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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国度》 周萌解读

《幽暗国度》| 周萌解读

关于作者

V·S·奈保尔,英国印度裔作家,与石黑一雄、拉什迪被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200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颁奖词中说: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关于本书

《幽暗国度》是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书中,奈保尔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进行游历探访,可是他所见到的印度充满了贫困与丑陋,他眼中的印度人有着“神经分裂”的人格特质。

核心内容

印度种姓制度的僵化导致人民对贫穷视而不见,人们失去了改变的动力,麻木不仁,另一方面,象征行为导致了对现实的脏乱熟视无睹。印度人擅长接纳外国文化,但同时内心又抗拒它们的文化价值,这就造成了印度人啼笑皆非的模仿式生活方式。殖民过程中的印度就像失根的兰花,丧失了它原本的创造力和元气,既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的积极世界观,又无法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以至于它只能在幽暗的世界中徘徊。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幽暗国度》。这本书中主要讲述的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独特风貌,以及它积重难返的民族性格和令人叹息的民族命运。

提起印度这个国家,虽然我们跟印度比邻而居,也都是亚洲大陆上的人口大国,但印度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既遥远又陌生的国度。我们知道印度是个宗教大国,在历史课本上看过圣雄甘地的故事,也看过那些一言不合就载歌载舞的宝莱坞电影。这几年的新闻报道中,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印度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境遇。但这些信息零散又片面,真实的印度到底是什么样?印度人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幽暗国度》,就是一个了解印度的很好的切入点。

《幽暗国度》是英国印籍作家V.S.奈保尔“印度三部曲”之一,印度三部曲是他三次探访印度的经历和游记。第一部《幽暗国度》是作者1962年首次踏访印度并旅居一年的经历集结而成。由于是第一次来到印度,这本书中可见奈保尔非常激烈的情感和深刻的剖析。第二部《受伤的文明》则是写于1975年,当时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女儿甘地夫人取消民主选举,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本书中奈保尔对印度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本书在我们听书栏目中也有解读。第三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写于1990年,是奈保尔近距离观察接触印度各阶层市民的“口述实录”。这本书中作者采取了旁观者的角度,用冷静的白描代替了前两部的激昂笔锋。

在《幽暗国度》一书中,奈保尔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进行游历探访。可是他所见到的印度充满了贫困与丑陋,他眼中的印度人有着“神经分裂”的人格特质,印度的宗教、历史、人文以及印度被英国殖民后残余的痕迹,都在作者内心留下了震惊、愤怒、疏离、鄙夷与失落的情感。于是在故乡他却分外落寞,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异乡客,一个失去了身份认同的人。有人说,奈保尔的文字像画一样,他用一支笔写出了一个光怪陆离却又异常真实的印度,跟随他的文字,我们深入地走进了印度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看到它乱象之下的深层肌理和根源所在。《时代周刊》对此评价道:有一种人远离了故乡,却比故乡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那里。V.S.奈保尔就是这里面最杰出的人。

奈保尔与石黑一雄、拉什迪被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1932年出生在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岛屿特立尼达。他的祖父是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属婆罗门种姓,但奈保尔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宗教不感兴趣,喜欢文学,对英国文化充满向往。2001年奈保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颁奖词中说: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这期音频我会从印度的社会阶级、印度人的心理结构和后殖民时期的印度等三个方面,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首先,我们来看印度的社会阶级。

奈保尔从小在特立尼达长大,没有去过印度。因此对他而言,印度并不真实,只存在于书本、童年的背景和老人的讲述之中,就像一个幽暗国度,神秘、朦胧,笼罩着一层浓雾。直到他1963年正式来到印度,这个面目模糊的国家,才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作者眼前。

最先让奈保尔发出感叹的,是印度的贫穷。奈保尔发现贫穷是最能体现印度精神的一个面向,贫穷在印度人心里引起的不是愤怒、耻辱,也不是改革的冲动,而是既伤感又动人的眼泪。人们说起贫穷的时候,几乎是带着一种甜美的情感,一种最清纯的情操。在印度,乞丐是一种神圣的职业。

何以如此?这是由于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的社会层级制度。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每个等级的人该做什么事,该过怎样的生活都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种分级制已经渗透到印度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融为一体了。印度人最根本的心理需求便是界定自己,区分他人。事实上这种需求在全世界其他民族也有,但是印度人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印度教的圣经之一《薄伽梵歌》中的一段经文说的:“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由于这种心理机制,每一个印度人都缺乏积极向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力,从高级官员到清洁工,从打字员到妓女,每个阶层都安于他们自己的分位,而绝不试图做任何超越他们阶级的努力。

