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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钱言解读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钱言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首次汇集众多主流经济史学家,探讨古往今来的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牵头的是以下三位。

戴维•兰德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荣休教授,世界知名经济史学家。

乔尔•莫克——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曾任经济史学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

威廉•鲍莫尔——纽约大学伯克利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荣休高级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理论有重大贡献。

关于本书

本书回溯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业历史,带读者了解伊斯兰教早期的中东社会,描述从中世纪到现代的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考察了企业家精神的贡献,也指出创新和创业并不总是生产性的,有时会破坏繁荣。由此说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何促进或阻碍财富生产,对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作出了全面评价。

核心内容

第一,在经济发展史上,企业家扮演过哪些不光彩,甚至是破坏性的角色。

第二,企业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第三,是什么原因让企业家的努力从财富分配转向了生产创造。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它能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企业家在社会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说到这个问题,你可能想起两种评价。一种是把企业家捧得很高。比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市场经济的“英雄”;没有企业家,就没有经济增长,没有财富创造,没有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另一种则相反,对企业家的态度很不友好。比如中国古代,主流价值观长期鄙视商人,按“士农工商”的排序把企业家放在社会的底层,甚至把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直到改革开放前,“资本家”作为企业家的代名词,也一直受到社会的批判和打击。

那么企业家究竟是创造财富的英雄,还是盘剥他人的社会寄生虫呢?如果这两者都不是,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企业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呢?这个问题重要在于,企业家在当代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如果社会对企业家评价不公,他们的影响力就可能走偏,被误用,带来不良的后果。还有,对那些想当企业家的人来说,社会对企业家抱什么态度,也会影响他们的奋斗方向和职业生涯。所以我们需要对企业家作出客观的评价。

而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就通过对企业家精神的历史考察,对上面的问题给出了重要的回答。它是由几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牵头撰写的,包括纽约大学的威廉•鲍莫尔教授和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教授。书中探讨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追溯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历史,时间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跨越到现代,堪称企业家精神的寻根之旅。

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出三个观点:第一,企业家的创业、创新对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第二,企业家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有时会带来腐败和破坏。第三,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决定企业家精神在哪个方面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企业家不是天生的好人或坏蛋,企业家精神怎样发挥作用,取决于社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接下来,我就根据作者的观点,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分别讲述企业家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以及外部条件对它们的影响。听完后你会知道,为了让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扮演反面角色,制度安排是何等的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在经济发展史上,企业家扮演过哪些不光彩,甚至是破坏性的角色。

今天说到企业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做生意、办企业比较成功的人。他们通常很有钱,还有社会地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比如乔布斯、马斯克、 比尔·盖茨等等,往往成为社会追捧的对象,尤其是年轻人崇拜的榜样。

那么社会推崇企业家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有钱、有资源调动能力以外,企业家确实通过经营企业带来了造福大众的产品,比如苹果手机、特斯拉汽车、Windows软件等等;有些企业家赚到钱后,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把赚来的钱用于救济贫困,资助社会公益研究等等,因此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但是,企业家不仅有造福社会的一面,也有阴暗消极的一面。因为社会上确实有一些行为不端的企业家,通过制造假冒伪劣,同官员权钱交易等行为,给社会带来了危害。

比如前些年,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多次被曝光,地沟油、毒奶粉、假疫苗等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在互联网新经济中,刷单造假、流氓软件等现象也层出不穷,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

另外是权钱交易。有一本书叫《亚洲教父》,作者是英国资深记者史塔威尔。其中谈到东南亚巨富的特点,是通过勾结政治权贵从事采矿、博彩、码头等行业,靠特许经营获得垄断利润。他们一方充当另一方的提款机,一方充当另一方的保护伞,形成一种畸形腐败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寻租”。

但问题来了,这些行为不端的企业家算不算企业家?如果算的话,这些行为不端的现象是个案还是经常出现的呢?这本书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是企业家,并且这些行为不端的企业家还经常出现。

