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终结》 于理解读

《爱的终结》| 于理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爱的终结》，出版于2023年10月。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她曾获得以色列最高科学成就奖、法国荣誉骑士奖章，还被德国《时代周刊》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2位思想家之一”。在今天这本《爱的终结》里，作者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爱了？

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们不爱了”这个问题？其实，无论是从身边的朋友，还是从反映时代特征的影视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人们逐渐开始从追求浪漫关系转向对自我的关注。无论是影视剧中对“大女主”的追捧、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恋爱脑”的排斥，还是居高不下的单身率和离婚率，我们都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似乎是一个“不爱了”的时代。人们草草地开始和结束一段段关系，又或者干脆拒绝走进浪漫关系，坚持独身主义。面对“不爱”这一状况，我们通常会把它看作一种个人问题，向心理学家寻求帮助。在心理咨询室里，能听到大量重复的主题，比如“为什么我很难建立或维持亲密关系？”“这段关系是在滋养我，还是在损耗我？”“我应不应该和他离婚？”但是作者指出，“不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它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的困惑、需求、欲望和焦虑，都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反映，亲密关系也是如此。在这本书里，作者就结合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深度剖析了现在我们“不爱”的本质。

拒绝、回避承诺和关系，其实是一种“选择不选”，也就是消极选择。这是一种有权利不参与某些关系的自由，比如单身的自由、离婚的自由、分手的自由，以及不爱的自由。人们经过了几百年各种追求自由的斗争，才有了消极选择这种新的选择形式。同时，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革新也让人们能够“选择不选”：避孕药让人们能更容易地发生关系而不用承担婚姻，也无须做出情感承诺。休闲娱乐的消费市场提供了大量见面的场所，互联网交友软件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潜在伴侣，无过错离婚也让人们能够更容易地退出婚姻。以上种种因素，都让“选择不选”成为可能。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因素之外，还有更隐蔽的文化和社会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和“情感自由”有着紧密的联系。简单来说，其实这本书讨论的就是情感自由和性自由对两性关系的影响。通过这本书，你能重新审视爱情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下亲密关系的本质。如果你正面临恋爱方面的苦恼的话，或许这本书也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今天，我们就借助《爱的终结》这本书，来聊聊我们到底为什么“不爱了”。我会按照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思路来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在人们成功地实现情感自由和性自由之后，我们的婚恋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变化又是如何导向“不爱”的。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

我们先来看看，在全世界范围内，近两百年来，人们的婚恋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中，恋爱、婚姻是一种正式的社会交往行为，要遵从一系列规范，比如男女双方要门当户对，正式结亲前女性要保持贞洁，结婚也要遵循说媒、提亲等一系列仪式顺序。这一系列规范都让这段亲密关系，还有这段关系的未来充满了确定性。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男男女女交往前要先向女方父母征求认可。并且在传统社会中，交往或者结亲的对象，往往来自共同的社会圈子，双方是知根知底的，因此在这段关系中，男女双方还要受到一层来自共同熟人的舆论的限制。在种种规范之下，男女之间的交往充满了确定性，彼此都知道交往、婚姻要遵循哪些仪式，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我在这段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应该要为对方做些什么。

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男女之间的交往规则开始逐渐转变，确定性开始逐渐崩溃。首先，人们开启了性革命，主张获得性自由，性脱离了宗教和传统观念的约束。性也和消费主义结合在了一起，牛仔裤、化妆品、杂志影像中的性感女郎，都营造出了新的性氛围和文化氛围。婚前性行为也变得正当了，在过去，代表着社会名声和价值的是贞操，然而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性反而成了地位和能力的象征，性感不再是坏的，而是好的。在性自由的环境中，男女之间的婚恋关系也变得自由了起来，人们可以自由地接触，自由地确立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男男女女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圈子，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因此也不会受到来自共同熟人的舆论压力。这种市场的形式约束和禁令比较少，人们的婚恋终于摆脱了重重枷锁的限制。

但事物总有其两面性，性自由和情感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情感市场中，人们反而越来越不愿意建立关系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不爱”，逃离关系，不愿意进入关系，或者频繁从一段关系跳到另一段，又或者离婚。为什么情感自由反而会导向这一结果呢？

