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 王朝解读

《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 王朝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标题是《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

乍听之下，都用上“冷酷无情”这样的词了，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其实，这本书的原作标题还有两个字“日本”，也就是《日本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那么，日本社会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要动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年轻人遭遇的困境？原作额外用了一个副标题自问自答，可以按汉字直译为“以及下降移动社会的到来”。这里的“下降移动社会”在书中翻译作“下流社会”。这个下流可不是那个卑鄙下流的意思，指的是阶层的向下流动。在作者看来，日本社会对中老年人太宽松，对年轻人又太苛刻。

本书作者山田昌弘是日本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像是家庭、青年、性别等等，都是他的擅长领域。他经常在这些领域发表意见，有时他发明的词汇，比如“单身寄生族”“婚活”之类的，还会成为日本的流行热词，堪称日本的“网红”学者。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先别急，接下来我们把它们放在日本社会的语境中再解释。山田昌弘不仅在日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还在各级日本政府担任委员或者顾问，比如主管性别平等发展的“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会议”、主管社会福利的“东京市政府社会福祉审议会”等等。你会看到山田用了这些任职期间的调查数据，佐证书中观点。

关于他还有一段轶事，1997年，他主编的日本社会学教科书，居然没有通过日本政府的审查，引起学界哗然。理由居然是因为他力主在“家庭的多样化”部分中写上“宠物也是家庭的成员”，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家庭观。从这个故事，你也许能领会山田对社会变革的敏感程度，也能感受到日本政府的保守。

说到这里，我得再补充一些这本书的时代背景，书里不少文章写就于2009到2012年，2009年时日本民主党击败了右翼的自由民主党，是1994年来第一次在野党获得胜利。很多人都寄望于新政府能够重振社会希望，借此机会推进改革，帮助日本走出停滞。本书作者就是同样抱着这样的希望，从社会学的专业角度分析问题，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建议。

我们都知道，日本社会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经济停滞，有不婚、少子、青年失业、啃老、穷忙等等社会问题，看似可以归咎为日本年轻人，怪他们不努力、不上进、缺乏爱心、沉溺虚构，甚至有“平成废物”的说法。在作者看来，是社会制度给日本年轻人铐上了枷锁，让原本应该代表活力和希望的他们陷入困顿。他认为，用阶层固化来概括日本年轻人要面临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够准确，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普遍阶层下降。 这种阶层下降的诱因，说起来很多：日本有论资排辈的职场制度、歧视女性的家庭习俗、落后的社保年金制度等等。说白了，日本社会正在变化，社会观念和配套的社会制度却没有跟上。对年轻人冷酷无情的社会，映照出的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固步自封。

接下来，我将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到底日本社会对日本年轻人是多么冷酷无情；第二部分我会为你拆解冷酷背后的问题，日本过时的制度和观念如何变得对年轻人不利。

在我开始解读对年轻人冷酷无情的日本社会之前，我们要先注意与之相对的“对孩子关怀备至的父母”。一到关乎自己身边亲人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变得“双标”。作者说，父母们很容易对自己家以外的孩子漠不关心，却对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不过，也正是因为社会对年轻人的困境太过冷漠，父母的体贴关怀才成为年轻人仅有的救命稻草。

还记得我们提到过“单身寄生族”这个词吗？这个词算是山田昌弘的“成名作”。1999年，他出版了《单身寄生族》一书，用这个词形容毕业后仍然和父母同居、依赖父母收入的年轻未婚人士，这个词很快在日本流行开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熟悉的词汇，称为“啃老族”。他们因为不需要负担房租、家务，可以完全把消费用在个人享受上，但这种宽裕的前提是不结婚、不生子、不独立。所以，山田早在1999年就警告日本社会说，短期内或许会看到年轻人的消费增长，但长期来看是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经济状况的。寄生这个词听起来非常负面，但是山田绝不是想要批评日本年轻人不知进取，而是说，在种种困境之下，家庭成了有缺陷的福利制度的替代品，单身寄生族是一种能够避免阶层下跌的经济选择。