因为按这本书的定义,企业家是能够敏锐洞察机会,并且主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以增加自身财富、权力或声望的人。企业家精神无所谓好坏,它用在生产创造上,会塑造生产性企业家;用在歪门邪道上,会塑造非生产性企业家。像前面提到的乔布斯、比尔·盖茨等,当然属于生产性企业家,而那些制造假冒伪劣、从事官商勾结的人,就属于非生产性企业家。这两类企业家在历史上都源远流长。

按这本书的观点,生产性企业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就是古代西亚的两河流域,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容易从事生产,需要生产性企业家来组织管理。另外,穆斯林社会早期也很重视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一名商人,追随他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有着良好的声誉。

不过这本书认为,生产性企业家在古代不成气候,不占主流,占主流的非生产性企业家,也就是那些寻租、犯罪,甚至暴力掠夺的商人。作者鲍莫尔在另一本书《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中提到,历史上出现过出售暴力的组织。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雇佣军首领、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军阀,都可以被看作商人。他们像商人一样出售自己的服务,但所起到的作用是破坏性的。

不仅如此,在非生产性企业家占主流的社会,通过暴力积聚财富是受人尊敬的,骁勇善战的武士和帝王被视为英雄,含辛茹苦的劳动者却显得卑微无趣。

2001年,亚洲版《华尔街日报》做过一次评选,选出50位财富最多的“千年巨富”。位居榜首的是成吉思汗,他的财富主要是由土地折算来的,因为七百多年前他率领蒙古大军打下了3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在这50个人当中,凭借暴力上榜的统治者也最多,有22位;贸易商、金融商和生产商一共18位;贪污受贿的官员有4个;殖民者、教皇和官商一共6位。

由此可见,在过去一千多年里,人类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是掠夺;通过交易或者生产来创造财富的人次之;官商勾结和权力贪污也是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可见,在企业家追求财富、权力或声望的历史过程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精神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世纪初在美国新奥尔良,有一个法国移民叫拉菲特,跟他兄弟开了一家铁匠铺,除了正常业务,还买卖走私货和奴隶。1810年,拉菲特发现抢走私货比卖走私货更有利,就转行当了海盗,盘踞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拉塔里亚湾。1814年英美战争中,拉菲特帮美国人获得了新奥尔良战役的胜利。之后他又重操旧业,继续当海盗。像这样亦商亦盗、黑白通吃的商人,古今中外不计其数。

按这本书的观点,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获取财富的方法是瓜分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他们用不光彩甚至是破坏性的手段追名逐利。也难怪历史上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有这样那样的负面评价。因为在现代社会以前,非生产性企业家是主流,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甚至起反作用;只有当企业家精神从财富分配转向生产创造时,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这就是接下来咱们要讲的,企业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因为这本书认为,没有企业家的推动,就不会有这两百多年的增长奇迹。

那么现代社会的增长奇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指出,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多年,也就是在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增加了近36倍,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从30岁增加到66岁,世界人口从7.5亿增长到60亿。人类的生存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我们的祖辈,也就是100多年前的普通中国人,能消费的东西和秦汉隋唐时期差不多,甚至不如宋朝。在欧洲,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甚至还不如古罗马人。按商品种类算,250年前,人们能消费的商品大致是几百种,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商品有上亿种。在这两百多年里,人类创造出的财富和商品丰富程度,超过了此前数千年的总和。

