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凉山兄弟》 慕愁空解读
《我的凉山兄弟》| 慕愁空解读
关于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叫刘绍华，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人类学家。从2002年到2009年，她在凉山的利姆乡做了20个月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她跟调查对象成了很好的朋友，她亲切地称他们为“我的凉山兄弟”，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关于本书
本书认为，凉山诺苏人（当地彝族自称诺苏人）的艾滋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解放后，诺苏人从部落社会进入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而改革开放后，诺苏人又被卷入全球化浪潮，走出凉山的流动青年带回了海洛因和艾滋。毒品与艾滋，在本质上是现代性在边缘地区投下的阴影。民间组织的戒毒运动最终失败了，地方政府和英国组织合作的艾滋项目，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本书认为，执行者对地方文化缺乏理解是重要原因。
核心内容
毒品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当地人是如何应对毒品危机的？国家对凉山艾滋问题的介入，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大约21万字，我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主要内容：凉山地区毒品和艾滋问题的发生机制。
凉山不是一座山，它的全名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西南，和云南接壤。凉山占地约6万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400万。凉山的彝族自称诺苏人，他们占了凉山人口的44%，主要住在高山地区。
2001年，政府调查凉山的艾滋感染情况时发现，诺苏人的艾滋感染率高得惊人，诺苏人只占四川总人口的3%不到，而诺苏艾滋感染者却占了全省发现者的近60%。感染人口中，最多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最主要的感染方式是注射吸毒。因此，这本书以“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作为副标题，概括了作者主要研究的三个维度。这本书认为：凉山诺苏人的艾滋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解放后，诺苏人从部落社会进入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而改革开放后，诺苏人又被卷入全球化浪潮，走出凉山的流动青年带回了海洛因和艾滋。毒品与艾滋，在本质上是现代性在边缘地区投下的阴影。民间组织的戒毒运动最终失败了，地方政府和英国组织合作的艾滋项目，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本书认为，根源在于执行者对地方文化缺乏理解。
这本书的作者叫刘绍华，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人类学家，这本书是她的研究著作，类型是“医疗民族志”。民族志是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和描述，所谓医疗民族志，就是从医疗角度，来探究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从2002年到2009年，刘绍华博士在凉山的利姆乡做了20个月的田野调查。不过利姆是化名，这是人类学调查的基本伦理。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她跟诺苏人共同生活，甚至学会了一些诺苏话，跟她的调查对象成了很好的朋友，她亲切地称他们为“我的凉山兄弟”，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这本书主要讲了三个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是，毒品与现代性的关系，侧重的是流动青年，解读海洛因和艾滋进入凉山的深层原因；第二个重点是，当地人是如何应对毒品危机的，侧重的是戒毒；第三个重点是，国家对凉山艾滋问题的介入，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侧重的当然就是艾滋了。
先来看看毒品与现代性的关系。刘绍华博士认为，凉山诺苏青年沾染毒品，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尝试。这里要说明一下，刘绍华博士所认为的现代性和我们平时所认知的现代性有所区别，她所说的现代性，指的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治理计划。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凉山诺苏地区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现代性转型。
第一次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诺苏人从部落社会进入了集体公社。在那之前，诺苏人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部落状态，而且有抓汉人当奴隶的做法，和汉族关系紧张，总体比较封闭。他们的习俗也和汉族有很大的区别。诺苏社会中最大的权力机构是家支，相当于汉人的宗族。亲属关系可以说是诺苏人的立身之本，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围绕亲属关系展开。每个孩子从小背诵族谱，甚至能背出二三十代前的老祖宗的名字。诺苏人还有自己的宗教，他们的祭司叫做毕摩，巫师叫做苏尼。有传染病疫情的时候，毕摩和苏尼会去举行仪式驱鬼。
