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家访》 徐学勤解读
《去家访》|徐学勤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去家访》。这个家访的对象，不是中小学生，而是广州一所二本院校的年轻大学生。本书作者黄灯，就是这群大学生曾经的班主任，也是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于2020年，是当年的现象级畅销书。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引爆了“二本学生”这个话题。长期以来，二本学生在公共舆论场里的存在感非常低，是一个被忽视和冷落的群体。一般人关注的，永远是那些名校学生；就连“小镇做题家”这样的自嘲，似乎也成了名校学生专属的特权。但《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以后，人们忽然意识到，二本学生占据了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学习状况、精神状态、就业情况，更能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需要给予额外关注。得到听书之前也解读过这本书。
作者黄灯之所以会持续关注二本学生，是因为她从博士毕业起，就在广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前后长达十多年，教过4500多位学生。除了上课，黄灯还担任过班主任和院长，每天都在跟不同年龄、不同出身、不同个性的学生打交道。从这些学生身上，她既看到了教育对个人涵养和性情的正面塑造，又看到了应试教育在大学生身上留下的种种顽疾，还看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文凭贬值”带来的现实挑战。可以说，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是理解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具有反复审视的价值。
不过，《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讲的主要是学生们的当下。随着和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多，黄灯还想了解他们的过去，想知道他们是从怎样的“来时路”，一步一步踏进大学校门的。为了达成这个心愿，黄灯从2017年开始，花费五年时间，在节假日走访了20多个学生的家庭。她乘着火车、大巴、摩托车、电瓶车，去到云南腾冲，安徽怀宁，广东郁南、阳春、东莞、潮汕等地，走进学生们的老屋和新居，参观他们曾经就读的中小学，去到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的田园、茶山、车间，去感受学生的成长环境，也去体验每个家庭为孩子的教育所做的努力。
通过家访，黄灯看到了学生们与课堂上截然不同的一面，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震撼。她讲，自己刚开始做老师的时候，一度以为：讲台下的学生之所以没能考进更好的大学，是因为他们学习“不够用功”。但在多次家访以后，她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偏远的县城和乡镇。为了考上大学，他们不但自己要异常努力，还需要整个家庭，甚至两三代人的全力托举。他们可能是整个家族、乃至全村唯一的大学生；他们曾经就读的，可能是当地最好中学的尖子班。只不过，教育资源的分布和信息的流动是不均衡的，学生们拼尽全力，也只能考上一所二本院校。即便如此，在父母眼里，子女能考上大学，依然是莫大的骄傲，是家族中从来没有人实现过的壮举。而学生们自己，在曲折的成长道路上，也积累了丰富的个体能动性。他们很少贬低自己，总是在竭尽所能，应对生活中的新挑战。
为了给这些真实的故事留下记录，黄灯从她的家访经历里，选出了12段，在2024年出版了这本《去家访》。作为《我的二本学生》的续篇，全书的中心人物虽然是那12位学生，但他们的父母、祖辈、邻居、发小都有出场。三代人的回忆和讲述，串联起了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也再一次凸显了教育的重要性。黄灯没有试图给所有疑惑找到答案，但她用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文字功底，记录了问题的不同侧面。不管你是一位家长，还是教育话题的关注者，你都能从这本《去家访》讲述的故事里，延伸出更多、更深刻的思考。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想和你分享书里最打动我的三个故事。它们也许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差异很大，却足够震撼人心。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从这些真实的家访故事出发，去探究两个更大的社会议题，也就是：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以及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好，我们先来听故事。