到底有哪些困境呢？主要是就业、教育、婚恋三个，我们来逐一盘点。

首先就是就业。山田说，他去主要祭祀学问之神的天满宫参拜时，居然看见了“祈求就业”的护身符，可见就业之难，难到要拜神。可是，如果看数据的话，日本应届生就业率长期在95%以上，看起来并没有多大问题。实际上，麻烦的不是就业，而是就业的类型。

在日本，应届生统一录用制、正式职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三大职场惯例根深蒂固。应届生统一录用是说，企业录用新员工以新毕业的应届生为主，类似于中国企业的校招。就连日本国企和公务员单位搞招聘，也是一样偏好年轻人。不同的是，日本更习惯于终身雇佣，一旦被企业录用为终身员工，就不必担心裁员，员工对企业保持忠诚，企业也会对员工忠诚，类似于中国企业社招的“中途采用”并不常见。而年功序列制则意味着按为公司工作的资历安排薪水，员工只要老老实实地积累工作年限，工资就能够一直增长，不需要担心能力不足和个人成长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长期经济停滞，很多企业没有办法维持收入增长，又不能裁员，只能给员工普遍降薪，结果员工几十年来收入没有什么增长，反而可能还会下跌。

你可能要问了，放松这种僵硬的雇佣制度不就行了？还真不是。在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推动下，正是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小泉，日本在2004年推广了《劳动者派遣法》的适用范围，从高技术工人拓展到了制造、建筑等行业。这种制度下的所谓“派遣员工”，指的是企业可通过民营派遣公司雇用低薪的短期合同工，而且不需要提供培训、医疗、保险等福利，更不用发放退休金，随时可以终止合同。日本企业一听还有这种好事，非常欢迎。很快，通过降低企业内部正式员工比例、增加非正式职员比例的方式，企业减少了支出，到了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临时工又是最容易被裁员的。这个非正式的比例有多高呢？我自己也查了一下资料，按照日本官方数据，令和元年，也就是2019年，社会总体中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相比平成元年的1989年，从817万人增至2165万人，总占比也从19.1%升至38.3%。 总占比不断提升，其中年轻人的情况如何呢？根据山田自己的研究，2013年本书出版时日本24岁以下的职场年轻人中，男性非正式雇佣率达42%，女性为52%。 对于这些非正式员工来说，不讲年功积累，只能一直拿低廉的时薪，更别谈什么社会保险、退休年金了。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穷忙族”。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派遣员工大量被解雇，流落街头的人数之多，政府不得不安排集中住宿的区域，形成了“派遣村”。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腾飞以来，即便经历泡沫破裂和经济停滞，经过几次就业制度改革，前面提到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应届生统一雇佣等惯例依然一直是社会对就业的标准认知，没有走上这条轨道就无法获得保障。

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年轻人毕业后无法成为终身员工，就被认为是失败的。作为应届生的一年，就是他们一生难得一次的最佳就业时机。无论是什么公司，只要成为正式职工就能有稳定的保证。很多日本青年在择业时，底线要求就是工作环境要舒适，毕竟可能是一直待到退休的地方。 如果未来辞职，不但没有跳槽优势，还会因为丧失应届生身份而难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别提，在讲究论资排辈的日本文化中，重新入职以后很可能要去叫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同事“前辈”，这实在是太丢脸了。也就是说，由于应届生统一录用制度下试错成本太高，一旦主动放弃正式工身份就很难再度恢复，一辈子都难以回到这条轨道上来，所以大多数员工都不会轻易跳槽。那些内部人际关系恶劣、用差别待遇迫使员工主动辞职的“黑心企业”，并不会被淘汰。

总结一下，日本社会期待年轻人走上三大制度框定好的标准路线，当个听话的老实员工。然而这是一道越来越挤的门，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接受挤不进去的现实。可是一旦失败，他们面临的就是不稳定、流动强、收入低、没保障的非正式雇佣。想要就业好，除了前面说的去拜神，只能在毕业前就下好功夫。

