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 韩巍解读
《美好生活》| 韩巍解读
关于作者
奥维·洛夫格伦，瑞典隆德大学欧洲民族学教授，主要关注文化分析这一新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发展。他的研究课题包括中产阶级生活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以及当下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的“超负荷工作”与“劳累过度”问题等。
乔纳森·弗雷格曼，瑞典隆德大学欧洲民族学教授，主要研究身体、记忆和近现代欧洲的日常生活。他的专题研究十分广泛，包括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生活、日常习惯、欧洲文化的地方化，以及福利国家与地方文化、日常生活的互动等。
关于本书
本书以1880-1910年间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通过丰富多彩的民俗材料，描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融合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方法新颖，角度创新。由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融合，本书打开了一个极富成效的新领域。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中产阶级形成第一次介绍到英语世界中，堪称当代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核心内容
本书的思想核心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瑞典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形成阶段，不仅尝试摆脱“暴发户”的嘴脸，而且希望与农民、工人和没落贵族之间划清界限。他们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热心在全社会加以推广。正是对“美好生活”的包装和塑造，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美好生活》，它的副标题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0万字，我会用大约23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为例，来看看中产阶级在最早形成的时候，它的思想和价值观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算是当今社会较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大家经常谈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对它也有着各种理解。比如，各国政府可能比较希望增加中产阶级在全社会的比重，认为“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保障”。而商家和媒体们会认为，中产阶级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商机，比如健身、跑马拉松、喝英式下午茶……随着不断宣传，这些行为似乎已经标签化，成为中产阶级专属的美好生活。而有些普通老百姓则认为，中产阶级或许是一种情怀，是某种为了彰显自己社会地位的标签。
大家对这个阶层既熟悉又陌生，似乎很难做出一个全面而又深入的观察。那么今天分享的这本书，试图从中产阶级形成的源头，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去研究中产阶级思想文化。本书作者把目光聚焦在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把这个北欧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回顾和剖析其价值观形成的历史。作者在这本书里，没有把重点放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属性，而更多的是在中产阶级的文化层面。
作者认为：在那个时代的瑞典，中产阶级作为一种全新形成的社会阶层，他们想摆脱“暴发户”的面目，同时又希望与农民、老旧的没落贵族以及无产者们划清界限；他们努力营造自身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当时最文明、最先进的。因此从19世纪末之后，他们就不断尝试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普罗大众。正是在对美好生活这个概念的不断宣传和塑造，中产阶级文化与价值观，最终成功地渗透到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瑞典人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他们二位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学术界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在传统欧洲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子里，民俗学和历史学，其实长久不相往来，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也缺乏相互借鉴。但这本著作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两位作者深度融合了历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新颖。
本书的出版，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它的研究，使我们对自己生活里一些屡见不鲜的概念，有了重新的认识。比如大家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时间观念、家庭观念等等。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些深刻影响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概念，其实都是在19世纪末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
