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苗炜工作室解读
《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单田芳，评书艺术大师，1934年出生在营口市。他是中国最成功的评书演员，录制了100多部评书，15000个章节，在中国北方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于本书
在这本个人史中，单田芳记录了伪“满洲国”的童年、内战期间举家逃亡、评书世家的辛酸和鼎盛、家庭裂变、“文革”期间受批斗、落实政策、一波三折复出艺坛、赴京艰苦创业等内容。
核心内容
我们把单田芳的故事分两个部分来解读：先简要讲一讲单田芳的年少经历，看看他是怎么走上说书这条路的；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一个评书艺人，是怎样应对时代变化的，在这个变化中，单田芳是如何应对的。
春天萌芽出土， 夏天荷花飘飘， 秋天树叶被风摇， 冬天百草穿孝。
四字并成一字， 不差半点分毫。 暑去寒来杀人刀， 斩尽世上的男女老少！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苗炜。今天我要给你解读的这本书叫《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开头那几句顺口溜，就是单田芳先生在评书中常用的一首定场诗。单田芳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本书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讲述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评书是讲故事的手艺活儿，这门手艺现在可能已经衰落了，但是故事不会消亡，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讲故事的方式。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单田芳应该是最熟悉的评书演员了。我最早听到他的声音，是1980年在电台里听到的《隋唐演义》。他的嗓音很独特，沙哑，听着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实际上那时候他正值壮年。
单田芳1934年出生，乳名叫大全子，本名叫单传忠，后来说书的艺名叫单田芳。1979年，他在鞍山电台录制《隋唐演义》的时候是45岁。从那时起，单田芳一共录了大概100来部评书，15000多个章节，听众也越来越熟悉他的声音。他一个人撑起一个电台频道，那就是廊坊的长书频道。有一段时间，廊坊长书频道每天有7个小时，全是单田芳的声音。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很多司机都把收音机固定在廊坊长书频道。所以，即便你不喜欢听评书，也可能在出租车上听到过单田芳的声音。
如今，许多地方频道都在卖中药，请来不知真假的老中医，兜售自己的祖传秘方。在这些卖药广告的间歇，还能听到单田芳的《大唐惊雷》或是《白眉大侠》。这说明，单田芳已经是中老年专属的声音了。
不过，我对这个声音的印象还是有很多的少年气息。那是1980年的夏天，正午十二点，阳光耀眼，家家户户都在吃午饭，各家的收音机都在播放单田芳的评书。你在公共厕所里蹲着，在胡同里玩耍，都能听到他在讲秦琼卖马，讲程咬金贩卖私盐，听到他在评书里用各种像声词，喝一口水是吨吨吨，大刀一挥，咔喳喳人头落地。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讲故事的魅力，千百年来的故事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演绎着。
2004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做记者，有一个机会去采访单田芳老师。那次采访，我们聊了一下午，单老讲了评书和曲艺的衰落。那时候，单田芳还没有出版这本自传，所以我对他的人生履历还不是特别了解。后来，我读了这本自传，还在淘宝上买了一台单田芳评书机，就是一个 MP3，里面收录单老说过的几十部评书。我听了这本《言归正传》的有声版，单田芳自己讲的这本自传比起文字版来要更加生动。2014年，有一家杂志委托我再次采访单老先生，可沟通了几次，单老先生也没有再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过，这本自传，已经把单田芳的人生经历讲的非常清楚了。
我们把单田芳的故事分两个部分来解读。先简要讲一讲单田芳的年少的经历，看看他是怎么走上说书这条路的。普通人的人生境遇，是和国家的风云变幻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可以透过单老的经历，来看看日本投降，看看长春围城这些历史事件。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一个评书艺人，是怎样应对时代变化的。原来说评书是跑江湖，后来是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变化中，单田芳是如何应对的。