这里有一个与分工制有关的小故事: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公务员马贺楚,让他手下的文员蓝纳士记下一份公函,并帮他用打字机打出来。结果蓝纳士只负责速记的部分,并没有帮马贺楚打字。因为他的职务是速记员,而不是打字员。当马贺楚命令他打字的时候,蓝纳士非常自然地拒绝了,即使打字员很忙而他很空,他也不会去做打字员的工作。马贺楚声言要到上级那里告状,蓝纳士也没有立即屈服,直到马贺楚下令开除他,他才突然跪倒在马贺楚面前,并将那份文件打出来。但同时,蓝纳士的内心受到了巨大无比的屈辱。

这个故事里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事实上,马贺楚的做法在印度是行不通的,他虽然让蓝纳士做了打字员的工作,但他无法让蓝纳士从内心认为自己应该打字,他也无法撼动印度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分工观念。所以,马贺楚也处处碰壁,感到无力。

对印度的贫穷感到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印度人自己看不见贫穷,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逃避的窍门,让自己忘记现实。而在印度,现实也是最被视若无睹的东西。

其次,奈保尔看到的是令人恶心的脏乱差。就说一点吧,印度人随地大小便。不管是妇女还是老人,他们都会随时随地蹲下来,在当街拉屎拉尿。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没人有谴责,更没人禁止。但奇怪的是,在印度,没有人会提起这件事,不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电影或者文学作品中。而这是因为印度人对污染有着巨大的恐惧。

很矛盾是吗?其实不然。在印度人心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清洁,最爱干净的民族。他们拉屎、沐浴、做爱全都严格遵从教规,吃饭只能使用右手,做爱只能使用左手,连拉屎也有一套“正规、纯洁”的程序,一切活动都被严格规范、净化。印度人穿过表面现象,看到的是行为内在隐藏的意义。它是经过净化的,纯洁的行为。因此不管行为本身多么肮脏,物质层面多么令人恶心,但只要在精神上,程序上是符合净化规律的,看在印度人眼中那就是纯净无暇的。这就是印度的辩证法。

印度有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就是甘地。但甘地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甘地年轻时在伦敦留学,之后又曾在英国殖民的南非住了20年,回到印度时已经46岁了。甘地身上同时有东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他着眼于显著的现实,比如他要求民众注意到公共卫生问题,注意到在走廊上随便拉屎的问题,他认为公共卫生牵扯到种姓制度,种姓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勇于内斗;勇于内斗使印度积弱不振,积弱不振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这就是甘地眼中看到的印度,然而这个印度对土生土长的印度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印度人无法从外部客观看待现实,他们躲在自己的世界里。

甘地曾经向印度民众阐释西方基督教的真理:在上帝面前,我们受到审判的依据,不是生前吃过什么东西,结识过什么人,而是我们到底帮助过谁,以什么方式帮助过他们。然而甘地的这些教义在印度《薄伽梵歌》里找不到对应,印度人试图接受这些观念,最后却加以摧毁、废弃。甘地倡导的无私行为于是被象征性的行为所替代。举例来说,印度政府设立植树周,却只是做做样子,种下的树苗不久便枯死了;设立消灭天花周,而却有中央政府官员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种疫苗,人们花几个卢比,去购买接种证书,如此等等。行为一旦沦为象征,重要的就只有标签了。在作者看来,象征性的行动是一种诅咒,给印度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薄伽梵歌》中所尽力推行的种姓阶级制度,在最开始时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分工,但如今却造成了印度社会的腐朽、僵化。在这样的社会中,作者看到,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都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人人都只做表面功夫。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精神,其实是一种形式主义,只能加固种姓制度的阶级分层。

印度人的种姓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也许一个印度人能够稍微有点越轨,冒点险,可是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奈保尔在印度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举个例子,一个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到做了整个公司的总经理,有钱买计程车,做投资,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却每天仍像一无所有时那样睡在大街上,只因为他出身低贱,已经习惯了睡在大街上,即便有了钱,他也没觉得自己睡在大街上有什么不妥。再比如,出身高贵的婆罗门种姓的富商,靠做皮具起家,却不让儿女介入这个行业,因为它是低等的,污秽的。

需要改革的是种姓制度本身,是种姓阶级的心态,而甘地不断提醒人们注意的琐碎,狭隘的事实正是他改革的出发点。可惜印度毁了甘地,如今,甘地被奉为圣雄,国父,成了老百姓心中的神,被顶礼膜拜,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所指出的社会病根却被有效地忽略不计了。甘地成了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在改革上却是失败的。