这也是第二个问题，教育。山田昌弘说，由于就业的麻烦，教育投机化 、大学“高中化” 等等问题已经开始困扰日本教育。

作者主要说的是日本学生高中毕业后接受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种的就业风险正在提高，达到了堪比投机的地步。这两种需要花时间、金钱、付出学习努力的继续进修，是在日本就业市场上拉开区分度的基本手段，我们用“大学”来统一代表它们。一个年轻人上了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结果，理应好于不上大学的人，那怎么衡量这个就业结果有多好？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叫教育投资效率。也就是说，可以比较高中毕业就工作和大学毕业再工作的终身收入差异，与到大学毕业为止的额外花销相比，就会产生一个性价比，这就是教育投资效率。这个性价比越高，当然就越值得继续上大学。按2021年日本官方数据，高中毕业生平均年收入约425万日元，合21万人民币，大学毕业生则要高出160万日元，达到了585万日元，差不多29万人民币。 而按照半官方的“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调查，以最便宜的国立大学为例，平均情况下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合计约393万日元 。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如果成功就业并达到平均工资水平的话大概两年多就能回本，可见大学学位的价值依然可观。

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各种就业机会源源不断，教育投资效率非常可观。这个时期形成了所谓的“管道系统”，不同层次的教育就像不同管道，最后分流到不同的职业。 比方说，从普通初中毕业后进入商业技校可以担任企业职员，进工业技校可以去当工人，类似我们的中专教育系统。往上走一点，就是普通高中，毕业后的分流和中国稍微有些不同。除了进入四年制大学，还可以去短期大学考取“准学士”学位，学制更短，内容更加偏向就业。除此外，还可以进入医学院、法学院等接受专门的高级职业教育。总之，就是每个管道最后都能有对口的去向。你肯定已经发现问题了，如果管道流量太大，比如日本的法学、艺术之类的专业学生太多，或者接口缩小，企业编制不增反降，造成了供过于求，那怎么办呢？这就是管道系统渗漏，也就是教育风险的提高。这些“渗漏”的人有什么接盘选择呢？最后只能成为自由职业者、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变成“穷忙族”。

回到之前说的问题，我们讲的是教育投资，那何为教育投机化呢？注意了，关键在于风险，毕业后就业失败的风险。

20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大学毕业生普遍增加，但是就业岗位却因为泡沫破裂迟迟没有显著增长，直接的后果就是在教育投资效率不变的情况下，风险却都增加了。这样一来，就陷入了“内卷”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上大学的性价比没有增长，风险却提高了，另一方面，不上大学的收益却因为之前说的就职难而显著下降，所以不上大学也不行。 这种内卷进一步导致作者说的另一个问题，大学“高中化”，这里的大学专门指的是研究型的大学。原本是培养创新、研究类型人才的大学，由于学生不想被渗漏下去，只能把大学作为就业预备期，像准备高考一样准备就业。于是大学变得就像职校，而不像培养创新、包容、独立的年轻人的地方。 从大三开始，很多日本大学生就会开展“就活”，也就是日语中“就职活动”的简称，说的是收集个人材料、报名参加就职面试之类的活动。有很多培训班专门指导学生“就活”技能，比如面试怎么瞎扯、怎么跟领导低头行礼之类的。如果“就活”失败，后半辈子可能就救不活了。

相比之下，20世纪七十年代高中毕业的上一辈，可以很自然地被终身雇佣，享受年功序列制带来的稳定增长。而他们九十年代毕业的孩子想要获得类似待遇，就必须要上大学。再到21世纪10年代，上了大学也没法获得同等待遇了。这就是说，同等学力和职业无法维持下一代人的阶层，即便提高了条件，只是避免了下降而已。这样是不是就不难理解单身寄生族了？在自己的收入不如父母辈的情况下，还要结婚和生子，算上这些额外开销，实在不可能维持同等水平的家庭生活。

说到这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第三个困境就是恋爱和结婚的困境。前面说过，除了单身寄生族，山田昌弘还发明了一个日本流行词“婚活”。其实“婚活”是模仿“就活”而来，指的是像准备求职一样去为婚恋而活动。为什么要发明“婚活”这个词？山田的首要目的是提醒大家，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就能顺利结婚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结婚就跟求职一样困难。 据他推算，如果没有男女朋友的人什么也不做，一年内结婚的概率低于5%，就算找了婚介所，也只能提高到10%左右。