在书中，作者给出了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我们知道，自由的反面是不确定性。人们的情感关系变得非常不稳定，其中任意一方都可能会随时退出这段关系。双方对这段关系的定义可能也不一样，一个人可能抱有很认真的态度，而另一方可能只是随便玩玩。作者的一个采访对象说：“我现在完全搞不清楚，关系中到底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也不知道他是真喜欢我，还是不喜欢。现在好像没有任何规则了，你真的很难知道，对方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也许他不打来电话是因为他很忙？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太腻歪？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什么都有可能。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过那种知道该怎么做、尽在掌控的感觉。”

由于我们如今的婚恋模式变得自由且不确定，缺乏规范和仪式，每个人就只能依靠自己苦苦摸索，揣摩对方的意图，这让进入一段关系变得特别复杂而疲惫，因此有的人会选择干脆一个人待着。此外，也有很多人选择开展各种形式的新关系。在美国，人们把这些新形式的关系称为“情境关系”，意译过来就是“恋人未满”。双方都说不清彼此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不考虑未来，不给对方承诺，不向外人展示，只是为了一时的欢愉存在。这其实是一种“非关系”，并不是一段真正的关系。

除了不确定性，人们选择“不爱”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维护自我价值。关于恋爱，我们常听到的一句劝诫是：“千万不要过于主动，不要显得很黏人，很缺爱。”往浅了看，这是怕自己“掉价”、没面子，往深了看，这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维护自我价值。在恋爱过程中，人们主要有两种心理，一个是评估对方，另一个就是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近几年来关于警惕恋爱中的“PUA”的讨论，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以防自我在恋爱中被贬低。书里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位父亲聊起了他的两个女儿，他说：“我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男朋友，她们俩告诉我的话是一样的：浪漫关系太复杂了。她们感觉约会这件事好像完全没什么规则，她们都希望对方采取主动，自己绝不会先踏出一步。可如果对方主动发来的消息在三条以上，他就出局了。一条消息很好，两条消息能忍，三条消息就说明对方很黏人、很缺爱，这是最可怕的性格。她们自己也是一团乱麻。她们太容易把男人的行为解读成权力的展示，她们极度警惕自己失去力量、被对方控制。但你也知道，她们又要等着对方迈出第一步，这就是矛盾之处了。”

还有一位叫拉斐尔的男士也表达了他的困扰。他说：“我刚和一个女孩分手，分手那天，我过得很糟糕，白天和老板大吵了一架。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和她聊天，但我可能表现得有些心不在焉。聊了一会儿后，我们挂了电话，过了半小时，她打回来了，说觉得我没有好好听她说话。我心里想的是：我们就约会过两次，我还和你说了我今天过得很糟糕，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可以来指责我不够认真听你说话？所以我在那一刻就说了分手。”在这个故事里，拉斐尔和这位女孩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女孩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男孩也是在抵御他感觉到的对自己自主性的威胁。于是，女孩对自我的肯定和男孩对自我价值的保护，就成为一场零和游戏，必须有个输赢。这也说明了，对自我价值感的威胁会导致人退出关系。在关系中，人们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想要依恋他人，这是一种固有的冲突。当这一冲突过于激烈时，人们就可能会退出关系。

德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其著作中指出，消费者要对某个公司的产品表达不满时，可以采用两种选项。第一个是退出，也就是不买它；第二个是呼吁，把不满表达出来。而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直接选择退出了。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会把呼吁看作对个人自主性和自我价值的一种威胁。一旦呼吁，就是在向对方表达对他的依赖和自己的脆弱。另一方面是，直接退出一般不会导致什么惩罚。这也是人们选择“不爱”的第三个原因：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关系，也可以自由地退出关系，而且没有惩罚机制。由于这一现象太过常见，以至于不少人刚恋爱的时候，就会提前预期分手的结局。特别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人们可以随时“玩消失”，不回消息、不接电话，甚至不给解释，就给这段关系画上句号了。正是因为分手太过常见，它已经影响了我们看待关系的方式。很多人似乎陷入了“恋爱—分手”的无限循环，寻找伴侣的时候，人们只考虑对方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能不能增强自己的个人认同。就像买衣服一样，你在现实中遇到了什么人，也能先“试一下”，然后把对方“放回架子上”，都不需要任何解释。线上交友软件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比如，在Tinder上，你喜欢一个人就“右滑”，不感兴趣就“左滑”，这要求人们做出快速的评估，并且几乎是完全依靠视觉的。这样的交友软件就像是对人的终极异化，你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幅图像，而像你这样的选择在软件上有成千上万个。如果商品丰富且触手可及，你就不会为某一件东西倾注太多情感。