开始民主改革后，诺苏人的传统习俗被斥责为落后，宗教仪式也成了封建迷信，就连他们自己，也会把请毕摩举行仪式说成“干迷信”，不过，干迷信这三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外来语，他们说的时候不带贬义色彩。总的来说这次转型，冲击的主要是传统习俗，诺苏人的家支活动和宗教仪式都转入了地下。
接下来是第二次转型，也就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处于偏远地区的凉山，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诺苏社会是个农业社会，主要靠种稻和养羊来生活。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在短期内提高了效率，但土地有限，人口却越来越多，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导致诺苏人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为了解决诺苏人的贫困问题，政府采取了两种方案。一个是建立定期集市。集市让诺苏人培养起了商业意识，也成了他们重要的现代性经验。刘绍华做田野调查的利姆乡，在80年代中期建立了集市。大多数凉山深处的诺苏居民，在这之前几乎从来没做过买卖，在赶集的过程中，他们才熟悉了货币，知道了钱的好处。这样的市场经济，直接冲击他们本来最重视的亲属关系。另一方面，集市里各种各样的商品，也让诺苏人见识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让他们开始向往离开凉山。
政府采取的另一个方案是建设地方产业。比如说利姆的水泥厂，就是县里最赚钱的产业。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的工资在450到600元之间，这是2005年的数据。当地人想去上班还得贿赂村干部，而且工资的13%要交给村委会、县政府和领班，尽管如此，这个收入还是比务农高得多，而且稳定。水泥厂所在的村，算是利姆乡当中比较富裕的，村里的年轻人有了点钱，就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对新鲜事物感到好奇。因此，他们成了第一批走出凉山的人，也从此陷入与海洛因的纠缠。
走出凉山，去大城市闯荡，在某种程度上，是诺苏青年的成人礼。他们觉得，待在老家算没本事，要出去闯一闯，带点新鲜玩意儿回来，才算是男子汉。由于汉语水平较低，诺苏青年在外面大多是在建筑工地打工，或者跟着同乡靠偷窃谋生，被抓起来坐牢也是常事。但他们回凉山后，和村民们讲讲外界的见闻，也能为他们赢得崇拜。因此，就算交通不便，诺苏青年们也乐此不疲地出去探索新世界。
在外闯荡的过程中，诺苏青年们接触到了海洛因。在诺苏语中，海洛因和鸦片是一个词。20世纪上半叶，凉山是一个鸦片种植区，在四五十年代，鸦片很流行，只有富裕的统治阶层才吸得起。吸食鸦片，是件有面子的事。一位吸过鸦片的老人还说，抽了大烟，身体很好。可见，诺苏人不认为鸦片有害处。因此，海洛因也被看作时髦奢侈品，诺苏青年们一开始吸毒，都是为了尝新鲜和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没钱吸毒的青年还会被看不起。
流动青年把海洛因带进凉山后，它更是成了诺苏人招待客人的好东西。毒品在凉山迅速蔓延，利姆某村的村干部估计，在1995年，该村一个社的78户人家中，只有3户无人吸毒或贩毒。
90年代，贩毒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根据村民的介绍，利姆的很多房子都是靠贩毒的钱赚来的。当然，更多人是因为自己想吸毒，因而靠贩毒来赚钱。毒贩子大多是女性，她们接触毒品的方式和男性不同，不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是因为自己的伴侣吸毒，不得不参与贩毒。由于政府打击贩毒，这种毒品经济没有持续多久，更大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也就是艾滋病。
吸毒需要花钱，手头紧张的时候，吸毒者就从吸食改成了注射，因为达到相同的效果，静脉注射只需要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量。第一次注射时往往不熟练，需要别人的指导，再加上共用针头，艾滋病毒就这样传开了。1995年，查出了诺苏吸毒者当中的首例艾滋病毒感染。之后，利姆就成了艾滋重灾区，2000年初步筛查时，1000人当中查出了96个阳性感染者。
作者认为，毒品和艾滋在凉山的流行，是现代性与传统诺苏社会碰撞的结果。对凉山的诺苏青年来说，毒品是现代性的象征，他们为了尝新鲜，染上了毒品，也带来了艾滋。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毒品与现代性的关系，了解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地人是如何应对毒品危机的。
从1994年到2006年，凉山的诺苏人组织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这时，由于毒品带来的众多问题，吸毒者不再被看作是赶时髦的小年轻，而成了不良青年。禁毒运动的主力军，就是诺苏宗族，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家支。
利姆乡，也就是作者刘绍华进行田野调查的地方，在80年代初重启家支会议。前面说过，1956年后，诺苏的家支活动就停摆了。现在又把整个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开会，目的是促进亲族团结，解决矛盾。最大的矛盾就是毒品，因此，到90年代中期以后，家支活动都是为了禁毒而开展的。
最成功的例子是勒伍木牛组织的家支戒毒。他采取的方法相当铁腕，把吸毒者和贩毒者的手脚捆起来，不服从就殴打。此外，还实行连坐，5户家庭一组，如果有一户人家涉毒，组内的其他家庭也会跟着受罚。罚款500或1000元。一年后，成效显著，这个经验推广到全村，村干部和家支头人负责监督，还设立了巡逻队来逮捕吸毒者和毒贩。违规的青年会被关起来，铐上手铐，勒伍木牛会提供食物和止痛药，帮助他们戒毒。村里的不少吸毒者戒掉了海洛因，但也有人跑到其他地方继续吸毒。