而且，女性其实也并不是没有结婚意愿，相反可能比起以前还有所上升。由于现在日本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依然存在，认为女性还是属于家庭而非职场，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大环境，有些企业会因为担心女员工准备结婚生子而提前将其解雇。在日本普遍困难的就业环境下，女性会比男性更加困难，这客观上推高了女性找有稳定收入的另一半结婚的意愿，也加强了女性就职率偏低的情况，很多人其实就成了单身寄生族。

不仅如此，日本传统上认为男性应该养家，在2011年日本内阁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日本人把“足够收入”当成同居或结婚的比例高达53.4%，而相比之下法国只有15.5%，美国也只有36.9%。 因此男性要在前面说的困境中幸存下来，获得稳定收入，才有资格成为预备丈夫，符合这个标准的男性自然是越来越少。

试想，恋爱本身就已经很费劲了，如果再加上结婚、生子要产生额外开销，真的还有必要冒着阶层下滑的危险去尝试吗？于是乎，在这种思维下，越来越多男性对婚恋未来不抱希望，或是成为日本人俗称的“草食男”，也就是没有野心、低欲望、安于现状的年轻男子，或是转向更加现实和经济的选择：把爱献给偶像和二次元美少女，把欲望献给风俗产业。

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在稳定雇佣有绝对优势的雇佣制度下，日本年轻人想要进入理想的就业轨道越来越难。这进一步导致年轻人在就业前的教育投资不断提高，还必须冒着打水漂的风险。这还让更多年轻人认为结婚的条件更加难以达成，让更多人不敢投入婚恋。这些困境的共同点是一样的：并非努力就会有回报，可是不努力的话就会更糟糕，所以也只能继续做着没有结果的努力。

总之，年轻人面临的基础性问题，就是“下流社会”，是日本家庭在代际之间的阶层再生产过程出了问题。什么叫阶层再生产？就是上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如通过教育学历产生的职业和收入差异，常常会传给下一代。但是在日本经济停滞的大环境下，这种传递已经难以为继，子女要付出比父辈多得多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同一阶层，以至于很多人选择了单身寄生的“啃老”。那么，这种靠父母兜底的情况会有什么后果？山田昌弘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啃老一代自己，当他们的父母去世，自己也变老以后，要怎么办？此外，那些本来就无法依靠父母扶持的只能接受阶层下滑的事实。这样就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贫富分化，日本过去鼓吹的“一亿总中流”，也就是一亿人的中产阶级，迟早将不复存在。

好的，我们现在大致理解了日本年轻人面对的三座大山。那日本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有利老年人而挤压年轻人的体制？根源是因为这些习俗和制度，是按照日本过去的社会观念所形成的，没有跟上时代脚步，特别是对新出现的就业结构和家庭变革完全不适应。

要理解这些过时的制度，我们得先了解过去是什么情况。

在二战结束后，日本进入重建期。那时日本年轻人是香饽饽，是中坚力量。他们从乡下到大城市来打拼，毕业后企业都争着要，有“金蛋”之称。为了确保自己好不容易抢到的人才不跑掉，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逐渐成为固定模式，而应届生统一录用制能确保企业从校园就挖到最心仪的新员工。在理想情况下，男性能够轻松地成为企业职员，或者建立自己的个体经营产业，拥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女性也就能够在家安心相夫教子。总之，年轻人靠着自己的打拼，就能在大城市成家立业。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这种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还算比较容易达成。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更需要照顾经济上弱势的人，比如全职主妇、老年人之类的，于是日本建立起了国民年金制度、护理保险等等。这个国民年金制度，其实就是日本版的社保，主要是个人缴纳，此外还有一个企业缴的“厚生年金”养老保险。那么年轻人呢？当然不用担心他们，按照理想状态，他们都能自力更生，社会保障体系不包括他们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那些不按照理想的标准家庭模式生活的人呢？如果是因为疾病或者意外而不得已无法满足，那么尚且还算弱势群体，可以得到其他低保等福利政策保护。至于其他情况的人，比如毕业后不愿找固定工作寻求冒险的男人、选择独身主义的不婚女性，日本社会把这些人统统视为肆意妄为的个人行为，采取放任自流、置之不理的态度，大概这就是“离经叛道”、寻求个人自由的代价。

