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 暗蓝解读
《日本新中产阶级》| 暗蓝解读
关于作者
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是哈佛的“中国先生”，同时也是一位深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继费正清之后担任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98年入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
关于本书
这是一部“民族志”，以日本新中产阶级为核心，全面描述了日本东京近郊一个叫 M 町的地方在五十年代末的生活现实，并以此论述了日本社会的现状，前瞻了其未来的走向。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主体研究耗时两年，而随后傅高义及其夫人又坚持继续对研究对象进行跟踪研究，并先后两次将本书再版，对“十年后”及“三十年后”该地的现实与未来进行阐释与展望，因而整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横跨了整整三十年。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与著名的《菊与刀》一起，成为美国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
核心内容
日本“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客观原因，是大公司所提供的“终身负责”与“稳定升迁”，既满足了当时人们谋求稳定的迫切需要，又向人们许诺了一个会“越来越好”的美好未来。“工薪族”的崛起，让学历、考试变得愈加重要，同时也冲击了旧有的家庭结构，大家族日渐式微，“核心家庭”取而代之，成为社会主流。而随着“工薪族”丈夫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妻子成为家庭中的核心，其自我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更关键的是，“工薪族”崛起，也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了一种复合型的价值观，解决了传统与进步之间的矛盾，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进步。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30万字，我会用大约25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中的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崛起的原因，他们的崛起给当时日本的家庭与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奠定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迅速腾飞的基础。
先讲一个有趣的真事儿，说有一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带队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听众里就有人向朱镕基提问，说，“你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呢？”朱镕基答道：“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你应该去问傅高义啊！”这话音刚落，下面就响起一阵笑声。朱镕基十分不解，忙问大家为什么笑，旁边有人提醒他：“提问的这位，就是傅高义本人啊！”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但也很有深意。这一问一答之间，其实反映了两个关键点。首先是关于傅高义这个人，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以中国与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研究方面，其成果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所以朱镕基才觉得他可能比中国人都要更清楚“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而另一方面，既然发问者就是傅高义本人，正是说明了对于这一问题，他仍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与热情，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对于现实的敏感与热心。
在美国，傅高义被认为是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十分精通的学者，是哈佛的“中国先生”，同时也一直是深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亚洲问题专家。他曾经担任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98年入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除了日本，他也曾对中国香港和广东进行过长时间的实地调查研究，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写过《邓小平时代》，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做了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描述。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日本第一》，不仅是美国在日本研究方面的经典，更成为一个“窗口”，让美国人，甚至是中国人，都得以从中窥探到日本崛起的秘密。
而今天要说的这本《日本新中产阶级》，则更像是傅高义在16年后出版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日本第一》的“前传”。《日本第一》以全面性的视角，综合论述了日本在八十年代的经济崛起，而《日本新中产阶级》则是借助于作者亲自进行的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腾飞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新中产阶级，即所谓工薪族的崛起。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它是傅高义在一次前往日本，耗时两年的田野调查之后整理而成的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这书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领域被称为“民族志写作”，也就是通过调查，讲述一个特定群体在一段时间内实际的生活状况，阐述研究者自己的见解。本书以新中产阶级为核心，全面描述了日本东京近郊一个叫M町的地方在五十年代末的生活现实。在日本，町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说的街道，或者小镇。作者用这个M町为例，论述了日本社会的现状，前瞻了其未来的走向。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与著名的《菊与刀》一起，成为美国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刚好构成了美国方面日本研究的两个方向：前者偏文化分析，后者则着眼于社会经济。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主体研究耗时两年，而随后傅高义及其夫人又坚持继续对研究对象进行跟踪研究，并先后两次将本书再版，对“十年后”及“三十年后”该地的现实与未来进行阐释与展望，因而整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横跨了整整三十年。
