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国家要承担哪些责任？

国家要承担哪些责任？

你好，我是邓一丁，欢迎回到“听书精品课”《带你读懂〈国富论〉》。

在前面几讲，我们从宏观的理论聊到具体的主张，从亚当·斯密对价值的认识开始，我们介绍了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自由市场”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及亚当·斯密对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三类人的看法。

我们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这一讲，我们来读《国富论》的最后一篇，看看在亚当·斯密设想的一整套经济秩序里，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外贸易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聊聊对外贸易。

在这门课程里，我们反复提到亚当·斯密的老对手，重商主义。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最该关心的领域。因为这里就是跟其他国家争夺真金白银的主战场。亚当·斯密当然完全不赞成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重商主义者在对外贸易中的绝大多数举措，都只是扰乱自由市场的多余动作。

比如，当时的英法两国正在国际市场上互相较劲。英国对从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征收很高的关税。按照重商主义的思路，英国人就该在自己国内生产葡萄酒，这才能补上供给端的缺口。

亚当·斯密认为这种做法太可笑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想酿造出和法国同等品质的葡萄酒，那成本可就高了。亚当·斯密算了笔账，说在苏格兰，造一瓶像样的葡萄酒，造价差不多是进口一瓶法国酒的三十倍。英国用高关税来保护这样的本国酿酒业，这完全不合逻辑。

亚当·斯密认为，在国际市场上，国家和个人一样，也要参与到分工当中。既然裁缝不用自己做鞋子，鞋匠也不用自己缝衣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英国人出口威士忌，进口法国人的葡萄酒，这对两个国家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过，亚当·斯密也并不认为国家应该彻底免除关税。在他看来，关税是一件必要的武器。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应该提高关税，以此来争取更重要的利益。在这类情况当中，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当一个产业涉及国防安全的时候。对这类的产业，国家当然有权力，也有必要进行贸易保护。

除此之外，关税还可以被用来维护市场的公平。在当时的英国，本国生产的肥皂、食盐、皮具和蜡烛都因为各种理由被征收了额外的税款。亚当·斯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以对进口的这几样商品征收和国内同等的关税，这是为了让国内外的商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最后，当某个国家专门针对我国制造了贸易壁垒，我们也可以用关税作为反制的武器，迫使对方停止这种恶意的行为。

但是亚当·斯密提醒我们，在这所有的情况下，关税都是一件危险的武器，一旦使用不当，国家就可能伤及自身。提高关税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这首先会伤害到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在对外关系上，提高关税也可能造成贸易伙伴的流失，甚至导致外国结成贸易同盟，孤立我国。因此，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虽然有责任通过关税之类的手段来控制对外贸易的秩序，但这种控制必须是谨慎而克制的。

国防安全和国内治安

接下来，国家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护国防安全。

在亚当·斯密看来，用于国防的经费必须由国家，或者说，由全体国民共同来承担。这么做的理由非常现实：因为在战争期间，士兵没办法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他们不能像和平时期那样，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而正是因为有他们在前线作战，后方的其他国民才能继续安全地进行日常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些受到保护的人有责任供养替他们冲锋陷阵的战士。

除了抵御国外的敌人，国家还必须应对国内的敌人，也就是那些违反法律，侵害他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人。亚当·斯密认为，盗窃活动的历史应当和私有制的历史一样悠久。当人类社会中出现了私有制，贫富差距也就随之产生，针对富人的盗窃活动也就从此开始了。

接下来，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猜想，认为人类在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政府，就是为了抵御盗贼的威胁。在这儿我想提醒你一句，亚当·斯密当然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咱们严谨地讲，他并不算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国富论》里，他经常推演事物发展的历史。他的推演大都很合理，但有时候也未必能找到确凿的历史证据。在这里，他推测政府最原始的职能是保护私有财产，这只是众多关于政府起源的假说之一。当然，这个假说很有启发性，对后世的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假如亚当·斯密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政府从一开始存在的意义就是充当民众财产的保护者。亚当·斯密说，有的家庭经过了许多年，甚至许多代人的辛苦经营，才积累下厚实的家底，可是假如没有政府的保护，这些人连一晚上安稳觉都睡不了。只有国家政府承担起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的职能，人们才可以放心地追求财富，资本也才能安全地积累起来。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在商业社会的运转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国家的富强，维护国内治安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

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的下一项职能是基础设施建设。

为什么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由政府来承担呢？这是因为修桥铺路这样的大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但是它们回本的速度却很慢。在亚当·斯密那个年代，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还没有开始，没有哪个资本家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来投资基础设施；即便有，漫长的回本周期也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基础设施建设不适合个人来投资。可是它对于商业社会的发展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畅的交通网络，全国各地的商品才能被顺利地输送到市场上。既然如此，这件必要的工作就只能由国家来主持。

不过亚当·斯密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咱们刚才讲到的国防和国内治安还不太一样。用于维护国内外安全的费用必须由全体国民来共同承担，但是基础设施不见得需要所有人都掏腰包。这首先是因为有些基础设施本身就能带来经济上的回报，它们可以通过向使用者收费来收回成本，甚至还能负担起日常维护的费用。咱们今天的高速公路、铁路和地铁这类的设施，采用的就是这种自我供养的模式。

