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刘玄解读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刘玄解读
关于作者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她曾经获得社会科学类古根汉奖学金，曾担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二十年前，泽利泽的著作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经济社会学的复兴。
关于本书
这本书研究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孩子不再有劳动力价值，情感价值又无限放大了。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细腻探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定义孩子的价值？
核心内容
第一，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孩子的劳动力价值降低；二是孩子的情感价值提升。
第二，中国典型的养育问题：教育过度投资和隔代养育。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听到这个书名，你可能会想，无价的东西怎么定价呢？这不是自相矛盾么。没错，这本书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悖论：定价是交易中的客观行为，而无价是情感上的主观感受。一般，谁也不会对一盒薯条投入情感，也不会考虑一份感情价值多少。但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价格和情感、市场和文化会发生碰撞，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只是，这种化学反应一般很难观察到。而这本书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社会怎么衡量孩子的价值。
这么说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我们都觉得亲子关系是纯粹的情感关系，跟钱没关系。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并不是天然如此。在100年前的美国普通家庭，孩子首先是劳动力，对家庭负有经济责任。这说明100年来，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劳动力价值变成了情感价值。这本书展现的就是这个过程。作者是想告诉我们，当我们弄清楚孩子的价值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就看清了市场和文化的复杂关系。
作者泽利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这本书是她的成名作，1985年刚出版，就获得了美国社会学的最高奖。不过，作者分析的是100年前的美国社会，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在本期的解读中，我会先带你了解作者的核心观点，然后用她的理论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养育问题。
前两个部分，我们说说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孩子的劳动力价值降低；二是孩子的情感价值提升。第三部分，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国典型的养育问题：教育过度投资和隔代养育。
今天的父母一般不会让未成年的孩子打工挣钱。就算让孩子干干家务或者打打工，一般也不会是为钱，而是为了让孩子懂得劳动的意义，或者建立良好的金钱观。但是在100年前的美国，很多家庭可不这么想。他们让孩子干家务或者打工，是真的需要孩子劳动，帮忙操持家事，或者赚钱补贴家用。那时候，孩子是家庭重要的劳动力，但今天肯定不是。下面，我们就通过童工问题这个案例，来观察一下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欧美，童工刚出现的时候不仅不是坏事，人们甚至挺感激那些雇佣童工的工厂。穷人家的孩子能跑到工厂打工，家人会挺高兴的。这可比擦皮鞋、卖报纸，收入稳定多了。1820年，美国的一家纺织工厂里，工人有一多半都是孩子。当地不仅没人举报，还有人写文章感谢工厂：镇上的孩子本来什么贡献也没有，有了这家工厂，他们就能每年给镇里贡献13500美元了。1900年，美国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在10到15岁的孩子里，有1/6都有工作。几乎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尤其是清教徒，他们认为劳动是美德，工作是义务，孩子也一样。如果不工作，孩子就会懒惰、散漫，将来就会成为对家庭社会没用的人。
到了20世纪初，有人开始挑战这种观念。研究童工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人们还成立了童工问题委员会，揭露童工现象的罪恶。为什么人们对童工的态度突然改变了呢？难道是人们的道德水平突然提高了？当然不是。
童工是早期工业社会的一种经济现象。1860年以后，工业化给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美国城市里的普通人家靠大孩子的工资和小孩子的劳动才能维持。那个时候，这是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工厂老板当然愿意雇用这些小工人，机器生产本来就极大节省了成本，雇用廉价的童工，成本不就更低了吗。对穷人家庭来说，孩子工作不光能补贴家用，还能分摊风险，万一父母失业或者生病，他们的收入就是家庭经济的缓冲。
但是，随着工业社会进步，童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慢慢消失了。你想，孩子能做的都是些简单、基础的工作，技术进步之后，这些工作大部分都被机器取代了。而且，世纪之交，美国出现了移民潮，带来了更多廉价劳动力。对工厂老板来说，童工廉价的优势也不大了。此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农业机械化以后，越来越多的成人进城务工。童工工资低，就会拉低成人的工资。
