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王朝解读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王朝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这本书叫《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讲的是美国社会的事儿。你可能会有疑问，躺不平我们都懂，那千禧世代是什么呢？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习惯，特别是美国人，和我们直接用年代叫90后、00后不同，他们喜欢叫“世代”。一个世代时间边界不太明确，从十多年到二十多年，各不相等，而且每一代按照社会环境的不同，都有个“代号”。比如最新一代叫“阿尔法一代”，指的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人。最近的几代从远到近，分别是X、Y、Z，夹在中间的这个Y世代，就是这本书要讲的千禧一代。按美国比较常见的用法，Y世代，或者说千禧一代的年代，是指1981—1996年之间出生的人，是在千禧年2000年后成年的一代人。

这本书的作者安妮·海伦·彼得森就属于千禧一代，她的经历非常典型。父母从小精心培养，好不容易上了好大学，一路读到博士，终于进入职场，成为工作骨干。慢慢接近中年，安妮始终相信自己只要足够努力、足够优秀，其他一切就会水到渠成，但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总有一种风雨飘摇的不安全感，总是在不停工作，慢慢感受到了“倦怠”。这里的倦怠，英文直译更形象，就是燃尽了，烧光了，熄火了。但是这种状态不是普通的疲惫，倦怠没有止境，不会有结束的节点。作者的形容非常形象，倦怠“将生活夷平为一份永无止境的待办事项清单”。

然而，更多的倦怠并没有给千禧一代更多回报。美联储2018年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发现千禧一代的净资产，比出生于1946年到1965年的婴儿潮一代当年同龄时期要低20%，反而婴儿潮一代当年同龄时期的收入，折算下来比千禧一代现在的收入还要高14%。就像作者概括的那样，千禧一代可能是美国20世纪以来第一代过得不如自己父母的人。

安妮恰好是一个记者，于是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一篇标题为“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一代”的文章。这种“倦怠”很显然抓到了同代人的“痛点”，马上爆火，获得几百万点击量。安妮趁热打铁，通过三千多份调查问卷和不计其数的采访收集来的数据，写出了这本《躺不平的千禧一代》。本书当时马上成为美国畅销书，《时代周刊》等著名杂志都将其推荐为2020年秋季最佳图书。

中文标题中的“躺不平”，可能用这本书的英文名来解释更贴切一些。这本书的原名是个英文的双关语，既有字面的“甚至不能”的意思，传达出那种有心无力的倦怠感，也有“无法平衡”的意思，也就是丧失了生活的平衡。简而言之，这一代美国人丧失了闲暇，心中的火焰被日复一日的忙碌消耗，除了不懈努力不知道有什么别的选择。

本书的解读我分为了几个问题，先梳理千禧一代从上一世代父母继承来的社会观念，这些前一世代的观念是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美国经济从宽松走向紧缩，在教育和职场中，千禧一代的倦怠心理不断积累，就连刷刷手机也成为倦怠的一部分。最后，则是我们可以如何“缓解倦怠”。

要理解为什么千禧一代养成了倦怠的文化习惯，还得先从养育了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开始。这个问题与先前解读的《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所描述的日本“下流社会”很像，正是因为担心社会阶层向下流动，所以内心感到极度焦虑，只不过美国社会的背景与日本很不相同。

我们之前提到过，西方社会20世纪至今大致能分成七代，在千禧一代之前的，是出生于1946年到1965年的“婴儿潮一代”和1965年到1980年之间出生的“X一代”，也就是因为X一代这个词很流行，下一世代就被称为Y世代，也就是千禧一代。X和Y两个世代时间太接近，所以实际上千禧一代的父母辈主要是“婴儿潮一代”。

婴儿潮一代出生在二战后的重建和复兴时代，之所以叫“婴儿潮”，就是这个阶段随着战争结束和士兵回家，也迎来了一段难得的经济繁荣，出生人数暴涨。婴儿潮一代在美国多到什么程度呢？足足有大约7300万人，在2019年之前，是美国所有世代中人数最多的一代，取代他们的，正好是千禧一代。

