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对话》 回响工作室解读
《明亮的对话》| 回响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他教授论证与说理写作20余年，深谙说理教育培养之道。
关于本书
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通过18篇各自独立的随笔，从目的、结构、逻辑、伦理等各个方面，为我们打开了理性说话的大门。
核心内容
本书从认知和操作两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适合中国人的说理指南。它指出，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需要说理，只有通过理性对话，不同群体之间才能找到共识，从而为好生活寻求可能的路径。首先，我们澄清了关于说理的误区，明确了说理的本质。其次，对于个人来说，不仅需要拥有说理的能力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可以通过说理，来和他人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而对于社会来说，说理是解决分歧的好办法，通过说理，人们更容易找到通往好生活的路径。最后，我们介绍了说理的基本原则，从操作层面聊了“怎么说”和“怎么听”。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作《明亮的对话》，副标题是“公共说理十八讲”。公共说理，其实就是在公开场合下，有理有据地探讨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这种公开探讨的学问，书里分别从认知和操作两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指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着说着就开始互撕，闹到不欢而散。结果就是，又没得出结论，也没解决问题，反而争辩的双方从此落下心结，甚至势不两立。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对话的结果和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换句话说，怎么才能让讨论变得更有成效呢？
其实，动不动就打口水仗这事儿还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本书的作者徐贲在二十多年说理课的教授过程中，对比了国内外发表言论的习惯。他发现，国内的说理教育还远远没有完善，这直接导致我们缺乏说理的意识和能力，也难以在社会上营造理性的对话氛围。实际上，对个人来说，会说理可不仅仅代表了能说会道，它是一个人逻辑思维能力的体现，还能让人际交往变得更加顺畅；而对一个社会而言，会说理可以让意见冲突的人们找到共同点，为解决各类问题找到可能的办法。因此，说理也成为了形成社会共识和契约的基础。既然说理这么重要，徐贲就写了这么一本适合中国人读的说理指南，也就是我们本期要讲的《明亮的对话》。
这本书通过18篇各自独立的随笔，从目的、结构、逻辑、伦理等各个方面，为我们打开了理性说话的大门。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详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澄清一些有关说理的误区，让你对说理的本质有一个更好地了解；接着，我着重跟你说说，为什么说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最后，我将为你讲解一套说理原则。
先来说说第一个部分，关于说理，有哪些需要澄清的误解？
首先，我们常有的一个基本误解是，很多人理所当然地会认为，为了让别人听从你的观点，我们必须坚定立场，尽一切可能压倒对方。谁压倒了对方，谁就取得了这场辩论赛的胜利。也就是说，说服别人成了说理唯一的目的。
但真是如此吗？实际上，说理可比你想的“佛系”多了。徐贲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它是由论辩术的发明人——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的。芝诺把说理比作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这个比方是说，我们要摊开手掌欢迎他人加入对话，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而不是攥紧拳头，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看法。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观点有些理想化了，其实，这么说是有历史根据的，让我们来追溯一下说理的起源。最开始，人类的不同族群之间，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战争，谁赢了，就听谁的。但慢慢地，人们发现，一言不合就动武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不是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完全可以先坐下来谈判嘛。于是，人们就开始试着用协商来替代暴力，学会在妥协和共识中实现双赢。渐渐地，这种理性的语言行为，就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说理”的文明秩序。反过来讲，这种说理的习惯也是造就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
你看，说理并不是非得争个输赢，而是通过语言沟通，取得彼此的理解，进而达成共识，为争辩的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种共识是由双方商议决定的，不是什么客观标准或者终极真理，所以，商讨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暂时的，都可以再拿出来重新讨论。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我们常有的误解，我们以为讨论或者说理，追求的一定是个终极真理，其实，说理的“理”不是指真理，而是支持结论的那个“理由”。在公开讨论的环境下，发言者只有提供明确的理由，听众才能据此作出思考和判断。所以说，说理的过程和最终的共识同样重要。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说，说理不是攥紧的拳头，而是摊开的手掌，它邀请人们加入理性的对话，从而寻求理解和共识。说理也不是追求所谓的终极真理，而是在探讨的过程中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取得相对公正的结果。了解了说理的本质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说理很重要吗？重要在哪呢？这个问题，我将分别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来为你谈一谈。
