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危机》 杨蕾解读
《新城市危机》｜杨蕾解读
关于作者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是美国著名学者，创意阶层理论的创始人、世界著名的创意经济学家。现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业与创意力教授、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所长。他曾入选全球城市规划权威网站Planetizen评出的“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城市思想家”、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评选的“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
关于本书
近年来，美国几个大都会地区都出现了一种现象：年轻、受过教育、富裕的人，从郊区豪宅重新回到了超级城市的市中心，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超级城市的繁荣，但也导致房价越来越高。穷人与中产阶层只能被迫离开，到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居住。于是，贫富差距、阶级分化不断扩大，这些都是美国新城市危机的具体表现。
核心内容
第一，作者写作本书时，美国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政治立场。
第二，当下的美国城市究竟面临哪些新危机？
第三，为什么会出现新城市危机？
第四，作者认为应该怎样应对新城市危机？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杨蕾。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新城市危机》。
这本书的作者是理查德·佛罗里达，他是美国一位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学者。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叫作新城市危机，同时呢，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美国现实的视角。佛罗里达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也就是说，他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对者，他的政治立场和他写作本书时的政治背景是了解新城市危机的知识背景。
他认为，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经济复苏的速度不理想，不管是穷人、弱势群体，还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群，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焦虑，其原因就是新城市危机。
比如，近年来，美国几个大城市群同时都出现了一种现象：年轻、受过教育、富裕的人，从郊区豪宅重新回到超级城市的市中心，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超级城市的繁荣，同时，也让房价越来越高。穷人与中产阶层只能被迫离开，到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居住。这样一来，贫富差距、阶级分化不断扩大，这些都是美国新城市危机的具体表现。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新城市危机？它的出现代表了什么？怎样应对新城市危机？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里，不仅回答了这些问题，还开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处方。
接下来，我会用4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作者写作本书时，美国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政治立场。
第二，当下的美国城市究竟面临哪些新危机？
第三，为什么会出现新城市危机？
第四，作者认为应该怎样应对新城市危机？
好，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写作本书时美国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政治立场。
让我们回到2016年初。那时，美国最受关注的大事就是美国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政党，都要在7月提名总统候选人。这场大选的一个关键背景是，美国民众对经济形势、国会、华尔街以及国际环境等多项议题都很不满。
当时的这些情况，在《谁能领美国走向未来——2016美国大选展望》这篇文章里介绍得很清楚，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副教授克雷柯夫，他整理了一些关于当时美国经济的报告，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那时美国的政治气氛。
美国中产阶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萎缩，贫困群体不断扩张且变得更加贫穷，而社会顶层“百分之一”人群却越来越富有。大部分美国人都充满了愤怒和沮丧。
我用一组与就业、工资、失业有关的数字，来帮你理解一下美国的中产阶级和贫困群体为什么不满。
首先在就业方面，根据白宫在2016年初公布的数字，2015年美国增加了270万个就业岗位，同比前一年，总共减少了4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还有很多岗位其实是低工资的服务业兼职。在工资方面，美国普通员工2015全年的工资，如果加上通货膨胀一起计算，居然是持平的，甚至按照2015年12月的统计，美国人每小时平均工资跟上年同期相比，居然不增反降。失业率方面，尽管2015年，美国的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是金融危机以来的低水平。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失业率的降低其实是劳动参与率明显降低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低，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就业市场不好于是就放弃寻找工作。一些分析师估计，在2015年12月大约有300万失业工人不在官方统计之内。
