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传》 贾行家解读

《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斯蒂芬·穆勒-多姆，出生于1942年，在法兰克福师从狄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现为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除本书，还著有《阿多诺传》。

关于本书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传记。哈贝马斯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当世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学术成就令人生畏，庞大的知识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知识界。他被誉为是“当代的黑格尔”。在其耄耋之年，德国作家斯蒂芬·穆勒-多姆再次将笔锋对准这位长者，描绘其充满智慧和勇敢的一生。

核心内容

本书思想核心是：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人生经历看上去很平淡，学术成就却令人生畏。他始终关注时代和政治，和早年经历有关。先天性的唇腭裂，让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语言的问题。纳粹的罪行，让他毕生对政治保持着反思和警醒。哈贝马斯差不多一辈子都在进行政治论战，一直在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这也是在实践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本期音频还介绍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和政治共同领域理论。公共领域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可以通过充分理性的沟通，提高公开讨论的话语质量，来纠正金钱和权力系统带来的谬误。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位美国哲学家说：“就连哈贝马斯有名这件事，也是非常有名的。”

不过，这不是我为你介绍这本书的主要理由。哈贝马斯对于中国，有特殊意义。从八十年开始，哈贝马斯一直对中国学术界，包括政治高层的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他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心人物。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从“血缘”上讲，就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有密切联系。

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的理论，对中国社会有现实意义。他毕生都在捍卫现代性的价值，批判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价值包括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的实践方向。比如，他对科技意义的阐释，和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说法不谋而合。同时，哈贝马斯进行了更深的思考，他提出：要警惕科技成为意识形态，科技只是人类的诸多行为之一，只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假如用于自身，成为人管理人的手段，就会造成社会病态。

从学术上讲，哈贝马斯的理论系统很庞大，涵盖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也一直在帮助中国学者。2001年，他对中国进行过一次学术访问。在和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对谈时，李铁映说：中国传统思想总是以集体为基础，西方的传统文化以强调个人作为道德基础。哈贝马斯只是临时翻阅了一些中国文化资料，就指出：至少，孟子的思想，不是建立在集体的基础上。他的这种掌握他人思想的敏锐和精确，让在场的中国学者印象深刻。所以，很多学者思考中国问题时，为了获得更深入的答案，习惯先查一下：在这件事上，哈贝马斯老先生怎么说？

另外，哈贝马斯理论，对当代世界政治也有很大影响。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九十高龄，他始终在深度地参与西方政治热点问题，很多争议，都是他在“主动引战”。所以哈贝马斯才这么有名，因为大家知道：通过哈贝马斯，可以了解政治的本质。不过，对这个思想家来说，这种知名度不是什么享受。他形容说：吸引公众眼球，是让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发生混淆，是很沉重的代价。

那么，一位本该在象牙塔里超脱世事的哲学家，为什么这样关注世俗世界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读这本最新的哈贝马斯传记。本书作者是德国学者、奥尔登堡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斯蒂芬·穆勒-多姆，很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

在本期音频的第一部分，我当然应该先为你介绍哈贝马斯的生平和学术经历。我们来看看：一颗卓越、理性而又神秘的哲学家头脑，是怎样炼成的？他又为什么这么热衷时事政治？

在第二部分里，我们来试一试，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本传记，了解一下哈贝马斯的主要思想。说起来，他的名字虽然尽人皆知，但有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思想。在当代世界，哈贝马斯理论的深度、广度相当罕见，而且还一直更新，每隔一两年，都有新著作问世。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读传记，是了解他的思想的主要渠道。

下面，我们就先来说：哈贝马斯的生活史和政治活动。

哈贝马斯说，他在大学教哲学时，在课堂上讲亚里士多德、讲康德，对生平都介绍得很简略, 就是一段生卒年代和简单经历。哪怕是哲学家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故事, 也应该藏在本人对思想观点的论证之后。因为这才是对经典哲学家的尊敬。他们与外在世界联系不多，留下来的是创新和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就像火山灼热的内核，而思想者本人的生平，不过是层层累积的火山灰。也就是说，只有缺少原创性的思想，才需要靠时代环境来解释。