好,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奈保尔首次来到印度,看到的是印度触目惊心的贫穷和脏乱,导致贫穷的原因是种姓制度的僵化,它让人们失去了改变的动力,安于现状,甚至堕落。而导致脏乱的原因一方面与种姓制度有关,它让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与印度人关于洁净的信念有关,印度人用象征形式净化了自己的行为,以至于对现实视而不见。甘地用来自南非殖民地的眼光来观察印度,指出它的问题所在,他也确实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圣雄。但是,在现实层面的改革上,他却彻底失败了,他无法撼动印度人内心深处的信念,无法让他们关注现实,承认自己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真正改变印度社会。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印度人的心理结构。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宗教发达的国家,而印度人的心理结构也与宗教息息相关。对印度人来说,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难以区分的,印度人看上去心胸狭窄,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束缚特别多,可他们却能够毫无障碍地接纳和理解复杂、巨大的事物。换句话说,印度人把神话当作史实来接受,也常常把史实变成神话故事。眼前的具体形式根本不重要,他们活在宗教神话的世界里。

在印度一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不时有外敌入侵,但是内心深处,印度人却从没有把内部精神世界和外部真实世界进行过区分,也没有发展出历史意识来。那么,印度人如何对待入侵者呢?这就要说到印度人特有的模仿本领了,他可以在外部模仿16世纪征服并统治他们的莫卧儿人,也可以模仿殖民他们的英国人,看似被征服的假象之下,他们的内心深处完全不受打扰,内在的世界永远不变,这正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

奈保尔有时候会用“模仿”来描述印度社会,但有时候又觉得“精神分裂”这个词更恰当。前者是自觉的,后者则是不自觉的。奈保尔时常陷入困惑,难道印度人不知道自己在演戏吗?印度人会模仿英国人的一举一动,模仿英国人的品位和生活方式。奈保尔在印度遇到一位陆军军官,他乍看之下和英国军官简直一模一样,一言一行全都是英国式的,连喝酒的品位也是。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印度人模仿的不是真正的英国,而是产生于印度人想象中童话式的英国。奈保尔把这称为“盎格鲁印度”,这些人操着满口英国俚语,说着怪腔怪调的英国话,把这种语言变成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但是内心深处却不以为意。

印度人张开双手接纳西方的东西,但同时内部又不自觉地排斥这些东西所蕴含的价值观。印度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模仿,或者说“精神分裂”之中。一个印度科学家在就任新职位前,会去请占星师替他选择一个良辰吉日。

而另一方面,印度的神话和宗教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凸显精神价值,相反,印度的神话和宗教都是非常务实的。举例来说,印度的《爱经》就是一本实用手册。虽然宗教把人生看成幻觉,但《爱经》却鼓励人们在世俗的男女关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以下是引自《爱经》的一段话:“上钩之后,她就应该施展浑身解数取悦他;一发现他迷恋上自己,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吸干他的钱财,然后把他甩掉,这是青楼女子的职责。”

印度人眼中青楼女子的职责和商人的职责没有差别,在《爱经》中,有十五种情况中,通奸是被允许的,其中有一种是“这种秘密关系必须是安全的,而且能为当事人带来一笔财富”。《爱经》中所反对的是仅仅用以满足个人情欲的通奸,而如果能带来切实的利益,则就要另作考虑。而《爱经》的教义和其他印度的修身指南的宗旨是一致的,也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从事不会危害来生,不会损害钱财,但同时又能带来快乐的各种活动”。

《薄伽梵歌》中推行的种姓制度,也是古代印度务实主义的一部分。它起初确实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分工,有助于促进效率,但是如今它却分隔了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了职位和责任,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最糟的是,它造成了印度人沉溺于象征性行动的心态。

除了印度教徒之外,印度还有大量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地位仅次于印度教,信奉者约有1.2亿左右。而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奈保尔在喀什米尔的哈桑巴德城参观过一次穆斯林什叶派的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奈保尔目睹了一群乩童的游行。所谓的乩童跟儿童没什么关系,而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天神跟人或鬼魂跟人之间的媒介,类似西方宗教所称的“灵媒”。许多宗教中都有乩童,并非伊斯兰教特有。这些乩童身上沾满鲜血,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却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故意碰撞路人。他们越是流血,越是能引起人们的掌声。这一触目惊心的游行在印度的大街上却显得那么自然,乩童血淋淋的身躯把单调的修行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

