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 王朝解读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 王朝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这本书的标题有点吓人，《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上来就是一个大词，那什么是压缩现代性？简而言之，就是把别的社会花了上百年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等等现代化过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内，这个过程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就被概括为“压缩现代性”。简单说来，就是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外国和本土相伴而生，而且相互碰撞。

这个词的提出者，正是本书的作者，韩国著名社会学家张庆燮教授。张教授任教于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也曾经为韩国卫生和福利部担任顾问，还担任过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会长、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等等。张教授在199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压缩现代性”来形容韩国社会，这个概念一经提出，迅速流传开来，甚至传到了欧美学界。而这本《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作为张教授的代表作，提出了比较完备的压缩现代性理论。

在这本书里，张教授从纷乱的社会现象中，抓到了一个核心变量，集中了韩国社会在压缩现代性中的种种表现，那就是“家族”。他发现，韩国还有一条暗线，叫“家族现代性”，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叫“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围绕着家族现代性和压缩现代性两大关键词，你基本上就能理解现在出现在韩国社会中的很多现象。两个词都有些严肃，但是没关系，我们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就很清楚了，那就是韩国著名的“财阀”。

我们都听说过韩国财阀只手遮天，很多韩国总统卸任就出事，和财阀势力明里暗里都有些关系。韩国财阀不仅营收高，而且广撒网，往往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会涉及。就比如说三星，旗下有八十多个子公司，涉及的范围包括电子、金融、重工、化学、机械等等，甚至还包括了没那么出名的发电、军工等等。以至于有人调侃，韩国人一生逃不开三件事，死亡，交税，还有三星。当然，不止三星一家，其他韩国财阀也同样如此，财阀生意可以说是把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覆盖了。

但是，韩国为什么会有财阀？他们为什么能够强大到这个地步？从财阀这个特殊现象，这本书为你剖析了现代韩国历史的底层逻辑和深层结构，抽丝剥茧地呈现了压缩现代性和家族现代性对韩国社会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看韩国财阀是如何诞生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就顺着财阀所体现的两大关键词，也就是韩国的压缩现代性和家族现代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其他体现。最后，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还有哪些弊端，这个模式现在出现了哪些问题，有没有解法。

好，在开头，我还是先得讲讲韩国财阀到底是什么、有多大。所谓财阀，说的是韩国的大型家族企业集团，他们大多数是由一个家族控制一个庞大的集团，而且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拥有强大实力。根据历年数据统计，韩国前十大财阀的营收能占全国70%的GDP。其中最出名的也是最大的两家，是三星和现代，三星作为财阀老大中的老大，比例最高，比如2019年的数据，三星营收占韩国GDP约20%，现代排名第二，就只有11%左右。

不难想象，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财阀在韩国简直能够呼风唤雨，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韩国有个说法叫“三五定律”，就是对韩国财阀掌门人的案件审判，一般一审判处五年或以下有期徒刑，二审后改成三年有期、五年缓刑，干脆就等于不用入狱了。

把眼光放到全世界，被几个家族控制整个国家命脉，都是少见的，更何况还是一个GDP总量在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韩国财阀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财阀的发展史。按照本书的脉络梳理，我也查阅了一些具体的资料，概括出了韩国财阀有四大阶段，分别是发源期、腾飞期、反转期，以及转型期。

第一段，是发源期。顾名思义，就是大多数财阀，基本上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大约是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在二战之前，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经济落后，经济主要被日本资本所控制。很多财阀虽然号称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创立，但那时都还是普通商会，并没有出现日后财阀的特征。等到李承晚政府1948年建国后，财阀迎来了第一个机遇期。

李承晚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军，而在经济上，由于日本殖民资本已经灰飞烟灭，当时的韩国政府直接接受了日本遗留在朝鲜南部的资产，但自己不太懂经营，而且大多数工业设备资产都在北方。于是，李承晚把这些资产，直接分配给了和政治寡头亲近的私营企业家，其中就有他的故交李秉喆一家，也就是三星的初代掌门人。李承晚还给他们减息贷款、垄断生产和贸易许可，甚至是独享美国的援助物资。大家族拿了李承晚的好处，也给李承晚送钱，两方互相包庇，形成了政治、经济、企业于一身的新财阀阶层。这一阶段，财阀腐败大于企业发展，但这是财阀的第一桶金。到1961年，韩国十大财阀全部都是接受产业转让或者巨额援助发家的。

