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门》 贾行家解读
《四大门》｜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李慰祖，1918年生人，1941年写作本书时，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后任教于燕京大学、云南大学，于云南大学政治系退休。
周星，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现为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关于本书
本书以一篇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形式，成为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它通过比较宗教研究的方法，详细调查和描述了中国北方农民信仰的实际情况，进而讨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意义和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性作用，至今仍是相关课题研究的必读书和重要参考书目。
核心内容
中国民间对四大门的信仰，由来已久，非常普遍，自成一套系统。四大门信仰具有现实的社会功能，对民众的生活形成了普遍持续的影响，也改变了一些底层边缘人的处境。这种信仰与佛教道教水乳交融，是中国底层社会自己发展出来的民俗宗教。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四大门》。什么是四大门呢？就是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这四种动物的统称。在中国农村，一直都有崇拜和祭祀这四种动物的习俗。要是还没想起来，那你对狐狸附体的传说和东北的“跳大神”总有印象吧？对，这本书就是讲这些的。
嗐！那不就是封建迷信吗，这也值得写本书，还专门讲一次？还真值得。头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挺有传奇色彩的。《四大门》本来是1941年燕京大学本科生李慰祖的毕业论文，就是这么一篇十几万字的论文，却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社会人类学主要研究宗教、文化、经济等社会因素是如何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的。《四大门》的学术意义在于，第一次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扎实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情况。这篇论文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学界重视，至今也有难以替代的学术价值。李慰祖后来任教于燕京大学、云南大学。2000年，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星，再度整理校对了《四大门》，编写了长篇导读，收入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经典”丛书，近年来多次再版。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课题比乍听上去要重要得多。中国民间对通灵动物的信仰以及萨满教遗留下来的跳大神，都属于民俗宗教，这是世界人类学研究的热门。从学术角度来看，民间信仰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制度。它能够长期普遍地在社会底层存在，是因为与民众思想、情感和生活状态高度吻合。可以说，关键的不是民间具体信仰什么，而是信仰背后的社会现实。这就有点像心理学家在分析梦时，所关注的不是梦的情节，而是情节所传达的潜意识和情绪活动。
不过，提起跳大神、动物附体这类事，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反倒不是这本书要回答的。社会人类学的基础，是进行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调查的原则是价值中立、客观观察，要是已经有了成见，研究就会受蒙蔽干扰。李慰祖的研究就是这样，恪守不对民间信仰真伪做判断的立场，专著于揭示它的社会功能。他运用的方法叫“局内观察法”，所调查的范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北京周边农村。这次田野调查为期一年，尽可能深入地访问了各类对象，为了搜集近距离材料，他还扮成过信徒，参加了许多下神和祭祀活动。
