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董鸿英解读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董鸿英解读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要和你聊的是一本社会学经典，书名叫做《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它的作者是被称为“当代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以及“后现代性预言家”的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可以说是一位宝藏思想家，他的很多话，今天的我们看起来也倍感戳心窝，比如他说：一辈子以工作为使命，是一种自我毁灭、快速消亡的生活。他还说：现代社会要求人们献身于工作，对此人们没有选择、无法选择，也禁止选择。但凡打工人，对这些话都深有所感，这是因为齐格蒙特·鲍曼的思想总是有种“人文关怀”。他一生写了50多部著作，比如《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大多围绕着一个大的主题，那就是对人类社会“现代性”的观察和反思。

什么是现代性，简单说，人类社会自启蒙以来，进入了工业文明，呈现出种种不同于传统的现象和观念。比如“工作”这个概念，在传统时代其实是没有的，“工作”本来是反人性的，传统时代人们自由散漫惯了，谁愿意每天到点上班，被工头管着？那“工作”的观念又是怎么在工业时代被制造出来，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准绳呢？又比如“穷人”这个概念，鲍曼告诉人们：在普遍就业的社会中，贫穷是一回事，而在消费者社会中，贫穷又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可能有钱，但如果他不去花钱，不是一个称职的消费者，处在人们的游戏规则之外了，那他将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新穷人”。

你看，对于工作、消费、贫穷这些常识性的概念，我们熟悉得似乎已不需要再解释。但这本书想要重新审视我们眼中的常识，说出常识没有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相。每个社会都存在穷人，但在不同的社会中，“贫穷”指向不同的缺陷。人们都在避免贫穷，但你是否有意识到，穷人已不仅仅是经济上拮据，没有钱那么简单，它也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社会身份，甚至是一种关于“匮乏”的心理体验。换句话说，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前，人们都是心理上的穷人。消费者社会总有法子让人的实力永远跟不上他的欲望。导致贫穷的，还在于这个社会中被掩盖的现象：尽管人们在拼命工作挣钱，但我们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批量地制造“贫穷”。现代人被困在了工作和消费中，难以自拔，鲍曼想帮我们弄清这种困境到底是怎么来的。

与我解读过的经典大部头相比，这本书可以说是相当薄，只有160多页。但就像很多它的读者说的，要啃下它，并不容易。它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不过好在它很能与我们共情，说的满是当代人的贴心话。接下来，我就带你沿着书名中“工作”“消费主义”“新穷人”这三个关键词，来重新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走近这本齐格蒙特·鲍曼的警世之作。

好，先说“工作”。不知道有多少人体验过“失业”，我看过近两年一些互联网大厂“毕业生”写的被裁员后的心路历程，有人形容那种深不见底的失落感会让人在深夜醒来时惊出一身冷汗。没了工作，人会很快掉进巨大的恐惧中，陷入强烈的自我怀疑。一个人很难和这个社会隐含的假定相抗衡，这个假定就是：工作才是人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那少的绝不仅仅是一份薪水，而是会失去一个人生活的顶梁柱，在这根支柱上建立的，有他的身份，他的前程，乃至他的自信和骄傲等一系列贵重的东西。没有了工作这个支柱，很多人整个就崩塌了。

齐格蒙特·鲍曼发现，现代人这种以“工作”为轴心的生活，其实原本并非天经地义，而是到了工业时代以后，才开始普遍遵从的一种工作伦理。什么意思呢？想想过去的祖祖辈辈，很多人也没有进过正式的工作单位。但自打“工厂”这种组织化的生产方式普及后，这个社会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工作，不工作就是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工作从道义上就是有缺陷的，甚至不工作就是不道德的、罪恶的。

