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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玉裁解读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玉裁解读

关于作者

盖伊·特立斯是美国著名的非虚构作家,曾任《纽约时报》记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写下了许多既细致深入,又宏大全面的小品文。其独特的行文风格和观察视角产生了广泛影响,为非虚构写作树立了一种典范。

关于本书

一本精彩的人物和城市特稿集。它让人读来既信服又不乏感动,因为稿子里的名人——“被仰望的”人,被特立斯写出了其在某一时刻的凡人心境。同时,书中还收录了特立斯写布鲁克林大桥的几篇文章,他不仅访问了设计师、修桥工,还更多地访问了生活受到了造桥影响,甚至被大桥彻底改变的普通人。这些“被遗忘的”人同样真实可信,因为他们的故事吻合了读者心中的期待:人定胜天的另一面,是命运无常。

核心内容

所谓有价值的新闻并不容易获得。一个普通的新闻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普通的记者去写,只是看到海平面上的部分,真正的冰山是藏在水面之下的。而真正能够深入到冰山之下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新闻写作者。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30万字,我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解这本书的精髓。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盖伊·特立斯的人物和城市特稿精选集,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写作。特立斯以精准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纽约的城市风貌和发生在纽约的人生百态。

这几年,非虚构这个门类在图书市场大放异彩,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虚构的小说已经无法满足人们了解社会动向的愿望,而侧重于忠实记录社会现象、并在现象报道中融入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评论,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追捧。我们熟悉的美国记者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寻路中国》《甲骨文》和《江城》等,用外国记者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国人忽略的中国社会。然而,何伟这样的现象级非虚构畅销作家,在老前辈盖伊·特立斯看来,他的作品也许只是后生的习作。

这位盖伊·特立斯,究竟是怎样的牛人呢?一切还要从“新新闻主义”这个概念说起,新新闻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8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一种新闻写作方式。新新闻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将文学写作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活动,并且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这种主张将新闻与文学联姻,对传统新闻报道所谓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英美文学史上不少作家都曾做过新闻记者,比如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他们很早就开始尝试把文学元素引入新闻报道。“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依赖“文学写作”的报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的社会氛围的刺激而产生的。那时候美国局势风起云涌——在海外,朝鲜战争偃旗息鼓没多久,美国很快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在国内,肯尼迪当选总统并遇刺、性解放、摇滚乐革命与“嬉皮士”文化、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被害等事件,都让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新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与此同时,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多媒介的活跃,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越来越难满足人们对真相的渴望,而作为虚构体裁的小说,更无法及时有效地反映现实的变化,于是有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新新闻主义”应运而生。

践行“新新闻主义”的写作者大多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认为传统的报道有一种“虚伪”的冷静,无法真实展现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主张记者应该花费大量时间深入采访,记录人物的对话和行动,或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进入被报道者的内心世界,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作者的“主观”想法。新新闻主义的兴起和高峰的出现,离不开一批美国“记者型”作家的开拓。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亨特·汤普森等都是先锋型人物,而盖伊·特立斯正是其中非常凶猛的主力。

1932年,盖伊·特立斯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953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长达十年,后为《时尚先生》《纽约客》长期撰稿,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在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时,他创新性地将小说技巧应用到报纸和杂志的新闻故事中,让故事可读性增强。20世纪60年代,他为《时尚先生》撰写的《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一文,是新新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书写”。从那时起,他写了多部畅销书:《王国与权力》把《纽约时报》鲜为人知的历史和现实内幕真实地展现出来,被称为“关于新闻业,五本最好的书之一”;《父辈的荣誉》记录了美国黑社会的历史,以及对意大利黑手党成员普通生活的真实见闻,特立斯成为了第一个走进黑手党家庭、揭开黑手党神秘面纱的作家。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兴起了一场“性革命”,特立斯写成《邻人之妻》一书,对性革命的冲击作出了细致描绘,意图唤醒人们对社会伦理和文化的重视。在特立斯的笔下,没有失败者、小人物,所有人都享受主角般的待遇。