所以，我为你介绍这本《四大门》，也不能直接越过原书，回答“动物附体和跳大神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这属于是另外一个学科，但我相信，听完本期音频，了解了四大门信仰的来龙去脉之后，你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们要说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四大门信仰是怎么回事，通灵的动物们怎样在人类社会活动；第二，四大门信仰有哪些具体的社会功能；第三，该怎样定义四大门信仰，它有什么道德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本书里，四大门信仰主要是什么内容。
民间按照谐音，分别给四大门动物取了人的姓氏，称为“胡黄白柳”，胡门就是狐狸，黄门就是黄鼠狼，白门就是刺猬，柳门也叫常门，就是蛇，因为北方俗语管蛇叫长虫。很多地方也管四大门叫四大家，还有在“胡黄白柳”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灰”门，也就是老鼠，合称五大家的。在南方一些省份，还有对青蛙、蟒等动物的崇拜，信仰形式也和四大门很近似。
这些动物在民间很常见，老百姓也不是见到就崇拜的，而是只尊重其中经过修炼、具有法力的动物。他们认为，四大门动物活到一定寿命就会有修炼的行为，动物没有人类这么复杂的情绪和欲望，可以很快修炼出法力来。民间对四大门修炼的描述，混杂了对道教的认知，认为动物的修炼也有正邪之分，良善的一类，会隐遁到深山里潜心修行，采集天地灵气；邪恶的会利用邪法迷惑人类，窃取人的精气。
按照过去的民间说法，四大门动物具备了法力之后，也就是成精了之后，就要进入人类社会了。它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混迹在人类中间能帮助它们渡劫。渡劫就是渡过劫难，这过去是个宗教词汇，现在因为修仙玄幻小说流行，已经成了熟词了。在民间信仰里，上天不允许动物随意修炼，四大门修炼满五百年会获得人形，这个时候，上天就会定期降落雷击或者天火，对它们进行定点清除，如果能成功逃脱，成精四大门的法力会再上一个台阶。第二个目的是，只采补人类精气是不能修成正果的，要想得道成仙，必须通过为人类提供帮助来积累功德，才能获得上天的认可。
成精的四大门被民间称为仙家，这是个专门称呼，和神仙系统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在人类社会的活动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占据一个人体作为自己的传声筒。仙家修炼到相当程度之后，会通过脱离原来的动物躯壳，以气的形态，从人脸上的眼耳鼻口这些七窍钻进人的身体，再经过一种叫“串窍”的改造过程，实现随时上线，这就是常说的附体。被它们附体的人，本书里叫“香头”，在今天的东北，叫做“顶仙出马”，就是头上顶着一个仙家的意思。香头被附体后，会用完全不同的嗓音和神态说话，事后也没有记忆，很像电影里的人格分裂，从心理学上说，这是比较典型的癔病表现。
第二步是建立获得香火的仙坛。四大门进入人间的目的是获得功德，对仙家来说，功德像是升级成仙所需要的积分。按照世俗的理解，功德就是人类对仙家的感激，在形式上是给仙家上供烧香。仙家积累功德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叫家仙，就是保佑一户农民家的平安富足，日常收取香火供奉。家仙有时候会在一家连续居住很多代，家仙一旦离开，这户人家也就开始衰落。另一种叫坛仙，就是降临到香坛上的，香坛就是信徒设立的有神龛、供品的祭坛，布局类似于家庭祠堂或佛堂。简单地说就是，前一种家仙比较私人化，只享受一家的香火；后一种坛仙对外营业，坛仙的法力相对更高强。
第三步就是显露法力、积累功德了。民间祭拜和奉承这些仙家，目的性很明确，就是因为相信它们具有法力，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仙家会通过附体的方式与信徒交流，给人治病、预测祸福、破解灾难，甚至驱赶作祟的其他四大门仙家。对于虔诚信奉的人，仙家会有求必应，香火也就越来越旺盛。
人们对四大门仙家的供奉，既有贪图它们能带来财富、帮助消灾去病的目的，有时候也是出于恐惧。四大门仙家对得罪自己的人，会使用一种叫“拿法”的方式进行报复。常见的拿法，是借一个人的身体显灵说话，先进行语言威胁，如果对方不就范，再让人患上怪病或者破财，直到当事人前来请罪。能借香头身体说话的仙家，法力一般很高，做事也就比较讲逻辑、有步骤。不会说话的，会直接朝人家里扔石头瓦块，搬走家里的财物，像黄鼠狼这种比较低级的四大门仙家，还会无缘无故地搞恶作剧。按照信徒的好评度来说，四大门仙家里，狐仙最灵验、法力最高，也比较讲道理，能克制其他仙家；黄鼠狼要算是四大门里的败类；刺猬的性格迟钝，很少有得道的；而蛇是最神秘莫测的，它们很少和人类交流，主要是作为家仙看守粮仓和钱财。
这一套说法，你应该是不陌生，它至今还在民间流传。所以，今天的学者要研究相关民俗问题，《四大门》仍然是必读书。本书虽然只记述不评价，我们还是不难看出来，这套说法来自传统文化深处，是由民间口头传闻和历史典籍结合起来的。在中华文明初期，先民就有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关狐狸等动物的灵异记载出现得很早。在先秦的《山海经》里，狐狸是妖兽，能预言灾难和战争；魏晋时期，已经有狐狸、蛇在人间施展法术、修炼成仙的志怪故事了。像动物修行满五百年之后具有人形的说法，在晋朝的《抱朴子》里出现过，一直沿用到现在。李慰祖在调查时，很多村民都声称，亲眼见过大群的狐狸在坟地里吐火球，空中像升起无数小灯笼一样。大概从唐代笔记小说起，就形成了狐狸的修炼方法是对着月亮祭拜，从口中吐出红色内丹的说法。《聊斋》里有个故事说，一个鬼趁狐狸修炼的时候，偷走了它吐出来的丹，就取得了狐狸的法力。