现在我们已对“人必须工作”这个观念习以为常了，想都不用想，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很多孩子读书是为了考个好大学，考个好大学，不就是为了最终找份好工作嘛。很多家长也都是这么灌输的。但在人类社会工业化的早期，那时的人可不是今天这么想的，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而且在传统观念影响下，人并不渴望追求更多，一旦吃饱穿暖，工人就会丧失继续工作的动力。对于那些正急于大干快上的工厂主和资本家来说，这些情况就很麻烦，有原料、有机器，但是没有源源不断、充足的劳动力啊。这个时候，“文化”来开道了，政治家、道德家、传教士们纷纷下场，一起鼓吹工作伦理，把“工作”宣扬为美德，而闲散在家、不求上进，那就是病态、危险的恶习，需要被坚决革除。

今天，当有人要死要活不想起床去上班，甚至想要抽自己一嘴巴子，问自个为啥还不辞职时，其实在这场工作对人的社会规训中，不是他一个人在想逃。几百年前的雇主也早意料到了，工作与人的自由本性相悖，就像有商人写道：“我发现人们对工作纪律其实极度厌恶，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出入，不能自由自在地享受假期，不能按习惯的方式行事，下班之后还会遭受不怀好意的监视。这使得他们痛恨整个系统。”是啊，世界那么大，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去做，谁愿意在“工作”这一棵树上吊死呢？“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历史上，它就是一场围绕着控制与服从的战争。鲍曼说：这场关于控制权的斗争，以道德改革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不符合他们愿意的生活。

就算一个人接受了控制，认了命，那就按部就班好好去工作吧，但他依然没有办法抵抗一种空虚感。鲍曼还说，工作伦理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所做的事，与他们认为值得做的事分开，也就是把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他们内心所需求的意义分离开。人们熟练地忙碌着，不停地进行目标设定和执行，就好像跑轮上欲罢不能的仓鼠。仓鼠以为世界因它们而转，实际上，世界没了它们的奔忙一样在转。工作伦理总是引导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对于工业文明来说，“增长即合理”，整个社会都在争分夺秒，为了增长而增长。现代化所推崇的工具理性，帮助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这条路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力再快些。工作伦理并不解决人对意义的需求，它只对结果负责。任何有利于结果目标的，都是好的，也就是合乎道德的。

而怎么驱动工人完成对他们来说不含意义的任务，成为现代化面临的一大问题。工厂的解决方案就是：机械化地训练他们，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服从。对于工业化系统来说，人就像一个螺丝钉或齿轮，他们身上不构成生产力，甚至会干扰生产力的部分，包括兴趣、情绪和雄心，就显然是多余了。那这不是让人活成缺少人味儿吗？鲍曼发现，从工作伦理来讲，劳动者原本就算不上完整的人，他们和那些未开化的孩子没什么不同——他们懒散、任性，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也看不到什么是“长远利益”，他们只是有待加工的“人类原材料”。因此，劳动者注定只能被动接受改造。可是，马斯洛说过，获得尊重、自我实现是人的自驱本能啊。很多工业化以前的工匠，做事就是全身心投入的。可是，工作伦理把工匠也变成了讨生活的工人，然后再通过管理激励，重塑他们的敬业态度。举个例子，这就好像，直接吃新鲜番茄原本挺有营养的，但现代工业把番茄用机器一通加工，做成番茄营养补剂后，人再来吃。工匠对工作的赤诚，原本是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但现在成了工作伦理中不可及企及的奢望。

这听起来很可惜是吧，但这就是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说，工业社会的最终形态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厂，与传统相比，每个人都在被机器同化。而工作，就是把个人与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相联结的枢纽。在这个系统中，鲍曼指出，工作实现了三重效能：