介绍完毕本书的背景和作者基本情况，接下来为你讲述书中内容。这本书精彩内容有很多，全书六个章节都有不少亮点。咱们今天聊聊其中的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在19世纪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是怎样的？第二，那个时候的瑞典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对时间、自然以及家庭有着怎么样的认识？第三，他们是如何有意同工人和没落贵族区分开来，营造自身独特感的？
首先为你介绍19世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按照目前主流的社会学定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多指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有安定的且较高薪酬工作的群体，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包含的方面很多，所以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最常用的方法是按照收入来划分。
狭义的中产阶级定义是指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大约为人均每天85美元。按照这种定义，全世界有约12%的人属于中产阶级。虽然收入指标是定义中产阶级的核心要素，但是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划分，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特征，更在文化方面有着显著的特征。
在作者看来，1880-1910年是瑞典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瑞典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开始走上发达国家的道路。瑞典的中产阶级开始逐渐形成，不仅收入普遍增加、人数逐渐增多，更在文化层面上开始有意地塑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行为和生活标准。
作者认为，瑞典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在文化生活中将自身定义成为具有领袖气质的阶层，他们对自我的想象包括：严格的自我控制和节制、清洁与卫生、优雅的礼仪、理性的生活态度、对科学和进步的坚定信念等等。对自我控制的基本理念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并通过多种文化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对性欲方面的抑制、对儿童餐桌礼仪的严格管理，对经济地利用时间、金钱和感情的强调，从衣服颜色的选择到面部表情等等所有方面都要求节制、端正和自我约束。
在中产阶级的文化仪式中，作者着重讨论了中产阶级的餐桌礼仪问题。在作者看来，餐桌礼仪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一个人掌握餐桌上的行为礼仪，就代表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来自上层社会的家庭。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没有学过这一套复杂的规则，违反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马上就会显露出来他的出身。
中产阶级的餐桌文化有很多禁忌，比如，仆人们从来不与中产阶级家庭的主人们一起共餐。还比如，狼吞虎咽、不讲秩序，或者把手放在桌子上的人都被认为不受欢迎。在公共场所或者在街道上吃东西，也是中产阶级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与动物太接近了。
作者引用了当时这样一段评述：“只要是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在餐桌或者野餐，咀嚼就是正当的，但是，当一个人在街上、电车上、方向盘上吃东西时，就让人想起咀嚼和反刍食物的野兽。当一个受尊敬的人漫步在城市主干道上，如果他的嘴里被三明治或冰淇淋撑得鼓鼓的，这肯定会引起极大的骚动。”想必你对这段描述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近些年来，时常有地铁里能不能吃东西的公众讨论。通过作者的讨论，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这一现代公共道德的起源。中产阶级的餐桌礼仪在起源的过程中，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突出自身的优越性，通过对自身礼仪的强化，通过对洁净观念的强调，中产阶级明确地和下层阶级进行了区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部分内容，19世纪末瑞典社会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道德观念的基本情况。接下来再来看看瑞典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对时间、自然和家庭有着什么样的认识。
在所有文化中，时间观念都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差之显著，简直难以置信。什么是时间观念呢？我们都知道钟表的时间，但时间观念并不等同时间本身，时间观念包含着一种社会文化中对时间的理解。比如我们现代社会中的惜时、准时、与时间管理是一种时间观念；农业社会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一种时间观念。而文化对于时间的建构揭示出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大量信息，这是理解每个社会的文化基础的一把钥匙。同样，时间观念的改变清晰地折射出社会的剧烈变迁。在作者看来，想要理解瑞典中产阶级的形成，最好从文化如何塑造时间观念着手。