这本《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涵盖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体育、文学、媒体、时尚、犯罪等等,无所不包。具体来说,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录了特立斯写纽约城里无名小人物的文章。要知道没有人用如此多细腻的笔触观察着这个城市不为人知的一面。它黑暗中的野猫、开豪车的出租车司机、为各国元首剪发的理发师、为名人擦鞋的擦鞋匠,还有退休的拳击手转行去做明星们的按摩师、每天凌晨开始清扫大街上动物尸体的专车、纽约城最好的手推车制造匠;第二部分《大桥》中,特立斯描写了建造桥梁的工人这个流动的群体,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去深入他们的生活,深刻揭示了修桥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现状;第三部分和前两个部分不太一样,特立斯写到了很多社会名人和娱乐明星,讲了11位美国名流在不同人生状态下的故事。

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如同非虚构写作的案例一样值得学习。一般认为,记者是新闻工作者,需要公正客观中立,不带自己的评论。因此“新新闻主义”一直饱受诟病,有人认为使用“新新闻主义”体裁的记者是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从而歪曲事实真相。

然而对于特立斯来说,他不想写那些“第二天就要被扔进垃圾桶的新闻”,他想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而不是像一个记者。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出色的新闻稿件应该读起来像短篇小说一样,但本质上却不是虚构的,而是具有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

特立斯觉得自己的工作和小说家没区别,都是在讲故事,只是记者用了真名。他在新闻故事里采用戏剧性的场景描写事件,用倒叙、悬念等小说技巧来描绘事件的发展。

比如《桥上之死》这篇文章,讲的是修桥工人不慎身亡的故事,而死的是谁,因为什么而死,特立斯没有在新故事里开门见山地写出来,而是设置了悬念。他在文章一开始提到了两个主人公:“这是一个灰蒙蒙、刮风的早晨。清晨6点45分,格拉德·麦基和爱德华·伊尼利离开了家,从布鲁克林不同的地方驾车驶往大桥工地。”“伊尼利家住在布兰特布什,他先到工地。在格拉德·麦基向他走去并挥手打招呼时,他已上了天桥。爬上了绳索,他的一只脚悬空,在离水面385英尺高的地方晃悠。”

就这样,特立斯一开就制造紧张气氛,说明修桥工人的工作环境的危险系数,读者会好奇,猜测伊尼利究竟是不是从天桥绳索上坠落身亡的。但特立斯话锋一转,不再继续讲述这场事故,而是用同样的篇幅来分别介绍麦基和伊尼利的背景资料:原来,他们都是修桥工人的后代,很自豪自己能够子承父业。伊尼利在干活时,左手的一个手指曾经被绞进了起重机;而麦基呢,身强力壮,打算两个月后和女友订婚。

那么不幸的人究竟是谁?谁会死?特立斯将两个人的故事在这一天内交叉展开:麦基在早晨很不情愿地起床,匆忙吃过早餐,去工作的路上还买了一杯咖啡。在排队等电梯上天桥干活时,遇到了两位哥哥,麦基还和他们说“晚上见”。伊尼利泽坐在钢缆上,开心地吹着口哨。

接下来,故事进入高潮:“那时,已经是上午9点30分了。天色阴暗,刮着风,但风不像10月份的第一周那样大。伊尼利把头盔往上撂了一下,向下俯视天桥,看到有几百人在上面干活……”

然后故事开始转折:“就在那时,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在钢缆底部喊叫:‘爱迪……爱迪!救救我!爱迪!救救我!’伊尼利看到麦基正在挣扎着的身影,他吊在天桥南侧边缘,手指紧紧地抓着扶手栏索底部的细钢丝。”

直到最后,读者才知道,死的是麦基。特立斯采用小说中常用的悬念设置,在叙述情节中“卖关子”,让整个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又比如,特立斯会充分利用大段的对白来让文字更生动活泼,而这些都是小说的法宝:在《一个英雄的暮年》这篇被称为“20世纪最好的体育特写”的文章里,特立斯让对白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这是特立斯为美国棒球巨星、玛丽莲·梦露的第二任丈夫乔·迪马乔写的一篇特稿,其中有一段对话堪称经典,被后人无数次引用:

