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 唐骋华解读
《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 唐骋华解读
关于作者
黄耿志，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以及摊贩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是我国在该领域的权威学者。
关于本书
《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是研究我国摊贩问题的权威作品。它揭示了城市摊贩产生的根源，以及城市既需要摊贩，又排斥摊贩的原因。在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中国城市摊贩的生存状态和管理模式。可以说，《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是迄今为止，国内对城市摊贩问题最为详尽和深刻的研究。
核心内容
首先我会讲述摊贩经济的性质，它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随后，我将分析摊贩产生的根源，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摊贩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好处，又有什么负面作用？面对负面作用，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在这里，我将介绍纽约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然后以这两个模式为参照系，讲述我国的地方政府，对于摊贩的认知和管理，发生过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书叫《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这里的摊贩，指的是在城市里摆地摊儿的，即流动摊贩。对这些人，城里人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爱，是因为离不开，赶公交的时候买个早点，逛街时买两件便宜又好看的衣服，深夜吃个夜宵，这些，都靠摊贩提供，可以说，他们极大地方便了城市生活；但另一方面，摊贩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居住环境，甚至带来治安隐患，这又令人担心和恼火。
其实，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全球各大城市，像纽约、巴黎、孟买、北京、里约热内卢……摊贩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原因。本期给你介绍的这本《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就分析了摊贩产生的根源，摊贩的价值，以及人们为什么对摊贩又爱又恨。
这本书的作者黄耿志，是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他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并且广泛参考了国际上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所以这本书里，不仅有精彩的理论阐释，还有很多摊贩的个人经历和感受。这些鲜活的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摊贩的生存状态，理解城市为什么既需要摊贩，又排斥摊贩。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旨在探索出一种合情合理的摊贩管理模式。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对准城市摊贩这个群体。我首先会讲述摊贩经济的性质，它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随后，我将分析摊贩产生的根源，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摊贩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好处，又有什么负面作用？面对负面作用，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在这里，我将介绍纽约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然后，以这两个模式为参照系，讲述我国的地方政府，对于摊贩的认知和管理，发生过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我们首先来讲，摊贩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经济学家把社会经济，分成两大部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正规部门指的是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各类私营企业、商家等，他们构成了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剩下的，就被归入非正规部门，它们包括家庭作坊、自由职业者、乞讨人员等，当然，还有摊贩。
也就是说，城市摊贩属于非正规部门。那么，他们在社会经济中，占多大比重呢？据估算，2010年的时候，我国全部就业人口中有5.2%是城市摊贩，论规模，只相当于正规个体私营经济的17%。光看比例，城市摊贩似乎微不足道，可别忘了，中国是人口大国，再低的比例，只要换算成绝对数量，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2010年，我国城市摊贩的人数在1664万到1949万之间，取平均值的话，约1807万。如果把农村摊贩也算上，这个数字，将高达350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2017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加上深圳的常住人口。