在四大门信仰里，关于仙家如何修炼、怎样取得功德的这套说法，作用很明确，就是为成精的四大门提供信用和道德担保。四大门信仰不是主流宗教，有点像神秘力量里的黑道，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不愿意和黑道接触，普通人向他们求助之后，可能会一直被勒索，后患无穷，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和四大门仙家打交道。这套说法就是用于解释，这些仙家到人类世界来，并没有害人的阴谋，它们的目的只是积累功德，和你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只要烧香上供，报以真诚的感谢和尊敬就行了。
上面这一套说法，是以四大门的动物为主观视角的，现在我们得切换回人类视角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四大门信仰的普遍程度相当惊人，在整个调查里，居然没有受访者否认过四大门仙家的真实存在。只要人们都相信，四大门就成了一种社会现实，具有实际功能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第二个话题，四大门信仰有哪些具体社会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改变底层民众的生活，反映边缘人的利益诉求。和仙家联系最紧密的人是香头，我们前面说了，香头就是被仙家们附体的人，名义上是仙家的弟子。在调查中，香头们都说自己不是自愿的，而是被仙家选中之后拿法，忍受不了折磨才被迫同意的。香头顶仙前，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拜师仪式。新来的仙家，要和其他设坛的仙家确立师徒关系，新香头也要和老香头论资排辈。这类拜师规则，其实是加入一个行会，如果没有这种行业资格认证，就要被同行排斥。现代宗教研究，将香头这种角色称为恶灵信仰中的灵媒。英国人类学家李维在研究了非洲部族宗教之后总结，在阶级严明的男权社会，充当灵媒的主要是两类人，结过婚的女人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男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向过去欺压他们的人进行抗争。
香头也符合这种描述。民间认为，只有身心残疾，或者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没福气的人，才会去当香头。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当然就很低。成为香头以后，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实质改变：女香头赚来的香资，让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变高了，很多人的丈夫还会反过来给她们当助手；对男性香头，人们虽然暗中轻视，但因为害怕仙家的法力，当面都要尊称他们为先生。出名的香头，社会地位更特殊，连达官贵人都会登门求助。另外，由于四大门亦正亦邪的宗教界黑社会身份，也就成了强盗、妓女、流民这些边缘人群的保护神，他们相信，仙家能对抗官府势力，能回应他们的一些非法要求。早年的戏班，后台也都普遍供奉四大门、五大仙。
四大门的第二个社会功能，是满足区域性、社区性的特殊需求。我们可以把仙坛理解成区域性很强的民间信仰便利店，坛仙势力范围的大小和名气大小有关。人们向仙家所求助的，都是像家里人被鬼物迷住、丢了东西，或者保佑新生儿没病没灾之类的请求，大多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法通过其他渠道解决的私密问题。
在各种仙家业务里，最主要的是看病。你可能要问了，民国时北京郊县并不偏远，为什么非得找仙家治病？按照当时人们的认知，病有两类，一类是病源明确的疾病，可以去医院；还有一类疑难杂症属于所谓“虚病”，是由撞邪、丢魂、阴气太盛之类原因引起的，这就必须得请仙家出马了。而且，很多人相信仙家比西医西药更管用，在农村妇女眼里，打针和化验倒更像妖术邪法。而且，去仙坛上香的花费远低于正规医院，同样的病，医院门诊和药费一般是大洋四五角，仙坛只要一两角。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疾病里有一大类是自限性疾病，也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依靠免疫力逐渐痊愈的病，仙家所提供的，应该是自限性疾病的安慰剂。然而，事情也可能不这么简单，当时农民辨别真伪的能力，不见得真比今天的城市人低，所以不能简单认定他们信仰四大门就是完全由于无知。比如说，在今天的医疗中，也需要心理干预和安慰剂。对于民众来说，给四大门仙家烧香，代价更小，暗示效果却更强。而且仙家能提供的服务，也远远比治病更复杂更微妙。乡民们相信，法力大的仙家，有本事给生命垂危的人从阴间借来寿命。仙家会很聪明地强调，究竟管用不管用，具体要看本人是否积德。不管哪一种结果，家属都会有“该用的办法，我们都已经用了”的自我安慰；对外呢，邻居们知道他们真心尽孝，可以获得道德上的认可。
