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雪山》 真真解读

《梅里雪山》| 真真解读

关于作者

小林尚礼，日本千叶县人，毕业于京都大学工学部。大学时代是京都大学山岳部的注册会员，曾遍览日本各地山川。1996年因梅里雪山登山计划的契机，开始志愿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家兼自由作家。现任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理事。

关于本书

1991年1月，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登山事故，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全部遇难。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山峰。事故发生后，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方搜索。搜索队伍中一位名叫小林尚礼的日本登山队员，更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为了让山难队友们的亡灵回到亲人身边，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就是小林尚礼多年艰辛搜寻的记录。

核心内容

第一，梅里雪山山难中遇难的中日联合登山队是怎么来的？

第二，本书作者小林尚礼为什么要花二十多年搜寻登山队员的遗体？

第三，梅里雪山山难如何改变了当地人和登山队员亲友的人生？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真真，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梅里雪山》。

1991年1月3日，在云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梅里雪山”登山事故：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共十七名队员，遭遇了雪崩，全部遇难。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征服的山峰，至今无人登顶。

事故发生后，中日双方对登山队员的遗体进行了搜索。因为天气可能引发进一步雪崩，官方的大规模搜索不得不结束。可是一位名叫小林尚礼的日本登山队员，为了让山难队友们的亡灵回到亲人身边，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

小林尚礼将他二十年来搜寻队友遗体的全部过程，写成非虚构文学，也就是我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在雪山上二十多年的搜寻中，小林尚礼从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气盛的外国登山者，变为一名头发花白的皮肤黝黑的神山守护者，他用不熟练的汉语和藏语，融入了藏民的生活，成了一位专注藏民文化的摄影师和作家。

接下来，我会从几个问题入手，为你讲述三十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山难，和它背后的故事：这支中日联合登山队是怎么来的？本书作者小林尚礼为什么要花二十多年搜寻登山队员的遗体？山难如何改变了当地人和登山队员亲友的人生？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次登山活动的缘由，为什么这次攀登队伍是一支由中日两国组成的登山队伍？

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在有计划地逐步对外开放，创造和其他国家的交流机会。对于自然景观丰富的云南，体育活动成了重要的交流途径之一，比如邀请国外优秀的体育团队，通过登山、漂流等体育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云南。有登山文化的日本积极回应，两国经过数年准备，1987 年，日本登山队向中国递交了攀登卡瓦格博峰的申请，88年取得了登山许可，中日双方共同组建了17人的中日友好登山队，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学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日方的成员主要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的学生，中方的成员则是中国登山协会和云南省登山协会的专业登山家，还有两位德钦县当地的搬运工。

小林说，这本是一桩好事，登山队的队员都对此非常兴奋。尤其是对日方来说，这是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准备了十八年的海外登山项目。京都大学登山队的实力很强，在日本大学中数一数二。有些京都大学登山队的成员毕业了，依然痴迷于和大学的朋友一起登山，于是组成了学士山岳会，毕业后继续结伴挑战各种高山。于是日方成员有四十五岁的井上治郎这样京都大学的研究员，也有三十多岁，已毕业多年的山岳会成员，还有二十一岁左右在校的登山队成员。

其实这支队伍并不是攀登梅里雪山的第一支队伍，早在1989年，京都大学山岳社就派出了学者和摄影师组成的先遣队，考察了登山路径。1990年12月4日，第二支登山队正式向梅里雪山出发，遭遇山难的正是这支队伍。

小林告诉我们，这支登山队从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

起初，登山队到达了山脚下的明永村。藏民和登山队的科学家们相处得很愉快，但当真的要攀爬山峰时，登山队遭遇了村民的强烈抗议。登山队启程前，当地藏民甚至封桥堵路，原本友好的村民拒绝帮登山队搬行李，拼死告诫登山者，不可以登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一开始淳朴的藏民们并不知道，登山队一直说的“梅里雪山”这个名字，指的就是神山阿尼卡瓦格博。