因为禁毒的功劳，勒伍木牛一路高升，当上了利姆的副乡长，专门负责戒毒。利姆乡的其他村子，也纷纷效仿勒伍木牛，开展了禁毒运动。在禁毒运动中，很多传统仪式也复苏了。有些村庄开禁毒大会的时候，还会请毕摩来主持仪式，把现杀的鸡血掺在酒里，让发誓戒毒的人喝下去，这是诺苏人最严重的毒誓，如果喝了鸡血还吸毒，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我们可以看出，凉山诺苏人应对毒品危机，靠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也就是家支和宗教。可是，虽然禁毒运动起初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里看出，地方力量和传统文化不足以解决像毒品这样的现代问题。
2001年，利姆乡和临近的一个乡合作，成立了联乡民间禁毒协会，由勒伍木牛担任荣誉副主席。这是一个纯草根的戒毒组织，相当于家支戒毒的增强版，做法类似，只是把范围扩大到了两个乡，核心还是依靠亲族关系。它的运转资金来自罚款，罚来的钱呢，也只是作为巡逻队的交通费和餐费。
联乡民间禁毒协会一开始效果不错，还被当作典型得到了表扬。但是时间长了，它作为一个民间机构，有点两头不讨好。最麻烦的是钱的问题。连坐罚款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最后只好取消了。但就是针对吸毒者个人的罚款，也有老百姓觉得太多。像前面说的，在水泥厂的工资一月才500左右，这个罚金对当地人来说是很高的。而且啊，还有很多人怀疑巡逻队拿钱去喝酒吃肉了。可是，巡逻队也是有苦说不出，政府不给禁毒协会拨款，巡逻队队员基本上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干了活还要挨骂，最后也是态度消极。
而警方呢，和禁毒协会有点竞争关系。因为禁毒协会靠的是亲族关系，消息灵通，抓到的吸毒者多，很多父母也会把吸毒的孩子送过去。这么一来，警方的成就远远比不上禁毒协会。上级政府越是表扬禁毒协会，禁毒协会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就越紧张。最后，由于警方和禁毒协会的冲突，发起人勒伍木牛也不怎么参与协会的事务了，失去官方靠山后，禁毒协会名存实亡。
从结果上说，禁毒协会的成就并不是很高。最成功的例子是勒伍木牛他们村，但同样的方法用到别的村，情况就不一样了。勒伍木牛他们村里，基本上就一个家支，村民都是亲戚，管起来方便。别的村家支多，凝聚力没那么强，也没有勒伍木牛那样的厉害角色，自然管不住吸毒者。
这也体现出，诺苏家支对年轻人的控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很多年轻人表示，虽然家支很重要，但戒毒这件事，还是要看自己想不想戒。有的人喝了鸡血就非常坚定，成功戒了毒。但意志不坚定的吸毒者，会跑到自己的家支控制不到的地方去吸。所以，刘绍华博士总结说，民间禁毒运动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地方传统对抗不了现代危机，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传统的亲族约束力下降。
上面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当地人是如何应对毒品危机的，也就是通过宗族力量和传统宗教，组织民间戒毒运动，而运动的失败说明了地方传统应对不了毒品这样的现代危机，也说明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下面，我们来说说最后一个重点：国家对凉山艾滋问题的介入，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由于凉山艾滋问题的严重性，国家开始参与到调查和防治中来。1998年到2000年，凉山州政府和“无国界医生组织”进行了合作，这是第一阶段。2000年12月，英国政府资助的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正式开展。下面简称中英项目。
中英项目是当地，甚至整个四川省最重要的艾滋介入计划。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艾滋病的扩散，并提升防治能力。然而开展五年后，凉山的艾滋疫情却没有好转。作者把项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执行上出现了问题，二是执行者不了解当地文化。中英项目的计划是很好的，但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负责执行中英项目的主要是基层工作人员，包括乡干部和乡卫生人员。他们经常抱怨，上面派下来的任务根本做不到。外面的人不知道凉山有多穷，更不知道凉山的医疗水平有多差。
贫困问题前面说过了，所以我们就聊一下凉山的医疗水平。诺苏人看病，很大一部分是靠前面说过的毕摩和苏尼，吃点草药，搞驱鬼仪式。真正的现代诊所，直到1947年，才由一名英国传教士开设。传教士走了后，进来一批汉族医师，还培养了一批卫生工作人员。再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凉山当地训练了不少赤脚医生。70年代末，凉山的医疗条件还算可以，医院里有X光机和牙科器材。但是改革开放后，知青们陆续返乡，医院里的器械也没人会用了。剩下的赤脚医生水平很差，当地人调侃说，他们打针的水平还不如吸毒的好。
作者在乡卫生院观察到，院子里垃圾满地，苍蝇飞舞，卫生条件比村民家好不到哪里去。患者来治疗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注射抗生素，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工作人员不但水平低，态度也很消极，不愿意和村民多接触。甚至觉得，没必要治这些吸毒的艾滋感染者。对于治疗和宣传任务，他们抱着应付的心态，事情最终没有做好，也是意料之中。项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混乱，比如说，查资料的时候，作者发现防疫站、公安部门、妇幼保健部门统计的数据各不相同，有可能遗漏了一部分艾滋感染者。工作人员能力不足，心态消极，再加上管理缺陷，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是，项目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不懂诺苏文化，也不去调查当地居民的意见，想当然地照搬固有经验。