很多现实中难以处理的纠纷，也能在仙坛上妥善解决。有一个人嫌弃自己的儿子斜眼、属相不好，强迫妻子扔掉他，亲戚们都没法调解，香头降神教训了这人一顿以后，他就从此喜欢这个儿子了。我们可以猜一下啊：旧社会是很看重儿子的，这个男人想扔掉儿子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担心他命硬克自己，更可能的，是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不管哪种原因，在旧社会都没法证实或证伪的，只有靠大家都信奉的神道出来发话，才能打消他的顾虑。你看，这个宗教便利店，真是不可替代的。
民众的诉求很明确，对结果是否满意会立即体现在香火上。仙坛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不灵验就会很快被拆除，想要维系香火，仙家们也得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当时专业化程度之高，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一个仙坛上寄居的，不是一个仙家，而是一个庞大家族，规模较大的仙坛有狐仙一百多个，治病分内外科和专科，有专治眼睛的，有专治身上长疙瘩的，还有专管抓药的，分工比很多诊所都要明细。
因为民间信仰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存和变通能力。比如，按照我的直观观察，在东北的很多小城镇和农村，四大门信仰仍然很常见。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民间信仰其实与社会是否稳定、经济发达与否、政治控制力强弱这些因素的关系都不大，它是一种个人化、底层化的社会互动现象，会一直存续下去。
当然，只讨论社会功能还是不够的，从精神层面上定义四大门信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么，咱们就来说说四大门信仰有什么道德意义，它究竟是宗教还是迷信。
先来说道德层面。在李慰祖完成四大门调查之后的几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乡村社会学”理论。费孝通发现，中国乡村社会没有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人们的道德体系离不开固有的人际关系，各种道德标准都有严格的指向性，比如对家人才讲孝悌，对朋友才讲忠信，对于陌生人，得先知道该参考哪一类人际关系，才能确定使用哪一种道德标准、自我约束到什么程度。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一套没有亲疏差别、覆盖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用这个理论观察四大门的道德意义，就很有意思了。
四大门仙家和人类的实际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人们对它们的称呼里就体现出来了，我们说了，仙家不等于神仙，这固然是奉承，但也有轻视的含义。仙家就居住在农村社会里，它们表现出来的修养境界，也并不比普通农民高。同时，农民和仙家又很亲近，在心态上是平等的，即便是上香祈祷和还愿，也都可以和仙家讨价还价，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类似邻居的关系。老北京人通常管狐仙叫“狐仙儿”，这个儿化音，是一种现实里惹不起、心理上又不承认的圆滑处事办法。对保佑了自己发财的仙家，人们会更亲近地称之为财神爷。对财神爷和法力强大、声名显赫的仙家，乡民们则自居为晚辈，基本上言听计从。
仙家的规矩，不是由几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出于农民的道德理想，仙家自己就是农村尊卑礼教的执行者。前面说了，仙家内部的长幼辈分、师徒名分很严格，和小说里那些追求爱情的狐仙不同，它们严格遵守“男女授受不亲”，竭力摆脱狐媚放荡形象。在仙坛上，只要有可能，男患者由男坛仙来治、女患者由女坛仙来治，这也是农村妇女愿意求助仙家的原因。仙家还是农村道德的捍卫者，在各种案例传闻里，它们惩治儿子媳妇不孝、解决民间纠纷，都是以民间道德为立场。
周星教授在对《四大门》的导读里认为，仙家所维系的道德，还有一层宗教伦理含义。在乡土概念里，这个原则很朴实，就叫“行好”。华北农民形容什么叫行好呢？就是“走起路来让路，种起地来让边”，让路好理解，种地让边，就是在两家耕地边界主动让出一定距离。让边可不是小事儿啊，在传统农村，最核心的利益是土地，这是要传代的，一条垄沟都可能形成流血事件和世仇。对比费孝通的理论，咱们能看出来，行好已经超出了根据亲疏远近来比量的世俗道德了。想推广种地让边、爱邻如己式的道德，真得需要近似宗教力量才能约束。