美国的婴儿潮一代生于战后繁荣期，当时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技术和经济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美国GDP从1946年的2200多亿美元，增长到1960年的5400多亿美元，1961年到1969年曾经连续增长104个月，这在美国经济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到1969年，美国GDP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也从战后的1600多美元，突破了5000美元。

除此之外，当时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也相对健全。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建立了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并且重建了美国的劳资关系，通过一系列法律规范化劳动者和企业主的集体谈判制度，创造了对劳动者更有利的工作条件，比如流水线的安全措施、设立法定加班费、确立医保和养老金制度等等，当然也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即便人们年事渐高，还可以安心退休，领取能够维生的养老金和社保。因此，从战后到六十年代的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大压缩”，意思是贫富差距不断缩小，整体的社会财富都往中间压缩，收入增长大部分被“压”进了新兴的中产阶层。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1950年的CEO收入大约是普通员工的20倍，相比之下，2013年的差距达到了差不多204倍。

这一时期美国中产阶级急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水涨船高。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买车、买房，搬出拥挤的市中心，搬进郊区的大房子里生活。电视、电话、空调等家电产品也开始普及。更富裕的家庭也让婴儿潮一代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条件，美国的高中学历比例从二战前的38%上升到六十年代初的75%，也有更多的人进入了大学。

简而言之，婴儿潮一代的童年时代是在童话一般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经济繁荣，父母又没有后顾之忧，这足以让人们忽略潜在的社会问题。

然而，在婴儿潮一代陆续成年的时候，也就是准备开始考虑孕育千禧一代的时候，美国经济的快车已经开始放缓，自诩为社会中坚的美国中产阶级风光不再，丑闻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比如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1972年水门事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64年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当时第一批婴儿潮一代刚刚成年，高中毕业后等待他们的不一定是安稳的工作，反而可能被征兵去地球另一端的热带雨林里面对血肉横飞的战场。接踵而来的丑闻和危机不断冲击婴儿潮一代的“美国梦”，他们在全美国掀起了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试图改变现状，但只能取得有限的胜利。

作者总结，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动荡让婴儿潮一代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也培养出这个世代对维护个人地位的焦虑，整体转向了内心世界和个人主义。美国社会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说法，叫“自我的十年”，描述大多数人从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全面退出，开始流行“自我关怀”的个人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美国，分担社会风险从政府和企业的集体责任，变成了个人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靠自己解决问题。这种变化从教育中可见一斑，整个七十年代，报考英语和社科专业的美国人减少了一半，而商科的报考人数涨了一倍。很多中产阶级在几十年没有经历过的焦虑中转向了“上屋抽梯”，宁愿把有利于阶层流动的政策框架拆掉，确保别人爬不上来，再靠自己努力保证不掉下去。

之后，主张减税和自由市场的里根在总统选举中大胜，后来的美国政府开始大幅缩减公共开支，并削弱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度。举例说明，最明显的就是养老金。罗斯福新政时代建立的由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金和养老金制度，逐渐被企业负责的“企业退休金计划”取代，而且愿意出这笔钱的企业也越来越少，1981年的美国还有46%的私营部门企业愿意承担退休金，到2019年时就只有16%了。从短期来看，里根主义的确解除了一些过时的政府限制，释放了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力，让美国从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泥潭中走出来，给美国换来了一波新的繁荣，可是有些步子太大，破坏了那些让婴儿潮一代的父辈爬升到中产阶级的上升渠道，也破坏了让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保护网，让下一代人在一个缺乏保障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经济重新增长了，但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儿时的安全感一去不复返。