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是云南最高峰，也是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被誉为“雪山之神”。1957年，云南测绘队在制作大比例尺地图时，以军用地图为依据，将澜沧江西岸的怒山山脉均标为“梅里雪山”，把卡瓦格博也标为“梅里雪山”，这个实际上的错误叫法便相传至今。

一直以来，攀登“卡瓦格博”都会遭遇当地村民激烈反对。因为在藏民心中，神山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山脚下转山是很好的，但绝对不可以攀爬。藏族有一个传说：“当人类登顶卡瓦格博，神便会离他们而去。依靠着神生活的他们，便会有灾难降临。”如果有人攀登上神山，山下的人就会生病，遭遇自然灾害。

可是，登山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二十一年来梦寐以求的登顶目标近在咫尺，自然不肯就此放弃，于是执意登山，由中方的人和村长安抚村民情绪。

小林觉得，这是登山队代表的现代的登山文化，与村民坚持传统的神山文化产生了冲突。不止如此，登山过程中，两国队员之间的观点也产生了冲突。

小林在书中写道，15日，他们正打算在5100米高度建立三号营地，对营地的选址，双方在会议上出现了激烈分歧，日方要把帐篷设在更靠近山体的位置，而中方的副队长宋志义则认为在山体200米开外搭设帐篷更安全。如果实在相持不下，干脆中日两方分开扎营得了。争执僵持了两天，宋志义突然同意了日方的建议，把帐篷挪了过来。自此，全员遇难的关键，三号营地的位置确定了下来。

1990年12月21日，登山队带着日本寺庙的护身符和喇嘛们的祝福，正式朝顶峰出发。突击队5名队员到达海拔6470米的高度，距顶峰垂直距离仅240米。突然，气温骤降，暴雪来袭，日本队员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结果晚上风又停住了，月光照亮了下撤和登顶的路，登山队大难不死，又看清楚了最后的地形，回到三号营地休整的登山队，决定再次冲顶。

与此同时，登山队逼近峰顶的行为强烈冲击了藏民的信仰，成千上万的藏民甚至在飞来寺向卡瓦格博祈祷：“是时候施展神威了，将自大的登山者驱赶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

1990年12月29日开始，连续的暴雪将登山队困在三号营地，他们与大本营的联络时断时续。1月4日早上，天空突然放晴，但三号营地的位置被彻底掩埋，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至此，中日友好登山队的17位登山队员全部遇难。

山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没有幸存者，没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者说，能确定的是，三号营地的选址是遇难的关键，但由于雪崩规模非常大，宋志义的选址也不够安全。但三号营地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位置，而在于时机错了，如果中日双方没有花费两天争执选址，那么登山队完全有可能安全登顶并撤离。再加上在最后冲顶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又一次推迟了登顶计划，就这样，登山队在冥冥中，再次错过了最后的好天气。

同年3月，在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举办了一场集体追悼会，学校的报告厅的墙壁上悬挂了十七人的遗像，那是一场没有灵柩和遗体的葬礼。前来悼念的人很多，会场里挤进了足足一千五百人。人群里，有一个叫做小林尚礼的大三男生，小林尚礼也是京都大学登山队成员，因为回老家放弃了这次登山活动，也因而躲过这一劫。 

之前，作为山岳会的一员，小林和几位成员打算前往遇难同学的家中安抚他们的家人，他带上了笹仓的照片，希望能给笹仓的父母一些安慰。笹仓的母亲很平静，没有流泪，只是一直在说儿子的事情，小林写道，可能泪水已经流干了吧。笹仓的父亲回到家，跟小林说，来喝一杯吧。喝酒期间，笹仓的父亲大声笑谈儿子的事情，而小林难受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第二天，山岳会理事来到笹仓的父母家中，给出完整的报告，解释了停止救援的原委。笹仓的父亲非常正式地道了谢，关于儿子，他最后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二十一年，真是短暂的人生啊。” 小林这才流下泪水，原来笹仓是真的远去了。

