比如书中提到,按经济产出计算,1750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加起来占全球总产出的73%,到1830年还占一半以上,而到1913年就下降到了7.5%。再比如,182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倍,而到了1914年就扩大到10倍。再比如,印度在18世纪无论从产量还是出口量来看,都是全球棉纺织业的领导者,但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了棉花原料出口国,它有超过70%的纺织品要从外国进口。可见东西方发展出现了角色颠倒和巨大差距。
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货物运输成本下降,它导致生产消费的分离,促使西方国家较快地完成了工业化,而东方国家则停留在农业社会。虽然随着国际贸易各国经济都有增长,但西方国家增长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方差距越来越大。
不过要注意的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不仅仅是运输成本下降,还包括交流成本和迁徙成本很高,也就是三种成本的变化不均衡。作者认为,影响贸易和全球化的因素有三种:货物的流动、信息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从整个历史来看,这三种要素流动随着科技文化进步,确实是效率越来越高,但变化的速度不一致。
换句话说,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发展中,工业革命和运输成本下降推动先进工业国家的创新和快速增长,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因为高昂的思想交流和人员流动成本,使这些创新不能扩散,落后国家不能吸收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这是故事的另一方面。它们一起造成了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差距。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分流”,也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陷入落后的根本原因。
那你可能会问,这种成本变动不均衡导致的大分流,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会改变呢?
这里先要说明,“大分流”本来是描述东西方发展差异的,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习惯用“北方”和“南方”来指代,因为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北半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南半球。这本书也用了这样的称谓,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可能会用南方和北方的说法代替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但意思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第二部分要讨论的是,19世纪以来的东西方“大分流”是怎么在20世纪被南方和北方的“大合流”所取代的。
当然首先要回答的是,有哪些事实可以表明大合流的出现?按这本书的说法,从1990年开始大分流的趋势发生反转,发达国家的产出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还是以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来说,他们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从1990年的67%下降到2014年的46%,回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书中指出,以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尼和泰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5%左右。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从1990年的3%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0%左右。这些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促进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让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也搭上了经济增长的快车,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合流。
如何解释这个巨变呢,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与传播效率的提高。比如以前在国际交流中,会议邀请函要用航空邮件寄送,国际长途每分钟要支付5美元,传真机的传输质量非常不理想。而在过去30多年里,互联网的普及和芯片技术的提高,使远程数据处理和信息共享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86年到2007年,世界信息存储容量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电信通信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计算能力以每年58%的速度增长。这让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知识、数据和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即使是复杂的生产过程,也可以在很远的地方进行协调。
这就带来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解绑,也就是生产过程的解绑,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在之前的大分流中,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较大的工资差距,这让发达国家的企业看到了机会,把制造业的部分环节从高工资国家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当然,这种产业转移会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是生产飞机和机车的企业,它在2006年后将一部分生产工序转移到墨西哥,刚开始是简单装配,后来是更复杂的工序,比如喷气机的尾翼制造等等。因为在墨西哥招聘工程师的工资是每天60美元,而在加拿大雇佣工程师的工资是每天280美元,相差大约4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庞巴迪公司要对当地工人进行培训,这就提高了墨西哥工人的技术水平。
同样,像这样的产业投资和技术转移,也大量发生在其他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知识的大规模流动使新兴工业国家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但是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工人会面临降薪或解雇的压力,就像上面提到的加拿大工程师一样。所以在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可以说有人欢喜有人忧,几家欢乐几家愁。
作者还打了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道理。就像在足球俱乐部之间,通常是允许交换球员的,这样双方都会用相对不需要的球员换更需要的球员,彼此同时受益。但如果用新的交换方式,强队教练可以抽时间训练相对较弱的球队,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会让整个联盟变得更有竞争力,也有利于弱队成长,但强队不一定受益,因为他们的对手变得更强了。
这么看来,过去的全球化就像球员转会,而新的全球化更像跨球队的训练,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扮演着强队教练的角色。它们通过产业转移提升了落后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却让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工人丢掉了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贸易保护的呼声,甚至引发了大国之间的贸易战。
当然在作者看来,贸易保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进步总要有代价,经济增长肯定会淘汰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政府可以做的是为利益受损或失业的人提供社会保障,而不是保护落后的产业或工作岗位。抵制全球化的国家只会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丧失更多的竞争力,而应对得好的国家则会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
书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英国家用电器企业戴森为了降低成本,在2003年把制造环节转移到马来西亚,利用当地的低工资劳动力进行生产。这件事在英国引起轰动,有人指责戴森拿走了本国人的就业机会,背叛了英国的制造业和消费者。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戴森辩解说,生产外包是为了保持公司的竞争力,如果不这么做,公司能否生存都是个问题。