两座超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总和，这个基数，可以说是非常惊人了。而且其中有一多半，集中在城市。城市为什么会吸引摊贩呢？国际上的流行看法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但是正规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于是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非正规部门，其中就包括去做摊贩。这是经济学家对于摊贩为什么会产生给出的普遍解释，印度、拉美的经验，证实了这个解释，不过，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
1949年以后，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制度，人口不得随意流动。所以直到1970年代后期，我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80%以上。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逐步放松，农村人越来越多地跑去城市找机会。受学历、技能、社会关系等因素的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做农民工，去建筑工地搬砖，进服装厂做小工，做公司保洁员等等。农民工虽然赚的是辛苦钱，但毕竟算正式工作，而有些人，连做农民工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走街串巷当摊贩，挣点小钱。
这种看法，能够部分解释我国城市摊贩产生的原因。不过，本书作者黄耿志提出，情况恐怕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流行的看法，其实包含了两个前提，但这两个前提，在中国都不成立。
第一个前提，城市摊贩主要来自农村，这跟黄耿志的调查结果不相符，他发现，很多摊贩是城市居民。第二个前提，农民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做了摊贩。假设真是这样，那反过来理解，随着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加，摊贩的数量就应该减少。但现实恰好相反，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摊贩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是不科学的。
看来，中国城市摊贩的产生，有自己的原因，你无法用一两个理由，去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从事这个行当。那怎么办呢？这本书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根据摊贩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把他们分成四类群体，然后，逐一考察他们入行的动机。
城市摊贩的第一类群体，就是农民。从根本上说，这是城乡差距太大的产物。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5.58个百分点。资源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到2012年，城市的人均年收入是农村的3.3倍。如果跟一线城市比，差距就更明显了。
这让农民普遍感到：种田不赚钱。黄耿志采访了大量摊贩，他们说，在老家辛辛苦苦种一年地，刚刚够勉强糊口，几乎存不下钱。那孩子的学费怎么办？老人的赡养费怎么办？所以只能进城谋生路。当然，进城不等于当摊贩。实际上，多数摊贩干过建筑工、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矿工、保姆等各类工作，直到最后，才选择去摆地摊。这是为什么呢？
最容易想到的一点是，打工收入太低，而且缺乏保障。一个河南籍摊贩说，她刚到广州的时候在餐馆洗菜，一个月八九百块钱，干了两年，也才1100块，而且已经到顶了。另一位河南籍摊贩表示，他在北京当建筑工，包工头常常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相比之下，做摊贩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总体上赚得比打工的多，还不用担心工资被拖欠。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打工规矩太多，很难兼顾家庭。农民工通常上有老、下有小，不少人还把孩子带着。他们都需要照料，尤其是女性，肩上的家庭责任更重。但工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迟到、早退、请假，经济上都会有损失。一名广西来的女摊贩说，从前她在印刷厂打工，工资不错。可有了孩子以后，没时间照顾，只好辞职。而摊贩的时间比较自由，想收摊就收摊，灵活多了。除此之外，打工的上升空间有限。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很难提高技能，当上管理人员的概率也很低。不少摊贩表示，他们在工厂里干了七八年，还只是个普通工人，觉得没有前途，就离职了。
所以说，很多人决定当摊贩，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原来的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们是主动选择成为摊贩的，这跟流行的观点，很不一样。
城市摊贩的第二类群体，是下岗失业人员。这个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那些效益不佳、长期亏损的国企，要么资产重组，要么私有化，要么破产。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国企员工下岗。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下岗职工的数量，达到2200万。与此同时，政府推出“再就业工程”，帮助将近2000万人重新找到了工作。尽管成效很大，但仍然有200多万名下岗职工，处于待业状态，其中不少人，开始以摊贩为谋生手段。一位来自湖南的摊贩说，在老家的时候，他在当地国企上班。后来企业倒闭、职工下岗，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他只好跑到广州摆小摊。这位摊贩的处境，很有代表性。