另外，哈贝马斯的个人经历，确实是波澜不惊，没什么传奇故事。按照这个规则，对他最尊重的态度，好像是介绍得越短越好。比如就像下面这样：于尔根·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6月，哲学博士，担任过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同时教哲学和社会学，还担任一些学术职务。他是德国法兰克福哲学学派的第二代中坚人物。这样好像就可以了。

不过，哈贝马斯还说过：哲学史的意义，在于通过了解思想生成的历史，以及思想者本人的生活史，更透彻地理解思想本身。那么，我们还是应该多说几句。

我们读这本书，也不是为了读到他个人的戏剧性人生遭遇，而是想从他的人生里，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用这样的视角，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他高度关注时代和政治的个人原因。第二条线索，是他所参与的那些政治论战和冲突。本书的副标题是“知识分子和公共生活”，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主线了。请你注意，我们下面讲的这段人生，是比较抽象的人生，是一种被充分思考过的人生。

先来说第一条线索——他关注时代和政治的原因。最直接的因素，产生于童年到青少年时代。

哈贝马斯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小城杜塞尔多夫，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我们知道，他出生的1929年，正是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年头，德国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开始下降，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于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赢得全社会的支持。哈贝马斯家是个教养良好的主流家庭，信奉督教新教，他的父亲恩斯特·哈贝马斯是政治经济学博士。

最初影响小哈贝马斯看待世界的事件，是他患有先天性的唇腭裂，从出生到五岁，一直在接受修复手术。先天性残缺，让他在面部和语言表达上一直都有问题。因为奇怪的鼻音和口齿不清，他从小就受到同伴的嘲笑和愚弄。儿童之间的欺凌，因为单纯，也很残忍。哈贝马斯说，“我从小学时，就形成了两种特殊经验，一种是其他人不了解我，另一种是他们用拒绝来回应我”。

他确实是哲学天才，在这种体验里，他开始了理性思考。他说：手术虽然彻底动摇了他对世界的信任，但让他认识到人在生活中是相互依赖的，认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这决定了他今后把人的社会性问题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在哈贝马斯庞大的思想体系里，最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关于公共领域以及“交往行动”的理论。这个理论，我后面会介绍。

由于少年时代受语言交流困扰，他还体验到语言作为媒介是多么重要。进而开始思考：没有语言，就没有个体生活。他的哲学研究中，包括研究语言学的意义理论，简单地说，这项研究是在分析语言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

影响他思想的第二件事，是德国在二战中的失败。二战期间，他的父亲老哈贝马斯成了法西斯“第三帝国”有名的经济专家，军衔是国防军上校。哈贝马斯在10岁时加入德国少年团。在他15岁那年，也就是德军即将投降以前，被征调到前线去当高射炮助手。结果宪兵来拉他去入伍那天晚上，他正好不在家。几天之后，按他的话说：“谢天谢地，美国人来了。”

哈贝马斯家生活在小城市，也目睹过犹太人被迫害的情景，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德国民众是直到战败之后，才知道纳粹在二战中的各种罪行，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此之前，哈贝马斯和很多德国人一样，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帝国里。一夜之间，这个社会被揭发成是病态的社会, 而这个国家，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许多民众都参与其中。哈贝马斯说，没有这个阅历，他肯定不会走向哲学和社会研究，他少年时代本来打算当医生。此时，他对于人的兴趣依旧，但从解剖学视角，转向了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广阔视角。从此以后，怎么对待纳粹的历史遗产, 就成了他的政治生活主题。哈贝马斯把人类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开掘到了罕见的精深程度。但他对德国的具体问题，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则：一是激烈反对任何对这段历史的漠视和掩盖，随时准备狙击民族主义复辟；二是毫无保留地认同民主。知道了他的经历，我们就能理解他的情感和这份道义力量。

1949年，联邦德国，也就是当时的“西德”成立了。这一年，二十岁的哈贝马斯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和文学。他当时还是个文学青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很着迷，阅读大量德国经典文学作品，广泛接触现代艺术和先锋派电影。他只用了9个学期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揭示和论证德国大哲学家谢林思想中的矛盾。导师的评审意见是：这个博士生有稀世才华，他既能熟练运用哲学史材料，又能找到哲学问题的现实切入点，这是两种很难同时出现的天赋。应该马上让论文作者担任新生讲师。

