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怀归》 真真解读
《岂不怀归》| 真真解读
关于作者
田丰，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人口与家庭社会学、互联网与青少年、社会分层与社会问题、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林凯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社会工作、社会政策。
关于本书
在深圳龙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生活着一群“三和大神”。他们干一天玩三天，白天四处闲逛，晚上睡大街；吃5块钱一碗的面，喝2块钱一大瓶的水，抽5毛钱一根的散装红双喜，在臭气熏天的网吧里呆到天明。混吃等死，得过且过，挣扎在城市边缘，在生存的极限自我麻痹。他们是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是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留城无望，回村无意”，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两难困境。
本书采用白描式的研究手法，还原三和青年生存处境，全景式展现“90后”和“00后”农民工流浪三和的生活，打破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
核心内容
年轻人如何在三和一步步成为“三和大神”？人才市场、中介、小旅馆、工厂，甚至天气，等等，它们构成强大的现实合力剥夺了青年们的梦想。最真实的三和青年的一天是什么样的？本解读分析了三和青年的日常状态，探讨了三和青年的出路，以及三和青年形成的根本原因。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真真，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岂不怀归》。
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三和青年调查”。你可能听说过“三和”这个词，它来自深圳龙华区的一个叫“三和人力市场”的地方。而三和青年，就是一群在“三和人力市场”附近游荡的年轻人，他们无家可归或者自我放逐，工作一天，玩三天，吃廉价的食物，往往睡大街和网吧或者住极便宜的床位，十天半个月不洗澡、不换衣服。
这本书非常来之不易，为什么这么说呢？本书作者有两位，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博士田丰，另一位是他的硕士研究生林凯玄，这师生二人，组成了一个无资金支持的非正式研究团队，为了搞清三和青年真实的生活状态，学生林凯玄来到深圳，用六个月的时间，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游荡在三和的大街小巷，睡大街，成了三和青年中的一员，取得了研究的一手资料，这才有了这本细节丰富的难得的社会学著作。
通常来说，身处困境的人事物，要么会触底反弹，摆脱困境，要么就会渐渐陷入坍缩，越来越糟。但是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会惊讶于，三和青年的生活竟然能够持续地糟糕着。与其说这是“困境”，不如说这是“困局”，在这种低能量的状态下，他们是如何年复一年地维持着生活的？
接下来，我就把这两位社会学学者对三和青年的一手调研成果，浓缩在这二十分钟里。来，我们一起走进这本《岂不怀归》吧。
我们先来看看，三和青年的一天到底是怎样的。在本书的一开始，就速写出了三和青年的一个普通早晨：早上五点，在深圳的人力市场外，一个青年奔跑着大声说：“都醒醒，日结来了！”于是睡在人力市场外走廊下的三和青年们被纷纷唤醒。他们坐起来，在心里快速地盘算着：自己手上的钱够不够撑过今天？要不要去干日结的活儿？日结的活儿累不累？能不能再混一天？
所谓日结，就是“一日一结”的意思，特指那些当日工作完成后，马上结算工资的工作。至于日结的工种，主要就三种：快递、施工、保安。三和青年们最不喜欢的日结工作就是快递，因为快递日结不仅工资低，每小时最少才9元；而且劳动量还大：需要扫描、打包装、装卸货，连续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工地施工的工作则分为工资较低的大型户外工地工作，和工资较高的室内装修这样的小工地工作。小工地的活儿精细具体，很难偷懒，因此报酬也稍高，在180~220元之间。至于保安的工作，除了对身高和着装有要求以外，其实是一份轻松可以偷懒的工作，深得三和青年喜爱。三和青年之所以喜欢日结，是因为自由，不必被工厂束缚。日结的工作有的是早上开始工作，晚上回来，也有的是像快递这样的晚上去工作，早上回来。但工时都差不多，都在8到12小时左右。
盘算清楚的三和青年们，有的决定再玩一天，就倒下在地上继续睡了，这样的青年，一般是兜里还有几个钱的；而兜里没钱的则快速起身，一路小跑，把招工者团团围住，只要感觉岗位合适，就交出证件，熟练地登上招工者的车，等着被拉到工作地点。