故事写到夫妇二人在东京度蜜月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一位美国将军过来拜访他们,想请梦露显示一下爱国的姿态,到朝鲜去慰问一下战士们。梦露望着迪马乔,征求他的意见。他无奈地耸耸肩说:“这是你的蜜月,你想去就去吧。”于是梦露去慰问了十多万名士兵,回来后她感叹:“太棒了,乔。你从未听到过那么热烈的欢呼声!” “我当然听过。”乔回答道。

这段对话,生动地表现了两人在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27岁的梦露享受名誉,39岁的迪马乔已经从棒球场上退役,性格沉默,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我当然听过。”梦露不知道,当年的洋基队棒球场上,全场的欢呼声对丈夫迪马乔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简单的几句对话,把人物的性格烘托得淋漓尽致。

特立斯在开始自己的非虚构写作之前,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年。大多数记者都梦想着自己能在《纽约时报》工作,去报道那些名人政要和国家大事的新闻,梦想着通过自己写的新闻来记录时代。但是对特立斯而言,生活不是由名人组成的,他对那些普通的小人物和平凡的生活细节更感兴趣。

他写一系列纽约城小故事、人物肖像、城市速写,要知道有些行业你甚至根本就想不到,但是特立斯都能在这个城市中找到。比如,在纽约城有一种私家侦探,他们不是为了偷拍名人隐私,不是为了跟踪杀人犯,也不是为了寻找走丢或者失踪的人们,他们是最有文化品位的侦探,他们的工作是寻找这座城市里最爱读书的罪犯——偷书贼。这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了找回每年被读者偷走的几千册图书而雇佣的文化侦探。

又比如,在《纽约:匿名者之城》里,总共出现了十几个人物,特立斯只描写每个人最有特色的一点。文章的第一句就写道:“纽约是一座有许多人工作时看不见面孔的城市。”之后,小人物们依次登场:这里有始终保持沉默的公共汽车司机、脚踩高跟鞋的写字楼白领、晚间工作的大厦清洁工、在免费澡堂排队洗澡的乞丐和小偷、对收入缄默不语的擦鞋匠、停电时带着正常人走出楼梯的盲人……这些人彼此之间联系不大,但共同点是:看不见面孔,工作很安静,容易被人遗忘。

他也写各行各业的失败者。比如《失败者》是他为拳王弗莱德·帕特森写的特写文章,被誉为“美国娱乐界有史以来最好的人物特写。”文章里写到,在连续几次都输给劲敌后,拳王帕特森隐居在乡村的公寓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特立斯用细腻的笔法,勾勒了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被击打时不觉得痛,最令他痛苦的是别人的眼光;不敢面对妻子和孩子,躲在乡村里刻苦地练拳;他的梦想是能和劲敌再比试一次,虽然知道自己一定会输,但是只奢求能撑过第一个回合……特立斯用冷静的旁观者视角,深入这些人的平凡生活或痛苦经历。

特立斯的写作当然不只是关注小人物,《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第三部分就写到很多社会名流和娱乐明星。一般认为,对于大明星或者公众人物,只有面对面的访谈才能写出有信服力的新闻故事,但是特立斯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学会观察最重要,只要有足够的观察力,即使是远眺,主人公的合作与否也都不重要。

他那篇经典的《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特立斯准备采访时,这位20世纪美国流行乐坛的巨星正处在由于感冒引发的坏情绪中。采访不是不可以,但是辛纳屈的宣传人员表示,要特立斯先签署一份让他们提前看稿的协议。

特立斯拒绝了,所以他同时失去了采访辛纳屈本人的机会。但特立斯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在每一个公开场合追随并且观察辛纳屈:从拳击赛场到酒吧,再到电视台的摄影棚。他充分利用了今天我们叫作“外围采访对象”的资源,据悉,他采访了和辛纳屈有关的人员多达75至80人,并对辛纳屈进行了六周的观察,通过看辛纳屈录音、拍电影以及在拉斯维加斯赌钱,特立斯观察到了辛纳屈内心中更深刻的一面,体会到了他在陌生人面前的不满和怀疑,以及他在信赖的朋友中充分放松时的那种快乐、礼貌和魅力。