24岁的哈贝马斯，以“极优等”成绩成为德国战后的第一批博士，但他没有开始学术生涯，而是选择去做自由记者，写政治和文艺评论。他的关注点一直很广泛，不止哲学这一个方面。一年多以后，由于经济考虑，他才申请奖学金，进入学术研究机构，后来拿到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助理教授的职位。

哈贝马斯在25岁结的婚，妻子是小他一岁的历史学家乌特，次年有了第一个儿子。如今，他们已经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婚姻。乌特学识渊博，哈贝马斯的政论文章，都要先经过她的审定。在结婚三十多年的时候，哈贝马斯对人们说：“我夫人对我的重要性，我想要说两句。”大家以为他要第一次当众谈论私生活了，结果他接着说：“但是，无论我想说什么，都跨不过家庭审查的门槛。”哲学家的幽默，需要我们多反应几秒钟。

在30岁左右，哈贝马斯正式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转入了我们要说的第二条线索：哈贝马斯参与的那些政治论战。这条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有人说，哈贝马斯的一辈子“不只是干出来的，也是斗出来的”。他在六十年里参加的各种名激烈政治争论，肯定数不过来，我们只能挑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两件。一件存在于学术界内部，是他挑战前辈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一件是德国的公共事务，关于修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哈贝马斯说，是“容易愤怒的性格，让学者成了知识分子”。登上这个舞台，进入公共话题的讨论，就一定会引起一部分公众的不满，成为争议性人物。他的学术思想立场是属于温和派、反思派的，但他通过公开信、讲演、文章发起的那些批判，却相当尖刻激烈，语言很有攻击性，有时候是直接针对人身的，不管对方是学术权威还是当权政要，他没有丝毫的防守姿态。从二战后到默克尔时期，历届德国政府，差不多被他批评了一个遍。按照本书的分析，他在论战中这么干，是为了占有对所讨论概念的解释权。这也可以说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表现。

在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时，他就敢于公开挑战当时德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牌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二战期间，海德格尔和纳粹有牵连。但战后，他仍然光鲜地出入各种场合，看不出反思迹象。当他再版《形而上学导论》时，也没有收回其中支持纳粹的理论。这引起了哈贝马斯的愤怒。他发表文章，指责海德格尔把“有计划地屠戮数百万生灵”，仅仅表述成了“存在的历史”节点。他说，现在是时候“用海德格尔（的理论）来反对海德格尔了”。他列出哲学问题的条目，从学术上逐一严肃地批评海德格尔的缺陷。随后，海德格尔的拥护者指责他是“心理病态”，双方开始了持久的论战。一直发展到高冷的海德格尔也出来做回应。

当时，这还是后生挑战大师，没有动摇海德格尔的地位。30年后，当海德格尔去世，他和纳粹的关系重新被世人拿出来说事儿，这时的风向就变了，鞭笞海德格尔成了主流。而哈贝马斯则站出来反对全面贬低海德格尔，他说。这倒不是他的批判锋芒减弱或者绅士风度了，而是他认为，自己作为晚生的人，幸运地没有参与纳粹罪行，不宜于对海德格尔在二战的表现作道德评价。他的过失，主要存在于1945年后仍然拒不反思。

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连续发表的重要著作，被哲学界称为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成就”。在80年代，彻底确立了哲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地位，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哲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有密切联系，特点是不是从阶级开展批判，而是从文化、社会角度开展批判。所以，哈贝马斯的学说，对中国学术界甚至官方思想，都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上，哈贝马斯的立场属于中性偏左。他希望人们将他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区分开，但他的政治观点，也是学术的具体呈现。比如，他在政治上主张程序民主和宪政爱国主义。他的宪政爱国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爱国就是爱宪法”，因为宪法是公约。他认为，传统的血缘和文化构建的民族认同，已经不适用于现代多元社会，人们需要宪法这种理性成果作为认同基础，构建当代政治文化。所以，当探讨德国的问题时，“民族感情”从来就不是他考虑的。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件关于德国民族感情问题的论战。德国在1990年恢复统一。有人建议在柏林修建一座纪念犹太大屠杀的纪念碑，继续为罪行忏悔。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哈贝马斯当时的好友，大作家马丁·瓦尔泽，就发表演讲说：“诚实正派的人没有否认过这段回忆。但是现在有人出于虚荣，把我们的耻辱当成了工具。”这番话引起在场上千名德国文化名人的喝彩，潜台词是：“都道了45年歉了，还有完没完了？”