人们相信，和自己比邻而居的四大门仙家，在密切监督着自己的行动，会惩罚那些不行好的人。而且，上香拜佛的行为本身也和做善事一样，是一种行好。相当一部分香头也真诚地认为自己顶仙治病是在行好，会遵守职业道德，不过高或强行地索要香资。他们还定期把收支写在黄纸上焚烧，报告给仙家，表明自己的清白，就是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是当真的。这也和我们习惯上那种“干这行的都是江湖骗子”的印象不同。所以说，四大门信仰，不仅维护尊卑礼教和世俗道德，而且也在推行一种具有宗教特点的伦理观念。
咱们最后再来看看，从精神层面上该怎么定义四大门。许多学者认为，四大门信仰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动物崇拜，但这不能解释它对于人们生活和道德的很多具体影响。从文化上说，仙家附体是一种巫术文化和萨满文化。
也有很多人——在今天，应该是大多数人——认为，四大门根本不算什么信仰，就是一种迷信而已，但在本书的时代，四大门信仰在民间占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实际影响力甚至远在其他宗教之上，有时候还侵入了主流宗教的领域。李慰祖观察到，那些去寺庙道观里烧香的人，实际心态也是我们刚说的行好，只是在向神佛表达敬意，他们认为，真能保佑家宅平安、远离灾祸的还是四大门仙家。民间甚至默认，很多寺庙之所以灵验，实际上是一些四大门仙家附身于神像佛像上，这叫做“催香火”，也是种积累功德的途径。在四大门信仰里，仙家受道教的碧霞元君管辖，但按照“县官不如现管”的原则，神佛实际上要退居于仙家之后。这在仙坛布局上就能看出来，这类仙坛也是佛、道、四大门混杂的：既有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也有民间传说中的神，而居于正中主位的，却是四大门仙家。信徒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李慰祖和周星都认为，四大门信仰，无论从文化属性，还是从社会意义上来看，都应该视为一种民俗宗教。这种民俗宗教存在于汉族民众的生活中，以世俗道德为基础，在构成上融合了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宗教文化。四大门信仰只关注现世世俗生活，对来世等问题，采用了民间普遍认可的转世投胎说法，也就是对佛教教义的简化说法。这个判断只是社会人类学科范畴内的，对我们来说，四大门信仰是民俗宗教这个结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这一类社会问题。有句很常见的吐槽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但是这本书的研究则证明，中国底层民众其实一直都在构建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这类信仰，比起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当然并不完整，但是也具备近似的社会功能，与上层建筑中的儒家礼法一起，在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实现精神上的平衡。如果只是简单地否认中国存在民间宗教，就会读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人。
以上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们再总结一下要点：
第一，四大门信仰，是民间对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这几类通灵动物的信仰。人们相信，它们采取道家式的修炼，会具备神秘的法力，能为人类提供保护和服务。
第二，四大门信仰具有现实的社会功能，它对民众的生活形成了普遍持续的影响，也改变了一些底层边缘人的处境。
第三，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大门信仰对民间施加了一种宗教性的约束，它与佛教道教水乳交融，是中国底层社会自己发展出来的民俗宗教。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 转述：李璐
划重点
1.四大门信仰，是民间对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这几类通灵动物的信仰。人们相信，它们采取道家式的修炼，会具备神秘的法力，能为人类提供保护和服务。
2.四大门信仰具有现实的社会功能，它对民众的生活形成了普遍持续的影响，也改变了一些底层边缘人的处境。
3.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大门信仰对民间施加了一种宗教性的约束，与佛教道教水乳交融，是中国底层社会自己发展出来的民俗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