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单田芳这部自传，是从他5岁开始写起。那时候他生活在齐齐哈尔，母亲王香桂是鼓书艺人，父亲单永魁弹三弦伴奏，父母在茶社演出。他童年时期，就跟父母从齐齐哈尔搬到吉林市，又从吉林市搬到沈阳，再从沈阳搬到长春。这就是典型的江湖艺人的生活方式。艺人掌握的故事有限，在一个城市演出一段时间，为了保持新鲜感和上座率，就要搬到另一座城市。单家就这样在东北辗转。
那时的东北都在日军占领之下，单田芳听长辈们聊天，才听到我们是中国人的说法，才知道原来我们不是满洲国人，我们是中国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甲长也就是街道主任来了，让大家准备青天白日旗，说蒋委员长要率领国军回来了。甲长带着青天白日旗的样子，让大家用布或者用纸照着画，家家户户都要挂上。单田芳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国旗”是这样子，东北被占领了十四年。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
老百姓们都盼着过太平日子，可没想到，接下来是一个多月的无政府状态。大街上，中国人在追杀日本人，洗劫日本人的财产。长春原本有两个大型军用仓库，开始还没人敢动，可很快就有人用铁锤把门砸开，里面是布料、皮鞋等各种军用物资，人们闯进去，肩扛手抬，一个个满面笑容地出来。
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会出现一些非常戏剧化的场景。单家门口有一个广场，原来人们在广场上踢球打棒球。有一天，一伙人抬来一个巨大的保险柜，柜子高一米六，宽一米四，他们用锤子、钳子、镐，砸。砸了两个小时，终于给砸开了，里面是花花绿绿的满洲国的钞票，大家就开始哄抢。
抢劫蔓延开，那就不只是抢日本人了。单家住的这个院子，也担心被抢，六户人家组成了安全保卫队，准备了砖头、瓶子、棍子等武器。单田芳年纪小，也要在屋顶上巡逻放哨。还真有两伙人要来抢，甲长就站在屋顶喊：朋友们，高抬贵手，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二鬼子，中国人不抢中国人。
单田芳邻居家有个孩子王叫小玲子，带着单田芳他们十多个孩子一起去了伪皇宫，就是溥仪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单田芳曾经在马路上见到过溥仪出巡，那是戒备森严，非常气派，皇宫门口也曾是遍布岗哨。可日本投降后，皇宫门口就变成了一个大自由市场，全是卖洋破烂儿的，很少的钱就能成交。皇宫里面也成了垃圾场，建筑的屋顶是黄绿琉璃瓦，和北京故宫一样，可屋子里全是垃圾，地毯都被抢走了，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门把手也被用刀子刮过，据说那是镀金的。
正殿里有一个水泥高台，高台上放过一个长脚椅子，就是溥仪接见文武大臣的地方。孩子们一个个站在高台上，大喊我是皇帝，我是皇帝。他们还跑去地下室探险。从皇宫出来，就在门口的自由市场里吃大米饭炖肉。市场里全是地摊儿，没有桌椅板凳，人们席地而坐。掌柜端上米饭就说：您看看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大米，上面都是一层油。其实，这就是黑龙江产的大米，被日军控制。日本占领期间，中国人不准吃大米，日本投降了，大米猪肉可劲儿吃。这就是小孩子眼中的光复。
这种无政府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到了1945年10月，甲长来通知，每家出一个人去火车站迎接国军，国军真的要来了。单田芳连夜画了两面青天白日旗，糊在两根小木棍上，早上跟着爸爸去火车站。长春火车站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列队欢迎，比庙会还热闹，可他们等到下午也没看到国军的影子，第二天，再去火车战迎接。到了中午，一队队大兵扛着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火车站出来，无边无沿也不知道有多少部队。可欢迎队伍震惊了，来的不是国军，是金发绿眼睛的苏联红军，带头的高喊，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红军。群众就跟着喊，红军万岁，红军万岁。胆大的人还爬上红军的坦克。
这完全是一个电影中的画面，城中的老百姓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去欢迎自己的军队，可迎来的是异族的队伍，一辆辆的坦克轰隆隆驶过，士兵胸前配备着轮盘枪，穿着半截的马靴，戴着船型帽。