2017年暑假，黄灯第一次做家访，是去云南腾冲的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有绵延起伏的高黎贡山，与缅甸接壤，从广州过去要花两天两夜。黄灯在腾冲的学生叫黎章韬，是个爱读书的小伙子，但在大学课堂上总是沉默寡言，不怎么引人注目。其实，这背后是有原因的。黎章韬的父亲生于1970年，三个月大时就没了爸爸，被迫跟着母亲，也就是黎章韬的奶奶，寄居在新组建的家庭里。这位父亲从小喜欢画画，很有艺术天赋，但在一贫如洗的农村重组家庭里，根本不受重视。他只读到初一，就被迫辍学，14岁进了矿山干活，后来又去缅北当伐木工。1991年黎章韬出生时，他的父亲只有21岁。按照当地的传统，结完婚、生完孩子，就得分家单过了。从此，黎章韬一家三口，在一处简陋的茅屋里生活了整整14年。
走进黎章韬家的老茅屋，黄灯感到触目惊心。说是“房子”，其实就是拿几根木头搭了个架子，顶上铺一层茅草，再用竹子在外面编一圈篱笆。屋里只有一间厨房、一间堂屋和一间睡房。家里的粮食没地方摆，就堆在床底下。腾冲的气候湿润多雨，粮食经常受潮发霉，但早年间，因为家境窘迫，他们根本不舍得扔。在黎章韬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经常吃“五颜六色”的米饭。长大后他才知道，那是用发霉的米煮的。
这么一个贫寒的乡村少年，是怎么走出大山，考上大学的呢？黄灯发现，家庭教育非常关键。黎章韬的父亲虽然境遇坎坷，没读过多少书，却是一个坚定正直，很有耐心的人。他在缅北打工时，不仅洁身自好，远离当地的毒品和暴力犯罪，还学会了根雕的手艺。黎章韬十几岁时，父亲回到腾冲，开了一家木雕作坊，家里的经济条件渐渐有了改善，也搬出了茅屋。母亲则常年在家务农，一边拉扯孩子，一边砍柴、养猪、卖米线贴补家用，极有韧性。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黎章韬很早就懂事了。他不仅会帮母亲做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跟小伙伴一起捡废品、卖冰棒。初中时，黎章韬的不少同学选择了退学，外出打工，他自己也有点心动。这个时候，父亲主动找他谈了一次话，告诉他：我不想你走我的老路，半世奔波。只要你想读书，还读得进，我一定支持你。这些话，黎章韬都听进去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后来也顺利考上了黄灯当时执教的二本院校，实现了从山村到大城市的“人生突围”。
不过，黎章韬毕业之后的选择，一度让黄灯有些担心。他放弃了广州的一份银行工作，回到腾冲老家，和父亲一起经营木工作坊。黄灯有一阵没见他，担心他过得不好。但到腾冲一看，黎章韬已经通过互联网，把家里的生意营销到了外地，买卖干得有声有色。大学时代积累的眼光和技能，他是一点都没浪费。黄灯也见到了黎章韬的父亲，这个中年人依然保留着过去的习惯，定期要和儿子喝茶谈心，用朴实的语言告诫他：“不能吸毒，不能醉酒，不打麻将，不浪费时间。要好好过日子，好好谋事情。”
黄灯感慨地说，她在广州，见过不少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操碎了心。但在黎章韬的父亲身上，她发现：许多乡村父母，同样重视教育，同样在以他们的言传身教和陪伴，引导孩子走上更宽广的人生道路。从世俗角度看，黎章韬从广州回到腾冲，似乎是一种后退。但他有和睦的家庭关系，有亲人的理解支持，能把大学时代习得的知识付诸应用，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了。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淬炼，黎章韬的人生会比他的父辈有更丰富的可能性。
说完了黎章韬，我们再看第二个学生。她叫张正敏，是个女孩，出生于1996年。某种程度上，张正敏要比黎章韬更为不幸。黎章韬虽然家里穷，但父母是关爱他的，也很重视他的教育，童年还算幸福。但张正敏的少年时代，却是极其灰暗的。她自己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爸爸从来没管过我，全靠自己悟。”
张正敏的家乡，在广东西南部阳春市的山区。这里距离珠三角只有200多公里，但在上世纪90年代，却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许多男性都娶不上老婆。张正敏的父亲生于1963年，他到快30岁的时候，还是个“光棍”。后来，有人从越南贩卖年轻女性到当地，张正敏的父亲就以2800元的价格，把一个越南女子带回了家。这个越南新娘，就是张正敏的母亲。像这样被拐卖到当地的“越南新娘”，一共有十几个，张正敏的小姨和婶婶都是。她告诉黄灯，父亲比母亲要大12岁，两个人的性格、思想、语言截然不同。换作是在平时，这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组成家庭。
在张正敏的印象里，父亲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个保守、顽固的人。他以种地和开拖拉机为生，没有太多上进心，不愿走出大山，甚至连省城都没去过。母亲因为是拐卖来的，没有中国户籍，在村里长期受人歧视。但父亲非但不护着母亲，反而和邻居一起，管自己的妻子叫“越南婆”。母亲曾想过要逃回越南，但看到张正敏和她的哥哥嗷嗷待哺的样子，终究下不了狠心。她开始种橘子、砍竹头，自己攒出了一笔积蓄。2005年，9岁的张正敏已经被母亲送到附近的镇上读书，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母亲心疼孩子，听说镇上有人要卖旧房子，就拿出全部的家底两万块钱，把房子接了下来。这样一来，张正敏就可以留在镇上读小学和初中，有了走出大山的希望。她回忆说：“至今我仍旧感激妈妈当初的决定，因为她，我才能够接触到更好的学习资源，才有今天的我。”
