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邓一丁解读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邓一丁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邓一丁。
今天咱们来聊聊豆瓣 2024 年度外国非虚构文学排名第一的这本书，书名叫《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有意思的是，这位用中文做梦的作者却是个意大利人。他的名字叫亚历。从 2016 年到 2022 年，亚历在中国生活，将自己的这段经历用中文写成了这本书。
最初吸引我翻开这本书的，是老外能用中文写书这件事。这要是本资深的汉学家写的书，也就不奇怪了。但亚历却是个刚满三十岁的青年人，受过的学术训练也和中文完全没有关系。2016 年，亚历在米兰读完了传媒专业的本科，突然萌生兴趣，来到北京学电影。也是从那时起，他从零开始学中文。一开始，他在机场遭遇航班延误，还会在写给中文老师的信里把“飞机出故障了”写成“飞机破了”。而到了 2020 年，他已经能用中文写出生趣盎然的好文章，发表在豆瓣上，收获了大批读者。又过了两年，他发现自己开始用中文做梦了，在梦里，他在意大利老家的发小也开口讲起了中国话。也是在这一年，他动笔写起了这本长达 15 万字的非虚构作品。
开始用一种语言做梦，这在语言学习的进程中大概确实是一个里程碑。我们在梦里使用的语言通常都是母语，而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差异可不只是习得时间的早晚。语言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结构。当亚历开始用中文做梦，也就意味着他开始下意识地用中文思考了，这可是一条很难跨越的边界。我读这本书的感受很奇妙，虽然个别句子上还能看出意大利语或是英语的从句结构，但中文的气息却是流畅、贯通的，就连幽默感也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总觉得，会开玩笑是交朋友的诀窍。读过亚历的这本书，你真的很难不喜欢他。
看一个老外在中国的故事，多少还带点猎奇的心态。但看到后来，我却完全不在意亚历是不是个老外了。比起异文化带来的新奇感，他的文字更多地带给我一种不必解释的熟悉感。亚历是这个时代的一名漂流者，为了进取，也为了逃离，他跨过半个世界来到中国，独在异乡为异客，一砖一瓦地建立起一种崭新的生活。这样的经历，你不需要远渡重洋，也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对我来说，相比于外来者，他更多的是一个真诚的同辈，和我们许多人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他也做过不少份蹩脚的工作，缓慢地探索着生活的意义，也在孤独中尝试与他人建立连接，收获了友谊或是尴尬的误会，他总在有限的职业空间里寻求一点突破，尽管常常不能如意，他至少去过中国的十几个省市，那里可能就是你的家乡。翻着他写的这本书，我的心里渐渐生出一种安定感。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仅仅是知道有人和你一样在寻找，就令人感到心安。我想，这或许也是亚历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如果说非虚构写作的使命之一是经由看见达成理解和共情，那《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亚历的这场中国之梦，看看他如何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边界，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生活。或许在他的故事的一些片段里，你也能看到你自己。
亚历最初和中国结缘是在 2014 年，那时他还在米兰读本科，学的是传媒专业，业余时间里，他给一位体育记者做助理，来到中国报道当时在南京举办的青奥会。那时的亚历几乎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下班后，他走进一家商场的饭馆，点了一条鱼。意大利人的习惯，吃鱼要喝白葡萄酒。他努力了半天，服务员只听懂了一个“白”字，给他端上来一杯白开水。亚历想，没关系，反正都是白的。他吃着那条长江里捕来的鱼，听着商场里放着当年爆火的流行歌《小苹果》，觉得特别好听。这些记忆构成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回想起青奥会，亚历记得南京的志愿者，觉着那些同龄人身上有种“令他羡慕的上进心”。不过他在南京只度过了短短七天，返回意大利后，中国远得像是一个梦境。直到本科毕业，陷入迷茫的亚历再次想起了中国。那时他在网上读到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预测中国将从 2017 年起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作为传媒专业的学生，亚历拍过纪录片，给电影节做过志愿者。他突然想，要不要去中国学电影呢？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单得近乎鲁莽的念头，本科毕业那年的秋天，亚历坐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对外汉语初级班的教室。刚开始，中文难得不可思议。亚历上课时进入状态很慢，他还没回过神儿来，老师已经写了一黑板汉字，好像他们之间始终隔着时差。亚历的意大利语原名叫“Alessandro”，老师取了前两个音节，叫他“亚历”。可是当他发现“亚历”谐音“压力”，每次被叫到名字都感到“压力山大”，觉得中文更不好学了。