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五千多年,但是有突破意义的经济增长却只有两百多年。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会想到技术进步。的确,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增长,和三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明了实用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电力和内燃机,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了电脑和互联网等等,这些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不过这本书认为,在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企业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中举了个例子。在瓦特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发明了蒸汽机。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希罗就发明出了一种可操作的蒸汽机,但它只用于娱乐,没有用于生产。因为希罗不像瓦特一样有企业家帮他把发明商业化。这个企业家叫博尔顿,是瓦特的合伙人。要知道,瓦特早期的蒸汽机主要用于矿山抽水,但博尔顿发现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他建议瓦特把蒸汽泵的上下运动改成旋转运动,以拓展用途,并愿意为此提供资金。于是瓦特发明了行星齿轮装置,改良了蒸汽机,并大获成功,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博尔顿不是发明家,但他敏锐地看到要对瓦特的机器作出调整,并把它推向市场,实现了大规模的应用。这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典型。

其实不光是蒸汽机,像汽车、飞机、电话等等,许多发明的初创者可能不为人知,被历史铭记的往往是把发明商业化,让发明走进大众生活的人。因为知识和技术要变成商品,有许多环节需要企业家推动。企业家在这过程中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甚至超过了科学家和发明家。

企业家的这种职能,通常被称为创新。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提出的概念,是指企业家通过应用新的技术,或者重组生产要素,提高了经济效率,推动了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每一个新产品、新产业、新市场的出现,都是企业家创新的产物。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这本书中谈到了很多例子。

比如,刮胡刀很早就有了,但100多年前人们使用的刮胡刀都是折叠式的,价格高,用起来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推销员出身的吉列,想到应该生产一种刮起来既舒服,成本又低,而且用一次后就可以扔掉的产品。他找技术专家咨询,都认为不可能,但他努力十几年做到了。

再比如,100多年前,没有人想到汽车应该是普通人消费的产品。但福特坚信,要让汽车变成大部分人使用的东西。所以他引入汽车生产线,生产出廉价的T型车,不仅改造了汽车业,而且改造了制造业。

40多年前,没有人想到每个家庭或办公桌上都会有一台计算机,只有比尔·盖茨想到了,所以他创造了软件业。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创新的概念后来被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中引用,得以广为人知,以至于人们谈到企业家,就不能不谈创新。

不过在这本书看来,创新是有方向的。就像前面提到的从事寻租、非法活动的商人,不能说没有创新精神,只是说方向不对;而在现代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企业家,是把创新精神从财富分配转到了生产创造,把聪明才智用在了做大蛋糕,而不是切分蛋糕,这是他们带来工业革命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是什么原因让企业家的努力从财富分配转向了生产创造呢?

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工业革命表面上看是蒸汽机技术产业化的进步,其实这场革命的内在动力是产权制度的确立。因为产权有了保障,意味着专利、发明、创新等个人努力能获得预期回报,于是人们把大量资金投入产品研发,才会有蒸汽机的普及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诺思认为所谓的工业革命,不是一场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制度革命。

本书作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制度安排决定的收益对比,会影响人们把企业家精神投入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职业。因为有新的制度安排,促成了创业活动从寻租和暴力,转向创新与生产,造就了工业革命以来两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

是哪些制度安排在起作用呢?许多研究都提到了政治变革的重要性。比如得到APP有一门课,就是徐弃郁老师主讲的《英国简史》,也说到了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不仅是英国政治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里程碑。它以明确的法律形式,对国王权力进行限制,比如规定了只有议会才可以征税、民众可以自由请愿等等,使议会拥有了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

后来英国又补充了一系列法律。比如《兵变法》,规定如果国王召集军队,只能维持半年,否则议会停止拨款。这样国王就没有了兵权,他不能用武力来对抗议会。再比如《三年法》,规定一届议会任期最多三年,三年后必须改选。就是说议会有了自己的法定程序,国王不能操纵议会。由此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他不能像以前的皇帝一样为所欲为了。

这样的政治变革,对经济增长影响深远。前面说过,在现代社会以前,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占主流,人们对暴力掠夺财富已经习以为常。而皇权不受约束,国王可以随意征税或剥夺他人财产,就是其中的典型。因此,当英国的宪政革命确立了制约国王的法律之后,创造财富和产权保护的环境发生了巨变。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人们可以致力于财富的创造,而不必担心个人的财产朝不保夕了。