在三和，如果一个人真想工作，总会找到的。工厂招聘的多数是低技能外来务工人员，要想成为工厂的正式员工，一般对年龄、学历、经验和技术有一定要求，而那些不达标的应聘者，就只好去做像日结这样的短期工，然而工期越短，务工者的工资越低、保障也越差，这却也是三和青年们最喜欢的自由的工作方式。
到了中午，三和青年往往来到三和最出名的一家叫“大风面馆”餐厅填饱肚子。大风面馆出名，并不是因为食物美味，而是因为他家可以用最简单的食物，做出量最大最便宜的面食。五元一碗的肉丝粉面、1.5元的茶叶蛋、2元的萝卜海带汤、6元的鸡腿和8元的猪脚，就是全部的菜单，老板收钱找钱和抓面条，用的都是同一双没有洗过的手。在三和，食品卫生远没有价格低廉重要。
三和青年往往只有一身衣服，这身衣服一般会连续穿上近一个月。三和青年几乎不会洗衣服，衣服都是一次性的，干活弄脏了就脱下来直接扔掉，再去二手衣裤摊位上买一件衣服穿。三和有一处二手衣物摊，通常一件上衣买5~10元，一条裤子卖10元。开二手衣物摊的两位老太太，原本在三和卖新衣裤，但是生意不好，随着三和青年的集聚，有三和青年开始把穿过的旧衣物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两位老太太，她们再把旧衣物洗干净卖出，发现价格低廉的二手衣物更受欢迎，索性就变成了收旧衣卖旧衣的摊位。至于旧衣服的来源，就有些一言难尽了：有些三和青年不敢穿偷来的衣服，就会便宜卖给这个二手衣裤摊；环卫工人也会来卖在垃圾桶里人家丢掉的衣物；据说摊主也会去殡仪馆回收办丧事的家人丢掉的衣服。三和青年们也都很清楚这些衣服的来源。但不管如何，这个二手衣物摊以极低的价格给三和青年们提供了一个穿衣方案。
三和青年吃的是清水面，穿的是二手衣物，除此之外，他们的其他生活资料也非常廉价：小商店会把一盒烟拆开卖给三和青年，五毛一根。路边的水果摊上，卖的也是被薄薄地切成片的西瓜，一元一片，虽然比超市里的西瓜贵，但已经够解馋了，两块钱一片切得更大的西瓜或许更划算，却鲜少有三和青年购买。
三和青年窘迫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会通过各种门道获取钱财，而且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这里，微信号甚至也是一种商品，卖掉自己微信号的时候，可以删掉全部好友，但要绑定手机号。收购者会根据微信号使用时长估价，使用时间越长，微信号越值钱。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做法人”，交出身份证，甚至把自己的银行U盾和手机号与身份证捆绑售卖。有一位三和青年的身份证在工作时被骗走，结果发现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被他人利用，他在网上一查，光是在深圳，自己名下就有十几家公司，注册资本都是50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这些公司如果做了违法的事情，即使成为这些公司的法人并非他的本意，这位三和青年面临的也将是牢狱之灾。三和青年还有一种用身份证赚钱的方法，就是开手机卡。开好的手机卡，转手就能以一张五十块的价格卖给收卡的人。这些手机卡往往用于电话销售和诈骗等灰色和违法领域。在三和，凡是用身份证赚钱的方法，本质上都是出卖个人信誉，后患无穷。可就是这样，依然有大量三和青年卖掉自己的身份。
至于住得如何？走进三和青年们住的小旅馆，就是一股脚臭夹杂着汗臭，混合着厕所里的尿骚味扑面而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味道足够让你一阵干呕。可是也不能挑剔更多了，毕竟一个床位才15元。发霉发黑的床架、硬硬的床板、快速爬过的蟑螂和臭虫、黏糊糊的不知道多少人躺过的席子，这就是全部了。
初到三和的年轻人，会首选住单间，实在没有单间的时候，才会住床位，毕竟都带着行李。在三和混迹一段时间，首选就会变成床位，行李也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一位三和青年说：“我刚来的时候，都是住50块钱一天的单间，有席梦思床睡着舒服，打算待几天找到工作就走。过去几个月了，自己变懒都不想离开了，现在有钱就住一两天床位，没钱就在外面凑合一宿。要不就找晚上的日结，第二天回来还可以在海新（人力市场）里面免费睡觉。”
三和这里好像有一种魔力，让人快速意志消沉。消沉到最后，就是一分钱也不花地睡在街上。三和青年们给睡大街起了一个暗语，就是睡“大酒店”。比如，睡在海新人力市场外，就美其名曰“睡海新大酒店”。有的三和青年甚至说：“没睡过‘海新大酒店’，就不算来过三和。”三和人力市场为阻止三和青年睡在门口，每晚都在门口洒水。三和青年们只好拿着快递纸板，寻觅干燥的街道席地而眠。睡在外面除了地面潮湿不舒服以外，就是容易被偷。三和青年们把身份证和仅有的一点钱放在鞋垫下面，买东西的时候要脱鞋掏钱，睡觉的时候反而从不脱鞋。