了解了这些糟糕的数据，你大概也能体会到一丝当时美国紧张的政治氛围，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一位民主党候选人的立场。他就是奥马利，他是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内初选的竞争者之一，也是马里兰州的前州长 。他是帮助我们理解佛罗里达教授观点的重要参考人物。
奥马利在很多关键议题上的立场，都比希拉里更坚定。对于收入不平等，他呼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社会安全福利；对于移民问题，奥马利支持给移民提供入籍途径，还要求扩大无证件移民可以享受的医疗服务。
当时，本书的作者佛罗里达教授一边写作本书，一边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大选。在民主党党内初选时，他协助奥马利起草了有关城市政策的呼吁，奥马利的竞选资金筹集活动也是在佛罗里达教授家里举办的。
显然，奥马利与佛罗里达教授在政治立场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非常重视城市问题。奥马利曾说过，美国的城市一直被忽视，如果他去竞选总统，就会把城市作为竞选的核心问题。2015年，接受美国NBC节目采访时，他说，“至少二十年来，人们还没有为美国城市制定议程。自从吉米·卡特总统以来，我们已经让城市自生自灭了。”
佛罗里达教授也在书里表达出来类似观点，他直接发问：“你上次看到（美国）国家领导人把城市或城市政策列为重要议程是什么时候？”事实上，上次与城市问题有关的严肃国家对话，已经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他提出，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却对它如此忽视，实在是令人忧心。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佛罗里达教授曾一度乐观地认为民主党会赢得大选，在他的想象中，民主党组建的新政府能够获得大城市市长的普遍支持，持续提供国家投资以实现更包容的新城市化。然而，等他快写完时，特朗普和共和党赢得了大选。他明白，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里，对于城市问题，特朗普政府不会有太多作为了，比如，美国国家财政对城市的投资将会十分有限，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也将更少。而且，这些投资也无法解决城市的实际问题，比如，特朗普政府承诺要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但优先级最高的很可能是将人们分散开来的公路和桥梁，而不是能将人们聚集的公共交通。
尽管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没有意愿去解决城市问题，美国民众急需的经济适用房和交通系统难以建成，社会经济阶层的分化还在不断加固。但佛罗里达教授仍然保持乐观，因为他相信，城市化仍然是帮助人们认识并解决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工具。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佛罗里达教授是怎么看待城市化和新城市危机的。新城市危机这个说法，是相对于过去的城市危机而来的。
如果一个现代人回到1975年的纽约，他会发现，到处都能看到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街上，地铁车厢内画满涂鸦。那时的纽约市政府居然正在破产的边缘挣扎，有100多万户家庭不得不依靠社会援助。那时候，城市里的普遍景象是：居民住宅区逐渐衰落，暴力犯罪事件却一路攀升，毒品泛滥、青少年怀孕这样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城市的经济陷入了衰退、税收不断减少。
这就是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不少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城市危机。因为去工业化，城市里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大批白人从种族混合的老城区搬到了种族比较单一的城市郊区。城市渐渐丧失了经济职能，城中心被逐步掏空。“甜甜圈中间的洞”这个词，就被城市专家用来形容当时的这种现象。
你可能会觉得，旧城市危机带来的麻烦真不少，但是跟旧城市危机相比，新城市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按照佛罗里达教授的说法，发生在21世纪的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还是郊区的危机、城市化本身的危机以及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书里刚看到这个说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夸大了？看完新城市危机的几个主要表现以后，我才明白，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新城市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赢者通吃城市化”。也就是说，赢家获取全部，输家一无所有。少数超级城市就像超级明星一样，很轻松就能赚到很多钱，它们跟其他城市的经济差距日益增大。哪些城市是超级城市呢？这里面有老牌明星城市纽约、伦敦、洛杉矶等，也包括新的高科技中心，比如旧金山湾区、波士顿、西雅图等。
超级城市的创新实力很强，还拥有全球最大份额的资本和投资。举个例子，全世界的高科技风险投资，有一半都投给了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等6个城市。能在超级城市生存的公司，也都是业界顶尖的，于是，超级城市就变成野心家和顶尖人才的必然选择。你看，赢者通吃城市化给城市之间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
既然超级城市拥有这么多优势，那它肯定会一直繁荣下去吧。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新城市危机的另一个表现：超级城市的成功也给自身带来了危机。因为成功的光环只能笼罩少数几个区域，超级城市自身也成为赢者通吃城市化的受害者，分裂成少数高端社区和大量欠发达地区。