红军入城之后，恢复了秩序，发行了红军货币，上面盖着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大印，但老百姓都议论，这红军票比起日本人发的老头票，质量和美感上都差好多，他们都称之为鬼票。这不是中国钱，早晚得作废，由此认定，红军在长春不会呆太长时间。
1946年的春节，是东北光复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长春老百姓在比较平安的状态下度过。到这年4月，他们又听到了枪声。这一次真是国军来了，国民党军队和苏联红军在交接过程中有零星的交火，但很快完成了交接。进驻长春的是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新七军，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长春市民奔走相告，都说咱们自己的队伍来了，城里的生活趋于稳定。这种状况下，单家决定自己开一间茶社，在长春的五马路上，叫做北海茶社。
没想到一年后，1947年4月，长春局势发生变化，四周枪炮声不绝，比春节晚上的爆竹要激烈上万倍。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来了。打入长春城的是东北野战军，进城之后就展开宣传，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大家只管放心。然而，东北野战军只呆了一个月就撤退了，把长春城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到1948年春节，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吉林市，控制了大丰满水电站，长春断水断电，粮价飞涨，铁路也断了。这就是长春围城的开始。
单田芳一家知道长春不能呆了，他们买了一架大车，奶奶带着单田芳的大妹妹、二妹妹出长春去了沈阳，投奔单田芳的三叔。单田芳的父亲单永魁，原打算让奶奶先走，他们晚几天再出城，没想到，他们在长春城中被困了八个月。
年幼的单田芳目睹了城中百姓忍饥挨饿的惨状，很多人被饿死。单家本来生活富裕，也不得不以豆饼充饥。一家人决定逃离长春，用黄金贿赂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以国民党士兵的名义出城，到解放军的关卡。父亲单永魁自称是国民党投诚士兵，被解放军接收。这样才逃离了长春。
单田芳和父母、三妹、四妹到了长春城外的兴隆山，这里有投诚士兵收容站。单永魁到了这里，就向解放军军官交代，我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士兵，不是当兵的，我就是个弹三弦的说书艺人。解放军也不大相信，就说，那你说一段评书我们听听吧。单永魁就说了一段《薛刚反唐》。解放军的士兵听了就说，我们得请示一下上级领导再说。
所有投诚士兵都要先到吉林市，再被送到黑龙江去接受思想教育。单永魁算是投诚士兵，单田芳等家里人算是亲属，士兵和亲属分开移动。单田芳回忆了他跟妈妈抱着三妹、四妹从兴隆山走到九台的过程。十几岁的孩子跑肚拉稀，在路上就想到了死，心说，就这么死在这儿也不错，省得吃苦受累了。这时候单田芳的妈妈就说：孩子，你要坚强点儿，你要不走，妈怎么办？妹妹怎么办？你爸不在眼前，妈全靠你了。
看文字可能还没太大感触，听单田芳说到这段，那真是催人泪下。好在他们走到九台，坐火车到了吉林市。解放军把说书艺人单永魁放了回来，他们在吉林市接着说书。后来，他们听到长春解放的消息，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再赶去沈阳找奶奶、大妹和二妹，一家人终于团圆。
这一家人经历了战争，好在一家人都还平安。可躲得过枪林弹雨，躲不开血雨腥风。解放后，单家在天津的朋友，介绍一个人叫王子明，到沈阳来谋生，单永魁和其他一些说书的亲友，帮着这位王子明在沈阳北市场开了一个小酒馆，卖白酒熏肉。王子明白白胖胖，说话京腔京韵，跟人说话总带着笑脸，做的熏肉非常好吃。可这不是个普通人，解放前他是国民党驻扎在北京的少将军官。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安心开小酒馆呢？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王子明被捕枪毙。单永魁犯有窝藏包庇反革命罪，被判六年徒刑。母亲王香桂跟狱中服刑的单永魁离婚，一个人去齐齐哈尔说书了。单田芳年满十八岁，刚刚考上了东北工学院，面对家中的巨大变故，也没心思读书了，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下海说书。由此，中国少了一个工程师，却有了一位评书大师。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这是少年单田芳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一些经历。我们说过，个人的命运总是跟国家的状况分不开，单田芳经历了日本人的统治、经历了苏联红军的短暂占领，经历了解放战争，国家在动荡中，一家人的生活也跟着颠簸流离。然而，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一家人的生活总离不开柴米油盐，一家人总要有顶梁柱，有准心骨儿，要有收入，要养活一家老小。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来看看单田芳作为一个评书艺人的生活。