日结给三和青年提供了生存的经济基础。廉价甚至免费的居住方式，则解决了三和青年最大的问题：住。三和这里的生活方式很像 “落脚城市”，“落脚城市”可以理解为特指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然而三和青年的心理状态却大不相同，三和青年沉溺于城市边缘和社会底层，挑战生存极限，成日陷入自我麻痹的超脱一般的“大神”状态。而落脚城市的作用是“把那些‘最出色的人’留在城市，其余的人返回乡村。”只不过在这里，“其余的人”没有返回乡村，而是留在了三和。
除了衣食住，三和青年也有娱乐项目，就是去网吧。一块五一个小时，包夜更便宜，只要八元。三和青年的娱乐，除了在网吧玩游戏，还有买彩票。玩彩票和赌博是让一个三和青年彻底一贫如洗的最快方式，让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三和大神”。除此之外，手机也是很重要的娱乐，三和青年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等。但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让他们进一步脱离了这个世界。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而手机最初的功能——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他们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躲避家人的关心。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有个青年说：接到父亲打电话问“工作怎么样，不要再外面混着玩，好好工作”，他直接关机了——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家人的期待，于是索性不再联系。
这样的原因，让很多三和青年习惯了没有手机的生活，或者说根本不再需要手机，因为他们不再与其他人产生任何联系，也不想被认识的人联系到。卖掉自己的微信号，就意味着和一切人脉资源，你的过往经历和经验都再也无法找回了，这是很沉重的损失。我设想了一下，我是绝对不会卖掉自己的微信号的，我也无法想象自己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卖掉微信号码。而那些三和青年毫不犹豫卖掉微信号码和手机，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我无法想象的。但，如果一个三和青年想要重新和社交网络建立联系，其实也并不困难，三和附近的电子一条街，一直提供着几十块钱的廉价二手手机，这为想要离开三和的青年们，提供了一个回归外部世界的可能。
归其根本，理解三和青年的生态状况，最重要的就是理解“日结”这个概念，日结是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就招工企业而言，日结降低了他们管理、薪酬、社保等用工成本；对招工的中介而言，日结为他们创造了按照人头抽成的收入；对三和青年来说，日结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收入来源，也让他们享有更多自由的空间。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三和青年是怎么来的。
三和群体的出现，离不开深圳这个大城市的独特性。深圳与其他大城市有着巨大不同，深圳的人口结构在最夸张的时候达到了“二八倒挂”，也就是说，十个人中，只有两个户籍人口，却有八个流动人口，连那两个户籍人口中，土生土长的深圳本地人也是凤毛麟角。因为本地人的数量极少，深圳几乎没有本土文化，不存在大城市常见的排外现象，这使得深圳成为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包容，且敢于探索的城市。一部分无法融入深圳、被淘汰的青年人群并没有离开，而是试图继续在深圳低成本地存活。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相当数量的“低端”岗位需要有人承担，这又给三和青年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光是物流行业，就给三和青年开辟了两条活路：一是三和青年从事的日结工作，物流行业需要大量的临时工，而三和青年就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只有在物流发达、成本较低的时代，三和青年才能通过快递获得低价生活用品。某种程度上来说，三和青年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意想不到的产物。
三和青年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还离不开深圳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深圳一年中1月平均气温最低，平均为15.4℃。这种气候条件对三和青年再适合不过了，试想，如果在北方城市露宿街头，可能就要“路有冻死骨”了。气候还给三和青年带来了诸多便利：不需要沉重的行囊，无须在衣着上过多花费，还可以在露天环境下解决洗澡、洗衣等个人卫生问题。换言之，除了城市对廉价劳动力有需求之外，自然环境也是重要条件。