城市的聚合效应，不仅把企业和行业聚集在一起，还聚合了专业人才和野心家。这种效应一方面驱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资源过度聚集也让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竞争变得愈加激烈，房价开始飙升。
全球的超级富豪们都把钱投资到这些美国超级城市的高端住宅，房价不断上涨，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带来了焦虑和压力。原本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人发现，自己的钱都被高房价“吃掉”了；向往城市文化繁荣的音乐家、艺术家和创意人才，因为付不起昂贵房租被“挤”出去了；而蓝领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穷人则被赶出超级城市了。这么多人都被挤出去，城市的正常经济运转也就难以为继。
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都在扩大，这是美国新城市危机的又一个表现。用佛罗里达的话说，过去，美国用居住地划分社会阶层的规律是“穷城市，富郊区”，就是穷人住在城市，富人在郊区生活。但是，从1970年到2012年，中产阶级在整体占到的比例从65％下降到40％，同时，富裕和贫穷社区的份额大幅增长。现在，美国更常见的情况是，不管是城市还是郊区，小片的富人社区和大片的贫困社区都交织在一起。
以上，就是美国新城市危机的3个主要表现，分别是赢者通吃城市化，超级城市的成功背后的自身危机，还有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扩大。
刚才我提到，美国的城市分化成了小片的富人社区和大片的贫困社区。在作者看来，这种分化反映出了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现象：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分化。理解了核心现象的原因，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新城市危机。这部分内容涉及一些数据，为了更好地向你讲述，我会用两个城市的例子来说明，它们就是位于美国硅谷核心区的圣何塞和帕洛奥多（Palo Alto）。
我们以圣何塞为起点，看看是什么导致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圣何塞最出名的景点就是硅谷，这里是多家科技公司的总部，比如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同时，这里也是全美工资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方。根据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的数据，全美工资最高的前10%人群的工资，大约是最低的10%人群工资的5倍。而在圣何塞，这个数字超过了7倍。
作者分析后发现，工资不平等主要由那些能够提高高收入群体工资的因素导致的，比如技术进步，把劳动力分化成了高薪知识工作者和低薪的服务业从业者。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赢者通吃现象，高薪知识工作者拿走了最多的收入。
除了工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也是一个观察视角，它能够反映出社会金字塔底部人群的经济困境。收入不平等里的“收入”包含租金收入和资本收入，从这个视角出发，就会发现：美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2007年，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占有全美23.5%的收入，这是自1928年以来的最高值。到了2013年，这个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的人群收入的25倍。在超级城市，收入差距会更大。比如，在纽约，前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他人的40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经济不平等呢？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作者说，是经济秩序顶层的赢者通吃和底层的长期贫困，共同造成了经济不平等。不平等可以说是佛罗里达教授观察到的美国城市经济的根本特征。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着不断加深的不平等，不过，一个城市的面积越大、人口越多、知识和科技的密集程度越高，就会越不平等。
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分化，让美国的顶层人群不断累积自身优势，弱势群体的境况越来越无助，两个群体逐渐被分隔在独立的区域，进而产生了比经济不平等更隐秘、更严重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收入、教育和阶层隔离。有一位美国记者毕晓普曾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分层”。现在，大分层现象更严重了，在美国，经济不平等就相当于空间不平等，书里给出了一个数字，从1970到2012年，住在全都是富人或全都是穷人的社区的美国家庭占比从15%上升到了34%，富人和穷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间，空间隔离加深了。
我们以帕洛奥多这个城市为例，看看大分层现象有多严重。帕洛奥多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就住在这里。它的东边有个城市叫作东帕洛奥多，离帕洛奥多只有一条小溪之隔。但是，这两个城市不仅房价有天地之别，治安状况也不一样。房价高的帕洛奥多，治安状况非常好，打电话找警察5分钟就到了；在房价低的东帕洛奥多，经常发生有组织的犯罪、杀人和枪击，出了事找警察，警察25分钟才来。两个城市的教育资源也不一样，帕洛奥多房价高，物业税也高，因此给学校的资金也多。尽管只有一条小溪的距离，东帕洛奥多的教育情况，就完全相反。如果你对这个例子感兴趣，可以去听听罗辑思维第185期节目《即将到来的阶层社会》。
说回主题，为什么大分层会加剧？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如果按照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把人口分类，就会发现，过去的美国社会是一个纺锤形，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减少了，这个形状就变成了金字塔形，上面小下面大。可以说，在美国，这十几年下来，中产阶级消亡的趋势很普遍，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4年，美国229个城市里，有203个都经历了中产阶级人口的收缩。