追悼会上，望着朋友们在遗像上微笑着的年轻面庞，小林不停地想：“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梅里雪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如果不能理解笹仓和儿玉等人的死，今后我该如何活下去？该如何面对登山？”朋友的死，让小林一直无法释怀，也始终难以找到人生的目标。

1996年，小林参加了日本登山队对卡瓦格博的再一次挑战，他们来到队员的纪念碑前，长跪不起，立誓要完成勇士的遗愿。当然，这一路，也是在村民的劝阻中前进的。

登上雪山，走在当年的三号营地附近，队员中山茂树哽咽了，他原本是那场山难登山队的一员，想起十七位队友，他一边在雪地上用雪掌艰难地行走，一边问，“你们是在这下面吗？“这个地方这么冷，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啊？”随后，就像是真的有山神一样，当登山队抵达海拔6250米时，接到东京气象厅紧急预报，这里将有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来临，队员们紧急下撤，当大家撤回大本营时，天气却依然晴朗。

对于是否再次登顶，日方登山队长建议出于安全考虑，放弃登顶。对于这个决定，小林感到懊恼又失望，想起此行还是未能完成朋友的遗志，他说：“就是换掉队长，也得登顶！中山你来当队长吧。”中山和小林是最想登顶的成员，但此时中山也决定尊重队长的意见，放弃登山。小林恼怒不已，对中山大喊：“这个时候退缩，我会恨你一辈子！”所有人其实都知道，回到日本国内，舆论会是怎样的，对于放弃登顶的无数责难将会等着他们。

可是就在他们下山后，一场大雪崩彻底掩埋了所有基地，从倒伏的树木来看，那些树木都已生长了百年以上，也就是说，这场雪崩是一百年来最大的雪崩，小林他们与全队遇难的厄运擦肩而过。 不仅仅是小林这次的挑战失败了，从1987年到1996年，梅里雪山先后迎接过9次攀登探险，都失败了。其中有4次是中日联合攀登，有1次是日本单独攀登，有4次是美国队攀登。因为不想再造成伤亡，也不想再伤害当地人的感情，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攀登卡瓦格博神山。

作为比珠穆朗玛峰低2000米的山峰，为什么卡瓦格博这么难攀登呢？小林告诉我们，原因在于这里的特殊气候。卡瓦格博的冰川是最典型的海洋性冰川。其南北走向的山势与东西走向的孟加拉湾水汽相交，形成神秘莫测、瞬息万变的气候。前一秒风和日丽，瞬间便狂风暴雪、冰塌雪崩。传说中的卡瓦格博峰是九头十八臂的凶神，后被教化，统领边地，福荫雪域，身骑白马，手持长剑，威风凛凛。

山难的影响还波及了日本。因为山难，曾经全日本实力最强的登山队——京都大学登山队，山岳社逐渐没落了，人们对于遇难者的关心也渐渐消失了。

但就在山难发生七年后，1998年7月，一个令人震惊消息传到日本：雪山脚下明永村的村民，在冰川上发现了登山者的遗体。 收到消息，小林毫不犹豫参加了日方负责接回遗骸的收容队，马上前往卡瓦格博。

在冰川上，小林见到了队友们的遗物和遗体。小林说，虽然遗骸看似很小，好像只是灵魂蜕弃的空壳，但却出乎意料的沉重。7年间，登山队员的遗体在雪山上结冰、融化、再结冰……随着冰川的移动，又通过了高达千米的冰瀑到达冰川，已经变形残缺到难以辨认，10具遗体中只有5具能够根据衣物上的姓名标签确定出身份。

“你们终于回来了啊。”小林轻声对遗体说。一具遗体在胸口贴身的口袋里还放着女友的情书，一具遗体的姿势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努力要抓住什么，能感受到他对活下去的强烈执念。小林说，登山是为了感受生存，死亡当然不是出于本意。