第二阶段，就是1961年到1979年结束的朴正熙时代。1960年，李承晚因为选举舞弊黯然下台，韩国进入第二共和国时代，然而短短8个月后，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第三共和国。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迎来了“汉江奇迹”，其中财阀的贡献，不可小觑。朴正熙通过有意识地扶持并且操纵财阀，让韩国走向了快速现代化的道路。

一开始，朴正熙以打击非法敛财的名义肃清政商两界，把李秉喆指定为“1号犯人”，一口气通缉了11个财阀家族的公司成员。作为军事强人，朴正熙几乎是用枪逼着财阀就地改组，李秉喆在东京吓得宣布愿意将全部财产捐献给国家换取赦免，然后带着被释放的财阀企业家们成立了韩国企业家协会。通过这个协会，朴正熙指挥财阀集团向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靠拢，投资由政府指定的产业。此外，朴正熙还借助李秉喆和几个儿子争夺三星集团的内斗机会，用数次犯罪调查逼三星集团就范，收缴了大量资金，强化对三星的控制。

除了大棒，也有胡萝卜，朴正熙政府给了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让韩国财阀能拿到政府和外国的低息贷款。而且，朴正熙还通过压缩福利的方式让财阀拿走了大多数利润。韩国整个经济腾飞期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基本上都由财阀家族主导。比如1969年三星从纺织、农产品等行业转而进军电子业，就是和政府主推电子工业有关。后来确立的“综合商社”制度，更是支持韩国大财阀兼并中小企业，可以说是制度上接纳了财阀。

接下来的八十年代，就是财阀反转经济主导权的第三阶段。1979年朴正熙被刺，另一位军事强人全斗焕政变上台。全斗焕也想用财阀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工具，牺牲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在历次经济结构调整中都给财阀优惠政策。虽然全斗焕曾经有看财阀不顺眼而强制解体的案例，看似是把财阀拿捏得死死的，但总体上，全斗焕采取了比较激进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将很多韩国国有产业出售，客观上强化了财阀的权力。当时大多数财阀依靠美国和韩国政府给的低息贷款疯狂扩张，负债率一度达到400%，还推高了通货膨胀，但是全斗焕害怕财阀破产导致更大规模经济崩溃，一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最终韩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等于拱手让给了财阀，这就是财阀反客为主的阶段。

随着1987年全斗焕倒台，韩国迎来新时代，财阀也进入了不断调整的新时期，这就是持续至今的第四阶段。事实上，1961年的十大财阀至今只有三星仍然称得上是大财阀，有些当年不可一世的财阀甚至在1997年金融风暴的冲击下破产。比如当年的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就在1999年破产。不过，这个时期韩国GDP总量已经逼近世界前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张教授在本书分析，个别财阀兴衰，不影响作为财阀整体的势力，这些家族企业集团依然维持着主导经济的强大实力，能够以“对国民经济作出巨大贡献”为理由让行政和司法机关为他们层出不穷的违法行为开绿灯。

根据这段历史，张教授总结出了财阀的三个经营逻辑。第一，不顾亏损，也要扩大经营规模，韩国人说法叫“船队式经营”。这可不是盲目地摊大饼，而是因为韩国财阀长期都依靠韩国政府的保护与合作来实现财富转移，为了在更多领域获得更多特权，就要扩大经营规模，和韩国政府的战略政策更深地捆绑在一起，换取更多优惠，就是经济学说的“寻租”。

第二，张教授认为，韩国财阀公司投资的第一目标是为了强化负责人对公司控制，而不是单纯为了公司经营，所以韩国财阀旗下一大堆子公司之间互相出资，形成极其复杂的网状结构，让实控人不靠表面上的股权比例控制集团，而是用比较少的资本，就获取了尽可能大的控制权。在韩国财阀集团中，董事会与监事会不是最重要的机构，重大决策实际上都是在集团会长，也就是家族掌门人的个人办公室里做出的。比如三星的秘书室，虽然后来改名叫结构调整本部、战略企划室、未来战略室之类的，但都是直属会长的“幽灵”机构，是一个不透明的“室”，常常做出违背其他股东利益的决策。例如导致三星掌门人李在镕被逮捕的贿赂案，三星集团的主要涉案人除了李在镕，就是未来战略室的骨干成员。