这就是印度人对宗教的认知:宗教就是庆典和仪式。而这些仪式,并不是经过千百年发展出来的,只是征服者一夕之间套在喀什米尔人身上的。喀什米尔人早已经忘了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因为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因此改换宗教信仰才那么容易。但是,喀什米尔人信仰的又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可喀什米尔人却会在寺庙里供奉穆罕默德留下的一根胡须。因此奈保尔断言,“如果今天有一位征服者,就像数百年前的那位,强迫喀什米尔人改信他的宗教,把一整套律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敢说,再过一百年,没有一个喀什米尔人会记得伊斯兰教是什么东西。”

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印度几乎全民信教就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可是印度人的惰性、贫穷、落后不能归于过分“精神性”。在我看来,印度人太过依赖宗教,以至于不能正视现实,这恰恰是灵性不足的体现。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印度人无法区分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他们不重视眼前的现实,生活在没有历史感的神话世界里。印度人擅长接纳外国文化,但同时内心又抗拒它们的文化价值,这就造成了印度人啼笑皆非的模仿式生活方式。另外,印度的宗教一边提倡将人生看作幻觉,一方面却鼓励人们在世俗中采取务实的态度。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劳动分工被界定,变得僵化,宗教也被简化为仪式和表演,这导致印度人缺乏自我反省,没有历史意识。

最后,我们来说说殖民对印度的影响。

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叶,印度有很长一段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并且殖民得很彻底。当作者来到印度之后,他眼中所见到的英国所留下的殖民痕迹,却带着几分虚幻不实的色彩。

在他初来乍到之时,在码头上看到的起重机展示的全是英国名字,这让他意识到其实印度人每天都在接触异质的文化,最后完全融入其中,并被改变。对于印度人来说,被殖民的历史没有被刻意淹没、打压,而是被全部接受,但又全部被漠视。这就是印度人的处世态度: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若无睹。印度人用一种博大精深、超脱、强调消极和接受的哲学加以消化。于是作者发现,印度人一直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

在印度有两个英国存在,其一是“印度的英国”,也就是在印度作为历史,也已死亡的英国。印度到处可见英国风味的建筑,照理说这些建筑在印度应该显得很突兀,因为统治印度的英国,是强加在印度人民头上的东西,它跟印度的传统格格不入,但是却不,它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充满外国废墟和遗迹的国家,变成了它的一部分。

而另一个英国则是依然存活在当今印度的英国。这个英国是制度层面的,或者说文化的英国,它仍然活跃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印度的行政区域就是按英国人的方式划分的,印度军官的俱乐部是英式的,城市舞池是英式的,人们的服装、语言也夹杂着英国风味。在作者看来,这个英国并不真实,显得荒谬可笑,虽然这个英国更有生命力,更有气派,然而这个英国和印度的结合是对印度的一种侵犯和亵渎,显得很诡异。这是任由一个文化凌驾于另一个文化之上的结果,两者之间欠缺互动和竞争。

在作者看来,印度殖民政治最诡谲的一个特质是:矫揉造作。就仿佛整个国家都在演戏,演出的是一出狂想曲。有人说,硕果仅存的真正英国人其实是印度人。这句话很发人深省,说明所谓的“英国性格”其实是幻想的产物,是一套固定的行为准则,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这套行为准则慢慢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英国性格就是骑士作风加上法制观念,而那个作为殖民者的英国,则与之切割开来了。在印度人心中这种英国精神是独立存在的,与他们自己的信念结构不发生关系,这种英国精神是一种表演,一套把戏。作者调侃,“英国性格”在印度会永远存活下去,因为它是民族艺术的一件作品,它会比英国这个国家活得更久。

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因为如果有了历史意识,印度人如何还能在废墟和古迹中照常生活呢?如果有了历史意识,哪个印度人不会为他的国家在最近一千年的历史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对此,印度人只能逃到幻想中去,躲进宿命论的安全岛。

因此,印度人是这样看待历史的:虽然18世纪的印度内政紊乱,引起列强入侵,但是印度人会告诉你,在英国人来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业发展正面临重大突破,文化欣欣向荣。印度人随意歪曲历史以让自己满意,以至于今天的印度仍然是一片乱象,印度内部为了语言、宗教、种姓和行政区划分争吵不休,似乎历史从未进步。无怪作者发出感慨:印度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担任仲裁人,摆平他们内部的纠纷。作者并不是在为殖民者辩护,而是从印度内部去寻找它如此容易被殖民的原因所在。作者的落点还是印度本身,他坦承,由于印度的历史就像沙滩上的城堡,海浪冲刷之下,城堡就消失无踪,因此征服者也无法真正驱动它内在的改变。

