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看不见的手”如何发挥作用？

“看不见的手”如何发挥作用？

你好，我是邓一丁，欢迎回到“听书精品课”《带你读懂〈国富论〉》。

在上一讲，咱们了解了《国富论》这本书的一条逻辑主轴：国家的财富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力取决于分工，而分工取决于市场。这三层逻辑环环相扣，我没来得及跟你提到亚当·斯密的对手“重商主义”。其实，重商主义者要是听了亚当·斯密的这套理论，早就坐不住了。

重商主义的主张

重商主义者最看不下去的，应该是亚当·斯密的这一条主张：亚当·斯密认为，所有公平、理性的交易都应该是双赢的。因为从交易双方各自的立场来看，他们都节省了自己的劳动量。

可是重商主义者不认为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他们坚持价值是存在于黄金白银这类贵金属当中的。从这一条对于价值的基本认识出发，他们会得出一条残酷的推论：所有的交易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贵金属制成的货币总是从买方手上转移到卖方手上。而既然价值是存在于贵金属当中的，卖方就总是赢家，而买方总是输家。

这种观点，咱们今天的人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假如买方总是输家，那干吗还要买东西呢？的确，在重商主义者看来，除非你能把买来的东西再用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否则消费就是在用财富交换生活必需，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所以，信奉重商主义的有钱人，一方面要懂得经商之道，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另一方面又要拒绝物质享乐，在花钱上面能省则省。

为了方便理解，我给你一个具体的形象：法国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叫《欧也妮·葛朗台》，里面刻画了一个欧洲文学史上“殿堂级”的吝啬鬼，老葛朗台。老葛朗台是个家财万贯的大财主，很懂得做投机生意，但他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几十年来一直穿着同一身衣服，一年只理两次发，一副手套要戴一年零八个月。他对物质享受没什么兴趣，只有数钱才能让他快乐。这就是一副登峰造极的重商主义者的形象。

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不仅是个人要像老葛朗台这样捂好自己的钱包，国家的经济活动也要遵循同样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尽可能地争取顺差，避免逆差，尽量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卖给外国人，同时，尽量少从外国人手里买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把尽可能多的贵金属囤积在自己的国库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各国高高筑起关税壁垒。他们对进口生意课以重税，同时，给出口生意提供补贴之类的政策优惠。

这样做必然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有些本来可以依赖进口的东西，现在就必须自己生产了。为了应对这个问题，重商主义国家就必须在国内发展尽可能全面的产业链。哪怕本国的资源禀赋并不适合发展某些产业，国家也要提供政策扶持。在民间，各个产业的从业者也筑起了自己的壁垒，他们成立了大大小小的行会，以便保护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对外贸易中的政策倾向，也就反过来塑造了国内的产业生态。

重商主义的历史作用

在这儿我得说两句，咱们不能因为讲的是亚当·斯密的书，就把他的对手贬得一文不值。假如重商主义的学说真的没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它也就不可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欧洲各国的经济活动。

在《国富论》之前的两百年里，重商主义给欧洲各国提供了一套非常现实的经济战略。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经济形态仍然是农业。而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农具、水利、耕作和协作方式，这些方面的技术虽然也在缓慢地进步，但这些因素对生产力的提升作用非常有限，遇到坏年景，任你有再好的农具，照样颗粒无收。

农业经济作为一个大前提，限制了国家对于财富的想象力。所谓的“经济发展”也被简化成了一道枯燥的加法题：多抢一块土地就多挣一份田产。在这种情况下，零和博弈其实是一个有效的模型。从漫长的中世纪开始，欧洲的封建领主们就在抢夺彼此的领地，到了大航海时代以后，他们又在抢夺海上的航路，抢占海外的殖民地。在这种抢地盘的游戏里，谁能成为赢家呢？当然是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而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是需要充裕的国库作为支撑的。

重商主义的思想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发展起来的，而在它的指导下，欧洲各国也确实实现了海外殖民的野心。其实，殖民者跑到海外无非是做两件事情：开垦种植园、开采金银矿。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用农业创造财富，同时给国库积累更多的贵金属。

“看不见的手”

可是二百年来，历史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所有人都还在旧时代的夜里说着重商主义的梦话，亚当·斯密却已经醒了过来。他从大头针工厂这类的蛛丝马迹里隐隐约约看到了未来的样子。

亚当·斯密发现，抢地盘的游戏似乎已经过时了。哪怕殖民活动刚开始的阶段利益丰厚，土地也总会有被开垦完的那一天。而分工可以让生产力急剧地提升，这给我们指出了另一条更宽阔，也更长远的发展道路。要想走上这条道路，国家要做的恰恰跟重商主义的主张相反。只有消除贸易壁垒，和富有的邻国通商，繁荣的市场才能保障分工，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也才能富强起来。

这就是重商主义者和亚当·斯密最尖锐的分歧：重商主义者选择了封闭的自我保护，而亚当·斯密的选择是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市场。

开放，就意味着更低的壁垒，更少的管制，简单来说，开放，就意味着自由。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在商业领域，自由是消费者可以选择想要购买的商品，商人可以选择想要经营的生意，劳动者可以选择想要从事的行当，企业家可以选择想要雇用的员工。

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代，欧洲的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亚当·斯密本人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可是启蒙思想家的名头越响亮，就说明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显得越出格。欧洲的大众对启蒙运动倡导的许多价值还不熟悉，这其中就包括自由。在当时，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仍然主宰着欧洲各国的商业活动。很多人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充满了怀疑：自由难道不会带来混乱吗？

亚当·斯密说，不会，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

这很可能是《国富论》这本书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亚当·斯密指出，真实的市场总是受到供需关系的调节。对于任何一种商品，每当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下降，供给端的利润降低，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就会撤出市场，这样一来，供给就会降低，直到与需求达到平衡；同样的道理，当供给低于需求，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人们看到生产这种商品的利益，就纷纷入场，导致供给上升，直到与需求达到平衡。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里，供需平衡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当供需达到平衡，资源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既不需要行会的保护，也不需要特别的扶持，所有的资本和劳动力都被用于生产人们最需要的东西。这对整个社会的福祉来说，就是一种最优解。而很有意思的是，达成这个最优解的动力并不是任何人的善意，或者社会责任感。每一个人都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所有微观的私利，汇成了宏观上最大的公益。

这套理论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我们今天人人都听说过“看不见的手”，但其实，这五个字在整本《国富论》里只出现了一次，原话是：“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促进一个他全然无意追求的目的。”这里的“他”指的是那些一心追求私利，全然不在乎社会公益的人。所以“看不见的手”其实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是亚当·斯密在笑话人们的盲目。没想到，这个短语居然成了他这套理论的代名词。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很多人都以为，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国家不应该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但其实，根据亚当·斯密的设想，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当复杂的。

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有必要通过关税之类的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维护国内外安全的优先级应当高于经济发展；同时，国家也应该负责提供基础教育和必要的基础设施，而这两者也与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家的角色很复杂，也很重要。在课程的最后一讲，我会和你聊到这个话题。

这一讲，我给你介绍了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自由市场”理论。当然，这又是他和重商主义者的一大分歧。在欧洲的历史上，重商主义的思想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富论》宣告了重商主义统治欧洲的时代已经终结。在下一讲，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针对欧洲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哪些具体的主张；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思想的发明人，他又对劳动者和资本家抱有怎样的看法。

我是邓一丁，我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