在19世纪的瑞典，中产阶级时常抱怨下层农民，认为他们不会掌控时间，终日过着既不负责任，又毫无纪律的懒散生活。一位牧师留下了一份颇具讽刺意味的记录，他描述道，在19世纪中期，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农民以地里庄稼的收割和休耕为参照，获取一种时间感：“如果有人问一个农民他的女儿多大了，回答常常是她应该四岁了，因为她和我那匹棕色的马同岁，而那匹马出生时，那块地还被用作牧场呢。”令中产阶级更为惊讶的事情是，居然许多农民对自己的出生日期一无所知。他们通常的回答是：“我生在复活节”，“我出生时，正在播种黑麦。”因为对农民而言，时间既不是均质的和数字化的，也不是机械呆板的，很大程度上，时间依据自然的节奏而流逝。
实际上，农民一年的劳作活动与自然的节奏重合，因为农民的生产紧密地依附于自然节律，比如昼夜和季节的更替，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周期性变化等等。而对于19世纪末的瑞典中产阶级而言，守时成为一种社会美德，时间变成了一种既可节约又能浪费的宝贵资源。对农民来说，时间是循环的，而对中产阶级来说，时间是线性的。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现代时间观念有深刻的历史渊源，遵守和支配时间的新观念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这一观念的逐渐转变和近代工业化的进程相同步。在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需要一种纪律化的时间观，倘若没有这种时间观带来的生产协作和标准化，任何规模性生产都无法实现。人们并不只是在工作车间里培养工人们对时间的新态度，在19世纪，强制学习成为规训时间的重要手段，学校及其班级、课程表、课间休息、铃声等规矩，都是在为孩子们将来的工作生涯做准备，这些训练有素的、标准化的时间规范通过工作和学习而被内化，成为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一时期瑞典中产阶级对自然观念的转变。1910年，古斯塔夫在一本有关瑞典国民性的书中说道，“瑞典人性格中最根深蒂固的特点是对自然的挚爱。”这种对自然的热爱，牢固地刻印在瑞典人今天的生活风格中，许多瑞典人认为这种情感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但是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瑞典人对自然的想象正是在19世纪逐渐形成的。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自然既是生产的场所也是生活的场所。自然对农民而言不是一个可以被孤立出来的领域，农民对森林的认识并不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而是一种实践性的具体知识。但是在19世纪，受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这些农业社会中传统的自然观念日益被现代话语所改变。人类的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了城市，而自然逐渐被孤立出来，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场所。同时，自然开始被浪漫化，这种对自然的浪漫态度折射出新兴中产阶级世界观中的重要因素：对个性的追求，对乌托邦式的自然原始追求，这是孤独的漫游者的时代，艺术家和作家们成为探险旅游的先锋。
作者说，早期的旅游指南几乎全部充斥着雄伟的山脉、幽深的峡谷和奔腾的激流。这些景观不仅代表着一种自然野性和新奇，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孤独、纯粹和冒险。不过同时期的农民并不能理解这种行为，一位伐木工用疑惑的眼光打量这群森林探险者，并这样埋怨道：他们既花时间又花钱，但又貌似在做没有任何目的的工作，他们还称之为休闲！而对于那些并没有能力进行旅行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廉价的大众摄影的流行帮了大忙。
这种新技术使得风景明信片应运而生，但风景明信片反过来又将人们对外部自然世界的认识加以结构化了。为明信片选择合适的主题有助于巩固人们对自然的审美标准：什么景色是壮美的，什么景色是有趣的。于是在19世纪末，自然与非自然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比之于人造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自然界成为了真实的、未加修饰的象征。
我们再谈一谈这一时期瑞典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的认识。中产阶级文化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强调情感对维系家庭的重要性。爱成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黏合剂，相亲相爱正是小家庭所追寻和营造的氛围。为了避免误解，作者在这里指出，虽然爱、亲密这些词汇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需要，但却是由特定的文化塑造和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比如在瑞典的农业社会中，公共场合的亲密举止是要严格限定的。“亲热只能被四只眼睛看见”，这句话是每个农民从年轻时候就牢记的行为准则。这并不是说农民们过着无爱的生活，而是他们的亲热和爱意通过和我们不一样的文化举止进行表达。
因此，农民对爱情的追求远没有中产阶级那么狂热，像婚姻这种头等大事并不会被一种变幻莫测的感情所决定，农民做出婚姻的决定来源于常识而不是美好的幻想。他们对婚姻有更为实在的考虑，对两性关系也更为随便。但19世纪的中产阶级却将浪漫的爱情视作婚姻的基石，他们把这种对爱情的真诚作为一种武器，以此反对传统上层阶级对情感的任意挥霍。二人世界的新观念造就出夫妻关系的新模式。
作者认为，如同欧洲其他国家，瑞典中产阶级的婚姻也是不平等的结盟。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常常存在巨大的年龄差异。只有当一个男人有足够充裕的收入，保证让今后的家庭过上富足的生活，可以养活妻子孩子，和至少一个仆人的时候，他才会结婚。正如一位在19世纪80年代结婚的眼镜商人回忆说，“在眼下，你和未婚妻谈婚论嫁之前，必须有能力给她提供一套装潢漂亮、设备齐全的住房”。因此，在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丈夫和妻子的交往更为复杂。男人的事业包括在家庭中得到妻子的照顾，从女人那里获得愉快、温暖和性，这样的结构也使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对女人产生依赖。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瑞典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对时间、自然和家庭的认识，以及他们是如何同农民阶级进行区分的。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中产阶级是如何同工人阶层做出区分的，同时又如何与没落贵族的道德观念区分开来的。