除了国企，私营企业同样面临亏损、破产等风险，每年都会解聘一些员工。因为技能、年龄等原因，他们很难再获得满意的工作，只能做摊贩。此外，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边缘人，包括残疾人、拾荒者、流浪者等，他们通常找不到正式工作，也会加入摊贩的队伍。一位湖南农村的年轻人告诉调查者，自己身患残疾，又不甘心吃低保，就来广州找机会，可工厂都不要他，所以只能摆地摊来养活自己。
城市摊贩的第三类群体，是小商人，以及想要经商的年轻人。所谓小商人，指那些曾经在公共市场、购物城和商业街等地方，开店铺的人。他们怎么会离开固定的经营场所，来做流动摊贩呢？原因是，他们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境，最终决定，还是摆地摊吧。例如，一位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本来在市中心租了个店铺，售卖民族工艺品。可租金连年上涨，从两三千飙升到两三万，实在承受不起，干脆摆地摊了。
还有一些人，想要经商，但苦于缺乏资本跟经验，所以就从摆地摊做起。一位女性摊贩说，做生意最关键的，是要知道去哪里拿货性价比最高，还要掌握一点服务技巧，这些，通过做摊贩都能学到。
城市摊贩的第四类群体，是低收入者。他们大多数是底层工薪族，工作辛苦，但收入微薄。单身的时候还好说，一旦成家立业，开支急剧增加，就必须赚点外快了，而摆地摊，是最容易操作的方式。一位女性摊贩表示，她在服装店上班，工资两三千块，刚够养活自己和两个女儿，存不下钱。出来摆地摊，是想贴补家用，也给孩子攒学费。
好了，构成城市摊贩的四类群体，就都介绍完了。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点结论。第一点，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看，四类群体具有相似性，他们都处在底层，要么曾经是农民，要么是下岗工人、社会边缘人。普遍收入低，甚至没收入，也得不到尊重，上升通道非常有限，这是他们做摊贩的主要原因。
第二点，从动机看，这四类群体又很不一样。曾经的农民工，是因为对现有工作不满意，才去做摊贩的，具有主动性；那些想靠摆地摊积累资本和经验，为经商打基础的，主动性就更强了；而对于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者来说，做摊贩，更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仅仅是求生存而已。
接受这两个结论以后，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城市摊贩的社会价值。
首先是吸纳劳动力。我国的城市摊贩，2010年就已经达到1800多万，是当年大学毕业生的3倍多。就算拿2017年的数据来比较，也要超过2倍。这么庞大的人口，如果都依赖政府救济，将给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而做摊贩，不仅让这1800多万人能够自力更生，还创造出经济效益，改善了生活水平。进一步说，这1800多万人去做摊贩，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也是非常有利的。试想一下，如果农民进城后无事可干，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如果国企职工下岗后，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又如果，低收入者彻底失望，将会带来多少社会隐患？而现在，他们至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使生活陷入绝境，这其实就间接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其次，摊贩的存在，方便了城市生活。这跟摊贩的经营内容密切相关。黄耿志调查发现，广州摊贩主要售卖水果蔬菜、自制熟食和饮品，这三样，占据了售卖产品的46%以上。其他产品，还包括服装、玩具、工艺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摊贩不卖的。因此，黄耿志把城市摊贩称作“流动超市”，他们极大地便利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
这种便利性，在大城市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这本书里指出，北京、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庞大的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和高端人才，他们需要有人在餐饮、服饰、休闲等各方面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是多层次的，他们既会去高档餐馆、购物中心消费，也会在路边摊吃早点、夜宵，买短裤、耳坠、充电器什么的。而后者，就是摊贩的商机了。这也是为什么，摊贩喜欢往北上广深跑，而且喜欢到市区摆摊，因为那儿潜在客户最多。
对这一点，城市居民平时可能感触不深。但是，假设有一天，北上广深的摊贩统统消失了，那么，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很快会发现，生活不再那么便利，吃个早点、买个小物件，都变得麻烦了，生活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说，城市离不开摊贩，这是城市居民的需求所决定的。
但另一方面，摊贩也确实造成了很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占用公共空间。摊贩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要摆摊，通常就得违法占道。单个来看，一个摊贩似乎占不了多少地方，但是累计起来，面积就很吓人了。例如，广州市区大约有30万名摊贩，总共占用了32万多平方米的公共空间，相当于45个标准足球场。想象一下，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新建45个足球场，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公共空间被占用，对两类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类是周边居民。摊贩们占据人行道、阻碍交通，已经令他们很不满了。而那些烧烤摊，油烟飞扬、污染环境、制造噪音，就更让居民厌恶，于是就很容易产生矛盾。我们来看彭浦夜市的例子。彭浦夜市，曾经是上海最热闹的夜市，每到晚上，街道两旁就摆满大排档、服装摊，形成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摊贩聚居区。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成为上海最繁荣的夜市。彭浦夜市的名声甚至传到国外，有老外千里迢迢，专程过来体验一把。但对周边居民来说，夜市带来的吵闹、混乱和肮脏，严重干扰了日常生活。居民不断投诉，要求整顿，他们还多次跟楼下的摊贩爆发冲突。于是，在2013年11月底，政府决心取缔，彭浦夜市自此消失。
