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周氏兄弟》 贾行家解读

《话说周氏兄弟》| 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钱理群，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学术上的主攻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周作人等专题研究，在这些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讲授的鲁迅与周作人的研究课程，曾长期是最受北大师生欢迎的课程。

关于本书

本书为钱理群1997年在北大中文系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的讲稿，集中了他此前二十年研究鲁迅、周作人的主要学术观点。书中逐一分析了鲁迅和周作人对国民性改造思想、妇女儿童以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许多问题的主要观点，清理出鲁迅和周作人思想中的核心线索。

核心内容

一、国民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三、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怎样造就这样的国民性。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话说周氏兄弟》，周氏兄弟指的是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这本书共有307页，我会用大概29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鲁迅与周作人思想的核心命题，介绍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一系列思考与判断。为你解读这本书的，是文字高手、作家贾行家。他曾经出版过多部作品，在每天听本书里擅长解读文化通识类书籍，被称为“行走的图书馆”。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周氏两兄弟和胡适。周氏兄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对于鲁迅，我们都很熟悉了。对周作人，可能很多人只知道他是鲁迅的弟弟，当过汉奸，也许有人还读过周作人的几篇文章。如果只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有点儿太简单了。

周作人和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一同师从革命家、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的一批思想觉醒者，“五四”时期，周作人通过文化理论研究、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像俞平伯、江绍原、废名等当代著名的作家、学者，都是周作人的弟子。当时的文化界承认，周作人是唯一在思想、文章和学问三个方面，都和鲁迅旗鼓相当、形成呼应的人。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两人围绕中国国民性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既是如今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思想来源，也一直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这实际上是因为鲁迅和周作人提出的思想问题，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大问题，至今没有被破解。

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书，摞起来恐怕是《鲁迅全集》的几千倍。本期音频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将鲁迅与周作人的研究合而为一，通过思想对比，抓住了周氏兄弟思想的中枢。而且，本书作者钱理群教授，是国内研究鲁迅和周作人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

钱理群曾经在北大中文系任教20多年，退休后主要从事现代民间思想研究和基础教育活动。在学术生涯中，他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周作人等专题研究，先后出版过关于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著十几种。

《话说周氏兄弟》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是《北大演讲录》。因为本书是根据钱理群1997年在北大中文系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

全书分为十二讲，逐一分析了鲁迅和周作人对国民性改造思想，妇女和儿童，以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许多问题的主要观点，清理出鲁迅和周作人思想中的核心线索。钱理群认为，这本书集中了他此前研究周氏兄弟二十年的成果。在当年的北大，钱理群讲鲁迅与周作人，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在全国的知名度也相当高。他的课堂上挤满了旁听的校内外师生，隔段时间就得换更大的教室。他讲课不只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还将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与自己的精神历程、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总体困境互相对照，深刻而敏锐，充满了思想的力量与激情。本书尽量保留了钱理群授课的原貌，下面，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钱理群对鲁迅和周作人思想的精彩分析。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思想家，不过，和其他思想家不同，他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杂文与小品文里，并没有通过专著来建构哲学体系。但他们的思想，又是有基本命题、有发展过程的完整系统。中国的国民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命题。

鲁迅有一段名言，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意识到改国民性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本期音频要说的，就是他们关于国民性问题的三个主要思考：第一个，国民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第二个，中国国民性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第三个，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应该怎样塑造这样的国民性？

我们先来说说：鲁迅和周作人认为，国民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鲁迅和周作人最关注的问题，都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中的处境。他们对于国民性的思考，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核心价值，就是必须要树立个体的精神自由。

我们先来说说鲁迅。钱理群觉得，鲁迅自从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那天起，就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中国文化发展，寻找新的价值和理想。这个理想，被称为“立人”思想，也就是要树立人的个体精神。在鲁迅的讨论中，“人”始终是个体概念，与“类”相对应。

之前，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对人的定义，大多把人归于某一类，这个类可以是家庭、民族、社会、国家。而鲁迅强调，人民和公民的概念都是抽象的，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的人，这些抽象权利就没有用。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还原到人的个体生命本身。人自身就是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不依附于类，也就是说，人的独立存在，不依附于某个家庭、民族、宗教或国家，一个人不能因为被他所属的群体否定，就不再是人、不再拥有人的权利了。鲁迅主张人的行为要由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执行，同时自己负责。鲁迅偏向于追求强悍的、刚毅不挠的人性。