其实,特立斯认为,不与采访对象直接接触,而是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时候比直接采访更有利。为了撰写这个新闻故事,有一天,特立斯事先联络了辛纳屈的新闻代理人吉姆·马奥尼,知道了辛纳屈晚上会在酒店的俱乐部出现,于是他也尾随而至。

据特立斯后来回忆,当时代理人马奥尼和他的妻子几个人坐在吧台上喝酒,但特立斯没有和马奥尼打招呼。当他看到辛纳屈时,也没有走到他面前说:“你好弗兰克,可以给我个采访机会吗?”特立斯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因为他不想得到来自这位明星的只言片语,他只想靠着自己的观察来写不一样的内容。特立斯想,如果辛纳屈愿意接受采访,他会说些什么呢?他又能问些什么呢?他的音乐风格?他的音乐前辈?他不想写这些内容。他想象自己是个电影制片人:晚上11点多,一位最大牌的明星,在酒吧与两位金发美女说话,他的新闻代理人和妻子坐在一边,周围有年轻人随着音乐跳舞。这时候,有人放了辛纳屈演唱的经典曲目《清晨时分》。于是他把这些细节都写了下来。

辛纳屈作为美国流行文化中最冷漠的名人,就这样被揭开了面纱,辛纳屈毫不设防,举止自然。多亏了这个歌手拒绝接受采访。通过观察辛纳屈的一言一行以及周围人对他的反应,特立斯的收获远比能坐下来和他谈话大得多。

一般认为,所谓新闻都是有时效性的,时效性一旦过去了,新闻的价值就消失了。但是特立斯否认这种说法,他的“新新闻主义”式的写作,相对于普通意义上的新闻时效性,更讲究长效性,所以要尽可能与采访人物生活在一起,挖掘人物内心变化的过程,体会他们在真实生活状态下的真实反映。

比如写第二部分《大桥》时,特立斯为了描述建桥工人这个流动的群体,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去深入他们的生活,不仅走访了他们的工棚,还经常和他们一起爬上距离海平面200米高的钢梁和绳索,有时候还跟随那些建桥工人回家,有一次回家途中撞上一棵树,差点出了车祸。正是因为有这样不计时间成本和不讲究短期效率的努力,特立斯才扎根进这些工人的生活,写出了深入灵魂深处的文字:“建桥工人开着宽敞的汽车进城,住豪华宾馆,痛饮威士忌,然后再灌啤酒,他们追逐女人,随后又将她们抛弃。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

其实,所谓有价值的新闻并不容易获得。一个普通的新闻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普通的记者去写,只是看到海平面上的部分,真正的冰山是藏在水面之下的。而真正能够深入到冰山之下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新闻写作者。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也就是盖伊·特立斯本人核心的写作理念:首先,有价值的新闻不在于选择的对象是娱乐明星,还是普通人,而在于记者如何去发掘表面新闻报道之下的冰山;其次,虽然说面对面接触是传统意义上新闻采写的方式,但是只要有足够的观察力,即便是远眺,主人公的合作或不合作也都不再重要;最后,也是特立斯最突出的特质,就是真正不会被扔进垃圾堆的新闻,是那些花大力气和时间挖掘人物内心变化、体会其生活状态的文章,而不只是事实的罗列。

现在有很多非虚构写作的流派,比如我们熟悉的《纽约客》驻京记者、美国人何伟和欧逸文的那些关于中国的报道。这些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受到青睐,与他们长期在这里生活有关,他们为了写作一篇文章可以花费数个月时间进行采访。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他们身上的西方视角,或者说他者视角,他们看到了我们不注意的地方,其实任何非虚构写作都是如此。特立斯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这本书之所以能成为他的代表作,几十年后依然受到追捧,正是由于非虚构写作的魅力。今天的大新闻不会是明天的大新闻,它是易朽的。而真正有价值的报道,就像一篇短篇小说,或是一首诗。

撰稿:玉裁 脑图:摩西 转述:成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