另一类对摊贩不满的群体，是正规商户。他们的槽点在于，自己要办证件、付租金、缴纳税费，而这些成本，对摊贩来说几乎不存在。如果双方卖同样的商品，摊贩就能把价格压得很低。正规商户认为，这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而作为合法经营者，自己的权益理应得到保护，有关部门应该驱逐摊贩。
对地方政府来说，摊贩同样带来了很多困扰。首先，摊贩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对正规商户的合法经营造成冲击，以及摊贩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用，这些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成本和执法成本。特别是在摊贩集中地区，基层工作人员常常忙得焦头烂额。其次，摊贩的构成鱼龙混杂，大多来自偏远地区、社会底层，而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就很容易造成治安隐患和安全隐患。最后，摊贩售卖的大多是廉价低端产品，对经济发展贡献并不大，也不可能升级。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认为，摊贩的存在，拉低了产业品质和生活品质，不利于树立城市形象，对招商引资有害处。
上面这些因素，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城市和摊贩的冲突，可以说是全球性难题。那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根据解决方法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纽约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先说纽约模式。著名法学家蔡克蒙，在论文《中国城管能从外国学习哪些经验》中，介绍了纽约的摊贩管理模式。早在1691年，也就是纽约刚刚诞生的时候，纽约市就出台法规，对摊贩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约束，到1707年，摆地摊被彻底禁止。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从那时起，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欧洲移民纷纷涌向新大陆。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纽约，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其中一些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冲破禁令，做起了摊贩。1925年的统计显示，纽约的摊贩中，63%为犹太移民，32%为意大利移民。这个群体，基本由移民组成。而他们的消费者，也是移民。因为移民初来美国，消费能力有限，正需要摊贩的廉价商品。于是纽约的摊贩经济实际上成了移民经济。
这时候，政府要彻底取缔摊贩，已经不太现实了。于是他们转变思路，从严禁改成严管。一方面，针对街头摆摊等行为，政府予以打击，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建立室内市场，试图让街头摊贩变身为室内商户。然而，纽约市政府并没能达到目的，摊贩们仍然出现在街头，跟管理人员打游击。尤其是在1930年代，由于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美国陷入了大萧条，大量工人、白领、公务员都失业了。为维持生存，其中不少人也摆起了地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取缔摊贩，既不近人情，也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所以纽约市政府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政府严管摊贩的初心，并没有消失。到了1979年，纽约市推出了新的摊贩管理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只有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摊贩才能合法经营。那么有多少执照呢？853个。谁都看得出来，以纽约高达数百万的人口规模，只给摊贩这么点执照，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这些执照优先发给退伍军人、残疾人士，一般人想拿到，几乎就不可能。
对于这样的政策，社会舆论进行了长期的批评，但纽约市政府固执己见，拒绝松动。1998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宣布，将对街头摊贩采取清理行动，这引起了纽约摊贩的集体抗议。1999年2月，一名非洲裔青年摊贩，因为在曼哈顿的马路上贩卖手套和帽子，被警察击毙，这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抗议。即便如此，纽约市政府也没收手，而是将清理进行到底，并且打死摊贩的警察，没受到任何处罚。
为什么纽约市政府要对摊贩下狠手呢？因为城市管理者认为，摊贩损害了纽约的城市形象，对公共秩序产生了危害，降低了经济品质。所有这一切，都将影响资本的投入和扩张，因此，摊贩人数必须严格控制，没有执照的摊贩必须被打击。这得到了中产阶级、企业家和金融家的支持，他们构成了纽约市民的主体，也是最为依赖秩序和资本生活的群体。对纽约市政府来说，他们的利益和意见是最重要的，而摊贩和他们的客户，属于社会底层，其利益应当服从主流社会。因此直到近几年，纽约的摊贩执照也只增加到3100个，相比于870多万的常住人口，简直不成比例。尽管如此，纽约市政府也没有放松管理的意思，对非法摊贩的打击是持续不断的。
纽约的这种管理思路，实际上是变相取缔摊贩。至少，要将摊贩的数量，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使其对城市运行，不至于产生大的影响。