在个人审美和文学创作上，他也偏向于有力的、粗暴的、体现生命意志的美。钱理群特别提示听讲者和读者记住：个体精神的自由，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在鲁迅的杂文里，是发扬还是压抑个体精神的自由，是他判断一切问题的基本标准。

那么，鲁迅的立人思想，与他要寻找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什么关系呢？鲁迅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化这个概念，他所用的是近世文明这个词。

鲁迅认为，救国必须要先救人，救人需要先启蒙，启蒙的关键，就是树立自由的内在人性。他提出：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和世界各国角逐，必须首先立人，尊重人的个性，张扬人的精神。鲁迅强调，不能仅仅以富裕程度、科学水平和建立民主体制作为实现现代化文明的标准。只有每个人在精神上自觉，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所以，立人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基础。

这种目标，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他作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提出来的。鲁迅并不是不懂得社会改造的实际操作，而是出于更深刻的思考。

哲学家李泽厚曾对鲁迅的思想历程做过专门研究，他提出，鲁迅年轻时非常关注世界科学发展，熟读《天演论》到了能背诵的程度，鲁迅的早期思想也倾向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进化论，认为物质文明和科学是对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这也是当时主流的进步思想。但几年后，鲁迅的思考开始转向历史文化领域，主张将精神、道德、信仰作为改革国民性的武器，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具有个人色彩。鲁迅承认物质文明，以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但他察觉到，工业文明会带来个体精神的扭曲，他反对当时国民政府和学生们毁掉神像佛像、禁止祭祀活动、嘲笑神话等文化改造运动，他认为，这些表面上非科学的东西，是民众合理的精神需要，人不能没有信仰，本性中具有超越的精神追求。

鲁迅不仅批判专制对个人的压制，而且他也发现，当时的西方民主体制中，平等演变成否定人的差异，导致社会平庸化，多数人会对少数人的自由形成侵犯，这种压制比暴君专制更有渗透性，也就是今天常说的多数人暴政。鲁迅思想的特点，就是能够在其他知识分子认为不成问题的地方，发现新的问题。

我们再来说说周作人，他的立人思想与鲁迅一致。周作人的思考主要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对妇女儿童、两性、民族文化等课题，他都从学理角度进行过深入论述，对鲁迅的大声疾呼，形成了补充和完善。他的思想与鲁迅也有一些显著差别。鲁迅强调个体自由、强调意志力的人性观，周作人则认为理想的人性应该是自然的人性，建立在现代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人同时具有物欲追求和精神需求，复杂的人性，是在兽性与神性、物质与精神、体力与脑力的矛盾中发展出来的。

人应该做的，是通过建立“认识自己”的现代知识结构，加强自身修养，塑造和谐协调的人性。周作人的人性价值论中，有一个特点：他基本只承认人和人类这两个概念，而对人的民族性、国家性都表示质疑。鲁迅虽然同样强调首先要立人，但立人之后的目标，则是要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

这种理论差异，最后导致了两个人在生活上、在国家民族的大问题上的不同选择。鲁迅与周作人于1923年关系决裂，鲁迅在1936年临去世前，曾经托三弟周建人转告周作人，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有明确态度。日本侵占北京之后，周作人的许多同仁和弟子，都劝他不要跟日本人合作，因为在当时，周作人的名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对于周作人的叛国，许多人认为他是“小事明白，大事糊涂”。

不过，我们在对周作人的人性理论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就会发现他的这种选择，其实有着内在原因。在目睹过反动政权对革命青年的多次屠杀之后，周作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产生了怀疑，公开宣布过要放弃公众责任，只管自己，只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和个人生活。在他的人性观念里，民族意识本来就很淡薄，相对于民族利益，他更看重文化的传承，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一直就抱有好感，觉得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很接近，二者又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民族观念淡薄，在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引起大问题，但在民族面临侵略时，周作人的模糊立场，就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钱理群对周作人的研究有一个基本前提：既不认为他做汉奸能够被原谅，也不否定他的文化成就。说起这个问题，钱理群特别强调：一方面，不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为理由取消个人精神自由；另一方面，身为民族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没有起码的民族立场。