此外,专利制度的建立,也大大激励了创新和技术应用。因为专利是一种垄断性收益,你作出发明以后,只要申请专利,就能在一段时间内独享发明的收益,只许你卖,别人不能卖,除非向你支付专利费用。这样就让企业家有了可靠的保障,让自己的投入得到长期回报。

比如,瓦特在改良蒸汽机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资金,先后有五个投资人,他谈判的筹码就是未来的专利收益。他实际上是把未来的专利收益抵押出去,换来目前的资金支持。因为英国有专利制度和法治环境,为这种收益提供了保障,别人才会在瓦特身上投资,奠定了后来的技术进步和商业成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专利法是1624年正式颁布的,之后有些国家也开始效仿,不过相比而言,英国的专利制度可以说是最完善、执行最严格的。

比如,1733年发明纺织机“飞梭”的英国钟表匠凯伊,拿到专利后,因为纠纷和别人不断打官司,一气之下去法国发展。结果发现,虽然法国政府答应保护他的专利,但法国的制度环境比英国差得太多,很多人盗用他的专利,他自己管不过来,也根本挣不到钱,最后只好又回到英国。

不仅如此,英国还把许多专利授予外国人。诺思在著作中提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女王控制的55项专利权中有21项授予了外国人,以及加入英国国籍的国民。可见英国的专利制度是相对公平和完善的。而工业革命中有许多发明创造,都是靠专利保驾护航,研发和传播的,它是促成英国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利制度后来被美国发扬光大,比如美国《宪法》将专利明确写入其中,最终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乃至最终称霸。

此外,按照这本书的观点,在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中,还有一些经济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企业家精神在生产、创新上的发挥。

比如反托拉斯法(也就是反垄断法),有助于确保市场竞争,特别防止寡头企业一家独大,垄断市场,迫使它们持续关注新产品研发和新技术的应用。再比如破产法,它为创业活动中失败的企业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由于创新没有先例可循,是风险极高的活动,所以破产保护是对创新努力的重要鼓励。

这些经济制度,连同前面提到的宪政法治,一直延续到现在,并扩散到许多国家,成为鼓励全世界企业家创业、创新的重要动力,并构成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重大区别。

说到这儿,这本书的重点就基本解读完了。总结一下,这本书想表达的三个观点。

第一,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参与,技术发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大打折扣,甚至不会出现两百多年来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第二,反过来说,企业家的活动也并不总是生产性的,有时会破坏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第三,在任何社会中,创业活动的作用方向都要看制度安排,也就是制度和政策大环境,决定着企业家朝哪个方向投入自己的创新才智,所以制度至关重要。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看。

首先,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对企业家的评价应该客观中立,既不该妖魔化,也不能过分美化。比如有些人一提到“资本”两个字,就深恶痛绝,这是不明智的。妖魔化企业家,会打击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过分美化企业家,会助长拜金主义,有可能让企业家淡忘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两种极端倾向都不可取。

其次,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如果你从事经济管理和招商引资工作,请注意:企业家创造才能的发挥,需要公正、透明、法治的环境;一个尊重产权、恪守契约精神的制度环境,比其他任何条件都能吸引企业家从事创业、创新活动,创造社会财富。

最后,从实践者的角度看,如果你是企业家,应该对自己的弱点有充分认识。要知道在生产创造和腐败破坏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就在转念之间,我们会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要时时提醒自己。这其实对每个人都适用。因为按经济学家的定义,企业家就是能够洞察机会,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人,因此或多或少,在某个时刻,我们都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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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企业家是能够敏锐洞察机会,并且主动从事某项经济活动,以增加自身财富、权力或声望的人。

  2. 企业家精神无所谓好坏,它用在生产创造上,会塑造生产性企业家;用在歪门邪道上,会塑造非生产性企业家。

  3. 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决定着企业家朝哪个方向投入自己的创新和努力,所以制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