可是有些基础设施是没法收费的。比如咱们城市里的公路，每天上下班，你总不能一把车开到路面上，就交一笔“公路使用费”，不然就太麻烦了。再比如路灯，总不能投一个硬币，路灯才亮起来吧。对于这类没法自我供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它们的费用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亚当·斯密说，这笔费用应该由国家的税收来承担。不过，怎么收税却是一门艺术。亚当·斯密的看法是，对于这类设施，收税应当本着一项基本原则：谁受益，谁纳税。在当时的伦敦，路灯和给马路铺地砖的费用就是从伦敦市民缴纳的税款里拨出来的。既然路灯和马路方便的是伦敦人，这笔钱向爱丁堡人收，或者向柯科迪港的居民亚当·斯密收，就没有道理了。

总之，亚当·斯密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需要承担的又一项重要的职能。不过，在履行这一项职能的时候，国家应该对收税的方式进行周密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纳税人的钱被用在了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的事情上。

基础教育

最后，亚当·斯密还提出，国家应该承担起给国民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

亚当·斯密很重视基础教育，这可能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在农业经济时代，苏格兰因为缺少耕地，经济水平在整个欧洲都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那里的孩子成年以后，很多都选择离开家乡，到英格兰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谋生。去外地讨生活，当然需要有傍身的本领。为了让这些离家在外的苏格兰人都能吃饱肚子，苏格兰的政府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基础教育体系。

苏格兰人虽然不富裕，但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在当时的欧洲却是非常领先的。在基础教育的帮助下，大多数的苏格兰人都有阅读的能力，其中有不少人还掌握了写作和算数的技能。要知道，这可是在18世纪，基础教育能取得这样的成效是很了不起的。

亚当·斯密本人就接受过这样的基础教育，后来又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读书。可能是苏格兰的教育水平太好了，他后来进入了牛津大学，居然觉得牛津的教授课讲得很差，还不如让他在图书馆里自学。亚当·斯密很清楚，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重要。哪怕不像他这样接受多年的高等教育，良好的基础教育也能帮一个年轻人打开视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教育还能矫正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弊端。亚当·斯密虽然高声赞美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但他也敏锐地预见到，分工可能会对个人发展造成限制。一个工人长年累月地守在同一个岗位上，做着同样的动作，期待同样的结果，他的视野就会渐渐被局限在眼前的事情上。这样的人可能会对未知的事物失去想象力。你可能还记得喜剧大师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刻画的就是一位现代流水线上的工人陷入了这样的处境。

亚当·斯密认为，狭隘的思想和干瘪的想象力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因此，国家有责任通过基础教育来维护每一位国民健全的头脑。

亚当·斯密和今天的世界

好，刚才我给你介绍了亚当·斯密认为国家应当承担的各项职能。到这里，咱们这门课程也就来到了尾声。

咱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和当时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展开了论战。他指出，重商主义者在对价值的认识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价值不是贵金属的内在属性。真实的价值存在于凝聚在商品上的劳动当中。从这个基本的认识出发，亚当·斯密提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应该是全体国民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总和。而国家要想富强，关键在于提高生产力。

虽然没能见证工业革命给生产力带来的爆发性增长，亚当·斯密却已经从大头针工厂这类的现象里看到了分工的巨大效用。他还指出，分工和市场是一组彼此促进的因素。只有繁荣的市场才能确保分工向着更精细、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在有关市场的问题上，亚当·斯密和重商主义者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家应当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让更多的贵金属流进国门。但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市场”理论，认为消除壁垒，开放贸易，才能让资源得到最高效率的利用，国家也才能真正地富强起来。

在对国内经济的分析中，亚当·斯密把经济生活里的人分成了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三种角色。我们看到，这位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的学者，并没有和资本家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在亚当·斯密看来，他的“自由市场”理论造福的是全体国民，尤其是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

在刚刚结束的最后一讲，我们看到，在亚当·斯密设想的一整套经济架构里，国家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国家政府需要以克制的手段控制对外贸易，维护国防安全和国内治安，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教育的责任。

在这门课程的最后，我想请你再一起来看一看，写下这部传世经典的人，亚当·斯密。这门课程上线的时间是2023年，距离亚当·斯密出生的那一年，刚好是300年。在写作《国富论》的时候，亚当·斯密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在发明一门叫作“经济学”的学科。他大概也不会预见到，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里，他的思想，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尽管在今天，他发明的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常常会成为学者们批判的对象，但是现代的经济学者也都承认，亚当·斯密为经济学完成了极其重要的奠基工作，甚至最和他针锋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们也承认，行为经济学不是对古典经济学的颠覆，而只是一种补足。

亚当·斯密的生平其实很简单。他一直在大学里做学问，写下了两本流传至今的经典，其中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更早先的《道德情操论》。但他的思想世界很可能比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范畴要宽广得多。直到他去世前，他还在写作两本大部头的著作，内容涉及文学、哲学、诗学、修辞学、法学和政府理论。很可惜，当他弥留之际，在他的坚持下，他的朋友把这些未完成的手稿付之一炬。他的这些没来得及向世界诉说的思想，也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关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得到听书的品牌解读人，人大哲学系的刘玮老师还给你解读过《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可以帮你理解《国富论》背后的伦理学思想。另外，假如你对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感兴趣，也欢迎你收听另一本书：《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

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邓一丁，感谢你，和我一起读《国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