对母亲的这些决定，张正敏的父亲完全持反对态度。他不仅认为，女孩子没有必要读书，还撺掇张正敏的哥哥初中就辍学，外出打短工。正敏的学费，父亲没有出过一分钱，都是靠母亲种橘子、卷鞭炮、洗盘子，一分一厘挣出来的。到了2012年，家里又出了一件大事：村里的老屋要拆除重建，需要十几万建房款。父亲居然袖手旁观，既不出钱，也不出力。结果，张正敏那位了不起的母亲，居然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她要一个人把新房盖起来。
时隔五年，张正敏依然记得：新房的砖块、水泥、钢筋，都是母亲自己出门买的。为了节省高昂的人工费，她跟隔壁的师傅学会了打地基、砌墙。钱用完了，母亲就去外面打几个月工，赚到了钱回来接着盖。她没有身份证，坐不了火车和长途汽车，也进不了工厂，只能到饭店打杂，到建筑工地做小工，或者砍竹子、卷鞭炮、卖废纸。母亲就这样，一边赚钱、一边建房，硬是把新房给盖完了。等到房子封了顶，厨房生起火，母亲就跑到外地打工去了，此后很多年没有回过村里。而她打工的钱，都用来供张正敏在阳春市读高中。
直到2017年黄灯去家访的时候，张正敏的家里还是没有任何装修，红砖和预制板裸露在外，家徒四壁。张正敏从小生活窘迫，午饭吃的都是稀饭、黄豆、花生，很少能吃上肉。周围的人对母亲的歧视，让她既难过又愤慨。她很怕失去母亲，怕母亲一走就不再回来。为了回报母亲，也为了给自己和母亲正名，张正敏开始拼命地学习。她考上了阳春市最好的实验中学，后来高考分数超过了一本线，进入了黄灯任教的学校。在当年的小学同学里，她是唯一一个考上本科的人。
黄灯记得，张正敏时常重复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另一句是“我能上大学，都是因为我妈妈”。这个女孩身上，也遗传了母亲那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受母亲影响，张正敏性格阳光开朗。但黄灯注意到，她的内心深处依然藏着自卑。一直到张正敏上了大学，游手好闲的哥哥还在找她借钱。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是她的难以承受之重。她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母亲在努力把她向上托举，父亲和哥哥却在拼命把她往下拉。她必须一路狂奔，才能摆脱下坠的命运。幸运的是，张正敏通过努力学习，逃离了原生家庭的魔咒，进入了大学校园。在黄灯老师的指导下，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父母和哥哥的经历全部都写了出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她还回到家乡，去调研“越南新娘”问题，让这个隐匿的群体能被更多人看见。张正敏的母亲，最终获得了中国国籍。而她自己在本科毕业之后，又读了研究生，最终在深圳开始了新生活。
如果说，黎章韬和张正敏的父母，延续的是传统的农村道路，那么第三个家访对象于魏华的父母，则可视为城市化浪潮中流动人口的样本。
于魏华和张正敏同龄，是个男生，老家在广东省东部的梅州兴宁。他所在的村曾是省级贫困村，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跑到珠三角地区务工，只有孩子和老人留守在家中。十多年前，我曾对那里的留守儿童做过调研，发现很多屋子都是空荡荡的，缺少人气。
于魏华小时候，也有过短暂的“留守儿童”经历。当时，他的父母去东莞闯荡，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在家，由爷爷奶奶照看。东莞是著名的“世界工厂”，制造业发达，流动人口众多。但于魏华的父母没有选择进厂，而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摆起了地摊，卖服装和百货，也卖过凉皮、蔬菜、家禽，什么赚钱就卖什么。
为什么不进厂呢？因为于魏华的父母，很早就操心起了孩子。他们觉得，摆摊的收入比进厂打工略高一点，而且时间相对自由，可以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免得他们在乡下缺乏照料。这样的想法当然很好，但现实压力也很大。黄灯和这对父母做了交流，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比进厂更加紧张。天还没亮，他们就要铺开摊子，抢占有利位置。不出摊的时候，要么得去进货，要么就在城中村旁边的空地上养点鸡鸭，种一些蔬菜、生姜。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20年。于魏华渐渐长大了，到了读小学的年纪。但因为没有东莞户口，他只能进民办学校读书，还要缴纳不菲的借读费。但是，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一直在咬牙坚持。
随着东莞城区的面积不断扩张，房子的租金也越涨越高。于魏华一家开始在不同的城中村之间流动，离市中心越来越远。城中村是于魏华的童年乐园，在那里，他和小伙伴们钓鱼、偷水果、挖红薯、骑单车，玩得很疯。但是，因为人口流动的速度很快，他身边的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许多小伙伴，玩着玩着就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同龄人要么被父母送回了乡下老家，要么早早辍学进了工厂，要么逃脱父母的管教，沉迷于网吧和游戏厅。