先来看说理对我们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说理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思维和语言能力。因为说理要求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形成一种相对复杂、精致的观察和思考。遗憾的是，我国在说理教育方面还有欠缺，这造成了人们在做公共表达时，难以把握理性的原则，逻辑感也不强。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沟通，那确实很难有什么成效了。因此，一个人能够运用理性思维，讲出自己的见解，不仅能帮助他在各项事务中捍卫自身的权利，也能促使他独立思考，辨别言论的是非真伪，防止被他人煽动和蛊惑。
其次，对于个人来说，选择说理，其实也是选择了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这种交往方式，进一步说就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一旦有一方居高临下，不接受反驳和质疑，那么，这种话语就不能被称之为说理，而是说教、灌输和宣传。所以，好的说理除了体现在语言、逻辑中，更体现在由举止展现出的尊重里。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说理对象，仔细聆听对方的观点和理由，再作出恰当合理的回应。
聊完说理对个人的影响，我们接着来看看说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社会中，懂得说理的人越多，就越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找到对更多人有益的生活方式，并且实现求同存异。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因为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的不同，难免在一些事务上产生分歧。这时，他们就可以通过公开发言来寻求支持。他们要怎么做呢？我拿美国政治人物举例，他们寻求支持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进行演说。其中，竞选演说也常被叫作“树桩演说”。这个词非常有画面感。早年，美国的开发者们发现新的领地后会砍除树木，在空地上开辟农场，建造城镇，那些政坛候选人往往会骑着马，到一个又一个的新开发地区去，争取选民的支持。到了那儿，他们常常会站在空地的树桩上，发表他们的演讲，极力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和听到他们，如此一来，这位政客的讲话是否靠谱，有没有道理，究竟能否为当地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选民们就有了判断依据了。
进一步说，言论是否合理，依据是否有力，都有一些公认的评判标准。这些标准来自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比如普世价值、宪法、基本的人权准则等等，言论越有理，自然能说服和争取更多的人。
其实不论是一个国家的总统竞选，还是某个社区的具体事务，都可以通过说理来决定。一旦说理成为一个社会解决问题、决定事务的主要途径，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提高自己理性思考和表达的能力。最后，人们赞同的提议就能成为社会行动的前提，而赞同的观点就成了社会共识的基础。所以，说理在人们的自我治理，共同造就好生活、建立理性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基本而重要的作用。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说理的存在需要一个宽容、法制的社会环境。有了这重保护，多元化的言论才能形成“意见的自由市场”，让不同的看法和观念自由地竞争。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分别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了解了说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对于个人来说，说理所需要的语言和思维能力，能帮助我们在各项事务中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时，说理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在社会层面上，说理能帮助人们解决公共事务中的分歧，共同创造良好的生活。
既然说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到底该怎么说理呢？最后我们进入第三部分，来看看说理的基本原则，究竟应该“怎么说”才能让说理更具信服力，然后“怎么听”才能使你更加具有辨别力呢？
先来看“怎么说”。说理其实有一些固定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观点或者说主张，也可以称为“争议点”。没有主张，不仅听者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想说什么。我举个例子，现在的主张是“我们应该反对低俗文化”，那这个主张很可能是一个行政命令，但它涉及到了趣味的选择。什么意思呢？对于什么是“低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那这就是一种个人趣味。把个人趣味转化为行政命令的做法是否合适，这就有了说理的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明确了主张，我们自然会思考，应该提出怎样的理由去支持这个主张。理由，就是说理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一般来说，理由分为两种，一种是“证据”，比如事实、权威意见、研究成果、统计数字等；另一种理由被称为“呼吁”，像是诉诸的价值、信仰或观念。打个比方，如果你主张控制人口，就可以提出经济学研究成果、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等作为证据；也可以诉诸某种价值观，比如为了子孙后代发扬自我牺牲精神等。如果提供的理由既有证据，又有呼吁，就会使说理更有说服力。反过来说，当我们反对某个主张时，往往也是针对理由进行反驳，一旦理由站不住脚，主张也就不那么可靠了。