单田芳在这本书里提到他妈妈王香桂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叫“鼓槌一响，黄金万两”，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他妈妈是明星，只要市面上太平，能在茶馆里说书，茶馆里就座无虚席，家里的收入状况就非常好。在解放前，单家家里有黄金、有钻石手表，正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他们才能从长春逃出来。他们到吉林之后，王香桂也参加了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演的是《无敌三勇士》《王贵与李香香》这些新节目。
单田芳父亲这一边是说书世家，大爷、三叔都是评书演员，母亲那一边，几个舅舅也是说书的弹三弦的。帮助王香桂创作新节目的，就是单田芳的三舅，号称小圣人。在说书艺人当中识文断字，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而单田芳的父母，虽然是很知名的艺人，却不认识字。他们不喜欢说书艺人身上的江湖气息，所以单田芳的父母都想让儿子读书、念大学。
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叫“我家的鼎盛时期”，说的就是解放初期，单家在沈阳的生活。当时沈阳北市场的饭店和娱乐场所总是高朋满座，王香桂在茶馆说书的生意也非常好。父母每天都忙着挣钱，挣来的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维持日常开支，另一部分要把纸币换成戒指、银子、袁大头，换成黄金。单田芳的一个工作就是去买袁大头。
经历过战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人，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人，都不太相信纸币，都觉得金银才是最保值的。父母觉得，过去积攒了不少的财产，经过一番动荡都荡然无存，就要赶紧挣钱，抚养老小。可惜这段鼎盛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父亲单永魁入狱，父母离婚，单田芳就要担起养家的担子。
1954年冬天，单田芳拜李庆海为师，师父在营口的一家小茶社说《小五义》，单田芳就在台下负责记录。单田芳做记录可谓驾轻就熟，原来他跟他妈妈就做过记录的工作，记下的书有《隋唐演义》《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杨和兵》《三侠五义》等等。师父识字不多，需要参考书的时候，就是单田芳念给师父听，而师父李庆海，就传授他演出的技巧。
这一年单田芳结婚了，娶了比他大八岁的全桂大姐，这位王全桂在单家遇到困难时曾鼎力协助，两人也算是患难夫妻。他们跟着师父在开原演出，在大石桥演出，然后单田芳在鞍山碰到了一位赵师爷。这位赵师爷在茶馆里说《明英烈》，但演出效果不佳，单田芳就把自己记录的《明英烈》讲给赵师爷听，爷俩每天在浴池里探讨业务，单田芳讲《明英烈》，赵师爷就给单田芳讲故事情节设计、手眼身法步、诗词歌赋等等。
这时候的单田芳虽然有一肚子书，却还不敢登台演出。赵师爷就跟他说，说书艺人有三关，第一是登台难，敢上台就算过了第一关。第二是把客人说住了难，能不能让客人来听，就看你的本事高低了。第三是成名难赚大钱难，东北、京津大多数说书的都是庸庸碌碌之辈，没几个成大名赚大钱的。
我们交代一下背景，这是1954年，说书艺人基本上还是原来跑江湖的生活方式。说书解放以前没人管，沈阳生意好就去沈阳，营口生意好就去营口。1949年到1955年，政府也不严格管理，有个特业科，要到哪里去演出要去特业科开个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好办事。到了1955年，说书艺人不能随便流动了，艺人开始登记，写履历，文化局存档，成立曲艺团，派干部来管理，江湖艺人有组织了。
单田芳当时在鞍山，就落在了鞍山曲艺团，曲艺团中的学员大部分还是艺人的子弟。而师父带徒弟还是老方式，师父在茶馆说书，徒弟在下面看，观察师父的言谈举止、表情动作，仔细琢磨今天师父哪些说得好，哪些说得不好，在台上台下的交流中，获取演出经验。对评书、相声等曲艺来说，茶馆是最重要的演出场所。小茶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根据现场效果来发挥，演员自然就能积累演出经验。
评书艺术是靠经验、阅历堆积出来一个说书人。这说书人出来了，这书也就出来了。2004年我采访单田芳的时候，老先生也说，要讲究演员的发挥，还是在茶社说书里比较好。茶社的演出形式从明代就有，几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评书就适合两三百人的范围，大剧场观众看演员都看不清，不便于交流。