相对于纽约模式，新加坡模式要宽松许多。根据蔡克蒙的论文，新加坡也曾是摊贩遍地，令政府非常头疼。从1971年起，新加坡开始建立摊贩中心，摊贩中心拥有完善的水电设施，通风良好，卫生条件也有保障。新加坡政府还进行补贴，大大降低了每一个摊位的租金，这让摊贩愿意入驻。到1988年的时候，新加坡已建成180多个摊贩中心，给23300多名摊贩颁发了执照，街头流动摊贩已基本消失。
新加坡人口比纽约少，其合法摊贩的数量，却是纽约的七八倍。这说明，新加坡模式的主旨，是把摊贩纳入到城市的经济和管理体系中，在承认摊贩是城市的重要群体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
那么，中国的摊贩管理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参照纽约模式和新加坡模式，我们可以说，它经历了一个从纽约模式向新加坡模式转变的过程。
起初，我国的几个主要城市，对摊贩的态度跟纽约类似，也是排斥和取缔。比如，黄耿志在书里介绍，1996年，广州市政府推出的新条例规定，凡是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并且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到2007年，广州已经建立了全方位的摊贩监管体制，不仅有城管巡逻，电子监控，还建立了综合执法体系，对摊贩聚集的街道进行网格化监控，定点清除，基本做到360度无死角。
广州的做法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武汉，全国各大城市都在积极管理或者说清理摊贩。但是正如黄耿志一再强调的，摊贩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不是光靠取缔，就能解决的。而且，如果执法手段太过强硬，很容易引起摊贩的反抗，严重的，会酿成公开的冲突。据广州城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从2005年到2009年，仅广州一地，摊贩暴力对抗执法的事件，就发生了2600多起，导致1679名城管受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对摊贩，市民也有很多不满，但是只要暴力事件曝光，社会舆论通常会站到摊贩一边，抨击城管野蛮执法，欺压弱势群体。
例如在2006年的“崔英杰事件”中，北京摊贩崔英杰暴力抗法，刺死了城管队长。然而事后的背景调查显示，崔英杰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做摊贩后也是温和有礼貌。于是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崔英杰，认为是城管的野蛮执法激怒了老实人，最终导致了悲剧。
需要说明的是，暴力事件是少数，只不过它能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据黄耿志统计，90%以上的摊贩，都没有跟城管发生过直接冲突。他们的应对方法，是所谓的软抵抗，就是看到城管来了，就转移阵地；等城管走了，再返回。摊贩们管这个叫“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所以事情明摆着，强行取缔，是治标不治本，并且得不到社会主流的支持，有损执法者形象。有鉴于此，地方政府开始摸索新的管理方式，总结下来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分而治之，疏堵结合。基本思路是，把城市空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禁止摆地摊，另一部分，则允许摊贩在获得执照的情况下摆地摊。划分的依据是，在重要商业区和交通要道，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禁止摆摊，保证交通秩序。而在一些人流量较少的区域，如居民区周边、城郊等地，建立市场，颁发执照，允许摊贩合法经营。
当然，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据黄耿志调查，对于地方政府划出的，允许摆地摊的区域，摊贩们有通常会有几个意见。
首先是人气不足。对摊贩来说，人流量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那些地方，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公共秩序，通常严禁摆摊。其次是缺少灵活性。摊贩的客户主要是工薪阶层，而政府设定的经营时段，通常是他们的上班时间。最后是成本问题。流动摊贩成本很低，但是成为固定摊主后，要支付租金、管理费等，成本骤然增加。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改善解决。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第一，城市摊贩是全球性现象，在社会经济中，有着重要位置。根据2010年的数据，我国城市摊贩达到1807万人，相当于一座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因此，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容忽视。
第二，我国城市摊贩由4类群体构成，分别是农民，下岗失业人员，小商人，低收入者。他们做摊贩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不愿意被正式工作束缚；有的是从企业下岗，为了生存；有的是想从摆摊做起，积累资本和经营，将来做生意；还有的是兼职做摊贩，增加收入。但他们的处境具有相似性：处于社会底层，学历低、收入低，靠做摊贩来谋生。只要这个处境不改变，摊贩就不可能消失。
第三，城市居民对于摊贩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摊贩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人们离不开他们。但是，摊贩对公共空间的占据，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居住环境，还造成了安全隐患，这又让人困扰。所以，很多冲突也就由此产生。
第四，我国对城市摊贩的管理，经历过一个变化。早期比较严厉，采用禁止、取缔等方式，导致了一些公共事件的爆发，而且效果也不好。2010年前后，以广州为代表，一线城市陆续采用“堵疏结合”的管理方式，取得了一定效果。
撰稿：唐骋华 脑图：刘艳 转述：顾一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