第三，张教授认为，以强化家族控制为前提，韩国财阀集团的管理以最大程度地扩大家族成员的特权为目标。这些特权，说白了就是让负责人从公司经营当中获得更大的灰色利益，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挪用公司资金作为个人私用；第二，通过发售债券或者出售公司股权，让财阀家族成员股权异常膨胀；第三，与财阀家族成员进行不正当交易和转移；第四，通过不正当的债务承销或者投资，对财阀家族的其他附属公司进行支持。用三星贿赂案当例子，根据韩国检察官指控，当年李在镕在合并两家子公司进行幕后操纵时，用贿赂换来了韩国政府支持。这两家公司，其中一家是三星物产。在三星集团复杂的持股网络中，这家子公司是核心，可以说谁控制三星物产，谁就控制了大半三星集团。而另一家公司叫三星第一毛织，最大股东就是李在镕，他在合并过程中利用自己家族继承人的身份压低三星物产的价格，方便他在合并后的实体中拥有更大的股份，巩固自己的继承权。还有现代和SK这两个排名第二、第三的财阀，都在跨代继承的内部交易过程中秘密转移资金而被判有罪，其中现代集团掌门人还曾因此被定罪，靠“三五定律”和总统特赦才逃过一劫。

此外，张教授分析，财阀为了维持自身地位，还有两个策略来拉拢其他韩国精英。第一，高薪聘请韩国的法官和官员进入集团工作，既可以诱惑在任者给财阀网开一面，还可以让他们去游说韩国政府日后继续与财阀合作。第二，用联姻的方法，将相关的利益集团纳入财阀家族内。据一个财阀婚姻网络的研究，韩国财阀喜欢让儿子娶政治人士的女儿，比例高达24%。这样可以让儿子，也就是潜在继承者们，积累政治关系，而财阀的女儿则更多会和其他商界精英的儿子结婚，形成利益分享的共同团体。

张教授在本书中总结，韩国实现现代化时间很短，而且高度依赖美国等外国资本的注入，跨越了巨大的空间距离，这就叫压缩现代化，而财阀则是压缩现代化的工具。财阀家族是军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合作者，他们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把持了国民经济命脉，在韩国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家族资本主义：企业快速扩张的同时，为家族中饱私囊大开后门。虽然财阀的确帮助韩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他们从经济奇迹中分走了最大份额的蛋糕，至今仍旧享有特权，能够逃过韩国司法制裁。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虽然韩国经济发展得快，可韩国财阀的财富膨胀得更快。

为什么说压缩现代性和家族现代性是理解韩国社会的关键？放在刚才所讲的这段财阀发家史背景下，我们就能继续讲讲韩国社会的两大关键词，压缩现代性和家族现代性。

先讲压缩现代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张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出，压缩现代性有五个分析维度，由时间和空间的横轴，以及缩短和压缩的纵轴，交叉形成四个维度，四者会合到一起，就是第五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最直白，就是时间上的缩短，韩国人自称叫“压缩增长”，实质上就是缩短了贫穷农业社会到发达工业经济的转型时间。

第二个维度，是空间的缩短。比如韩国受到日本和美国的连续殖民和外部干预，加上朝鲜战争的破坏以及韩国军政府时期主动引进外国元素，在没有直接接壤的文化过渡带的情况下，西方元素跨越太平洋直接空降到了韩国，导致韩国的城市空间几乎完全复制西方。

第三个维度，叫时间上的压缩，这个不单单是时长，而是说因为时间缩短，传统、现代、后现代等等时代的元素都混在了一起，并且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和重组，就比如传统家族依然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了中心地位，财阀是其中一个产物。

第四个维度，就是空间上的压缩，外国元素、全球元素和本土元素直接混杂在一起，同样发生激烈的竞争和重组。张教授尖锐地指出，韩国“一方面走高度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没有表现出摆脱自身毫无保留的民族主义伪装的迹象”，也就是说韩国一边依靠全球市场发展经济，却抱着一种毫不避讳的自大态度，这样的两张面孔，就是源自空间压缩。