除了理由，在说理中，还有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部分，这个部分叫作“保证”。所谓“保证”，其实就是在说理陈述中隐含的某些前提，它不一定被明确表达出来。举个例子，有主张认为，“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可以加入作战部队，因为女子的参战形象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这里面就有两个没有被说出来的前提：一是“性别偏见有害，应该消除”；二是“女子不能加入作战部队是性别偏见”。所以，这个主张可以更清楚地表述为：因为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而且女子不能加入作战部队是一种性别偏见，所以，应该改变这种情况，让女子加入参战部队。
这种表述，实际上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论证法。这里，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三段论论证法。它以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作为大前提，比如“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再以一个特殊化的陈述作为小前提，像是“女子不能加入作战部队是性别偏见”；最后引申出一个符合一般性原则的特殊陈述，也就是结论，在这里，也就是“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有害的状况，让女子加入参战部队”。通过三段论论证法，我们很容易看到观点中没有被明确表达出的前提。
但问题来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说理都能够简单地归结为这种三段论式的逻辑。否则，说理就会变得很死板，甚至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的逻辑推理。这时我们就需要使用另一种工具了，也就是“图尔敏论证模式”。
图尔敏是一位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刚才我们说到说理陈述的三个部分，分别是主张、理由和保证，而图尔敏模式则包含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部分。这里，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三段论本身体现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至于说理的听众是谁，会提出什么质疑，这些都不重要，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比如，它比三段论多出了“反驳”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能提前考虑到听众可能提出的质疑和反驳，并提供解释说明。
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说理陈述的大致构成。接着，我们来看，如何才能使你的说理更有信服力？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曾提到有三个重要因素会影响说理的效果，分别是“逻辑”“信誉”和“情绪”。
先来说说“逻辑”。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一般来说，像三段论这样的形式，逻辑的规则都很明确。一旦发生谬误，比较容易识别。但有一些说理谬误，需要有意识地学习和思考才能分辨出来，它们被称为“非形式逻辑谬误”。非形式逻辑谬误总让人感觉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我们这就来列举几种身边常见的非形式逻辑谬误。第一种：“大家都这么说”，大部分人这么认为，就一定是对的，有时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大家”，只是借众人之口，说自己的话而已。第二种，“转移论题”，指的是在论证过程中偏离正题，转向其他次要的问题，从而转移听众的注意力。第三种，“动机论”，不论对方的言论是否有道理，一概以动机不纯来攻击对方。第四种，“我错你也错”，你批评我，我非但不正面回应你，还挑你的毛病，以此来堵你的嘴。第五种，“以偏概全”，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就下普遍结论，许多偏见就是这么来的。第六种，“循环论证”，一种自说自话，原地打转的“论证”方式。
这六类属于“杠精”的诡辩逻辑，就是非常典型的非形式逻辑谬误。
我们再来看增加信服力的第二个要素：信誉。有良好品质、言而有信的人给人更可靠的感觉，这样的人说话也就更有信服力。这里涉及到一种奇妙的心理因素，就是人们一旦形成了可靠或不可靠的印象后，一般很难改变。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总结过这样一种效应，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也被人们称为“塔西佗陷阱”。
最后来看增加说理信服力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情绪，也就是调动起听众的各种情绪，比如怜悯、快乐、崇敬、热爱、恐惧甚至愤怒。说故事是一个调动情绪的好办法，引导听众想象一种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的境遇，人们一旦被打动，在情感上便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此外，还可以适度运用排比、类比等生动而富有激情的说理方式。不过，说理并不是越激昂越好，毫不克制地渲染感情，反而会招致人们的反感。
以上是关于“怎么说”的部分，我们了解了说理的基本构成，还有如何通过运用正确的说理逻辑、建立良好的信誉、用动之以情的方式来增强说理的信服力。让说理成为一种既能引发人们理性思考，又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艺术。如果有兴趣，你还可以在“每天听本书”里收听《修辞学》这本书。
下面，我们再来看“怎么听”。作为一名听众，当我们面对五花八门的公共言论时，应该怎样防止自己被蛊惑甚至欺骗呢？除了运用刚才介绍的说理标准，去检视这些言论之外，我再来介绍四种需要警惕的公共话语手段。