后来事实证明,戴森的决定是对的。它在英国虽然不再雇佣体力劳动者,但增加了几千名工程师、科学家和运营人员的职位,成为一个“没有工厂的生产商”。公司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生产制造,而是致力于产品设计和营销,却能创造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并获得更高的工资。这就像苹果公司把大部分手机生产环节放在中国是一样的道理。
总之作者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信息技术崛起以及生产过程解绑,改变了世界产业链的结构。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分布,由大分流时期的不均衡,随着产业转移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推动它们快速工业化,带来这些国家的经济腾飞,因此出现了大合流。这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那么未来的经济会发生第三次解绑吗,它对全球化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按本书的观点,影响全球化的因素包括运输成本、通信成本和人口流动成本。第一次全球化加速是因为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运输成本骤降,发生了第一次解绑。第二轮全球化加速是在20世纪末信息传播成本骤降,发生了第二次解绑。在未来,如果人口流动成本骤降,很可能发生第三次解绑。
那么有什么能让人口流动成本骤降,或者说,有什么能起到提升人口流动效率的作用呢?作者认为是远程交互技术。比如远程显示技术,通过它人们可以和千里之外的人像面对面一样地交流,充分自然地对话;另一个是远程控制技术,通过它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可以为另一端的人提供服务。这两种技术的普及,会让远距离脑力劳动服务成为可能,导致第三次解绑,也就是劳动者和服务的分离。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服务必须面对面地完成。服务商要支付大量费用,让员工置身于昂贵的办公场所中。第三次解绑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国家的人为另一个国家的人提供服务,却不需要真正到达现场。考虑到全世界的工程师、设计师、会计师等等存在巨大的工资差距,这会产生大量的劳动者远程办公,或者说“虚拟外包服务”。当然,这种远程服务供给可能是双向的。
一方面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技能远程服务。比如经验丰富的德国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远程精密仪器,为中国进口的德国设备进行维护;或者身处东京的工程师,可以通过操作机器人来修理位于南非的日本设备,等等。
作者认为,目前第二次解绑带来的产业转移,只发生在少数新兴工业国家,它们大多靠近日本、德国和美国,从世界来看知识技术的不平衡仍然严重,套利机会还很多。随着新兴工业国家工资上涨,它们可能率先采取这种措施,把它们的知识优势与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比如在非洲或南美的工人)结合起来,以应对工资上涨带来的竞争力损失。如果这样的话,会促使更多的南方国家工业化,提升对原材料商品的需求,继续推动大合流趋势。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低技能远程服务。比如,伦敦的酒店房间可以由身在马尼拉的女工打扫,或者说,由菲律宾工人操纵的伦敦机器人打扫;美国购物中心的保安,可能被坐在秘鲁的保安所操纵的机器人取代,或者只用一个人类保安,而用十几个遥控机器人远程协助,等等。
这种解绑对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跟第二次解绑对制造业的影响类似。但作者特别指出,因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是服务业,这种影响将更具有颠覆性。过去很多服务部门只是间接地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解绑的影响,因为服务不能进行国际贸易。等到真正可靠的远程技术普及之后,服务将成为可贸易的对象,这种影响可能是历史性的。由此推进的全球化会产生更加难以预测的后果。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比如有一家法国医院,擅长做微创手术,这种手术往往是由医生通过电脑屏幕操作的。可以想象,一旦通过网络可以远程操作,这家医院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会变得非常忙碌。因为世界各地患有半月板撕裂的患者,都希望由顶尖的专家治疗。而不那么优秀的普通外科医生,就会无人问津,不得不另谋出路。
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与劳动者的解绑,这家医院也可能将一些账单记录处理的工作外包,因此医院的会计或文员会被解雇。与此同时,医院的业务因为互联网宣传而扩大了,对一些低技能劳动力,比如清洁或保安等工作人员的需求又会提升。由此可见,远程服务竞争的结果很不确定,外科医生和低技能工人都可能获益也可能受损。
这就是第三次解绑主导的全球化趋势。作者预测,未来的“虚拟移民”或跨国远程交流会使更多的工种面临全球竞争,很多人会从中受益,也有很多人可能失业,被迫更换工作。全球化的影响将更加具体,更个体化。我们会面临一个更难以捉摸的未来。
好,说到这儿,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最后来总结一下它的核心观点,再看看它在现实中对我们的启示。
按这本书的观点,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商品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以及服务的全球化。商品全球化是从工业革命到大概1990年,主要特点是运输成本下降,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分离,使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变,工业生产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集中在发达国家,它们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分流”。
到20世纪末,由于通信技术大发展,全球化第二次加速,出现了信息的全球化。它让高科技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结合成为可能,推动了一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地工业化,也让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甩开了一部分蓝领工人。而中国凭借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流的基础设施、大量低价而优质的劳动力获得巨大增长,加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合流”。
接下来的第三轮全球化,是服务的全球化。随着远程交互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大量的远程办公或“虚拟外包服务”,使服务业面临全球范围的竞争,并且很难确定竞争的方位和结果,很多服务岗位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也可能莫名其妙地消失或转移,由此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回顾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我个人觉得,它很像一部忧患意识的警示录,生动展示了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先进的国家也会落后,先进的国家也没有“铁饭碗”,先进的行业也可能被淘汰。特别是新旧全球化相比,新的全球化带来的改变和竞争会更突然,更不可预测,更难以控制结果。它让我们这代人未来的几十年,以及下一代人的职业生涯面临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在未来的社会里,自我投资和终身学习或许会成为司空见惯的常识和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它分享给朋友们。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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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贸易和全球化的因素有三种:货物的流动、信息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换句话说,运输成本、交流成本和迁移成本是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三大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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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运输成本降低导致生产和消费分离;信息交流成本降低导致生产过程的分离;人的迁徙成本降低导致劳动者和服务分离。三次“解绑”促成了三波全球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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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全球化是服务的全球化,它所带来的改变和竞争会更难以捉摸、更个体化,由此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