山难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在遗物中，小林似乎找到了一些线索。发现的十六具遗体中，有十具遗体都被裹在睡袋中，应该是大家都打算睡觉的时候，发生了山难。而且在遗物中，有两位日本登山队员的日记本，他们的记录都停在十点半，那两本笔记本的那一页都夹着笔，甚至有一个起头的记号，本子的主人打算记些什么，可是就在那一刻，雪崩发生了，他甚至没来得及写下最后一行字。 

按理说，这次遗体搜寻，总该让小林放下了队友遇难的执念，放下这段回忆，继续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可是，小林为什么反而把这次旅程看做一个开始，继续花上20多年来寻找遗体呢？

读完全书，我认为是两件事情改变了小林的想法。

在大理把遇难者遗体进行火化后，一位日本遗属捧着骨灰盒喃喃自语道：“山难之后已经七年，今天终于真正了结了啊。”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小林。小林说，从那一刻起，他意识到了逝者遗体对活着的人的意义。笹仓父母等遗属的反应，极大地震动了小林，回到日本后，小林辞去了工作，决定以摄影为业，没有官方组织搜查队，他就独自一人继续搜寻其他队友的遗体。慰藉队友的家属，是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他意识到了登山队员的遗体可能会污染环境。

第二年，小林再次来到雪山山脚下的明永村，借住在明永村村长扎西的家里。每天清晨，扎西的老母亲都从村子中央的水渠打水回来，倒进厨房的缸里。村中央的水渠直引明永冰川的融水，水量丰富，即使在夏天也冰凉刺骨，这天赐的水源是村里人的骄傲。每次一想到水源被登山队员们的遗体和遗物污染了，小林都在心里感到一阵刺痛和羞愧。清理遗体，保证村民水源的安全和干净，也成为他坚持寻找遗体的重要原因。

随后，在明永村长达一年的驻扎中，小林和村支书扎西每隔一两周就要进山搜寻一次，这一轮的搜寻又发现了四位队员的遗体，尽管有些遗体只剩被裹在登山鞋里的足部骸骨。每年夏季，冰川持续融化，遗物陆续暴露在冰面上，大块遗骸不多，主要是碎布、塑料碎片。到2019年，小林一行人一共找到并确认了十六位队员的遗体，剩下尚未发现的只有队医清水久信一人。

小林的本意是搜寻遗体和遗物，但他还意外获得了一个学术发现。历史上，从未有过对梅里雪山明永冰川流速的正式测量，小林和扎西等人在进行搜寻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实测，通过遗体移动的距离和时间计算出，卡瓦格博的明永冰川的流速在每年 200 米至 500 米之间。根据当代冰川学者的研究，明永冰川的流速是喜马拉雅山脉上冰川流速的十倍左右，它很可能是全球山岳冰川中流速最快的一个。小林感慨说：“遇难的十七人中有冰雪和气象研究的专家。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让我们得知了这样一处冰川的存在。”

说完了遗体搜寻，我们再来看看小林尚礼是如何融入明永村的？山难又是如何改变了当地人和登山队员亲友的人生？

寻找十七位友人的遗体，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小林在这件事上几乎花去了他一生最好的时间，可以说，他是以一个奉献者的姿态去做这件事的。他应该获得尊敬。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始，雪山脚下的明永村村民完全不待见小林，他们常常以满含敌意的目光看着他。

因为在村民看来，小林代表的，是那群玷污神山后，遭受惩罚的外国人。村民无法忘记登山者对他们信仰的践踏。小林刚到明永村的时候，给他住的是四面漏风的废弃屋子。他无法一个人将沉重的遗体搬下山，就拜托村民们，村民们却是很厌恶的样子。他深知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可是小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想了解村民的想法，他想了解村民们为何信仰着这座神山。小林面临着如何才能获得村民信任的重大挑战。