老外艰苦地学中文，最后知难而退，这样的故事未免有些老套。但在亚历身上，有些东西是不寻常的。他是个对语言很有要求的人。从十岁起，亚历就养成了写作的习惯。他说写作是他最靠谱的朋友，通过写作，他解答自己的疑惑，挖掘自己的感受，找出新的结论。面对一张白纸，坐下来专心地讲述，这对他来说近乎一种精神义务，是难以逃避的。我大概明白亚历的意思，有写作习惯的人有时不是为了完成作品，甚至不是为了表达，他只是必须要写，因为唯有借助写作，他才能进入思考的状态。而对这样的人来说，语言就不只是和他人沟通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思想的结构，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格。当时和亚历一起学中文的还有不少外国同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求学个大概，能应付在中国期间的基本需求即可。可是亚历想要的却更多。他在书中写道：“在北京，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这是个清醒的判断。为了在他选择的地方真正地生活，亚历决心在语言学习上投入更多，这也决定了他会走得更远。
为了让自己更深度地进入中文的语境，亚历开始做一门学外语的朋友都很熟悉的功课，刷剧。亚历的中文学习材料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他一集不落地看完了前两季，总共九十七集，四千二百八十一分钟。他跟着台词学对话，渐渐地可以用中文应付日常的闲谈了。剧中合租的三个女孩甚至成了他的一种精神陪伴。他感到自己和她们一样，每天风风火火地出门去忙事情，回到家时却似乎没什么进展，可是一觉醒来，生活的挑战又在新的一天里等待着他。
经过这么一番自主的补习，亚历学习中文的进度很快跟了上来。那个曾经好像和他隔着时差的老师，此时像是开着零点五倍速在讲课。来到中国将近一年后，亚历用中文参演了同学的毕业短片。他用中文和导演交流，用中文打车在北京漫游，用中文吐槽自己要演的角色的单薄。他感到讲着中文的自己渐渐有了独立的思想、意志和情感，就好像他在自己的身体里研发出了一个讲中文的 AI。这里插一句，我觉得“AI”这种说法特别有趣。我和几位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同事交流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当你能够熟练地使用一门外语时，那个讲外语的人格是会和讲母语的你有些许不同的。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活泼或木讷，对语句中的时态更加敏感，或是更容易感到尴尬。这样说来，语言确实不只是中立的信息载体，而是会以微妙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思维。
当他渐渐渡过了语言的难关，来中国学电影的主线任务也就提上了日程。亚历在书里写道：“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如果说常年的写作习惯帮他养成了对语言的敏感性，那电影对亚历来说仍然是个有待探索的新领域。
也就是在来到中国的前一年春天，亚历才突然萌生了对电影的兴趣。随后不久，他申请到罗马一所学院的短期项目，试着自己动手拍摄纪录片。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罗马有一条热门的旅游街道，街上有座历史建筑曾经是家电影院。自从 1999 年电影院倒闭后，地产开发商一直想要拿下这块地，拆掉老建筑，改建成吸引游客的高级公寓和美术馆。可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附近的居民和青年学生们的反对。在这个地价水涨船高的旅游街区，学生们下课后没有便宜的文化场所可去。他们于是自发筹集了款项，将那座历史建筑改成了一个文化中心，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小剧场，当然，还有电影放映厅。意大利的几位著名的导演，像是索伦蒂诺、托纳多雷，还有拍过《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听说了这件事，纷纷赶到这里参加电影放映会，声援年轻人们这个有点天真的梦想。最终，地产商放弃了这个项目，学生们用电影守卫了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领地。
亚历在罗马学纪录片时认识了这群保卫电影院的年轻人。刚开始，他本以为自己不会被接纳。亚历在罗马读的学校学费昂贵，学生大都家境优渥，和保卫电影院的那帮同龄人来自两个世界。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亚历出手阔绰的同学们撑起了这个街区昂贵的开销，也让地产商对老电影院蠢蠢欲动。保卫电影院的本质是在用丰富的文化活动对抗资本的单一逻辑，而亚历穿在身上的校服恰恰代表了相反的立场，这让他感到有些尴尬。
可是当亚历第一次在露天电影节的现场走近这群人，询问是否可以帮他们摆摆椅子时，他立刻得到了热情的接纳。他发现老电影院的保卫者们有种务实的精神：他们虽然在对抗豪横的地产商，却也愿意接受银行的赞助来帮他们办好电影节。亚历是谁，来自哪个学校，这些都并不重要，只要他愿意帮忙，就会被看作自己人，就是这么简单。那年的整个夏天，亚历没再像他的同学那样，把时间耗费在酒吧和约会上，而是每晚在放映会上打杂，在电影散场后留下来收拾场地。这段经历让亚历密集地接触了许多将电影视为梦想的同龄人，可以说是他学习电影的启蒙阶段。