于是，主流社会反对童工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但是，美国推行废除童工的法律却很困难。1938年以前，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有人说，肯定是那些贪婪的工厂老板从中作梗，但作者告诉我们，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童工问题的矛盾，爆发在法院、教会、保险公司、领养中心、新闻媒体，也爆发在千千万万的家庭里。在这里，你能看到市场规律跟社会观念的复杂互动。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变化了，一定会导致某些社会效应。而泽利泽通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市场和和社会观念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
我们前面分析的是市场因素。那么，童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没办法明确界定孩子的劳动，这就是观念层面的问题。人们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童工。比如说，不让孩子工作，只是不让孩子给工厂打工吗，帮妈妈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算不算呢？帮爸爸干农活算不算呢？在基础教育还不普及的年代，多大以下的孩子是保护的对象呢？
种种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工厂、法院、保险公司，甚至家庭内部，一旦涉及到孩子和劳动的问题，都会出现争议甚至矛盾。于是，大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得小心摸索才能找到共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就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改变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零花钱该怎么给？有的父母会觉得供孩子吃喝是应该的，但是买糖果或者玩具就不一定了。可是，社会观念改变之后，孩子又不能出去打工靠自己赚钱，他们买玩具、买糖果这些消费需求就得不到满足。1930年代，美国的法院甚至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儿童犯罪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合法获得零花钱。你看，孩子的消费需求怎么才能合理满足，不仅是父母头疼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20世纪初，法院、学校、媒体、研究者等等，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一部分人觉得孩子可以通过家务劳动换零花钱，这些人还是认可孩子的劳动力价值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孩子和家庭的关系不是劳动合同，父母给孩子花钱应该不计回报。
观念的钟摆最终偏向了后者，父母给孩子花钱，包括买糖果和买玩具成了天经地义，父母更不能靠孩子的劳动给家庭挣钱。几十年前还正常的事情，如今变得有违人伦。童工彻底成为禁忌。1938年，美国通过了一个保护儿童演员的法案，规定孩子挣得钱不属于父母，父母也不应该靠孩子来增加家庭收入。作者认为，这个法案等于重申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孩子不再是家庭的劳动力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劳动力市场中，童工的地位改变了，这是市场的变化；接着，关于儿童劳动的定义也跟着改变，这是观念的变化，最终，人们重新定义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这种种观念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这就是市场规律跟社会观念的双向互动。
第一部分我们说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彻底改变了。对家庭来说，孩子失去了劳动力价值。但是你想想，家长对孩子的投入降低了吗？没有，反而大大增加了，对不对？这就是因为，孩子劳动力价值降低的同时，还有另一个变化相伴发生——孩子的情感价值放大了。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要讲的内容。
孩子的情感价值为什么会放大呢？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孩子不能靠劳动给家庭带来收益，每个家庭生的孩子数量就会减少，物以稀为贵，孩子的价值就会提高。这时候，孩子没有了劳动力价值，他的另外一种价值——情感价值自然就变得加倍重要了。
这是从收益来解释，我们还能从成本来解释。今天，不管是疫苗、学校的伙食还是一些伤害儿童的恶性事件，只要是跟孩子安全有关的新闻，一定会牵动整个社会的心。你肯定没法想象，就在100年前的美国，如果一个家庭不幸失去一个孩子，可能只是把它当成一件无可奈何的小事。父母克制对年幼孩子的情感，泽利泽觉得，这是一种不得已的理性。你想，19世纪儿童夭折率还很高，而丧子之痛又太深，父母负担不起这样的情感投资，所以就不愿意在年幼的孩子身上倾注太多感情。
这么看的话，孩子的情感价值放大很可能跟医疗进步有关。随着现代医疗的发展，儿童夭折率大大降低了。生养孩子成了更安全的情感投资，为人父母的情感本能就会完全释放出来。这是人口学家的观点。心理学家会怎么看呢？心理学家觉得，随着教育进步，母亲越来越懂得怎么疼爱孩子，孩子的寿命自然就延长了，情感价值也会跟着放大。
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是，泽利泽还不满意。在她看来，情感价值放大跟劳动价值降低一样，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只发生在每个家庭内部，更是整个社会的共振。