在青年时期经历过社会经济的高开低走之后，陆续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内化了必须靠自己努力维持社会地位的紧张感。美国人普遍相信一句谚语：“抓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起来”，也就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意思。但作者提醒，靠自己获得成功听起来是很了不起，但如果太过崇拜个人，容易忘了首先得有一双鞋、一根鞋带，才能把自己提起来。作者严厉地批评上一代美国人，就像是“把仅剩一格的卫生纸留在卷筒上，假装还轮不到自己去更换，而应由整个社会来做”。相比婴儿潮一代成长时的环境，他们自己和下一代能够依赖的“鞋带”更少，但至少还有自己的孩子能够控制。他们精心培养下一代，并用自己的焦虑驱动孩子，希望他们比自己更努力、过得比自己更好。也就是说，千禧一代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已经被焦虑所笼罩了。

好，刚刚说到美国的千禧一代实际上是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这就造成了这两代人之间关系颇为微妙。作者说，婴儿潮一代自己在很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却在千禧一代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让他们开始惯于疲倦。

我把作者描述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观念概括为“焦虑教育”，是三种教育观念的综合总结，也就是协作培养、过度监管、学历崇拜，与之对应的是三种焦虑，阶层焦虑、安全焦虑、教育焦虑。

第一种，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叫做“协作培养”的教育模式，从童年时代就帮孩子排满了日程表，造成千禧一代从小就像一个成年人。这种教育模式的根源，来自家长试图通过在孩子身上不断增加投资，来解决自己的阶层焦虑。

什么是协作培养呢？这个词出自一个社会学研究，在1990—1995年间跟踪了88个美国家庭，研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对儿童养育方式的影响。他们把不同的养育模式总结为两类，一类是“自然成长”，也就是父母没时间或者拒绝完全围着孩子转，也不会为孩子投入和安排太多额外活动。与之相对的，就是“协作培养”，这种培养模式的特征是孩子围绕着安排满满的日程表打转。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协作培养就是精耕细作，而自然成长就是大水漫灌。当然，这两个模式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会同时共存，只是比例不同。研究发现，在美国社会中，社会阶层相对较低的父母更倾向于自然成长，而大多数中产父母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是协作培养比例更高的模式。

注意啊，并不是说自然成长就不会提高孩子的能力，恰恰相反，研究发现，自然成长在培养独立性和想象力方面更有效。但是，对于焦虑的父母来说，他们操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在未来面临阶层下降的威胁，要为孩子做好未来的准备，提前锻炼好职场就业的能力，这样才能不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被淘汰，因此走向了一种失衡的协作培养。大多数美国千禧一代的童年被父母安排好了满满的日程表，体育、艺术都得上课外班，而且同时要学好几项体育运动、好几种乐器。协作培养的目标是让孩子变得有计划，简历丰富多彩，和别人交流时从容自信，人脉广泛，而且能够同时处理好几件事，习惯并且渴望填满自己的日程。换句话说，协作培养就是要让孩子还没有进入工作领域之前就做好准备，从小就得像一个小大人，学会吃苦耐劳、延迟满足，能够顶着疲惫成长。父母鼓励小朋友追求精益求精，教育孩子们，如果现在还没有回报，是因为还没有做到最好，应该更加努力。

第二个影响千禧一代的教育观念，可以概括为“过度监管”，与协作培养是相辅相成的，但更多源自对安全的焦虑。美国人大约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因为两个案件开始对儿童安全产生了极大焦虑。一个案子是孩子从大滑梯上掉下去，摔成重伤，后来掀起了美国的儿童乐园改革，我们现在很熟悉的那种有静电的塑料滑梯，就是那个时候从美国开始流行的。另一个案子是儿童失踪案，一个小男孩求母亲让他一个人去车站等校车，结果就失踪了，这个案件掀起了全美讨论。虽然整个八十年代，美国的儿童相关犯罪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这两个案子形成了巨大的新闻效应，在全美社会引发了恐慌，家长们对孩子的安全更加焦虑，更加强化了密切监管孩子活动的需求，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送去上课外班。小孩们长期被父母所监管，缺乏自己独处或者和同龄小伙伴共同玩耍的机会，也就丧失了自主社交、独立生活、探索环境等等锻炼机会。