茶社没了，评书走向电视广播，单老先生说原来在茶社说书，一抖包袱大家都乐了，他就越来越放松。后来录制电视评书的时候，空屋子里就一摄像机，一点交流都没有，他一开始觉得别扭透了，后来才逐渐适应。
单田芳1955年到鞍山，1956年春节大年初一登台，在鞍山的前进茶社，说的是《明英烈》。他当时的演出时段是板凳头儿，就是中午场和晚场中间的下午场，不是很好的时段。按规矩，他应该说四段，每段三十分钟，每段中间休息一会儿，可单田芳登台之后，根本忘了休息这回事，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这一天演出顺利，挣回来四块两毛钱，什么概念呢？当时大米一毛八一斤，猪肉四毛五一斤，鸡蛋三分钱一个，一天挣四块多钱，一个月一百多块，比当工程师强多了。
1958年，曲艺团走向文化单位编制，在评定工资的时候，单田芳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他妻子王全桂的工资是98元。许多老演员拿的工资比单田芳高，但演出效果远比不上单田芳。关于艺人如何被改变成文艺单位的员工，有一本书叫《个体与集体之间》，讲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评弹艺人的故事。当时的评弹名角，一天演四场，一个月能挣1000块，可纳入文化单位，工资最多就能拿到两百多块。当时大学名教授的工资是每月三百，艺人是不能超过三百这条杠杠的。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评弹艺人还是加入了集体，原因有二：一是收入虽少，但基本保障还是有；二是担心，要是不加入集体，恐怕以后连说书的地方都没有。
到1962年，对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严格。凡传统书目一律停止，都要说新书。单田芳说过《草原风火》《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他的师兄杨田荣，被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每到中午，师兄的声音就覆盖鞍山地区，单田芳很是羡慕，一个茶社里的演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就要借助广播电台这样的传播手段。单田芳心说，早晚有一天我也上电台。
但实际上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的妻子王全桂觉得鞍山曲艺团分配不公，跑到了海拉尔曲艺团，工资涨到了180块，她拉单田芳到海拉尔，也是每月180块的工资。这在1962年是相当高的收入。海拉尔还有一个好处是天高皇帝远，在海拉尔可以说旧书，单田芳到了那里开讲《三侠五义》，一炮而红。但鞍山曲艺团一直向海拉尔曲艺团要人，单田芳夫妇盘算，海拉尔也不是久留之地。
俗话说，好汉不挣有数的钱。不知道这句俗话是哪里来的，大概的意思是说，艺人是不屑于挣死工资的。单田芳开始单干，他们去了营口的田庄台，这就不是大城市了，也不是二线城市或三线城市，而是个镇子，是广阔的民间市场。在田庄台，单田芳从腊月到正月这一段时间，除去花销，存下4600块钱。这是1963年的4600块钱，算下来月收入是两千块以上，可在曲艺团月工资也就是一两百块，艺人该如何权衡？
单田芳继续从田庄台到苏家屯，再到盖县，他形容这段单干的经历用了四个字叫“火穴大赚”，穴就是走穴的穴，走穴非常火，赚了很多钱。然而，文化管控不会让你这样走穴，营口文化局收到指令，像单田芳这样的演员属于黑户，必须停演。迫于这种压力，也为了照顾儿女上学，单田芳又回到了鞍山曲艺团，工资涨了一级，每月98元，但私自走穴，罚款800元。
单老在“文革”中的遭遇，在这本书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他记述了自己的经历，也讲了不少别人的故事，都非常生动。但在这里我们略去这部分不谈，我们快进一下。
到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舞台，在茶社说《隋唐演义》。到了8月，收到电台邀请，录制《隋唐演义》，一下走红。接下来又录制了《大明英烈》，这两部本书都是单家的底儿活。单田芳说，电台是我扬名立万的平台，成名成家的基地。没错儿，此后的单田芳名满天下。
单田芳是新中国的说书艺人。说书艺人本来是江湖中人，几百年都是没人管，自生自灭。单田芳这一代人面对的最大变化，就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冲突。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单田芳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上了个体这条道路。他尝试过电视剧，也尝试过自己开公司。你会发现，这个冲突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们都需要故事。