第一，它支撑着一个人的存在。现代社会，对一个人价值的评估，通常就是他们的工作。换句话说，是工作决定了人在这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工作对现代人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已成为人确立自己身份和价值的依据。职业生涯标记了一个人生命最重要的旅程，是他自信与迷茫、骄傲与自卑的主要源头。人们已经很难抛开工作来谈自己是谁，因为工作参与了人的身份构建，工作性质不仅决定了人们在做什么，而且也基本定义了他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水准，决定了他们将与哪些人交往，应当遵循怎样的日常行为规范。工作，在事实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关键锚点，其他的一切都是以它为基准展开的。“失业”之所以那么可怕，是因为它会让人在这个热闹翻腾的社会中成为“多余人”，丢了自己的位置，丧失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鲍曼认为工作实现的第二重效能是：工作生产了社会秩序。当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处于工作状态，他们的生命都耗费在工作中时，工作场所就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就是说，人们主要是在工作中接受培养，发展出符合秩序要求的社会人格，成为典型的现代公民。鲍曼说，工厂作为一项人类的重大发明，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工厂除了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还生产顺从的工人。这第二条生产线，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因为人如果不从这条生产线上走一遭，都没办法以劳动力合格品的姿态融入社会。而一旦工作赋予人们劳动者的收入和尊严，那他们在家庭中也更有地位和权威，秩序由此被传导到工作场合之外，影响到那些体制无法触及的人群。因而可以说，工作也在生产和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

鲍曼指出工作还有第三重效能：它支持着社会再生产。这里有一点抽象，咱们也展开聊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经济要繁荣，财富要增长，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财富增长快不快，取决于劳动力参与生产并服从于管理的规模和效率。我们知道，就业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故而“就业”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而有了工作伦理，社会可以用强制力对人力资源进行“商品化”，从而提升资本雇佣的效率。你想，一个人人都渴望工作的社会，才是资本的乐园。可以说，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美丽新世界”进程中，工作伦理厥功至伟。无论是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都认同了一个逻辑，那就是工作是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责任，人们也从观念上自觉接受了工作对人生活的控制。

好，在第一部分我们聊了工作伦理的起源，和你一起回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变成了人们一种必选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将工作和人的道德品质进行了深度绑定，创造出了工作伦理。而工作伦理让人摒弃掉自由本性进入到体制化的劳动中，把社会成员驯化成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规训，是一场关于控制与服从的斗争，却以道德的感召力，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聊聊书中的第二个词：“消费主义”。

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

首先，当工作只产出结果，不负责生产意义，那些生活中只剩下工作的人会变成“空心人”；为工作，人们献出了自己的自由、健康以及部分尊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通过获得更多的“物质奖励”才能恢复内心的平衡。也就是打工人调侃的：看在钱的分上，咱都忍了。钱越多，对一个人带来的社会认可也越多。以经济能力、物质财富评判人的价值倾向，最终把人的动机和渴望推向消费领域。

另一方面，当生产变得过剩，社会需要人们做的，已不再仅仅是成为生产者，而是还要成为消费者。在“生产者社会”，你是一个合格的生产者，有能力、有意愿参与社会分工，社会就会给你身份和认可。而在“消费者社会”，你得是一个合格的消费者，有能力和意愿参与消费，社会才能同样回馈给你身份和认可。也就是说，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人们融入社会并获得社会认同的模式在发生变化。

要成为合格的生产者可能要费点劲儿，可花钱消费谁不会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成为一个合格的消费者，同样需要接受社会的训练。只是训练的场合和方式全然不同而已。对于工作来说，差不多是以“圆形监狱”的方式训练和监视人们例行单调、重复的行为，并通过剪除人多余的选择来巩固训练效果。而对于消费来说，恰恰相反，是希望人们千万不要因循守旧，“喜新不恋旧”才是一个合格消费者的“自我修养”。理想的状态下，消费者的美德应该是：持续地进行选择，没有能被完全满足的需求，更没有终极的欲望。

听到这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苦笑，反正鲍曼在使劲地戳读者的隐痛。工作伦理期待生产者保持长久稳定的专注，而消费者社会则指望消费者最好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专一，如果他们缺乏定力，又容易冲动，就能成为“即时满足”最完美的奴隶。他们需要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中，以及对新鲜体验的向往中。这样的合格消费者，他们的训练场在那些充满诱惑、五光十色的商业街区和购物中心里，现在扩展到了网上令人应接不暇的网购商城和“种草”社区中。