最后一个影响美国千禧一代成长的观念，就是大学崇拜，作者也称为“教育福音”，也就是认为不计一切代价追求更高学位，认为高学历是阶层稳定的不二法门。给孩子加大升学压力，其实也是教育焦虑的反映。之所以会被称为“福音”，是因为对高学历高回报的信念在美国传播广泛而根深蒂固，就像一种“信仰”，仿佛上大学就是一切问题的解药。根据一项统计，在25岁至37岁的人群中，千禧一代约有40％拥有至少学士学位，而婴儿潮一代中只有约25％。然而美国要上大学，可不像中国一样高考就行，申请大学不光需要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还要让自己的简历上有各种活动履历，证明综合素质过硬。很多活动就成为所谓的“简历充数”，比如号称在社区做很多志愿服务，其实只是周末去养老院随便糊弄几个小时，又比如参加体育运动只是为了申请的时候简历上有个记录。更别提可能要为了学费和生活费背上几万美元的学生贷款，要到中年才还得清。

总而言之，千禧一代在成长时，美国流行的养育文化就在鼓励他们习惯倦怠，而且那些观念本身就是源自家长内心的不安全感，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同类型的焦虑，按最后导向的成果，总结为“简历焦虑”。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家长们确确实实是悉心培养，看似是以孩子的个人成长、激发潜能为中心，实际上却是以提升简历的痴迷为中心，很多活动被挖空了本身的意义，而是强化能让简历增光添彩的作用。

这些过度的教育投资，来源于父母自己内心对阶层下滑的恐惧和焦虑，逼迫孩子采取以成人世界的成功为导向的行为。当所做的一切都是大人安排的活动，所有活动的意义都来自大人的生活，就会令孩子感到缺乏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感，更容易疲倦和焦虑。很多美国孩子就是这样承担着这个年纪不应承担的压力，搞得出现失眠、肠易激综合征、拔毛癖等等毛病。而且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更高的学位已经不再意味着更稳定、更高的收入，相反，美国的高薪蓝领工作越来越多，而这些工作的学历要求并不高。

这种焦虑驱动的养育文化，的确提高了千禧一代的教育水平，也让他们拥有了父母辈不曾拥有的光鲜简历，唯独没有让千禧一代在面临美国经济危机的威胁时拥有“免死金牌”。更长久的效果，是让千禧一代从小就学会了顶着倦怠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准备迎接未来的职场。

千禧一代一天天逐渐长大，从小大人变成真正的大人，陆续开始步入职场，很快就会发现从小的教育，并没有让他们过得越来越轻松。我们回顾千禧年以来的美国经济，会发现千禧一代的环境和父母时代大相径庭。比如千禧年初，美国经济就经历了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当时纳斯达克指数在6天内暴跌了近10%，九十年代末兴起的大批互联网公司纷纷破产，给了第一批成年的千禧一代当头一棒。几年以后，还要撑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没喘几口气，又碰上疫情冲击，美国经济一度遭遇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

回顾这些事件，并不是要讨论为什么这些危机会发生，而是以市场的不断动荡为大前提，接下来看看有哪些因素让美国千禧一代感受到了越来越沉重的倦怠。我们需要考虑的并不是这些加重倦怠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从一个普通千禧一代的美国打工人角度出发，看看对倦怠心理有什么影响。作者花了好几章的内容，从各个侧面讲述美国当代的职场多么令人疲倦，归纳起来，既有宏观的社会结构变化，也有微观的文化习惯。

前面说过，作者认为现在的美国职场环境恶劣的一大原因，是八九十年代对劳动者的保护政策逐渐被取消，而对企业的监管过度放松，特别是金融业的监管。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从汹涌澎湃的金融浪潮中获得投资，改变了发展路线，从偏向员工的渐进和稳定收益，转向华尔街和私募股权更青睐的短期利润增长。作者认为，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美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维护股东利益而不是员工利益，不断增加的会计和咨询顾问们要确保公司的利润永葆增长，不断评估公司哪里有需要“精简”的低效部门和业务，而不需要确保员工的个人成长或者生活舒适。作者引述一个学者观点说，公司“变成了一个短暂的集合体，其价值不在于明日的进步，而在于此刻的股票价格”。听书之前解读过研究华尔街文化的《清算》，本书也引用了《清算》，说美国经济现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高管和股东所认为的公司最佳利益，与大多数员工的个人利益完全割裂”。这种割裂导致现在的员工普遍缺乏认同感和安全感，但是千禧一代初入职场时就开始遭遇市场动荡，没有挑挑拣拣的余裕，为了挤进那些看起来最赚钱的公司，只能迫使自己习惯在“精简”的刀尖上跳舞。而恰好，现在美国市场中越赚钱的公司，这种割裂越严重，倦怠越容易恶化。