那么，故事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故事能支撑我们度过劫难吗？单田芳曾经上过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在节目现场，他展示了一种东北特有的手工艺产品，叫水泡花，这是一种装饰品。在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单田芳一家就靠卖水泡花生活。
1970年代，单田芳要和各种人打交道，有市井中人，也有地痞无赖，不管什么人，都对评书有浓厚的兴趣，单田芳凭借说书，能化干戈为玉帛，能交到朋友。可见，在艰难岁月中，人们对水泡花、对评书都有一定的消费需求。抽象一点儿就是，人们需要美、需要故事，即便在艰难困苦的时候。
1972年，单田芳在杜达莲泡大队劳动改造。有一天儿子回来跟他说，县城里的新华书店开始卖《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了，单田芳就用卖鸡蛋的钱，买回来一套《三国演义》和一本词典，每天晚上就看《三国演义》，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白天劳动的时候，脑子也不闲着，把《三国演义》背一遍，背完了再把自己家传的《隋唐演义》《明英烈》背一遍。等到1979年重返舞台，许多演员早就脑子空空，把祖传的故事忘掉了，单田芳却能出口成章。
我们在这里稍微跳脱开来，说点儿文学理论。人们为什么需要故事呢？许多人的人生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也不产生什么意义，但故事是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的，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故事，是需要体会到一种意义上的完整性。
德国的理论家本雅明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讲故事的人》，他说口口相传的经验是讲故事的人的灵感来源，在劳动的氛围中讲故事，这就是一种交流方式。讲故事就是一种手艺活儿，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在故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就像做陶的人会在陶器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一样。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听故事，内心又想记下这些故事，有对他人转述故事的愿望，这就构成了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
讲故事的人就像智者一样，能讲出自己的人生经验，也能讲出历史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人类的经验，他能让故事的火把生活的灯芯点燃。本雅明肯定没有听过评书，但他的这些话就像是在分析评书一样。
评书就是一种口口相传的讲故事的方式，人们劳动之余，在茶馆里听书，就是在听取这块土地上的掌故和传统，听取我们世代生存的经验。单田芳就是讲故事的人，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他说的书，按照评书传统的叫法，一个是袍带书，讲的是改朝换代的故事，一个是短打书，讲的是行侠仗义的故事。他从《封神榜》讲到曾国藩、张作霖，讲的就是这块土地上的风云变幻，讲的就是英雄豪杰如何践行自己的正义法则。这种根植于人民的故事，传递着人民的经验，传递着最朴素的价值观。
好了，这就是我对单田芳自传的解读。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单田芳出生于1934年的东北，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苏联红军占领时期、国民党占领时期，迎来了新中国。时局的变化及政治运动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单田芳的故事就是一部个人史，生动地讲述了他的生活境遇。
第二，单田芳是一个出生于曲艺世家的说书艺人，他坚信鼓槌一响黄金万两，醒木一拍金银自来。收入来源，如同一个人血脉流通，是顶顶重要的事。他从小就领略了他妈妈讲故事的能力，也深信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第三，讲故事是一种经验传承，也是一种记忆传承。评书是一门手艺活儿，评书这门手艺现在可能正走向衰落，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讲述故事的方式。
撰稿、讲述：苗炜工作室 脑图：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