这本书的重点主要有三个：首先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如何取代独立小业主、地主群体这样的旧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然后是这一新兴群体成为社会主流后，对日本社会与家庭的固有模式造成了怎样的冲击与影响；最后则是这一群体的兴起，究竟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来说说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原因。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工薪族就职的企业规模更大、更加稳定，可以对员工终生负责；另一个则是凭借着资历和技能，员工可以获得自动升迁的机会；最后是工薪族这一身份，在忠诚与能力两方面对雇员提出了要求，而这个标准恰恰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谋而合。
工薪族这个概念，简单来看就是拿工资的人，但在日本，它有一个特指，主要指那些在公司或者政府机关这样的较大机构任职的白领人员。与它相对的，主要就是小企业里的雇员。尽管他们同样靠工资生活，但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他们的安全感与其说来自于小企业，倒不如说来自于雇主本人。这里面的稳定性就要差一些，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或者雇主方面出现什么变动，雇员的生活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而大公司的生活显然就要稳定一些。
在二战以前，日本社会就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就业结构，有人会选择去大企业或政府部门上班，另外一些人则在小企业里工作。但随着二战爆发，直到战败，小企业的经营大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成为一道分水岭，使得更多的人在就业观上倾向于稳定就业，使得工薪族的人数水涨船高。相比就职于传统企业的男性，年轻女孩更乐于选择或许工资较低，但工作稳定的工薪族作为自己的伴侣，甚至还出现了独立小业主督促孩子进入大公司就业这样的状况。这就是工薪族这一身份被当时日本人向往的第一个原因：就业环境更加稳定。
工薪族的另一大优势，就在于大公司的科层管理结构。这种科层管理结构有利于就职者获得自动升迁。就职者最初进入大公司，大都要从底层做起，工资也相对微薄，不过凭借年资和能力，必然会一步步获得升迁。年资这个因素往往在大公司的考评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就业者完全可以推算出自己在一定年限之后，理应在公司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只要不出现意外，这种升迁几乎是水到渠成的。而在传统的小企业里，由于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科层划分，其管理模式就更偏向于“家长制”，不存在稳定获得升迁的可能。一个人也许做一辈子，都还停留在同样的职位，拿着相同的工资。这样的就业状态，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也还算说得过去。可是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重建，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人们也自然希望能谋求到一份可以满足自我提升这个诉求的工作。
从这一点继续展开，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工薪族这样一个职业选择，不仅仅是在客观上给战后的日本人一个稳定、优越的生活保障，同样也在主观上给他们一种被认可的满足。而被认可的具体内容，又恰恰是日本人传统上很看重的两种东西，也就是忠诚和能力。
实际上，尽管这两种东西是传统的，但处于战后重建的日本人，此时对于传统是极度排斥的，因而无论是忠诚还是能力，它们较之以往仍有一些不同之处。先说忠诚，日本人的忠诚，在二战前往往是指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不容许有半点反对的声音。但这种忠诚无疑也是日本在二战中错误决策发生的原因之一。因而作为战后重建的代表，新中产阶级的忠诚，他们所忠诚的对象已经由上级变成了群体。在科层制结构下，大公司中的上下级，不再是“家长制”的命令与服从这样的关系，而成了一种合作，即互惠互利，共同创造价值，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分得令自己满意的一杯羹。
而在这样以创造共同价值为目的的环境下，能力也成了评判个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与以往的社会环境相比，尽管在大公司的升迁制度里，个人能力的影响力仍不及资历，但却是在群体里赢得尊重的关键。大公司里仍会有一些忠心耿耿，但能力不济的员工存在，公司方面为维持稳定，同时也表现公司方面对其忠诚的认可，还是会给他们提供升迁的渠道，但会在具体职位上做出考虑，比如安排他们去一些地位较高，但并没有实权的虚位上去，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司的竞争力。这样的“老人家”，也会渐渐被公司里的核心群体所排斥，而想要跻身到核心群体，就业者就必须要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赢得一份礼遇和尊重。
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关于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二战失利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根本性的。因为战争所导致的时局动荡，人们更希望谋求稳定，进而在稳定的基础上一步一步修复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大公司在客观上为就业者准备的两点体制性优势，即终身负责以及自动升迁，简直就是为战后的人们“量身定制”的；而在主观方面，传统上的基本价值观经历了被否定，到调整，直至再次适应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忠诚和能力，仍旧是评判一个人价值的关键，但人们所效忠以及展现能力的对象，已经由上级变成了群体。工薪族个人的价值乃至尊严，在这个群体中得以重新实现。
说完了新中产阶级崛起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它所带来的影响。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为了能够成为工薪族，学生需要拥有相应的学历，这就使得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了多数年轻人迈向成人社会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教育，或者说就是考试本身的意义越发重大；二是随着工薪族的崛起，日本的家庭形态也在发生改变，传统大家族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夫妇二人加上孩子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最后则是由于家庭中身为工薪族的丈夫，需要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工作的经营，使得妻子在家庭里的核心地位越发凸显，妻子的话语权也有所提升，从而为日后的女性解放埋下了伏笔。
先说教育。刚才我们谈到，由于工薪族满足了战后日本人在就业上主观与客观的需求，年轻人便纷纷将进入大公司看成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途径。而大公司在招聘时往往会青睐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因此考入名校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具有了鲤鱼跳龙门一般的意义。