我们刚才讲到，鲁迅和周作人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首要原则是立人，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下面，再来说说，他们从这个基础出发，如何看待国民性中的一些具体现象。也就是本期音频要说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国民性中的突出问题有哪些，是怎样形成的？

据鲁迅的友人回忆，这是鲁迅和周作人日常最喜欢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看他们谈的这些话题，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因为，他们批判得非常彻底，许多问题可能也存在我们身上。梳理全文，我们可以把国民性问题总结成三点。

国民性中的问题，后果最严重的，就是对生命的轻视。鲁迅在一封信里说，他写小说《狂人日记》，是因为读《资治通鉴》时意识到，在大一统专制的旧中国，中国人是一个“吃人”的民族。吃人这个概念，在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体系里，具有象征和现实的双重含义。中国历史上许多惨绝人寰的真实事件背后，有一个曾经长期漠视生命的文化背景。这里就不说真实历史了，直接来说说文化上的结果：在语言表达里，人们习惯动不动就叫对方去死，用“食肉寝皮”“恨不得咬他几口”这样的话来泄愤，按照语言的形成规律，这种表达，是有文化沉淀因素的。吃人行为在中国文化里，曾被美化，《三国演义》里，还对刘安杀妻给刘备吃的行径进行了夸奖，这种传统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里比较罕见。

鲁迅观察到，从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时期，革命过程中对生命的轻视都很严重：人们有个可怕的逻辑，凡是敌人就该死。杀人的一个习惯方式，就是先宣布对方不再是人，而是匪、逆、叛徒之类，把他从人的群体中开除出去，这对普通民众形成了麻醉：敌人已经不是人，杀了也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而确定敌人的标准，弹性非常大。由于随意的杀戮，中国的暴力革命里有个惯性思维：“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一旦出现群体性暴力，就会非常残酷。

鲁迅一直反对学生参加请愿游行，他认为，为革命而牺牲，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不能绝对化。他告诫年轻人，真正的改革者不会虚掷生命，“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周作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周作人提出，中国有杀乱党的特殊嗜好，最奇怪的是，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参与粉饰，有时也直接上阵，借助权力来铲除思想上的对手。

这种轻视生命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儒家思想将忠、孝等原则置于至高地位，在这种价值序列里，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或者说，随时可以为道德原则而牺牲掉。鲁迅已经意识到，传统道德原则，还会被“革命”之类的名义所替代。他使用吃人这样的概念，描写令读者做噩梦的情景，是为了告诉人们：生命是最宝贵的，只有懂得死的沉重，民族才有希望。

说完轻视生命，再来说说国民性问题的第二点，也是鲁迅最关注的，奴役现象。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性格上，他对奴役问题都非常敏感。鲁迅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任何外力驱使和奴役，一旦他感到被强迫，反应就会十分激烈。很多人觉得鲁迅的性格多疑、易怒和偏激，这也大多是因为鲁迅激烈的反应。

鲁迅发现，中国人的人性结构里，奴性和主子性是并行的。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特点，是金字塔的权力等级制度，每个人都是上面的人的奴才，同时又是下面的人的主人，形成了近似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在造反时，想的是“彼可取而代之”，也就是我能取代他；在科举制里，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农民、市民的心态里，是尽管我现在是奴隶，但只要勤劳致富，就可以当上主子，至少，我建立一个家庭，也可以在家里奴役妻子和儿女。对应到现实中，在如今的职场里，对上级谄媚、对下级骄横，恐怕也不是罕见现象。

鲁迅回顾他之前的中国历史，指出中国人一直在做奴隶，最害怕的事情，是因为没有稳定的主人而做不成奴隶。而且，中国人善于从做奴隶中寻找乐趣，加以美化，既当了奴隶，同时还要体面，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奴隶就成为了奴才。鲁迅认为，做奴隶可能是不得已，最可怕和可鄙的是奴才，他描述奴才的行为模式，是“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奴性十足”。形成这种现象的关键是权力。