经济隔离越来越严重的驱动力是优势群体的聚集，尤其是富人的聚集。你看，富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对自己的居住地也有最大的选择权，他们选择了最好的地段，其他更弱势的阶层就只能挤到被他们挑剩下的地方。
作者指出，如果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隔离结合在一起，就会强化富人的优势，加剧底层人群的劣势，带来机会不平等，这种机会不平等还会在代与代之间被强化，“阶级和居住地两者互相强化的过程不仅发生在此刻，还在世世代代间不断持续”。
好，以上就是第三部分。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现象是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分化。造成了经济不平等是经济秩序顶层的赢者通吃和底层的长期贫困；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导致大分层加剧，优势群体的聚集让经济隔离越来越严重。
最后来说说，佛罗里达教授对如何应对新城市危机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曾经有过一个更加彻底的改造方案，比如，成立一个城市委员会，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一样，给总统提供有关城市政策的建议。但是特朗普的当选，打破了他原来的计划。因为他认为，特朗普政府不会增加公共交通、廉价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只会继续削减。即便如此，作者仍然相信人们能够做出改变。
他提出，既然城市的聚合效应引发了新城市危机，那么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作者在书中讨论了7个与城市化有关的关键方面，并给出了建议。每个方面的讨论和建议，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小问题和相应的作者最佳回答。我从中挑选了两个问题为你详细展开。
第一个小问题是，怎样把城市的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不是阻力？我们知道，聚集力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但是，一个地方聚集的人才和企业越多，土地就越贵，房价也就越高，最后必然会导致有人被挤出。
有人会说，土地变贵了，多开发新土地不就行了。可用的土地固然有很多，但是，城市中被高度开发的土地，一直以来都十分有限，想开发出这样的土地，投入也非常巨大。对此，作者的建议是，人们可以提高土地开发的密度和效率。他认为，要想实现更密集和更聚集化的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对房产税的依赖，用地产价值税来取而代之。
房产税我们都知道，是以土地及上面的建筑物作为征税对象，而地产价值税呢，是以土地本身的基础价值作为征税对象。按照地产价值税制度收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城市里的地面停车场，可能就会被征收特别高的税，因为它的土地开发程度很低，以此类推，公寓楼的税率可能会比较低，高一些的公寓楼的税率更低。佛罗里达教授认为，这种制度能够鼓励美国的不动产持有者最大化地利用土地，从而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
第二个小问题是，什么样的投资基础设施才能提高城市密度、促进发展？特朗普一直在呼吁，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经济发展，还在2018年发布了“1.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但在佛罗里达教授看来，投资修建更多道路和桥梁，其实无法提高城市的密度和聚集度。因为，散漫扩张的社区对能源的利用效率很低；开车长距离通勤，不仅有金钱和时间上的成本，还会影响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佛罗里达教授认为，现今，向外扩张已经无法保证美国城市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了，他提出，要重振美国经济就要实现城市和郊区的密集发展，比如把基建投资转移到能够聚集人与经济活动的公共交通。
到这里，《新城市危机》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下面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这本书的作者佛罗里达教授，支持民主党，不同意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的举措。本书写作过程中美国的政治背景以及作者的政治立场，是了解新城市危机的知识背景。
第二，在佛罗里达教授看来，美国的新城市危机有3个主要表现，分别是赢者通吃城市化，它给城市之间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超级城市的成功也给自身带来了危机；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都在扩大。
第三，美国新城市危机的核心现象是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分化。造成了经济不平等是经济秩序顶层的赢者通吃和底层的长期贫困；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导致大分层加剧，优势群体的聚集让经济隔离越来越严重。
第四，对于新城市危机，作者认为，既然城市的聚合效应引发了新城市危机，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城市。要想恢复经济繁荣，就必须让美国的城市化更加全面、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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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讲述：杨蕾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