三和青年的父辈，往往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许多三和青年，就是曾经的留守儿童，他们没能接受很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他们对家庭和责任感的观念更淡漠，也没有父辈那种“辛苦打几年工然后回老家盖房子”的信念，却因为生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更多信息和娱乐方式，变得更向往自由，也更爱注视着阴暗面。他们觉得工厂是榨取他们剩余价值的黑心工厂，招工的也都是黑心中介，自己家里没钱，也没有什么人脉，学习技术也没有意义，不会有人把真本事教给自己的，要学也都是做些可以被替换的工作，等等。他们将一切挫折归结于缺乏社会资源，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不想正视社会和家庭，乃至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才真正一步步地陷入了绝境。
作者林凯玄在深入三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把自己当做外人，只能感觉到三和生活的无趣和无聊；而如果融入三和这个集体，就能逐渐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待在三和。如果一位三和青年有钱上网、吸烟、吃饭喝酒和赌博，他对三和就表现出赞同和正面的态度，有人调侃说“这里的人好，说话又好听。”反之，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又得不到他人帮助的时候，三和青年会咒骂三和是“鬼地方”。还有步入正轨，正常上班的摆脱了三和青年状态的人，也有最终又从工厂辞职回到三和，就是为了享受在三和无拘无束的感觉。其他人也会想，“他什么时候回来？”——三和青年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情感依靠。
一块钱的水，五毛的烟，十五块的床位……三和青年的消费状态，就这样渐渐成为了一个符号，一种消费文化，三和青年也因此走上“神坛”。但是所谓“消费文化”这个词，是指某一社会阶层的成员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目的是增强集体认同感，引起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尊重，甚至嫉妒。然而三和青年的消费文化，显现的不是骄傲，而是无奈的自嘲。三和青年所代表的消费文化符号，只是他们窘迫生活的写照。这些廉价的商品一方面满足了三和青年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牢牢禁锢在了三和，让他们不想离开低成本的生活。只要手头略显宽裕，他们会立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超市里正常消费。而那些为三和青年提供各类消费服务的小老板，例如上面提到的大风面馆的老板，他们的日收入跟三和青年的日结工资差不多，甚至更低，但他们每天都工作，在心理上与三和青年保持着阶层距离，坚决划清和三和青年之间的界限。
三和青年最初对工作和生活都有一些期望，大城市没有排斥他们，而他们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替换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问题是，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混吃等死的躯壳。
最后，我们来试着设想一下，三和青年的未来，应该何去何从？他们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对三和青年而言，除了重复日结的工作，选择的空间不大。如果说真有选择的话，就是选择如何离开和何时离开。三和青年的出路，完全依赖于他们的自我觉知，就是：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值得改变。
在三和卧底六个月的作者林凯玄，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在三和生活久了，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不思考地活着，每天都可以周而复始地混迹于网吧、彩票店、人力市场，没钱的时候才去做日结，根本不关心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变化。
在三和青年中，不是没有人对三和的生活产生极度的厌倦，不过他们并没有摆脱行尸走肉状态的底气，没有工作技能，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离开三和就要抛弃现在“轻松”“闲适”的生活，过上辛苦劳作的“苦日子”，而他们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了逃离辛苦劳作的“苦日子”才来到三和的。