这让哈贝马斯极其愤怒——你看，这位深邃的哲学家真是很容易愤怒，到八九十岁时，说起当下的欧美政治，他还是用“愤怒”形容自己的心情。在这场论战里，他擒贼擒王，直接谴责当时的德国总理浅薄轻浮，是个“媒体总理”。他说，纪念碑不只是哀悼死难者。一方面，它是象征自我批判和道德戒律，时刻告诉我们“不能再有奥斯威辛”；另一方面，这是显示德国和自己传统文化中的错误成分决裂的态度。只有彻底决裂，才能让德国人重获自尊。2005年，哈贝马斯终于在柏林的市中心，看到了这座由3000块水泥方块构建的纪念碑。有篇报道说：这位老人脸上还是有不满之色，似乎觉得周围的场景太轻松。记者问他在思考什么。他说：“现在说还不到时候。”

几十年来，哈贝马斯在论战中的遭遇，简单地说就是“左右不讨好”，有时还受到队友的炮轰。他激烈抨击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认为欧美国家必须尊重道德的普遍性原则，摆脱过去的战争逻辑。这种态度，是与整个西方的舆论为敌，他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儿子和亲密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做法。至于其他人对他的恶意，经常延续几十年。

为什么他这么关注现实问题，如此好斗？我们要到下一个部分的内容，从他的思想里找答案。不过即便如此，当他1994年从法兰克福大学退休时，全世界还是向他无可争议的学术成就表达敬意，德国外长说：“哈贝马斯是我们的国家哲学家”。今天，他的身上早就贴满了各种标签，像“联邦共和国的黑格尔”、“公共良心”、“德国导师”；可也不都是好话，还有“法兰克福的暴脾气”、“迫害妄想症”，针对的主要是他的政治观点。

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哈贝马斯对当代世界的关注和参与热情，除了人生经历，还有什么哲学上的原因？他说：当代哲学，应该继续尝试回答康德提出的那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类是什么？当代哲学陷入了过度专业化趋势，这实际上是死胡同。哲学家还是要试图去解释整体，为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整个世界寻找理性的解释。比如说，他对“可以期待”的人类社会，就有一种理想描述：人类要以世界公民社会的形态，维护持久的和平。那么，支持这个理想的学术依据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第二部分内容了。

在开始之前，先来讲一个哈贝马斯的轶事。有一年，他在歌德大学演讲，现场一名学生举手打断了他，问他能不能说得简单点儿，他的理论实在太难了。现场有一半观众鼓掌赞同。哈贝马斯承诺，自己会尽量说得简单点儿，让更多的人懂。结果，另一半观众开始发出嘘声。哈贝马斯又对那些喝倒彩的人说：“你们放心，我虽然有这个好意，希望能说得让他们懂，但肯定实现不了这个效果。”

我下面的讲述，除了本书内容，还有哈贝马斯自己的演讲——毕竟演讲比哲学著作容易理解。我会努力寻找最可能在音频里说能清的方式。也许会因为简化而不够准确，但我肯定不会夹带我的私货，我也没那个本事。至少，我们还可以记住理论名字，和他得出的基本结论。

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话语和理性这三个概念，主宰了我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我们就主要来说一下他的公共空间和政治共同领域理论。

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人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生存的政治动物。我们刚才说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他从童年就开始思索的。直到八十多岁时，说起这个起源，他还说：“我始终不明白，自我意识为什么有本原性？难道我们不是首先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才意识到自身的吗？他人的目光，有一种个体化的力量。”

确实，没有哪种动物出生时，像人类婴儿一样无助。就像他五岁时体验的那样，人类的成长，是在相互扶助、相互沟通、相互学习中完成的。他后来把这解读成：人只有在接受社会、进入公共空间，才成为一个人。这种公共性，既是内在的, 也是外在的。