在这些为消费营造的奇幻世界中，从一个诱惑到又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转向另一个诱饵，消费者就忙碌在这种轮回中。鲍曼说，这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辗转在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一样。对那些成熟的、完全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以这种方式行动已成为一种强迫症。而这种强迫症，抵消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习惯“剁手”的人，想要过上更简单的生活，好像都变成了一种挑战。很奇怪，没有人在强迫消费者，他们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但就是不得不在貌似自主的消费行为中“必须作出选择”。是的，必须作出选择，因为人们要通过消费来塑造“自己是谁”，要在消费中，而不是在生产中，完成“自我构建”的任务。这是因为，在消费者社会，人们呈现自我的方式变得很直接，想成为什么人，那首先就通过吃穿住用的消费品去表达。一个人消费选择的自由度越大，就意味着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越高，获得的关注和尊重也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不知不觉中，人们所向往的生活，与消费捆绑在了一起。

与工作不同的是，生产是一项集体事业，人们总是通过团队来完成使命，而消费则是一种个人的行为，鲍曼甚至称之为“孤独的行动”。消费总是通过不断地唤起和释放人的欲望来实现，而这些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感受。在人满为患的餐厅吃饭，在人潮汹涌的商场“血拼”，消费的过程可能更加令人兴奋，但对于个人来说，单也只能他自己买，群体的疯狂不过是再次烘托和确认了他的消费选择。在消费行为中，消费者是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集体的道德规范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诱惑，而不是强制；是美学，而不是伦理学。这个时候，评判社会效能的标准是激发人们感受和体验的能力。也因此，消费者社会也是广告的天堂，是批量产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带货主播的沃土。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社会系统运行的逻辑也有了变化，“消费”成为衡量经济政策的核心数据，消费者接过了生产者的重任，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扛起了大任。在消费者社会中，经济增长与其说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不如说是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美学在取代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引诱和唤起欲望，成为消费者社会中更加有效的经济增长工具。

好，在第二部分，我们跟随鲍曼回顾了消费主义的兴起。在后现代进程中，消费逐步取代工作，成为把个人和社会链接在一起的关键枢纽。对于个人来说，消费成为了人们确认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新方式。就像在生产者社会，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有一份工作；到了消费主义的时代，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的社会身份。而对于社会来说，消费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新动能。一旦限制人们的消费选择，也就扼杀了他们消费的潜能，社会再生产的齿轮转动也就放缓，这可能将是现代经济所害怕遭遇的灾难。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新穷人”。什么是“穷人”，贫穷仅仅是没有钱吗？鲍曼告诉我们：贫穷也是一种心理体验。

在生产者社会，穷人主要是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的失业人口。而在消费者社会中，鲍曼指出，穷人则指向没有消费能力和意愿，有缺陷的消费者。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和自我怀疑。因此，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的受损，进而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比方说，如果这个社会认为自有住房才是体面生活，那么租房的人即使有体面的房子住，但在夜晚看到万家灯火的那一刻，他心中仍然有一种被排除在“幸福生活”之外的落寞。在消费者社会，由于对消费的无能，人会体验到一种复合的痛苦，他们可能将被人们从观念上进行社会降级，被抛弃、被贬低、被排挤出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因此，主观欲望的不满足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双重压力之下，将使人对“贫困”的感受加剧。

在现代社会，“贫穷”这只幽灵离人们并不遥远。企业要想迅速提升绩效，一项公认有效的手段就是裁员。全球化和科技浪潮的席卷下，经济周期的波动中，产业和行业在不断重组，“失业”如影随行。一种更为残酷的现象是，劳动力“过剩”将更加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它暗示了人们将拿到一张不可逆转的单程票。“失业”这个词还包含着隐晦、含蓄的承诺，一旦经济环境好转，工作机会就会纷至沓来，人们就能再次就业，回归“正常生活”。而“过剩”的劳动力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技术进步、降本增效似乎总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大量的失业人口产生，救济失业和贫困人口，又成为社会的道德任务。