第一，使用定义模糊的词语。定义是说理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定义可以排除暧昧含混的说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关键点上；另一方面，说理的逻辑往往是从定义开始，再给出推论。在定义不清晰的情况下，说理的过程可能也漏洞百出。所以，故意使用定义含糊的词，往往是一种宣传手段。有一些抽象的词语，比如像民主、平等、自由等等，这些词的含义极为模糊，却因为有着丰富的联想意义，特别富有感染力，因而有着神奇的威力，好像它们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当我们在各种公共话语中遇到这些“大词”时，不妨问一问，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给出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在生活中，当我们急切地希望解决问题时，许多人习惯于接受最简单和直接的解释和办法，俗话叫病急乱投医。举个例子，前几年的“养生热”中，有位名叫张悟本的“养生专家”，他说，人之所以会生病，就是因为肚子里有油，吃茄子可以刮油，达到祛病健体的效果。针对那些为健康问题焦虑的中老年人，张悟本给出了一种非常直接的解释，以及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即使这种解释并不合理，治病方法也不靠谱，但只要说是对健康有益，这种成本低、又无害的办法马上就被许多人接受了。这类骗局往往利用了大众的普遍焦虑和思维惰性，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成功。
还有一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越是缺乏，它就越有威力。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把“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三种手段称为洗脑和控制群众的良方。宗教、政客和广告商都特别了解断言的力量，他们通过不断重复这种简单的断言，使它成为口号，逐渐形成流行，这样，它就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了，甚至会还被当作真理来看待。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曾为了宣传纳粹思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无数的谎言穿上了真理的外衣，还总结道：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就是著名的“戈培尔效应”。
我继续说第三个手段，叫作情绪化的表达。过于情绪化的表达不仅不能增加说理者的信服力，而且一旦人们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并付诸行动，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过，“宣传必须诉诸感情。”诉诸激烈的情绪，让民众陷入不思考、无理性的状态，是非常危险的事。特别是在挑动起民族、阶级或国家之间的仇恨时，群众就会成暴力的行使者和残害无辜者的工具。另外，还有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它虽然没有付诸行动，但同样可能埋下暴力的隐患。比如，网上一些情绪化的文章和言论，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爽”“解恨”“出气”的感觉，哪怕他根本不讲理，有些读者还是会觉得有道理。这也属于非理性且具有煽动性的言论。
第四，大胆说谎。人不容易轻信小谎言，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希特勒曾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想要作恶……他们头脑简单……自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他们是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呢？大谎言和小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无法证伪的事情也就无从判断了。
好，我给你介绍了四种话语手段，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言论都具有非常隐蔽的误导性，它们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反而很容易被大众接受。
以上就是《明亮的对话》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我们澄清了关于说理的误区，了解了说理的本质。说理的目的不是尽一切可能压倒对方，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看法，而是在彼此平等、尊重的前提下，双方通过讲述各自的观点和理由，寻求互相理解，从而达成共识。
第二，我们分别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了解了说理的重要性。对于个人来说，不仅需要拥有说理的能力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可以通过说理，来和他人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对于社会来说，说理是解决分歧的好办法，通过说理，人们更容易找到通往美好生活的路径。
第三，我们介绍了说理的基本原则，从操作层面聊了“怎么说”和“怎么听”。首先，我们了解了说理的构成，又介绍了能让说理更加灵活和理性的图尔敏论证模式。接着我们知道了正确的逻辑、良好的信誉、打动人心的方式能够增强我们的说服力。同时，当我们在听取他人的言论时，则需要防范四种话语手段：使用定义模糊的词语、给出简单直接的解释，采取情绪化的表达和大胆的谎言，在面对这类言论时，我们要保持警惕和思考。
我们说，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需要说理，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说理，不同群体之间才能够寻找到共识，形成彼此间的契约，和平地相处。同时，一个说理的社会通常更加尊重个体间的差异，这就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多元、平等的社会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础。
撰稿：回响工作室 乐慧 脑图：刘艳 转述：顾一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