一开始，小林的中文不好，他甚至无法表达他的善意。他和村长的交流只能用写字来实现。但出乎意料的是，村长扎西在纸上写下：“欢迎你来到我们村子，我正发愁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遗体。去年搜寻遗体时，你把营地的所有垃圾都清理干净才下山，我觉得可以信任你。你住在我家吧，我来保证你的安全。”小林感到了沉甸甸的信任，原来除了语言，还有其他东西能让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彼此理解。

村长和小林定下规矩，每搬运一具遗体，小林需要支付给明永村800元，扎西村长把这800元的去向规定得明明白白，每个参与搬运的村民获得100，剩下的钱平分给每一户。 100元在农村虽然不少，但在游人如织的明永村，这是个不划算的事。于是扎西村长用抽签的方式，让抽到的人家出人参与搬运，领取报酬。扎西这个举措安抚了村民，即便是对登山队和日本人有敌意的村民，也不会再在面上表现得不满，更重要的是，随着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搜寻工作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大家知道了，小林搜寻遗体也是为了保护村里的水源安全。

但是，小林依然对村民的信仰不够了解。一天搜寻完遗体，在坑坑洼洼的下山路上，小林问扎西：“关于攀登梅里雪山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此前，他从未敢和当地藏民提起这个话题。小林在书中提到，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刻扎西的神情，他驻足瞪视着小林，一字一句地说：“任你是谁，都绝对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就像亲人一样。如果踩你亲人的头，日本人也会生气吧？” 小林说：“我被扎西搏命般说出来的话击溃了，不由地退缩了一下。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了解得越多，对人与山之间的深刻联系感受得也就越多，我不断地思考我们一直在做的‘登山’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

小林开始认真观察着身边村民，他发现，明永村的清晨，是由村民的一声“呀拉索”，向梅里雪山的祈祷声中开始的。对雪山的信仰就是村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风雨无阻。2001年，卡瓦格博禁登了，但更多的人来到神山脚下的朝圣，为了能更好地认识藏民们心中的神山，小林分别在1999年、2000年和2003年和明永村的村民一起，完成了三次转山之旅。转山是一种盛行于西藏等地区的宗教活动，步行围着圣山转一圈或几圈，表示虔诚。村民们认为，一辈子若能转三次卡瓦格博是最吉祥的。前两次转山，小林都是为了自己，2003年，他决定以吊唁十七位逝去的友人为目的，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山巡礼。梅里雪山的转山路，一圈需要10天左右，吃住都在外面，危险又辛苦。三次转山后，小林对卡瓦格博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登山者时，小林只关注白雪覆盖的峰顶，而现在他的眼中还有雪山脚下宽广土地上的种种事物。既有生长着仙人掌的干热河谷，也有遍地高山植物的寒冷垭口，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学会了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这片土地。

理解了神山的小林，也渐渐被明永村村民接受了。在他刚刚在明永村常驻时，村民之间聊天时把他称作“那个外国人”。后来有一天，小林遇到了一帮小孩子，其中一个男孩看到小林之后惊呼：“他是外国人！”这时，周围的小孩们回答说：“他不是外国人，他是小林！”见到遗体都不曾哭泣的小林，却在得到孩子们认可的那一刻落下眼泪。每一年回到日本，小林都会把过去一年为村民拍的照片洗出来，等回到明永村后挨家挨户发放 ，很多村民童年唯一的照片，就是由小林拍摄的。可以说，小林是以他的谦虚诚恳，善良执着，数十年如一日地打动了所有人。

后来，小林也曾带领遗属，来到明永村，见一见那座带走他们亲人生命的雪山。队长井上的夫人，为了此行，辞掉了多年的工作。这一年，她已是接近70岁的高龄了，在丈夫遇难后，她继续着丈夫作为队长的立场和责任：别的遗属都急切盼望遗体早日找到，而她生怕自己丈夫的遗体先被找到。她甚至祈祷，“请让他最后一个出现吧。”

来到山脚下，仰望着壮美的卡瓦格博峰，队长夫人说，她明白了为什么她的丈夫最后要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冲顶了。小林感慨地说，经过岁月的冲刷，人们心中的冻土都得以不同程度的融化。