另一个大环境因素与过度放松监管相关，是美国公司的岗位越来越多临时外包，形成了一批“朝不保夕的人”，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工资，而只是在企业需要的时候打短工。为了满足金融市场对利润增长的追求，企业放弃了作为直接雇主的责任，而是专注于维护自身品牌和竞争力。作者举例，曾经一个公司内的门卫和会计都会享有相同的养老金结构、同样的医保、同样的稳定感。虽然收入不同，但是风险保护是相等的，但是现在美国大量采用了“合同工”外包，特别是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2019年时分包员工和临时工的人数达到了12.1万人，已经超过了只有10.2万的正式员工。表面上，他们是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实际上临时工和分包员工的福利更差、工资更少。作者形容，美国现在的职场已经分裂了，大家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也没有政府介入，不满只能憋在心里，给日益积累的倦怠感添砖加瓦。

第三个大环境的影响因素，就是零工经济兴起。没错，优步、爱彼迎等等企业的确颠覆了传统行业，与之而来的还有俗称“数字游民”的一些新兴自由职业者群体，但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实也在加强倦怠感。之前听书解读过的《后工作时代》，对科技平台的“阴暗面”描述了更多细节，这里再概述一下。简单来说，新科技产业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但没有提供新的稳定岗位，也没有培养出新的职业技能，零工们没有保障，只能用更长的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缺乏保障的零工经济，同样只会加重倦怠。

除了这些宏观因素，也有一些微观因素，比如作者提到的“热爱工作”文化。很多千禧一代人都相信，要为了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自我牺牲。2005年时，史蒂夫·乔布斯有一个很著名的“保持饥饿、保持愚蠢”演讲，风靡一时，很多千禧一代的大学生都受过这篇演讲的影响。其实里面还有一段话，概括了“热爱工作”的信念，他说：“你的工作是你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真正令你感到满足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做你心目中的伟大工作。做成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事情，那就继续寻找，不要妥协。”事实上，现实是千禧一代不得不凑合从事不热爱的工作，而他们心里很可能一直都认为这份工作不够“伟大”，不能满足自己。另一方面，如果还真能从事上热爱的工作，现在的环境却让他们无法享受自己的热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无法区分开，为了继续从事热爱的工作而自我PUA，对自己的职业困境视而不见。总而言之，在不合适的环境中，热爱和工作如果不分开，愿望很容易两头落空，徒增烦恼。

可以说，在动荡的大环境之下，那些以往鼓励美国年轻人的信念和经济机制，逐渐变成了一种沉默的重担。美国的千禧一代逼迫自己过度工作，倦怠在职场中不断积压，似乎只能在工作以外寻求释放。但作者说，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连平时刷刷手机，也在滋生倦怠。

你可能觉得，累的话，每天刷刷短视频，刷刷微博，怎么也能放松一点儿吧？作者说，其实这些也是倦怠的帮凶。根据美国2013年的一项研究，千禧一代平均每天查看手机150次，而另一项美国2016年的研究则宣称美国人平均每周有超过6小时在滑屏幕。在短视频普及开之后，这两个数字肯定有增无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那些手机App里的算法最初的设计目的就是让我们上瘾。作者回忆自己标准的一天，就要打开十几个App，在购物平台、工作软件、社交媒体之间游走，特别是自己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点开好几个社交媒体，就为了看看有没有人给自己点赞，或者只是看到推送通知，习惯性点开一下，看看那个加上好友就没联系过的人发了什么新消息。智能手机的确很有用，比如电子地图、方便拍照等等，大家都会想象自己的手机是一台高效的工作工具，但现在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扩大我们的倦怠。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世代所独有的，但对于美国的千禧一代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先例的。美国的千禧一代是第一代“网络原住民”，他们和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一同成长，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互联网上，逐渐懂事的时候出现了智能手机，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网络运转，旅行、工作、锻炼、记录、理财、交友等等，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以手机为主要的载体。