一般来说，当时的日本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小就进入与名牌大学有合作关系的私立学校，这类学校往往被称为“扶梯学校”，因为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不需要通过残酷的竞争，就可以相对轻松地获得升入名校就读的资格。但这类学校往往学费昂贵，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另一种方式就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考试之路。我们中国学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考而不死是为神”，其实日本学生早在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面临这样的命运了。日本当时就有了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这样的概念，他们的大学招生不像中国，通过一次统一考试的分数来录取学生，而是由各学校自己组织招生考试。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学生如果报考了多所学校，就需要经历多次“高考”，其煎熬程度可想而知。
关于高考，咱们还流传着一句话，叫“考的是学生，也是家长”，这一点在日本也是适用的。由于日本家庭中，身为工薪族的孩子父亲工作压力很大，因此孩子的事务往往是由母亲全权负责。当时的日本，甚至还有专门给母亲们准备的“母亲课堂”，讲的不是“育儿经”，而是中小学知识，为的就是让母亲们可以在家里辅导孩子功课。由于升学考试直接与就业紧密相连，而大公司又代表着可能是当时社会唯一的锦绣前程，因此“一考定终身”的压力就陡然增加，而这压力不仅在于考生本身、考生母亲，甚至考生全家都要一起来承担压力。
考试压力如此之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在传统大家庭里，子孙满堂，即便一两个孩子考试失利，找不到工作也无关紧要，因为大家的安全感来自于大家庭本身。但随着工薪族的崛起，“家”的规模变小，一个孩子的成败，就可能具有决定整个家族未来走向的意义。但随着工薪族的崛起，原本的大家族又不可能不土崩瓦解。这是因为工薪族通过大公司所获得的安全感，已经超过了当时家族可以带给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大家庭的责任在此时甚至成为他们的负担，比如给老人养老，或者有人托付他们给小辈亲戚找个工作等等。
大家庭里，亲戚之间习惯于互帮互助，但是工薪族并不需要大家庭的提携，他们的帮助就成了单纯意义上的奉献。更何况，一个刚刚站稳脚跟的工薪族，在精力、财力和社会关系上都很有限，想要提供这样的帮助也是很吃力的。与此同时，工薪族自身的工作压力，又使他们很难继续与亲人保持往来。这就让他们渐渐脱离了大家庭，在城市中组织起了属于自己的核心家庭。个人的发展取代了家族的维系，成了“家”这个概念的根本。
而在这样的核心家庭当中，妻子所扮演的角色也较之以往更加重要，这也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在传统大家族里，一切都以家为核心，家的主导权也完全掌握在男性家长手中。但随着工薪族需要在工作场所付出更多，上班时要努力工作，下班后还要忙于应酬，维系公司内外的人脉网络，这就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家这个场所中时常缺席。这时核心家庭里，家这一部分的事务自然要由妻子来掌管，她们也拥有了更广泛的话语权。更有趣的是，由于家庭责任必然包括抚养孩子，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也必然十分亲密，核心家庭中母子同盟的现象也十分显著，这也会给家庭关系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制衡。比如母亲想要家里换购一台新车，就可以让孩子提出要求，然后自己在一旁帮腔。父亲也许会对母子二人的小伎俩有所察觉，但也没办法提出异议，只好默默答应。
到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总结。当工薪族成为社会主流之后，首先使得进入大公司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找工作的竞争。而作为应聘时的硬指标，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成了年轻人寒窗苦读的唯一目的，甚至要让全家人一起为之付出和努力，一考定终身的状况由此开始；另一方面，工薪族的崛起，让一部分人不再对传统家庭有所依赖，家的传统概念越发式微，新型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常见，并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对于核心家庭而言，它需要夫妇二人共同参与经营才能维持，而丈夫作为工薪族，需要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因此妻子在家里的核心地位就得到了确立。尽管女性仍需要为家庭而操劳奉献，但这种付出，已经从传统家庭里的命令，变成了核心家庭里的责任，女性也由此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为日后女性的解放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工薪族的崛起，其实很像是一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从它开始，整个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骨牌全部倒下时，所形成的画面，自然是日本社会经济的崛起。所以这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说说工薪族崛起与日本飞速发展的关系。这关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工薪族直接创造的价值，使得日本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二是工薪族稳定的工作状态，使得社会制度与社会信心得到了同步恢复；三是工薪族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得社会拥有了全新的价值观念。
先来看看工薪族所创造的价值。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工薪族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包括了两个方面，也就是忠诚和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而在大公司的环境下，大家养成了一种“大家做饼大家分”的习惯，也就是全体成员都对群体目标的服从，而群体目标的实现，最终将会使全体成员从中获益。有人开玩笑说，日本企业对每个员工的要求，就是能一起实现鱼和熊掌兼得这个目的，最后熊掌大家分，每个人也都有鱼吃。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日本企业才以其技术研发优势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想要做到这一点，道理说起来一点也不难，就是让每个人都对群体负责，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但这背后，是大公司努力给工薪族们营造的安全感，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也就是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