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人们越来越难容忍孩子的安全事故了。19世纪，孩子发生车祸造成的家庭悲剧只是孤立的事件，一起事故最多只会在社区里引起强烈反应。但是，到了20世纪，这类事件就有了公众意义。在纽约，市民会自发聚集为遇难的孩子送葬，为他们树立纪念碑。1926年5月1日，纽约人民举行了一场纪念碑揭幕仪式，来缅怀过去一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7000个孩子。通过这种观念仪式，人们强化了这类悲剧故事的象征意义，就好像孩子的死是所有人的失败，也是所有人的责任。这些可怜的孩子不仅是遇难者，更是现代文明的殉难者。抗议和纪念活动，让一种观念成了超越阶级和种族的普遍共识：孩子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有神圣的价值。所以作者认为，孩子在情感上变得无价，是一个社会过程。
整个社会都开始重视孩子的生命，这又促成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各国的交通法都会规定在校园附近要减速慢行；学校要给孩子上安全课；社区要给孩子提供安全的游乐场，让他们不要在马路边乱跑。人们在心里勾勒了理想童年的样子：接种疫苗、营养饮食、良好教育，甚至还得有自己的房间。
情感很难量化，更不能交易，那情感上无价的孩子肯定没办法定价了吧？对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当然没错。但是，如果把观察的尺度放大到整个社会，你就会发现，在很多特定的领域，人们不仅需要给孩子定价，而且孩子的价格还上涨了。书里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法院对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19世纪，法院确定赔偿金额的公式很简单，就是孩子在成年之前还能靠劳动创造多少净利润。而到了20世纪，孩子没有劳动力价值了，法院的判罚就变得很难。怎么用钱来抚慰丧子之痛呢？孩子生命的价值，还能用金钱衡量吗？法院不可能根据养孩子的成本来赔偿吧。但是，赔偿总是要做的，人们要求不只是赔偿本身，更是这笔钱的象征价值。它象征着孩子的情感价值。泽利泽说，这其实就是情感的货币化，也是书名所说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你看，在情感价值的问题上，市场规律跟社会观念之间，也同样存在复杂的互动。
怎么才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呢？法院赔偿的案例太极端，我们换个例子，来看看领养的问题。
过去，人们更愿意收养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最好还是男孩。因为大孩子、男孩子能干活。可是现在，孩子不是劳动力了，人们为什么还要收养孩子呢？实际上，收养意愿确实下降过。在1900年前后，想要有人能领养孩子，机构还得给补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孩子，对家庭来说就是负债。
可是没过几年，想领养孩子的人突然变多了。1927年的《纽约时报》说：过去，领养机构的任务是给无家可归的孩子找家，如今，领养机构是要帮没孩子的家庭找孩子。合法领养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但领养的数量反而增加了好几倍。大部分人领养孩子，既不是为钱，也不是为了让孩子干活，而是为了满足情感需要。就像一位领养父亲说的：说什么孩子欠父母太多，我们永远无法偿还在孩子身上欠下的感情债。找个孩子来爱，甚至成了一种浪漫追求。领养成了新时代的童话，人们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穷人的孩子进入到富人的家庭，就像白雪公主嫁给了白马王子。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能成为童话故事的主角呢？肯定不是十几岁的大男孩了，领养父母想要洋娃娃一样可爱的孩子，金头发、蓝眼睛，最好是女孩。因为他们觉得女孩更好养，而且不会那么早独立。
收养当然不是完全免费的。在合法渠道，代理机构收取的是服务费。但是不可否认，这依然是把孩子的情感价值货币化了。非法渠道更是如此了，他们会给孩子明码实价。讽刺的是，正是因为孩子的情感价值越来越大，这样的市场才会存在。
这才是泽利泽真正要说的问题：在情感上孩子是无价的，但是在很多具体的社会活动里，比如说领养和儿童保险，孩子又不可能是无价的。人们误以为自己把孩子捧到了天上，成了天使。实际上，旧的市场机制不存在，新的市场规则自然取而代之。我们只是重新定义了孩子和市场的关系，改了定价公式而已。
不过，这不是一个悲观的结论。泽利泽是在提醒我们，经济和文化不是独立运作的两个不相关的领域，它们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颠覆我们的世界。孩子的价值变化，本质上其实是人的价值变化。这个反应的过程当然非常复杂，但是通过分析里面丰富的变量，你就能体会到：市场规律会改变社会观念，社会观念也会反过来改变市场。所以说，泽利泽的理论挑战了市场经济一定导致某些社会效应的假设，她因此开创了一个细分学科，叫作儿童社会学。在她之前，研究者主要是从个体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儿童，从这本书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来深入理解儿童的问题。
孩子意味着什么？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人会有不同的答案，那21世纪的中国人呢？第三部分，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跟美国很不一样，完全按照泽利泽的理论来解释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本书的案例，恰当地运用她的理论来分析身边的现象，还是很有帮助的。
先说教育的过度投资。中国式教育如今已经成了贬义词。为了孩子好，有的家长会牺牲孩子的情感和个性自由，采取各种高压手段，让孩子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望子成龙让家长不计成本的投入。有调查说，城市里有一半以上的孩子每周要上补习班。好一点的补习班，一年要花几万块钱。为了上好一点的中学，家长更是不惜花几百万买条件很差的学区房。
教育成本这么高，当然是因为孩子的情感价值放大了。听了前面的解读，你应该明白，这不是中国特色。书里引用了1904年一个美国爸爸说的话：我们为孩子工作，为他们计划，为他们花钱，为他们受益而买保险，甚至为他们节衣缩食。要问原因，肯定是爱到深处，一个人才会牺牲自己来满足别人。经济上没用，情感上无价的孩子，必然会让父母付出更多的成本来养育。中国的父母跟这个美国爸爸没什么区别。20世纪，中国也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孩子的情感价值甚至会放得更大。父母自然就会为孩子节衣缩食，为孩子牺牲自己。