中国的权力结构，在社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很多人很难摆脱对权力至上的崇拜，或者，随着社会改变，转换成对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体的崇拜。于是，很多人一旦拥有一点儿权力，就会最大限度地使用，认为是一种精神满足。

钱理群总结说：通常，越是社会地位较低，或自认为较低的人，越喜欢利用权力来折磨他人，这正是由于长时间身处被奴役的地位导致的。主与奴在人格上的统一和转化，使人们既肆无忌惮地施虐于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虐待。这也为我们观察很多社会现象提供了启示。

除了漠视生命、习惯于奴役关系，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普遍的“演戏”和“看客”现象。按照鲁迅的观察：成熟的中国人都熟悉文字游戏，想、说、做这三个方面之间，基本上是分裂的。对于这个问题，周作人关注了专制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传统语言现象。

周作人认为，在几千年的文化专制中，形成了模仿和服从权力体系、没有个性思想的土八股语言现象。“五四”以后，又有了专玩文字游戏、迎合民国时期革命时髦语言的洋八股、革命八股。这不仅是语言现象，也是内在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这种表面的做戏，表演的人固然不信，听和看的人其实也不信，人人都清楚这种虚伪性，却都在维持游戏规则，并且把这视作生存的智慧。看客现象，是做戏的另一面，演戏的和看戏的，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看客眼中，只有娱乐而没有悲惨的触动。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老太太们赶紧过来听，为的是寻求看戏的刺激，眼泪流完，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我们今天的网络围观，有没有类似的潜在心理？对这些现象，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他认为，中国的虚无党和外国的虚无主义有一个区别，外国人会公开宣布不相信上帝、圣贤和皇帝，中国人则是心里越不信，嘴上越说相信，而且会赌咒发誓。

这些现象的根源，鲁迅认为，在文化上起源于老庄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无是非观，老子庄子的本意，是追求精神上接近自然，在现实土壤中，则只剩下了寻开心这种表现。旧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剥夺了公众言论和行为的自主，使做戏成为了最符合现实利益的选择。同时，鲁迅认为，这也与信仰状况有关：旧中国人民会迷信和狂信，但缺乏坚定的信仰。民众很少由于坚信而跟随，更多的，是出于恐惧和贪婪。于是，皇帝有愚民政策，民众也有应付、愚弄皇帝官员的方法。

在信仰问题上，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最尖锐的，他说，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更是没有真正的坚信。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正信”，字面上是正确的信仰，但这种正确来自于权威的压制、利益的选择，并非来自内心选择，不是真的信仰，与内在的自由相违背。他管选择这样正信的知识分子叫做伪士，就是虚伪的士人，还提出一个口号是“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宁愿承认神秘、非理性的迷信，也要批判虚伪的、言不由衷的信仰。

鲁迅和周作人对国民性的思考，多数是论证缺少了什么、有什么问题，对理想的人性谈得相对较少。在这些讨论中，从文化角度的论证较多，对政治经济制度涉及得较少。我们下面来说说理想的国民性有哪些要素，该怎样塑造这样的国民性？主要来自于钱理群对鲁迅和周作人观点的分析归纳。

我们前面说过，鲁迅和周作人都把建立自由独立的人性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他们对于建立理想国民性的条件和方法，提出了各有侧重的观点。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宽容来保障自由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感情和意见，都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宽容精神，中国人习惯服从和压制，现实中的干涉与迫害，都来自于不承认他人的权利。更不懂得，承认他人的权利，也是维护自己权利的保障。

周作人举了一个例子，想要在宿舍里拉胡琴是个人自由，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别人读书。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建立以宽容和保障自由为原则的道德和法治。周作人的宽容论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当受到压迫时，绝对不能宽容，但是获得权力以后，则要多讲宽容。“五四”初期，周作人全力支持受压迫的知识分子和白话文运动，但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规定全国课本都采用白话文后，他则开始呼吁对文言文给予保留和宽容，他认为，任何东西一旦确立一个权威标准，就开始走向反面。