每一个应用都需要用户，但是一天只有24小时，注意力也是有限的，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所以大家都在设法俘虏屏幕前的眼球。为了增加客户黏性，有人设计出了点赞、转发、评论等等，还增加了点赞的动画特效，然后又有人发明了用“小红点”来提醒新消息，后来又有了下拉刷新。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设计都强化了对用户注意力的俘获，让用户反复而强迫性地打开手机，让人忍不住想要再点一下，再看一会儿——光写这一段，我自己也看了好几次手机。这样一来，即便是娱乐时间，也只是在不断完成App发给用户的小任务，每个应用都会想办法提醒你把它加入待办事项，以分钟甚至秒为单位填满日程表，从技术意义上消灭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作者说，刷手机带来的小小的多巴胺刺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智能手机的众多应用程序让你有一种多任务处理的幻觉，觉得自己的生活显得高效而完美，一切都无缝衔接，尽在掌握。不仅如此，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竞相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无形之中让生活变成了一种寻求他人认可的表演。作者就说自己就要当一个作家，要在工作软件上风趣幽默，还要在推特上显得有趣，并且还要在健身应用上更新自己的健身进度，又要学着做网上发的食谱，还要记得给亲友发消息，这个清单能一直数下去。千禧一代试图通过互联网来向外人表达，自己生活得有多么努力、多么优雅。这种错觉让我们以为可以用手机把周末、假期都变成自我优化的窗口期，结果倦怠无法有效缓解。

但注意，作者并不是鼓吹放弃手机、放弃互联网，她的意思是，千禧一代的注意力之所以容易被所俘获，是因为千禧一代在生活中一直在努力，试图实现那些压根无法实现的自我设定，却总是因恨而归，简单地刷一刷手机，相较之下已经是最不努力的努力了。千禧一代试图用互联网缓解伴随自己的不安和疲惫，然而互联网却让千禧一代更深地卷入了倦怠文化，让千禧一代觉得自己如果做不到什么都能干，要怪的不是工具，而是自己。

说了这么多，听起来好像美国的千禧一代卷入了一个死循环，社会不帮忙，自己干着急。就像美国社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策开始在七十年代过时一样，很多政策从八十年代至今，也已经过时，给千禧一代留下了一个时代病。作者说，就像婴儿潮一代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千禧一代也应该采取举措推动美国政策有实质性的变化，要增加监管、要增加教育资助等等，但那是他们的问题。对于或许也感受到一丝倦怠的我们来说，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作者说，对个人来说，要从意识到自己本不必如此开始。我们不能只用工作量多少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哪怕仅仅因为我们存在。盲目地增加工作量其实并不是达到让我们变得更好的方法，我们同样需要注意自己疲劳的程度。真正的成长是提高上限，而不是填满上限，填满不一定带来提高，但一定带来疲倦。如果回顾美国千禧一代逐渐积累倦怠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让自己退一步的空间。

比如，教育是不是一定要有那么多的焦虑驱动呢？育儿本不应是一场竞赛，让孩子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工作是不是一定要到自己撑不住了才离开呢？其实就像之前《离开学术界》里说的，这只是一份工作，应该和自我认同分开。手机是不是非刷不可呢？我们总可以少刷一点。自我优化不应该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本意是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更有自我价值感，而不是无止境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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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真正的成长是提高上限，而不是填满上限，填满不一定带来提高，但一定带来疲倦。

2. 自我优化不应该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本意是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更有自我价值感，而不是无止境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