人类分享文化的、进行互动的空间，就是公共空间。现代的公共领域，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参与其中的人是互相平等的，在不受政权的干涉下，通过理性讨论公共事务，形成公共舆论监督公权力，这是一种抽象而合法的团结。西方近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产生于17、18世纪的英国、法国。当时的人们,在阅读和社交活动中，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开放的交往网络。这个公共领域的关注焦点，逐渐从艺术转到了政治上。

但是，这种局面，只有在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间里才有可能。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以后，报刊等媒体开始为资本服务。公众舆论也被政治组织操纵。公权力扩大到私人生活之中，公共领域衰落了，公共属性变成了一种表演。他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度封建化”。

针对这些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理论。他把社会描述成“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动态结合。“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人的个性构成，包括上面说到的沟通行为。而“系统”，是经济和行政的基础设施，分别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在理想状态下，系统是应该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并且为社会运行带来稳定性。

当系统出现问题，人们应该把交往行动作为黏合剂。哈贝马斯的代表性理论，就是“交往行动理论”，这套理论建立了他的哲学、社会学研究框架，涉及面很广。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交往行动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特征，是科学、道德和艺术分化成了独立领域。为了捍卫现代性和民主宪政制度，避免片面性危险——比如我们开头说的，那种把科技当作社会管理手段的倾向——就要通过交往，把不同领域的沟通力量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彼此相关的人，要对行动和目的取得理解。

途径就是使用符合真诚性、真实性、可理解的语言，开启理性的商谈程序，通过沟通，做出修正。这就要说到他的语言学研究了。从柏拉图以来，很多哲学家把语言定义成一种表现媒介。但我们前面说了，哈贝马斯从小就觉得，语言首先是用于交往的。这个观点他一直没变，他认为语言不是世界的镜子, 而是为我们打开了进入世界的大门。

哈贝马斯说，这种时候，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是学哲学还是学物理的，应该不听命于任何一方，不偏不倚地、公开地使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地提供充足的论据,提高自己话语的水平。同时，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通过言语获得的影响，作为获取权力的手段。说到这儿，你应该就明白了：哈贝马斯的好斗，不只是性格原因，而是他认为自己作为社会公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

哈贝马斯始终关注公共话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对此的解释说：“德国哲学一直就是政治哲学，这沿袭的是古希腊的传统。”确实，古希腊的哲学家，往往在公共领域发声来实现自己的荣耀。当年，苏格拉底自称是神送给雅典人的一只牛虻，他的存在，就是要让这个城邦感到不舒服，以免在昏睡中堕落。也许可以说，哈贝马斯就是西方政治文化的牛虻。

关于他对康德那个四个问题的思考，我们换一个比刚才更简明的角度。2006年，一些意大利中学生，给哈贝马斯写了封信，罗列了很多问题。哈贝马斯是这么回答的。学生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认识真理？”他回答“人类的思想总是出错。”学生问“认识真理有什么途径？”他回答“真理不只有一个，幸运的话，我们能获得有一定把握的认识。想在真理方面达成共识，就要依靠对话，摆出充分的理由。”学生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他回答“永远不会。”学生问“生活有意义吗？”他回答“人类历史上举出过很多理由，说明我们的生活和人类的生活有意义。除了一个一个地去验证，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很喜欢这些答案，这是属于一个求知者和行动者的答案。

这本哈贝马斯的传记，一共有六百多页。我只能从两个侧面，带你了解这位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第一个侧面，是关于哈贝马斯的生平和学术、政治活动的关系。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人生经历很平淡，然而学术成就令人生畏。他始终关注时代和政治，和早年经历有关。先天性的唇腭裂，让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语言的问题。纳粹的罪行，让他毕生对政治保持着反思和警醒。哈贝马斯差不多一辈子都在进行政治论战，一直在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这也是在实践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在第二个侧面，我们简单了解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和政治共同领域理论。公共领域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可以通过充分理性的沟通，提高公开讨论的话语质量，来纠正金钱和权力系统带来的谬误。

撰稿：贾行家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纳粹的罪行，让他毕生对政治保持着反思和警醒。哈贝马斯差不多一辈子都在进行政治论战，这也是在实践他的交往行动理论。

2. 公共领域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人们可以在其中通过充分理性的沟通，提高公开讨论的话语质量，来纠正金钱和权力系统带来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