亚历的这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倒不只是因为年轻人们的理想主义。我更喜欢他被保卫电影院的人们接纳的那个时刻。隔阂常常是建构出来的，而融入需要具体的行动。我们常常在想象中放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直到真的伸出手去，才发现彼此蛮可以成为朋友。亚历此后在中国的经历也反复验证着这一点。
来到中国一年以后，亚历在一所补习学校里找了份意大利语教师的工作，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老外。他们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态度各有不同。亚历和两位意大利同事有时会想念老家的食物，这时候，他们就会去吃楼下的兰州拉面，点一个馕当作餐前面包，渐渐地发现拉面和盖饭也很适口。而他的另一位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同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比萨原教旨主义者”。他在一家店里吃到了榴莲口味的比萨，甚至忍不住对店员发了火。亚历听说了这件事，感到很尴尬。他在书里写道：“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
选择“好好留着”，也就意味着放弃“你是你，我是我”的固执。而当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很可能会发现，人与人之间除了想象出来的隔阂，其实并没有隔着什么。在中国待到第三个年头，亚历已经养成了不少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用豆瓣而不是烂番茄看影评，吃烧烤的时候会起身给全桌人倒好啤酒，讲英文会脱口而出一些用中文逻辑组织的词组，比如把过街天桥叫作“sky bridge”，而不是“pedestrian overpass”。他甚至开始担心在空调底下坐久了会积攒“寒气”，跑去尝试了刮痧、拔罐和艾灸，回到宿舍里，艾草的香气两天不散。既然在中国生活，那就尽量试着像中国人一样生活，亚历就是这样，渐渐成了他身边的外国人圈子里“最中国的老外”。
生活在中国的老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刚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亚历一样，只是希望去往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切断和过去的联系。在他们看来，遥远的中国是一张充满可能性的、可以从零开始书写的白纸。他们可以跳出原本包裹着他们的社会架构，换上一个崭新的中文名字，用“老外”这个身份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在亚历的感受里，故乡意大利是个复杂的概念。那里有亲朋好友、熟悉的饮食和AC米兰，但也有多年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过于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传统，以及令年轻人望而生畏的阶层结构。而中国呢？中国意味着逃离这一切。
在北京，亚历的外国人圈子包括各国使馆的职员、雅思考官、外教，还有像他这样的留学生。这些留在中国的外国人抛去了和年龄有关的身份，不追求成家立业，下班后相约去朝阳公园踢球，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喝到深夜，再打滴滴回家。无论是初来乍到、二十出头的青年，还是年届半百的“老老外”，都像是同一辈人，时间在他们身上好像静止了。亚历听到有人说，中国是“老外的梦幻岛”，这是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里的一个典故，意思是留在这里的外国人仿佛葆有永恒的青春。
可是“永恒的青春”未尝不是一种诅咒。作为代价，这些旅居异国的人失去了生活的节奏。由于缺少相似社会背景的人作为参照，他们大都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对自我的价值认识模糊，不知道自己要创造什么、建立什么或承担什么。亚历踢球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朋友，他 2008 年来到中国，原本想要当个作家，然而只写了三个月，他就放弃了，转行做了雅思考官。从这以后，他的生活似乎无忧无虑，他攒了些钱，四处旅行，工作也并不繁忙，但无所事事换来的是毫无建树，他从没有完成过一部自己的作品。时光飞逝，一晃过去了十几年，他的生活仿佛一幕光鲜亮丽的静态景观。“永恒的青春”只是幻觉，真相是停滞的生活，以及在停滞的生活里日渐老去的漂浮的个体。
如果说漂浮的生活会令人陷入迷茫，那么那些渴望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外国人又过得如何呢？这正是亚历的选择，然而他发现，这条路径同样艰难。即便他身边的中国朋友都待他十分友善，亚历也对中国产生了归属感，但他却始终无法摆脱自己是个外人的感受。别的不说，他首先顶着一副外国人的面孔。上了出租车，他迎来的头一个问题总是问他的国籍。意大利。接下来的话题便是意大利的人口、语言、房价、货币……偶尔能聊聊足球。这样的对话重复了无数次，以至于亚历有时候想要假装自己是个德国人或法国人，这样至少可以聊点不一样的内容。