这一时期的瑞典中产阶级，他们常常把工人形容为“粗野的人”。他们充满偏见地认为，工人阶层不仅代表混乱无序，更代表欠发展的状态。有序成为中产阶级世界观和日常行为中最重要的美德。对手工劳动的贬低、对肮脏和兽性的厌恶，以及强加在事物上的各种禁忌，都是中产阶级彰显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手段，也是他们认为工人阶层低人一等的理由。
于是，他们进一步认为，他们有权改良工人阶层。为了制造文化霸权，中产阶级逐渐把文化转变成一种人的本性或常识，把对世界的看法转变成为不证自明的社会事实。于是，中产阶级文化到处划分界限，在家里，他们区分不同的行为和空间。孩子的世界远离成年人的世界，把仆人从家庭里分隔开来，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互不干扰。比如吃饭睡觉在同一间屋子里的人，不尊重隐私的人，把土豆、作料和其他蔬菜混在同一个盘子里的人，都让中产阶级感到十分反感。
作者认为，当时对工人阶层的贬低隐含在了很多文化现象中，比如描绘工人阶层生活的讽刺画、儿童书籍、社会改革计划等等。所有的这些贬低和区分都共同造就了这样一种印象，工人阶层是不同于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自由散漫、不守规矩、贪图享乐、不理性、大声喧哗、粗野下流等等。
其中进行区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清洁的观念。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孩子，学校都一样教给他们清洁的观念。孩子们必须学习这些规则，在当时流行的《小学读本》里反复强调这些观念。比如这一条：“应当一丝不苟地保持皮肤干净，污垢是疾病的来源。”不过有趣的是，工人阶层具有完全不同的清洁观念。对他们来说，洗澡具有仪式的性质。男女老少只为了特殊场合才洗澡，并不像中产阶级那样出于卫生的要求。
当时的一位叫做埃里克森的牧师写道：“人们洗澡的规矩是一星期一次，一般是周六洗，或是周日早晨去教堂之前洗，而任何人只要洗得太频繁，会被视作傲慢。因此人们习惯只洗脸、手、脖子，很少洗隐私部位和脚。”但由于中产阶级的话语权和广泛宣传，工人阶层知道了新的清洁规范，于是把中产阶级关于清洁和秩序的价值内化了。可是他们也发现，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很难实现。所以，出于对这种未能实现的价值观念的追求，他们更加认同这种洁净和秩序观念。这种宣传不仅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失败，更教给了他们自我控制的技术。如此一来，肮脏的人是反叛的，不便管理的，而干净健康的人是体面的社会成员。他们知道只有靠有秩序、有纪律和无可挑剔的干净，他们才能成为中产阶级。
上面讲到了中产阶级同工农阶层的区分，在这里，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的是：19世纪末期的瑞典中产阶级为定义自身，同时还与没落的贵族进行对立，以获得权力和社会地位。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的没落贵族的伦理规范，并向旧贵族发起“进攻”，他们把昔日的贵族精英文化描述成堕落的、缺乏美德的、挥霍无度的形象。中产阶级认为贵族标志的宫廷生活圈子充满了奢靡的仪式和空洞礼仪。总而言之，这种没落的贵族文化虚伪而且肤浅。与此相反，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更负责、更理性的生活风格，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更加亲密和敏感。
不过我们千万不能简化中产阶级和旧贵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产阶级极力想达到旧贵族的地位，所以会对旧贵族的一些观念和生活方式得以保留；另一方面，旧贵族的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分化，与中产阶级开始接轨。例如，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女儿，嫁给一个贵族，这样的婚姻是经济实力与高贵出身的强强联合。再比如，瑞典贵族与官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贵族在与来自新兴中产阶级打交道的时候，开始逐渐地被中产阶级同化。
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我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并详细分析了其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作者举出了餐桌礼仪的例子，揭示了他们自我建主要方式。我们也能看到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理念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影响。
其次，我们说到了瑞典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对时间、自然和家庭的重新认知的建立。作者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剖析，揭示了当时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并与当时的农民群体做了区分。通过树立这些价值观，新兴中产阶级认为自己就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人群，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社会阶层。
第三，我们讲到当时的中产阶级为了营造自身的独特性，开始刻意与当时的工人、没落贵族保持距离，并与之区分开来。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当时把工人群体描绘和理解为粗野之辈，而把没落贵族批判为挥霍无度、缺乏美德的人群。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
撰稿：韩巍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