作者说，如果社会制度只按照一种理想的前提来设计，到了不那么顺利的时代，就无法保护真正有需要的人。 随着找不到固定工作，也找不到固定工作的结婚对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先前那种不考虑不服从理想状态的社会模式，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过去强势的年轻人，到现在变成了弱势群体，而且还毫无保障。

说来可能有点抽象，我来举个例子。国民年金，也就是日本版社保，要交多少钱才算合理？一般来说，是需要根据未来年金发放额度，而测算现在要交的份额。而这个未来发放的标准，是要求能够达到“丈夫工作、妻子全职主妇”的理想家庭的工作年收入的50%，还专门为全职主妇设计了款项免除，可以再少缴一些。问题是，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就业率提高，出现了很多双职工家庭，结果他们反而无法得到款项免除，得交更多钱。不仅如此，那种理想家庭在日本社会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还有一个原因是非正式雇佣的比例提高了，测算显然是越来越不合理。根据这种测算，2023年度，日本每个人每个月应该要交16520日元，折合人民币八百多元，看起来每个人交的都一样，也不算太多，但对那些越来越多的非正式雇佣者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钱。山田昌弘曾经采访过一个三十多岁的自由职业者，他勉强能自食其力，但选择不交年金。山田问他，你不怕老了没钱吗？这个人的回答我觉得很有深意，他说：“就连五年后的生活都无法预测，怎么操心五十年后的事情呢？” 从经济上来说，对于从事自由职业的年轻人来说，老年领取的年金还不一定有低保高，交这些年金还有什么意义？同时，由于经济停滞，企业破产、裁员越来越多，个体经营产业也有很多无法延续的情况，国民年金会成为那些失业的退休者仅剩的维生收入。然而，年金制度一开始的预设并不是要维持生活最低水平，而是给理想家庭的老人做零花钱用的，这就导致测算出的结果对年青一代的人不适用。

在就业结构上，随着信息产业和自动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流动性简单劳动，他们负责机器保养、信息录入、质量检测等等，却没有得到年金制度的保护。山田还特别指出，在一个发达的消费社会，消费者需求的特征是少量多样，企业的生产会越来越不需要某一种特定工序的熟练工，而流动性强的工人更容易适应不同流程和淡旺季的浮动。 未来就职的年轻人会有更多人进入新的高流动性职位，而无法成为旱涝保收的传统职工。不受保护的非正式雇佣的年轻人比例上涨，又会导致平均工资下降，让更多抱有传统家庭观念的人不敢结婚。一项调查发现，在2010年，20—24岁的未婚男性只有38.6%是正式职工，而这个数字在1982年是59.9%。

那么我们也来说说家庭观念变化。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家庭观念已经改变了不少，比如把宠物当做家人，又比如虐童和家庭暴力报告变多。山田认为，这表明日本的人们越来越想要拥有“选择家人”的自由，能在爱萌发的时候成为家人，也能在爱消失的时候放弃做家人，普遍的家庭重组正在到来。有些人是要参加“婚活”也想组建家庭，还有些人选择一个人也能有尊严地生活。还有一些家庭，想要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形式，而走向双职工家庭。然而双职工家庭的父母都要工作，对养育孩子不利，更可能少子化。

山田说，原先社会流行的观念和既成制度，既无法适应多样化的家庭和非正式雇佣更高比例的新时代 ，也无法支撑过去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时代存续，只能给年轻人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日本文化中，有非常深的服从主流的意识，很多社会观念虽然陈旧，却依然对社会有着影响，在一个呼唤改革的时代，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山田昌弘还指责日本的政党在老龄化的时代不敢得罪中老年人的选票，回避改革那些过时的、只利于老年人的制度，实在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

山田昌弘说，这些旧的性别和就业观念还导致了年轻人的低欲望，使日本深陷经济停滞而无法自拔，而停滞反过来又会加强这些问题。他在书中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比如，日本要加强对灵活用工的保障，增加适用于非正式员工的失业保险和退休年金，并且进一步完善最低收入制度和同工同酬，使他们更容易转轨为正式员工。又比如，鼓励家庭观念转变，改变强制夫妇同姓的婚姻制度，并且鼓励夫妇都工作的双职工家庭，释放夫妇两人的消费欲望，平衡男女之间的婚姻责任观念。不仅如此，还应该要加大育儿的补贴，让结婚生子不那么依赖个人收入的情况，等等。