虽然恋爱—分手变得如此常见，但我们很少想过反复分手和期望的落空会对自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一个人的安全感。同时，由于分手如此普遍，这也要求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忘记过去，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人，可以适应不安全感。伴侣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也要求人们有能力做短期投资，不会浪费太多时间，能快速计算一段关系的价值。

人们“不爱了”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信任的缺失。意大利社会学家迭戈·甘贝塔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信任不是审慎评估、理性思考的结果，信任就是愿意去承受可能的损失。但是由于我们上面说过的，情感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退出的随意性，以及人们的防御心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很难建立起来。我们觉得，建立一段关系是有风险的。在经济领域，我们创造了很多工具来降低市场风险，但在情感领域，我们没有任何保证稳定性的工具。于是，我们只能采取一系列情感策略，比如在回报看起来不确定的时候迅速撤资，比如当对方需求过高时就选择分手，始终警惕自己在情感和金钱上可能受到的任何损失。一旦察觉到危机感，人们就可能会先发制人地退出关系。有管理学者曾在一篇论文里把信任定义为“愿意把脆弱暴露给对方”，当自我愿意卸下防备时，信任水平会达到最高。但这件事是有难度的，毕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缺爱”“黏人”在当代的情感关系中并不受欢迎。

作者指出，信任的缺失，也导致了爱的两大文化特征的消亡。爱的两大文化特征，一个是叙事性，一个是理想化。叙事性看起来很抽象，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一段完整的，有过去、有未来的爱情故事。缺乏信任就让关系缺少未来，所以它摧毁了爱的叙事性。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那就是现在人们的爱情，和人们的职场路径变得很相似。在职场上，人们的职业观念从整体的、长远的“职业生涯”向一个接一个的“项目”转变，人们不再遵循特定的、一步接一步的传统路径。项目制要求人们身段灵活，能随时适应新变化、新项目。而感情似乎也变成了一系列项目、一系列体验，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内在机制。其实不仅仅是职业路径，可以说，婚恋关系的历史，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都很类似。如今，通过弹性工时、劳务外包等形式，企业对员工的承诺也越来越少。企业还能迅速更新迭代产品线，随时开除劳动力。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浪漫关系，不介入、不追求、不承诺，成为一种共同的趋势。

爱的第二个文化特征，是理想化。人们通常认为，一段浪漫关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幻想的，包括对另一半的幻想，对彼此的未来的幻想。但作者认为，恰恰相反，人要先在关系中有安全感，才能产生幻想。这样的幻想在关系中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帮助人们经受住冲突、失望对关系施加的考验。而由于缺乏信任，人们在关系中很难有安全感，这自然也让这种幻想难以形成了。

好，到这里，我们已经说完了人们“不爱了”的原因。在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谈谈“不爱”的最高表现——离婚。关于离婚，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一般是谁会离婚、为什么离婚、有什么后果，很少人把离婚当作一个不爱的过程研究过。

人们离婚的原因经历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人们报告的离婚原因更多是“客观原因”，比如酗酒；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离婚的理由变得越来越主观和抽象了，“渐行渐远”“对我越来越冷淡”“感觉不爱了”成了离婚的主要理由。在“2014年美国关系调查”中，受访者选择离婚的原因前五名是：出轨、配偶对需求不回应、厌倦了凑合的婚姻、配偶不成熟、情感虐待。前五名原因都和情感有关，这说明情感问题成为离婚的关键。

同时，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女性变成了离婚的主要发起方。年轻的单身女性似乎要比男性更渴望婚姻和承诺，然而，已婚女性对婚姻的满意度似乎比已婚男性更低。哪怕女性在离婚后再婚的概率更低，她们依然更可能会发起离婚，并且更有可能出于情感的原因发起离婚。女性更渴望进入婚姻，又更有可能发起离婚，乍一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其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女性更关注情感。在一项对一千多名成年男女的调查中，有80%的女性表示，和供养家庭的能力相比，她们更重视丈夫表达情感的能力。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情感上的亲密，是婚姻的首要目标，反过来，这也是她们发起离婚的主要原因。