在周作人出任伪政府要职后，有个从前的北大学生到他那里求职，因为没有见到周作人，就在门外大声叫骂，几天以后，他就安排这个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作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到别人家门口去骂人，这是多么为难的事，这个人太值得同情了。”周作人的学生、著名作家废名对周作人的概括是：他对人宽容，对自己更是宽容，绝对不和自己过不去。这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因素。

鲁迅对国民性的理想，显得更加全面和深刻。鲁迅呼吁建立真正的民族自强精神，这种自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既要抵抗西方的强权和霸权，又要警惕自己成为强者后去建立新的强权。鲁迅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关键是使自己变强。

1935年，在日本入侵中国时，鲁迅就提出，要向敌人学习，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也正是鲁迅清醒的表现：要战胜敌人，必须吸收他的优点。对于如何解决奴性，鲁迅比较多的谈到了知识分子的人性问题：他认为，首要前提，是解决安身立命的经济问题，“自由虽然不能买，但是会被卖掉”，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要是像孔乙己那样差，自由就无从谈起了。

其次，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撑。鲁迅对比了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习惯选择最适宜、最舒服的生存方式，善于变化立场来适应环境；而俄国知识分子由于宗教情结，具有殉道精神，更利于保持独立思考。对于建立超越的精神力量，鲁迅和周作人都提到了梦想。对梦本身，他们都持肯定态度，只有在梦中，人才会摆脱了现实限制，进入更自由的境界。对梦的呼唤，也是对人性健全发展的呼唤。特别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非常缺乏梦想。

在这里，钱理群对鲁迅的观点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不会做梦的民族没有希望，中国人不能放弃非功利、单纯美好的梦想，但不能不顾及主客观条件，强行将彼岸的理想搬到现实此岸来。民族和个人的梦想，应该作为终极关怀，存在于彼岸，用彼岸照亮此岸。

怎么塑造理想的国民性呢？鲁迅和周作人都把希望放在了教育上。鲁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是“救救孩子”，周作人也非常重视儿童问题。周作人提出，儿童是人，不是成人的附属品，必须尊重儿童的独立性。同时，儿童是儿童，还没有建立独立的价值，需要科学的教育。

鲁迅提出，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要么是放任，养成了暴躁的霸王，要么是终日苛责呵斥，使孩子仿佛变成了一个奴才，而奴才与霸王会互相转化，在家是霸王，出门就成了奴才。对儿童的教育宗旨，鲁迅和周作人提倡顺应自然天性，保护儿童的幻想能力、儿童的思维，维护好原有的蛮性和生命力，保护好儿童率真的天性。比如，儿童时代是没有义务的，玩耍是儿童最该做的事情。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了鲁迅和周作人思想的核心观念：建立现代化的文明国家的关键性基础，不是物质、科技和财富，而是树立人的个体精神，发扬和保护自由的内在人性。

其次，我们讲到鲁迅和周作人所揭示的国民性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对他人和自己的生命轻视和漠视，习惯于奴役和被奴役，价值观虚无，使人们长期陷入了演戏和看客这两个角色。

最后，是鲁迅和周作人对什么是理想国民性、怎样塑造国民性的一些观点：理想的国民性应该树立真正的自强和自信精神，具有超越的梦想，既追求个性独立，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建立宽容的理念，同时，要具备独立的生存能力。构筑理想的国民性，同样也要从娃娃抓起。

钱理群有句名言，叫“和鲁迅相遇”，大意是：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理解鲁迅的，但到了身处逆境，甚至陷入绝望时，就会理解、认同鲁迅的思想。换言之，鲁迅背负着整个民族的重负，在思考着中国人的整体困境。周作人的文化贡献和思想贡献，也具有独特、无法代的价值。

钱理群提到，对周氏兄弟的研究，总是徘徊在贬周作人褒鲁迅或者贬鲁迅褒周作人这两类模式之间，实际上，周氏兄弟的人生选择虽然不同，但在思想上，却有共通性，是非常有意义的参照。在这门课的最后，钱理群是这样结束的：“在现实中，思想者是艰难的。我不能要求大家都来做思想者，但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大家能理解别人的思考。”希望我们都能尊重他的这个请求。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 转述：徐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