三和青年的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失去日结工作机会。刚刚说过的个人觉醒是最难的。而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中，最致命最有效的，就是三和区域整体租金的上涨，只有租金全面上涨才会真正影响三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小旅馆、面馆、网吧的经营者是外来人口，也都会受到租金上涨的影响，进而整体性、长时期地提高生活成本。
虽然任何一个生活条件的消失都可能造成社会生态链的断裂。但人们常常低估了低收入人群的耐受力，三和青年的低成本生存具有非常强的弹性：不论怎么改变，他们想必都能够找到替代性解决方案。就拿住宿来讲，钱多的时候可以住便宜的单间，钱少的时候可以住大屋的床位，没钱的时候在“海新大酒店”打地铺也是能够熬过去的。
最重要的是一旦失去日结工作机会，三和青年就会被迫改变工作节奏。这个时代既产生了愿意上流水线的青年一代打工者，也产生了既不愿意在工厂里挣重复劳动的血汗钱，又没有足够知识和技能赚取更高收入的三和青年。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必需品。同时，作为廉价劳动力的青年人也陷入了更多的迷茫。时代进步了，产业升级了，青年选择更多样了——然而，他们却选择了三和这样的生活。
书名“岂不怀归”出自《诗经》，意为“难道我不想回到我的家乡？”不少三和青年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回到老家成家安居乐业，因为三和并不构成一个健全的社会。香港的九龙城寨可以是贫民的小社会，是因为九龙城寨有一套健全自洽的运转体系。而三和群体只有男性，他们通过一天回到“正常”社会再玩三天，完成自己生活上的闭环和自洽。这样的三和，就像一个车站，三和青年会不断地来了又走，却永远无法真正落地生根。
好，这《岂不怀归》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为你解读完毕了。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鞋里的一粒石子，在我读完这本书后，依然久久不能释怀。书中有一个被称为“眼镜哥”的三和青年，眼镜在三和青年中是罕见的，他看着像是个“文化人”。眼镜哥原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广告推送。他来到三和的原因，和其他三和青年不太一样：一开始，三和青年在网上火了，各种新闻和社交媒体、甚至海外的纪录片的镜头，都纷纷聚焦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眼镜哥”也作为一名观众，被他们的故事吸引，很受触动，于是他来到三和体验生活，也会时常救济帮助特别困难的三和青年。但几个月以后，他就迅速成为三和青年的一员，甚至沦为其中过得最差的那种，他可以不铺垫任何东西，直接躺在小巷肮脏的地上。
眼镜哥带着猎奇的想法来到三和，满足了好奇心后，也不想离开，而是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他说这里热闹、有意思，正是他想要的。那么，眼镜哥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没有耻感和压力的环境里，这里的热闹，是真实的吗？当我们以猎奇的心情凝视着三和青年的生活时，是否也会有一个声音说：“如果机缘巧合，我是不是也会是这些三和青年的一员？”我不敢打包票说我绝对不会。
眼镜哥只有28岁，可来到三和以后，他就一直说，自己老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一个待了两年的三和青年，也说过这样绝望的一句话：“三和就是一个死人坑，来了，就别想离开。”当我们不紧盯着城市和经济发展这样宏大的议题，仅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或许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氛围，才是三和青年真正无法逃离的漩涡。
撰稿：真真转述：成亚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1.三和青年的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失去日结工作机会。
2.理解三和青年的生态状况，最重要的就是理解“日结”这个概念，日结是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
3.这个时代既产生了愿意上流水线的青年一代打工者，也产生了既不愿意在工厂里挣重复劳动的血汗钱，又没有足够知识和技能赚取更高收入的三和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