不只是和陌生人的交谈，即便是面对他已经熟识的中国朋友，“老外”也是亚历在大部分时间里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可是人与人之间深层的连接，却是在抛开表层的身份之后才能建立的。在中国待到第五个年头，亚历发现自己陷入了典型的“局外人悖论”：他越是渴望了解别人，就越是将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往往在一场热烈的谈话后，亚历发现自己身上的“老外”标签更牢固了，可是对于他想要融入的中国社会，他却并没有获得更深入的了解。这种时候，他总觉得有点挫败。
在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挫败后，亚历变得更加沉默。比起表达自我，他似乎更乐于做个观察者。正好学校里的课也上得差不多了，亚历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剧组里兼职。他喜欢中国的广大，大到可以让自己在其中消失。奔波在上千公里的铁路上，他安静地思考着自己和周遭世界的联系。
这种联系可能是什么呢？亚历最终回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面前，他打算用写作来重建自己的生活。
亚历在罗马读书时，常会去一家巷子里的小酒馆。那里每周三会举办一场特别的活动，主题是写作。客人们带着自己写的东西来到酒馆里，点一杯喝的，然后轮流走到最中间的位置，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有人带来的是一首诗，有人会一口气念完十几页的小说。人们沉浸在彼此的作品里，白天的现实渐渐消失。
来到中国的第六个年头，亚历搬家到了上海。换了一座城市，他也想试着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过去的五年间，他多半是在被动地理解和接受身边的环境。而这一次，他想要让自己成为周遭世界的一部分。
要想做到这一点，他就不能再单独行动了。他必须为身边的人做点什么。亚历打算在自己家里重建罗马小酒馆的写作俱乐部。他还想引进一点大学里创意写作课堂上同学们互相点评的机制，这样一来，交流的氛围会比酒馆里更热闹一点。亚历在上海租住的地方不大，为了不打扰到邻居，他把活动的人数限定在 15 人以内。可是每次临近聚会的时间，想来的人都会突然增加，最后总是挤满了亚历住处的椅子、沙发、床和地板。他们当中有高中生、大学生，也有各行各业的上班族，从金融分析师到行为艺术家。作品的形式也五花八门，有诗歌、有科幻小说，也有关于小镇往事的非虚构作品。原来在繁忙的城市里竟有这么多的人在用写作与自己相处。这些人写作，通常也并不追求发表。就像亚历一样，他们只是必须要写，将自己身边的现实或是头脑中的精神空间投射到纸面上，唯有如此才会感到平静。而亚历的写作俱乐部给了他们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的作品在这里被拥有共同爱好的陌生人听见。在原子化的现代生活里，表达者往往会落入自说自话的困境，而倾听才是真正稀缺和宝贵的行动。亚历感到自己的写作俱乐部触碰到了人们心底的需求。这些每周一聚的写作爱好者将聚会的周三夜晚称为“周中的周末”。亚历在自家的客厅里招待这些陌生的友人，渐渐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重心。
亚历此后又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直到这本书落笔的时刻，他的生活仍然不算有了定数。好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探索，中国对他而言已经不再陌生。这不只是说他的中文已经娴熟到可以写出这部 15 万字的非虚构作品，也不只是说他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都有过生活经历。在这个广大的国度里，他和许多人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他不再是一个漂浮的个体。
在我看来，亚历在这本书里讲述的远不只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中国故事，它更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一个关于连接的故事。虽然不必像亚历这样穿越两种文化的隔阂，但我们每个人也都经历过身份的转换，在步入一个新的集体，穿戴上某种新的身份时感到过困惑甚至迷茫。或许你也在大城市里打拼，有时会想念家乡的饮食；或许你会在某些正式的场合悄悄收起你的乡音；或许你的某一重身份成了你与他人之间无形的隔阂；又或许，你也曾尝试同身边熟识或陌生的人建立更深层的关系，也渴望自己的表达被倾听和理解。亚历的这本书正是在书写这些我们与他共有的经验。或许本没有谁比一个意大利的青年更令你感到陌生，但有时候，陌生人和朋友之间也只隔着一本书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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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塑造认知与思维的桥梁。
2.跨文化生活是不断探索自我和与他人连接的过程，但身份的标签可能成为隐形的隔阂。
3.写作是连接内心与外界的纽带，能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