于魏华不属于那种老实乖巧的学生，而是富有个性和主见。因为跟着父母不断搬家，他在许多小学当过插班生，经常被同学欺负和嘲笑。但他性格要强，加上学习成绩好，面对同学的嘲笑，从来不会示弱，直接就怼回去。不过，父母还是很操心他的学业。等于魏华到了进初中的年纪，父亲一个人带着他回到老家兴宁，在一所公办初中办理了入学手续。没承想，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差。许多学生染发、抽烟、喝酒、打架、逃课，甚至还有女生早孕。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身边无人管教，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学校的老师也不太负责，上课都很敷衍。
有一次，于魏华在课堂上对老师讲的内容提出质疑。结果，老师非但不正面回应，还生硬地要求他，以后不要再问任何问题。于魏华站起来表示抗议，却被同学们认为是标新立异，想出风头。从此，班上的同学开始孤立他，他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群。但这样的经历，意外地强化了于魏华的独立意识。他不再追求他人的认同，学会了忍受孤独和寂寞，专注于思考自己想干的事。于魏华上的高中也不太好，升学率极低。直到高三那年，他才终于调整好状态，疯狂学习，最后考上了广东金融学院的法律系。
因为习惯了独立思考，于魏华在大学入学之初，就做好了未来四年的规划，从专业能力、处事能力、执行能力等方面提升自己。他是全校图书借阅量最多的学生之一，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研究项目，拿过大大小小的奖项。大四考研一结束，于魏华就迫不及待地注册了一家公司，后来还跟同学合伙创业，专注于为大学生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于魏华告诉黄灯，他这一路观察下来，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关键因素，还是教育。他和妹妹因为多读了书，就比自己的父辈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就算现在很穷，但始终充满希望。”
刚刚我们讲的，是黄灯老师书里的三个家访案例。三段故事的主人公黎章韬、张正敏和于魏华，都是来自中国最普通的底层家庭。我相信，你一定能从他们的故事中，读到自己或者某位亲属、邻居、同学的影子，勾起许多回忆。
其实，不光是我选出的这三个案例，黄灯老师书里的其他主人公，背景也非常相像。他们基本都是“90后”，来自县城和乡村的普通家庭，父母则是“60后”或者“70后”。这些父母，通常文化程度不高，大部分是体力劳动者，有的在家乡种地、养鱼、修车船、卖豆腐，有的去大城市当工人，甚至摆地摊、卖蔬菜。他们最期盼的，是自己的孩子不必再过这种辛劳的生活，能在职业和收入方面有大的提升。而教育，可能是实现这种期盼的最重要的通道。
从黄灯老师的家访故事里，可以延伸出许多重要的讨论。比如，家庭教育要如何与学校教育互补，教育产业化之后大学生的出路何在，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等等。但我想重点和你聊两个问题，那就是：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以及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对家庭和社会的意义。而黄灯老师的记录，可以给我们许多新的启发。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近些年来，随着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普及，人们越来越重视原生家庭对个人人格和能力的影响。许多文章、书籍和课程，都在分享各种“育儿经”，告诉家长要如何与孩子沟通，才能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品行、正确的习惯、强大的能力。家庭教育可以说是人生最早的教育，也是相对而言最可控的教育。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家庭的物质条件，没办法任意选择孩子就读的学校和任课的老师，但可以选择与孩子相处的方式。
《去家访》这本书，用众多案例反复阐释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家庭教育上，物质贫困并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缺少关爱和理解。
黎章韬和张正敏的家庭，刚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黎章韬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亲长年在外伐木，父子之间聚少离多。但是，父亲非常爱他，也很尊重他的天性，鼓励他自由自在地玩耍。因此，父子俩就像朋友一样亲近，无话不谈。父亲因为从小辍学，长大后吃了很多苦，因而知道读书的重要，拼了命也要供孩子上大学。与此同时，他又很尊重儿子的选择，对儿子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从来都不觉得，儿子在广州念了大学，就应该留在大城市，而不是回到乡下。当黎章韬选择返回农村，和父亲一起经营木工作坊时，父亲是非常支持的。父子之间配合默契，一个负责产品，一个负责营销，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黎章韬的个性也非常达观，并没有因为小时候的贫困经历，就形成自卑心理，而是培养出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质。