最后，小林在冰川上找到了一卷蚀锈斑驳的胶卷，正是他们的遗物。冲洗出来的照片中，有在山难地雪原上三号营地最后的全景，还有微笑着搬运行李的队员。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的影像。遥隔二十多年的时空，小林终于与友人们重逢了。朋友们在照片上依旧是年轻的二十一岁的面庞，而拿着注视着照片小林已经头发花白了。

在小林和扎西的商议下，2006年，对十七位登山队员的纪念碑在明永村落成，只使用汉字碑文，采用藏化风格。这座纪念碑至今仍被村民珍视和守护着。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当我们谈及“梅里雪山山难”，并不是指1991年孤立的山难这一事件。它只是一切的开始：随后两年的搜救，1996年的第三次攀登，1998年明永冰川涌现出的遗体，2001年禁止攀登，2010年开始成为户外胜地的村庄。小林讲述的，并不是山难本身，而是“登山文化与神山文化的冲突”“村民和外国人的关系”等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小林用二十多年一一记录、理解、抚平。

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正逢梅里雪山山难30年。这么多年里，小林仅在2011年没有到访明永村，原因是他做手术切除了10％的左肺。康复后，他马上又进入梅里雪山继续搜索，找到最后一名成员对他非常重要，小林说：“只要我还能动，我就想继续找。”

但在中文版出版的这一年，他的想法也开始改变了。根据测算，他认为最后一位队员的遗体大概率已经从冰川末端流入河水之中。他在后记中说，希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这样他可以再进一次梅里雪山，如果还是一无所获，也许，他将结束这场近三十年的搜索。

他用了二十多年和亡友进行一场漫长的告别，梅里雪山也融入了他的心灵，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回到日本后，小林在日本创立了“卡瓦格博研究会”，研究藏族及喜马拉雅地区的自然信仰。在他心中，死亡已不再是结束，在目睹了挚友们的遗骸，又体验过藏族人对生死轮回所抱有的认知和信仰后，他从一个蔑视信仰的年轻人，变成了敬畏自然的老人。他说，也许越过死亡，生命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存续，他希望自己成为那些永远留在梅里雪山的队友们意志的存续。

前往梅里雪山寻找十七具尸体，是一件面向过去的事情，但小林希望将它转变为连接未来、具有创造性的事情。为了表达对明永村的感激之情，村长扎西的女儿白玛次木在京都大学山岳社资助下去了日本读书，这位开朗乐观的藏族女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京都大学。毕业后，白玛次木和一位京都大学山岳社的同学结婚生子。

小林说，“十七人的遇难，原本是个悲伤的事件，却因为白玛次木一家人的存在，在日本和梅里雪山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得以长久相处，这是极为珍贵的。” 一座山改变了小林尚礼一个人的命运，也让更多人联结在一起。

在今天解读最后的最后，请允许我占用你的十秒时间，为你念一下中日友好登山队的十七位队员的名字，他们不幸的事故，是本书的故事的开始。相信善良的你一定能理解，登山是为了感受生存，死亡不是他们本意。

他们的名字是：井上治郎，佐佐木哲男，清水九信，近藤裕史，米谷佳晃，宗森行生，船原尚武，广濑显，儿玉裕介，笹仓俊一，工藤俊二，宋志义，孙维琦，李之云，王建华，斯那次里，林文生。

而那位用一生寻找这十七位队友遗体的人，叫做：小林尚礼。

划重点

1. 登山是为了感受生存，死亡不是他们本意。

2. “十七人的遇难，原本是个悲伤的事件，却因为白玛次木一家人的存在，在日本和梅里雪山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得以长久相处，这是极为珍贵的。” 一座山改变了小林尚礼一个人的命运，也让更多人联结在一起。

3.前往梅里雪山寻找十七具尸体，是一件面向过去的事情，但小林希望将它转变为连接未来、具有创造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