像中英项目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理论上说，在执行计划前，应该先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做到这点，导致出现了一系列脱离现实的现象。比如说，中英项目有一个花椒计划。负责人从小在县城长大，也不懂诺苏语，他觉得，种花椒利润高，两年后收成，卖了钱就可以帮助艾滋感染者。他一手操办了这个计划，承包了90亩地，种了一万两千株花椒。可是，当地村民从来没种过花椒，也没人去教他们。更有人指出，花椒超过三年才能收获。可想而知，这个计划最终没能成功。明明是好心，却办了坏事，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最严重的是，艾滋去污名的宣传反而带来了艾滋污名。所谓污名，就是给特定人群贴上的负面标签。
艾滋去污名的前提，是出现了对艾滋感染者的污名化，比如说，认为他们得艾滋是因为生活不检点。然而，在凉山的诺苏族群，艾滋污名化的现象一开始并不存在。这要先看看诺苏人的疾病观。艾滋病在诺苏人的认知中，根本不算是一种病。他们认为，病是鬼带来的。医书上没有艾滋病鬼，自然也就没有艾滋病。而且，艾滋感染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似身体健康，诺苏人觉得，艾滋病根本不存在嘛，所以也谈不上歧视艾滋病人。可是呢，中英项目的执行者，压根没想到，竟然有人会不歧视艾滋病人。他们在利姆涂上了很多宣传口号，比如说“给艾滋病病人一份关爱”之类的。大多数村民不识字，看不懂口号，但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却因此产生了对艾滋的恐惧。这些人包括乡干部、卫生人员和小学老师。就连专业的卫生人员都说，因为艾滋病情太严重，自己都不敢去温泉洗澡了。
对艾滋的恐惧也逐渐进入了诺苏人心中。宣传艾滋防治知识的时候，因为诺苏人对艾滋病没有概念，工作人员只能用恐吓式的话语来提高他们的意识，比如说，艾滋病很可怕，得了艾滋病会死，等等。到后来，诺苏人也慢慢开始害怕艾滋病了。
说到这儿，《我的凉山兄弟》的重点内容就为你介绍得差不多了，下面来为你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说到了毒品与刘绍华博士所认为的现代性的关系。刘绍华所说的现代性指的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治理计划。对于凉山的诺苏青年来说，毒品是现代性的象征，他们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因为尝新鲜的心态而吸食海洛因。毒品和艾滋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在偏远地区投下的阴影。
其次，我们说到了凉山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的禁毒运动，它从一个村开始，发展成跨乡运动，通过亲族关系，来强制戒毒。但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亲族的控制力削弱，再加上民间组织缺乏政府和老百姓的支持，禁毒运动最终失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地方传统对抗不了现代问题。
最后，我们说到了国家对凉山艾滋问题的介入，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英项目本应该控制艾滋疫情，宣传防治知识，到头来不但没有控制住疫情，还把对艾滋的恐惧带到了凉山。这背后的原因是执行过程中的混乱以及执行者对当地文化缺乏了解。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从现代性这个新颖角度分析了凉山的困境。作者认为，凉山是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偏远角落，城里人习以为常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在凉山极度稀缺。深受毒品与艾滋之苦的诺苏人，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如果不考虑这个总体经济结构，单单去指责诺苏人落后愚昧，是非常不公平的。当然，现代性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凉山跟鸦片的历史渊源，还有它靠近云南的地理位置，都是重要的背景。
要注意的是，作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在2005年前后展开的。现在，凉山的毒品与艾滋治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作者自己也说，写出来的就已经成了历史。2012年她再去凉山，发现十年前的生活场景早已消失，诺苏人迅速汉化。少数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经营起了饭馆，坐飞机到处旅游。在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作者也在担忧，整个诺苏族群会走向何处？他们能否整体摆脱困境？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撰稿：慕愁空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
划重点
1.毒品和艾滋在凉山的流行，是现代性与传统诺苏社会碰撞的结果。对凉山青年来说，毒品是现代性的象征，他们为了尝新鲜，染上了毒品，也带来了艾滋。
2.民间禁毒运动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地方传统对抗不了现代危机，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传统的亲族约束力下降。
3.凉山是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偏远角落，城里人习以为常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在凉山极度稀缺。深受毒品与艾滋之苦的诺苏人，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