但是，当养孩子的成本太高的时候，人们会不会不愿生孩子了呢？今天，确实有人把孩子看成自我实现的障碍。泽利泽说，孩子没了劳动力价值，生养就成了一个自主选择，而情感需求的代价如果太高，就有可能被压缩、被降格，甚至被替代。这种情感需求可以不再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有一个回馈对象就行。宠物狗儿子，游戏里的蛙儿子，不都是情感价值的替代品吗？
怎么办？泽利泽给出了她的解决方案，她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淡。养育孩子的重担可以脱离家庭，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有点像斯巴达人，把各个家庭所有的孩子放在一起养大。这个观点或许有些理想主义，不过我觉得，她至少点明了问题的关键：孩子的价值变了，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想要改变，或许还得重新衡量孩子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来说有中国特色的隔代养育，这个问题也同样跟孩子的价值密切相关。
在网上经常能看到讨论隔辈疼的帖子。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多年轻父母的心病，他们不得不依靠祖父母带孩子，但是又接受不了祖辈的育儿观念。很多人觉得，整个矛盾根本无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把选择和冲突分开来看了。年轻的父母选择隔代养育，是因为工作太忙，而他们跟祖辈有矛盾是因为代际差异。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用这种思维来看问题，当然无解了。如果我们能换成泽利泽的思维方式，从孩子的价值来分析呢？
在中国，孩子价值的变化，并不只是劳动价值和情感价值此消彼长，这中间还有一个变量，就是传统的血缘价值。传统中国，孩子的血缘价值甚至要大于劳动力价值。在家族血脉的网络里，生孩子，尤其生男孩，意味着一个家族能存续。今天，当血脉传承只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孩子的价值当然会进一步放大。
今天的中国，孩子的价值等于情感和血缘两种价值叠加。隔代养育在中国普遍是这个原因，年轻的父母跟祖辈的观念冲突也是这个原因。对祖辈来说，血缘价值更重要。他们首先要孩子身体好，才能延续血脉；其次想要孩子听话，符合家族期望。而年轻的父母更看重情感价值，所以更看重人格培养。重视的价值不同，养育的侧重也不同，没有本质的冲突。如果这样来看问题的话，就不会觉得隔代养育是个无解的矛盾。
那么，具体的观念冲突怎么解决呢？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不过，如果接受了隔代养育不会必然造成冲突，我们至少能看到一种良性的趋势，观念的靠近会在合作中逐步达成。
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会把孩子送到老家，让祖父母养娃，自己在大城市工作。那父母想孩子怎么办呢？现代科技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选择，他们可以教老人用育儿App，用照片、视频记录孩子的成长，满足自己“云养娃”的需要。如今，这已经成了育儿App的重要功能。因为祖父母用户越来越多，育儿App也开始增加针对祖父母的育儿知识，甚至成了育儿App的一个卖点。两代人之间育儿观念的差距，是因为信息的来源不同，如果渠道统一了，差距自然会逐步缩小。你看，这不也是市场规律和社会观念互动的结果吗？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这本书我们就讲完了。
100年来，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孩子不再有劳动力价值，情感价值又无限放大了。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中国也一样。作者回顾这个过程是想告诉我们：孩子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变化，改变了关于孩子劳动的社会观念，又进一步改变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让孩子摆脱市场，只是转换了定价公式。很多时候，无价的情感依然需要金钱衡量。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还好泽利泽给我们展现了丰富变量，让你能够看清变化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她最终的结论：市场会改变社会观念，社会观念也会改变市场。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当代中国的两个养育问题。首先是教育过度投资。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过度投资是孩子情感价值放大的必然结果。今天的社会问题，只是100年来市场和社会观念变化的延续。其次是隔代养育。隔代养育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用泽利泽的理论来思考，我们至少能看到一种良性的趋势，代际差异并不是冲突，观念的靠近会在合作中逐步达成。
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子女？是学生？是公民？还是成人的预备期？这个问题包含着无数的社会问题。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撰稿：刘玄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成亚
划重点
1.劳动力市场中，童工的地位改变了，这是市场的变化；接着，关于儿童劳动的定义也跟着改变，这是观念的变化，最终，人们重新定义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这种种观念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这就是市场规律跟社会观念的双向互动。
2.孩子的价值变化，本质上其实是人的价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