印度人不在意自己的文化历史,印度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废墟中,印度到处遍布着古迹和雕像,伊斯兰清真寺建在印度教神庙遗址上,造成了层层叠叠的废墟。在印度人眼中,废墟中更有价值的是用铁皮造的厕所,而作为有文化价值的废墟,印度人则要通过欧洲人的眼睛去发现,只有那些欧洲人发现的古迹和废墟才会受到无微不至的保护和维修。

在作者看来,印度的造型艺术已经衰微,入侵的英国人把整个印度搜刮一空,也许英国应该为印度艺术的衰微负责。但是作者认为,追根究底,这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一场冲突,代表积极一方的是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代表消极一方的则是18世纪停滞不前的伊斯兰教和疲弱不堪的印度教的结合,也就是印度。这两者碰撞的结果,输家一定是印度。

作者感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作为印度教国家,印度具有丰富的和征服者打交道的经验,它总是有办法迎合入侵者,最后,将他们吸纳进印度社会中,把他们全部同化。一开始,印度是很欢迎英国人的,曾经有一本印度人所著书的卷首题词可以证明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种融洽:“纪念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它把我们视为子民,但我们并不满足,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

作者认为,英国人曾经是以上帝的选民姿态来管理和统治印度的,英国本可以融入印度文化,产生好的影响。不幸这并没有发生,作者认为问题出在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突然间改变了。英国殖民政府彻底背离了过去的英国价值观,不再有兼济天下的心怀。结果是,英国开始对印度表示轻蔑。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到他们的精神文化传统,回归印度古代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抛入一个新世界中,这里只能看到它的形式,却抓不住它的精神,于是印度人成了失根的兰花。模仿西方制度,也只能掩饰印度人的精神分裂。

这一观点是否能立住脚?英国最初殖民印度的动机,无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经济回报,实现资本积累,从大航海时期的其他殖民国家竞争中胜出,而并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美好和理想。因此,作者所希望的那种影响事实上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也是带着伤痕,带着痛苦的。也许,作者是希望一种更精致高雅的文化能够对印度产生积极的作用,也许是奈保尔本身一直生活在特立尼达,这让他疏离了对殖民的感受,这也让奈保尔被人认为是“间接扮演了殖民主义辩护者的角色”。但我们应当体谅,奈保尔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思想家。在这本书中,他是一个寻根的旅人,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进入和观察印度,他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评论家,但却是一个中肯的观察家。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邂逅,最终是走向了破灭,印度人觉悟到他们无法回到从前,而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在作者看来,自莫卧儿时代以来,印度已经彻底改变了。印度和西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结果是消极的,印度文化中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印度人退守其中,固步自封。而今天的印度,无论是消极的东方世界观还是积极的西方的世界观都被稀释、冲淡了,两者相互制衡。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而印度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生存能力和世界观一旦被稀释,就会丧失它的力量。印度丧失了它的元气,用作者的话来说——湿婆不再跳舞了。

作者为期一年的印度行结束之时,他黯然发现,在他心中,印度依旧是他小时候想象中的那个幽暗国度。我想,奈保尔初次的印度之行让他对印度提出深刻的批判和几乎全盘的否定是可以理解的。作者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又加上他印度裔的身份,一方面渴望寻找故乡的认同感,一方面却激烈地感受着格格不入、不可理喻的现实。在深入了解了这一切内在逻辑和根源之后,他自然不能遏制去揭露和发泄的冲动,但是即使是在作者最激烈的言辞中,还是能感受到作者内心对印度深深的爱和悲悯。

好了,我们再来系统总结一下今天讲过的内容。

印度种姓制度的僵化导致人民对贫穷视而不见,人们失去了改变的动力,麻木不仁。另一方面,象征行为导致了对现实的脏乱熟视无睹。甘地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是,在现实层面的改革上,他却彻底失败了。印度人擅长接纳外国文化,但同时内心又抗拒它们的文化价值,这就造成了印度人啼笑皆非的模仿式生活方式。另外,印度的宗教一方面把人生看作幻觉,一方面却非常务实。印度人过分依赖宗教仪式和象征,缺乏自我反省,没有历史意识。印度被英国殖民后留下的只是一套所谓的英国性格和行为方式,而这一切都只是在演戏和模仿。殖民过程中的印度就像失根的兰花,丧失了它原本的创造力和元气,既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的积极世界观,又无法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以至于它只能在幽暗的世界中徘徊。

撰稿:周萌 脑图:刘艳 转述: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