在书里，作者还归纳了婚姻中“不爱”的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顿悟式的，就是在某个瞬间顿悟：我不爱TA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类是最不常见的，不过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这种类型倒是比较常见。比如电影《游客》，讲述的是发生雪崩时，丈夫不顾妻子和儿女独自逃命，由此造成了夫妻之间的裂痕。这一事件就是一个转折点，妻子对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新的认识。第二种类型是积累式的，微小的日常事件和冲突，一点点积累起来，直到出现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让人觉得“再也回不去了”。这种类型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第三种类型，是微创伤事件。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却成了一个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一道伤痕。作者的一位受访者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她说：“现在想想，我第一次觉得不再爱他的时刻，是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他却没办法带我去看急诊，因为他不想取消跟一个重要客户的约会。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发现我真的忘不掉这件事。每次他在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上没法陪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我会不断回想起当年的那件事。所以现在回头看，我其实一直没有原谅他，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信任他了。”

人们在婚姻中不爱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我们上面说过的自主和依恋之间的冲突，有不确定、不稳定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可能很难想到，那就是消费品位的分歧。乍一看这个原因似乎有点离谱，但在婚姻中，品位其实很重要。有时候，对家里一张桌子的不满，可能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争吵。一篇发表在《世界报》上的文章就曾讨论过，为什么宜家会造成伴侣之间的紧张和争吵。这是因为宜家提供了很多可以组合家具的机会，这鼓励消费者展现自己独特的品位。宜家的产品目录甚至会建议消费者买两张沙发，来满足夫妻二人不同的品位。上面写着：“一切问题都事关妥协。你喜欢软沙发，他喜欢硬沙发，不如一次带走两张沙发，从此就能享受和谐的幸福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我们的自我表达就是建立在消费品位之上的。无论是挑选家具、服饰这样的物质消费，还是选择书籍、电影、游戏这样的文化娱乐消费，都反映了一个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一个人的消费品位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可以培养新品位，精进自我。而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和伴侣在这方面分歧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感知到，彼此的情感和心理世界已经格格不入了。而这，就可能会成为分手或离婚的原因。

好了，以上就是我想和你分享的这本书里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聊了一个有点沉重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不爱了。“不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爱与性的领域里，我们已经从一种文化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文化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中，人们的行为受到明确的道德约束，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则和仪式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而在新的文化模式中，情感自由和自主带来了模糊的规则和难以预测的结果，行为失范也不一定会招致社会惩罚。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当人们感受到自己的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时，也可能会退出关系。分手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在开始时就预期结束，并采取风险计算、风险规避等策略，随时准备好结束关系。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以上种种原因都导向了“不爱”的结局。在这些内容之外，书里还讨论了一些其他内容，比如男女在自由恋爱中的处境有何不同，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把人的身体和性转化成商品的。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读读原书。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她并不是要呼唤人们重新回到家庭价值，也绝不是呼吁缩减人在情感关系上的自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爱”反映了社会文化对我们的两性关系造成的深远影响，而作为社会学家，她的任务就是向我们揭示出这样的影响。情感自由和性自由促成了不少积极的转变，比如在性领域，性自由让欲望不再必须被压抑、被禁止，也促成了两性上的平等。我们当然要情感自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由中那些更隐蔽的东西。作者说：“这种新的状况对性与亲密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还看不分明。与‘爱’相比，‘不爱’这个话题令人压抑。但它比‘爱’更能揭示影响我们心理生活的社会力量。我也在努力地思索这些力量的本质是什么。”也希望听完这本听书的你，能更深入地理解自由和亲密关系之间复杂的关系，看清自由是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研究了二十多年的消极关系，但是作者对于“爱”依然抱有积极的态度。作者说，爱能让人变得更完整、更充实。爱或许确实变得更不确定了，也更难了，但各种形式的爱，仍然是最有意义的社会关系。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要是你喜欢这本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在关系中，人们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想要依恋他人，这是一种固有的冲突。当这一冲突过于激烈时，人们就可能会退出关系。

2、而感情似乎也变成了一系列项目、一系列体验，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内在机制。

3、我们当然要情感自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由中那些更隐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