“贫穷”在现代社会中成了一种假想敌，成为必须被消灭的对象。同时，西方社会又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底层阶级”，来区分出那些不值得被救助的穷人。他们认为，“底层阶级”不仅仅是贫穷，而是在道德上也存在缺陷。例如暴力犯罪、吸毒、未婚先孕、辍学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甚至是“反社会行为”。这时，沦为底层阶级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因为他们不履行工作的道德义务，从而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如此，道德层面的穷人和经济学意义上的穷人有了区隔。鲍曼指出，工作伦理在这个时候又发挥了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安抚社会中正常人的良知，帮他们摆脱不救苦救难的自责，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正常人的道德实施赦免。“工作即正义”的价值观，使这个社会无形中在认同：富人的富是靠自身的品格所带来，就像穷人的穷是自己造成的。也就是说，在贫穷的问题上，工作伦理掩盖了社会的系统性问题，给“穷人”粗暴地打上了自甘堕落的封印。

在鲍曼看来，当今社会上更多的人既不是有道德缺陷的“底层阶级”，也不是需要经济救济的“真穷人”，而是由消费文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穷人”。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按照某种标准“幸福地生活”，就意味着他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消费者社会需要人消费，经济才能循环起来，不消费的人，则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自身的社会价值。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人们自身定义为不合格、不完美的消费者。聊到这里，你可能还记得不久前“李佳琦直播间眉笔翻车”事件，当时的李佳琦对消费者的道德绑架，让人们一时间难以接受，但鲍曼很早就指出：在消费者社会里，评估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是看他能不能合格地履行消费者的义务。一个人如果不是合格的消费者，那么他就可能变成社会的麻烦，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从不工作罪恶，到不消费可耻，社会文化为现代人不断制造出“道德焦虑”。我们不难看到，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再多的拥有也换不回过去的满足感，这就好像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因为终点线在和人们一起往前走，并且永远领先人一步之遥。如果以欲求不满来定义自身是否贫穷，那么也许，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消费者，也都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穷人”。这是鲍曼为我们揭示的，关于现代社会又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现实。

好，《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和你聊到这里。这是一部具有批判色彩的作品，它带我们从生产者社会的冷酷无情，一路看向消费者社会的狂躁魅惑。马克思告诉我们，生产成就着也异化着人类；鲍德里亚告诉我们，消费塑造着也奴役着人类，而齐格蒙特·鲍曼把两者联系了起来。

工作、消费已经构成了我们现代人最主要的生存方式，每个人都在不停工作，也都在不断消费，但鲍曼替我们说出了这些行为中隐含的迫不得已。他的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吐槽，而是一种基于文化建构的研究。什么是文化建构呢？就比如说想要探究我们头脑中所持有的观念的来由。许多我们深以为然的东西，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比如工作伦理就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现象。人们本来不喜欢被约束，所以工厂曾经招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但工作伦理用改变社会道德观念的方式，来批量地将人力商品化，解决了工业时代劳动力的问题。又比如人本来没有那么多物质欲求，但消费文化改变了人自我构建的方式，制造出了永不满足的消费者。而消费文化给了我们不可承受之痛，因为当我们没法在事实上成为完美的消费者时，将被迫降格为现代社会的“新穷人”。

时代在呼啸着前进，在历史进步的巨轮面前，讨论工作、消费和贫穷的本质意义，也许并不能改变我们所处的精神困境。但我们可以尝试看清现代社会被标准化了的人生，独立思考那些曾被工作伦理和消费文化所抛弃的“意义”。正如鲍曼在书的末尾指出，我们仍然要追问那些促进社会合理化的问题，比如：

“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

鲍曼提示我们，真正的贫穷，不是金钱的贫乏，而是意义的贫乏。理解自己所受的限制，就是自由的开端，从而才能跳脱流行文化的束缚，回归生活的本身。

好，今天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个音频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在普遍就业的社会中，贫穷是一回事，而在消费者社会中，贫穷又是另一回事。

2. 穷人已不仅仅是经济上拮据，没有钱那么简单，它也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社会身份，甚至是一种关于“匮乏”的心理体验。

3. 真正的贫穷，不是金钱的贫乏，而是意义的贫乏。理解自己所受的限制，就是自由的开端，从而才能跳脱流行文化的束缚，回归生活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