而同时，工薪族的稳定，所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可观的经济效益，还有意义深远的社会效益。二战失利，自然对日本的社会制度和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由大公司引导进行的战后重建，很快就为日本社会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工薪族的崛起，则是在个人层面，让更多人看到了美好未来的可能，而他们井然有序，并且愈加富裕而充实的生活，也成为新时期理想生活的标杆。光明未来近在咫尺，社会制度自然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工薪族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增强个人信心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社会信心的恢复，并且在随后的60年代，尤其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时达到了顶峰。
工薪族的崛起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在价值观念上的创造。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日本的战后恢复，离不开美国提供的援助，而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扶持，使得日本人一度处在十分矛盾的价值观念之下，也就是不肯丢弃，又无法继承的传统，与在当时代表着先进与开明的西方价值观的矛盾。但随着工薪族的实践，这一矛盾其实也迎刃而解，因为工薪族的成功，正意味着两种观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融合。工薪族作为一个群体，既拥有日本传统价值观念里的忠诚品质与集体观念，同时也从西方价值观念里汲取了追求卓越、效率至上等内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复合型价值观，引导其不断取得进步。
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总结。工薪族的崛起，在日本战后经济重建，直至腾飞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工薪族自身首先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力军，在实现自我意义的过程中创造了可观的价值；而他们的成功，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成为建设光明新生活的标杆与信心来源；最后，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了一种复合型的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进步。
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我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咱们分析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因为战败，日本人所面对的客观现实和主观上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在当时所产生的新趋势中自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到新中产阶级方面，他们崛起的客观原因，是大公司所提供的终身负责与稳定升迁这两方面内容，既满足了当时人们谋求稳定的迫切需要，又在稳定的状态下，向人们许诺了一个会越来越好的美好未来；而在主观上，工薪族在大公司下的工作，满足了传统价值观念中对忠诚和能力这两方面的要求，但人们又不必像战前一样，对自己的上级绝对忠诚，并且向他表现自己的能力。大公司里的工薪族，要忠于的是自己的集体，同样也需要在集体中展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是当时的人们主观上很乐意接受的。
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崛起，势必会对旧有的社会状态产生冲击。工薪族的崛起，首先让跻身大公司的机会变得十分宝贵，这进一步使得学历、考试变得愈加重要，一考定终身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工薪族的崛起，冲击了旧有的家庭结构，使大家族的观念日渐式微，核心家庭取而代之，成为社会主流；而核心家庭越发普遍，家庭成员的分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妻子在家庭中不再需要唯命是从，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随着工薪族丈夫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她的角色也就越发重要，甚至成为家庭中的核心，其自我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
第三点，我们分析了工薪族崛起，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工薪族在这一过程中身先士卒，在实现自我意义的过程中创造了可观的价值；而他们的成功，也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标杆，使得社会信心得到了恢复；最后，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了一种复合型的价值观，解决了传统与进步之间的矛盾，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进步。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日本经济通过战后重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达到顶峰，但此时已经进入了泡沫经济时期，并且随着泡沫破裂而迎来了大萧条。这一巨变，在工薪族崛起的过程中其实也已显出端倪。工薪族的工作目的，完全是求稳、求富裕，他们为此而不懈奋斗，而当稳定和富裕的目标已经实现，他们继续奋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另一方面，随着个人生活状况越来越好，社会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也越来越淡泊，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明显的个人主义，忠诚已不再是必须，因为人们不再需要抱团才能取暖，这势必也对企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最后，工薪族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使得家庭结构发生松动，女性就业的意愿越发强烈，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来自父亲方面权威的缺失，也使得孩子疏于管教，这些都对家庭稳定造成冲击，自然也给社会带来了影响。
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新中产阶级》对于现实的意义了。正如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故事里，傅高义向朱镕基提出的问题，“你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呢”，而他的这部作品，正是极好的素材，足以带来充分的启发。
撰稿：暗蓝 脑图：刘艳 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工薪族的职业选择，不仅在客观上给战后的日本人一个稳定、优越的生活保障，同样也在主观上给他们一种忠诚和能力被认可的满足。
2.工薪族在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中首先成为主力军，在实现自我中创造了可观价值；而他们的成功，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成为建设光明新生活的标杆与信心来源。
3.工薪族求稳、求富裕的工作目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一定程度导致八十年代的泡沫经济和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