张正敏的父亲刚好相反。他对妻子和女儿都极其冷漠，不仅时常对越南妻子冷嘲热讽，甚至连女儿的名字都会忘记。他从来都不给女儿正向激励，反而认为“女人读书无用”，想让张正敏早点出去打工赚钱，好支持哥哥成家立业。所以，张正敏和她的父亲之间，一直有很深的隔膜。父亲给女儿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让她感到抑郁、自卑、纠结、痛苦。张正敏能顺利地考上大学，完全是靠母亲一个人的全力托举；不只是经济上支持，还有精神上的鼓舞。这才让她没有像哥哥一样破罐子破摔，而是与命运奋力搏斗，实现了人生的突围。
从黎章韬和张正敏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原生家庭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的。物质条件固然不可或缺，但精神上的关爱和理解显然更加重要。《去家访》里提到的十几对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他们不可能给孩子辅导作业，或者传授文化知识。但朴素的爱和关怀，也足以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永远不要低估孩子的生命力和可塑性。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为孩子买学区房、报培训班、上私教课，但每个父母都可以尽可能多地给孩子爱和鼓励，这才是无价之宝。
说完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大进步，与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今天，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然而，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是稀缺的。《去家访》里的十几个案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底层家庭要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是何其不容易。那些二本大学生，是当之无愧的“全村的骄傲”；但他们的求学之路，本来可以再少一点坎坷。
客观来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得到听书解读过的《乡下人的悲歌》《我们的孩子》，反映的就是美国教育体制中的不平等：精英在封闭的圈子里自我复制，贫穷也在代际之间无声地传递。中国不存在这种系统的不平等现象，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有时也会浮现。
一般来讲，教育资源总是更容易往经济发达地区倾斜；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教育资源越是稀缺。但这样一来，普通人要想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和职业的改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在黄灯老师的记录里，我们发现：影响教育公平的“暗礁”，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比如，农村教育资源投入长期不足，农村学校教师素质欠佳，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无法顺利就学，等等等等。这也是中国教育体系，可以继续改进的方向。
好了，关于这本《去家访》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阅读《去家访》，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家庭环境，依然有机会培育出优秀的读书种子。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不能彻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力和可塑性极强，只要给予适宜的阳光土壤，就能向上蓬勃生长。书中各种“逆天改命”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对未来的教育有更多的信心。
而我忧的是，教育中的“资源鸿沟”，依然严峻地摆在许多人面前。那些底层家庭出身的学生，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的。他们要比精英家庭的子女付出更多的艰辛，克服更多的困难，才能站住脚跟。有一句话说得好，“出身不一定决定命运，但决定了改变命运的难度”。但愿未来的二本学生，能少经历一点先天环境制造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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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许多乡村父母，同样重视教育，同样在以他们的言传身教和陪伴，引导孩子走上更宽广的人生道路。
2.在家庭教育上，物质贫困并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缺少关爱和理解。
3.即便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家庭环境，依然有机会培育出优秀的读书种子。人的生命力和可塑性极强，只要给予适宜的阳光土壤，就能向上蓬勃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