总而言之，山田昌弘主张，日本需要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回应正在变革的时代，抓住前后两代社会制度转轨的机会，让那些没有富裕家庭支撑的日本年轻人也能对更高风险的时代更有准备。

好的，这本书就解读到这里了。

总结一下，日本年轻人面临着“下流社会”，就业、教育、婚恋都无法维持上一辈类似的水平，啃老反而是最经济的选择。而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上一个时代形成的社会观念和制度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大环境，最后反而陷入恶性循环。

还记得那个不交年金的人的回答吗？从他的话中，你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感受到了一种根本上对未来的不安。在2013年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中有一个问题，认为十年后的社会是更充满希望，还是更不安，在30—39岁的群体中，只有21.5%的人认为未来更有希望，却有39.6%的人认为未来更不安。相比之下，60—69岁的群体却有29.2%的人认可未来有希望，感到未来更不安的比例只有25.4%。可以看到，年轻人感到不安，而老年人感到的希望更多。这既是因为就业难，也是因为缺少可以提供精神支持的家人，在日本这样残酷无情的社会下，实在不能怪年轻人。

山田昌弘在书的最后讲了一个他的小学老师讲的故事，我也和你们分享。二战时英、美等国都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不仅有胜利的，还有各种意外情况下的失败，比如美国做好了被英国背叛的应对之策。而日军呢？他们当然也做了很多计划，然而他们没有做意外失败的计划。这是因为当时的日军严令禁止设想成功以外的情况，认为那是失败主义，最后会招来真正的失败。山田昌弘感慨，福岛核泄漏事故时还是一样，看起来做好了意外发生的防范准备，却没有想过，如果发生了不按照防灾手册来的事故、处理不成功，之后要再怎么办。

他说，日本只擅长防患于未然，却不知道在意外发生后要如何善后。他们设计了很多制度，有很模范的家庭模型，却完全不考虑在这些制度和模范以外的人。在过时的标准下越来越多人不合格，就反过来指责是因为人不配合这个标准。这种刻舟求剑的态度，只会加深年轻人的痛苦。他呼吁，全社会都要直面制度失灵，特别是已经受惠的人更要敢于为利于未来的改革承担代价，这才是负责的态度。

对于我们来说，能够从日本学习到的教训是什么？在高度复杂化的社会，风险比以往更高。在“意外频发”的变革时代，我们都不应该选择保守，而是要敢于改变长期的惯性，才能适应未来，否则就容易陷入落后差距拉大却又不肯付出代价的恶性循环。在个人发展的层面上，首要的是接受风险，敢于直面失败的可能性，要公开地讨论失败，并为此做好准备。例如，在做就职、婚恋这样风险较大的选择时，不能只想成功以后可以做什么，而是要想好这次失败的话，今后怎么样能重振旗鼓。第二，是要跳出自己习惯的利益圈子去思考他人的境遇，不能以邻为壑，最后损害全体。例如，可能某些成员在涉及团队的决策过程中固执己见，最后反而损害了其他人的积极性。说到底，就是要敢于承认风险、应对风险，而不是责备风险、拒绝变化。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看全文和脑图，也欢迎你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在作者看来，是社会制度给日本年轻人铐上了枷锁，让原本应该代表活力和希望的他们陷入困顿。

2. 日本需要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回应正在变革的时代，抓住前后两代社会制度转轨的机会，让那些没有富裕家庭支撑的日本年轻人也能对更高风险的时代更有准备。

3. 在高度复杂化的社会，风险比以往更高。在“意外频发”的变革时代，我们都不应该选择保守，而是要敢于改变长期的惯性，才能适应未来，否则就容易陷入落后差距拉大却又不肯付出代价的恶性循环。在个人发展的层面上，首要的是接受风险，敢于直面失败的可能性，要公开地讨论失败，并为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