而第五个维度，就是以上四个维度的再碰撞、再重组，产生的新现象。比如财阀就是涵盖全部四个维度的现象。而且韩国不止有财阀，还有很多其他“族阀”，他们控制着工业集团、保守派媒体、私立教育，甚至是那些“新兴宗教”的“教主家族”集团，他们都是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等性质的“族阀”。

一方面这些家族还是和传统韩国家庭极其类似，以男性大家长为首领，只传给男丁，经营管理上以家族利益为中心，比如财阀家族和公司经理人的关系就如同旧朝鲜的两班贵族和家中的家臣。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领域完全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而且还高度依赖全球市场，集团决策涉及了庞大的跨国业务。究其根本，是历史上的韩国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将为数不多可用的物质资源，战略性地集中到特定的受惠者手中，发展出了大规模的“寻租”经济，滋养了财阀。同样的逻辑，也能从工业迁移到其他领域，结果就是韩国社会的各方面都有这种为了追求迅速达成目标，在韩国政府的包庇甚至支持下形成家族垄断的案例。

张教授说，压缩现代性既包含变化的过程，也包含变化的结果，各种元素都混杂在一起。张教授主张，由于元素之间的混杂很难系统化地理清，所以应该多使用归纳法，先看案例事实，再概括和归纳，而不是直接拿来别人的理论就硬套现实。

这本书归纳了韩国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找到了家族这个关键。传统的现代性理论以西方社会为蓝本，认为现代化会导致个人主义上升，家庭的角色不断弱化，直至解体。而作者提出，韩国就是依靠家族实现了现代化的，可以称作“家族现代性”。他总结，韩国现代社会有七个方面的特征都与家庭有关，比如韩国教育水平的提升、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集中、性别分工的改变等等。这是因为韩国政府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压缩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于是家庭作为传统韩国社会中动员能力和社会资源最丰富的单元，变成了社会公共支出的最大承担者。

这里我就介绍最典型的一个领域：教育。

韩国也有竞争极其激烈的高考，特别是最顶端的三所学校，包括本书作者任职的首尔大学，还有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按首字母合称SKY，录取率只有2%左右。韩国的教育热情放眼全世界都非常罕见。比如韩国的25到34岁青年的高等教育学历比例高达69.3%，比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堪称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群体。

更特别的是，如果你仔细看韩国的公共教育总花费，会发现里面有的40%以上都不是政府预算，而是民间花费，特别是高中教育的私人支付比例高达76%，这个比例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只有大约20%，这可还没算韩国普遍存在的课外补课支出。包括韩国前十的大学里，只有首尔大学是公立学校，其他全部都是私立学校。如果考虑韩国还有领先世界的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韩国领先世界的技术产业，是靠韩国家庭疯狂投资教育，“卷”出来的。也就是说，韩国能在几十年间实现从农业小国到技术大国的产业迭代，背后是韩国家庭的巨额教育投资。

韩国家庭为什么那么喜欢“卷”教育？这看似是韩国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其实没那么简单。作者提出了三大因素，都体现了韩国的压缩现代性。

第一，与空间压缩相关，张教授认为，是美国在韩国全盘移植了西方制度、习俗和价值观，只有通过正规教育才能接触到现代化知识。在1948年后，美国有意识地挑选在美国留学的韩国人进入韩国政府，形成了向美国看齐的制度文化。而为了能够在外来体系中迅速培养出官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精英，本土韩国人在教育中也不得不遵循美国标准。一方面，这种移植加速了韩国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却造成韩国教育的扭曲发展。用张教授的话来说，“只有通过正规教育，韩国人才能在智力层面接触到美帝国强加在他们生活上的目标、前提和概念。另一方面，韩国人对民族自立的渴望没有被纳入正规教育课程中，反而遭到了刻意的压制。”

第二，与时间缩短相关，移植的正规教育成为社会发展和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少数顶尖学校的校友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形成实质垄断。韩国在军政府时代，形成了一个叫“陆法党”的特权群体，陆，代表陆军士官学校，法，代表首尔大学法学院，这两个机构的毕业生联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虚拟的“政党”，主导了当时的韩国政治。甚至，韩国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很多是顶尖大学的课堂教科书，从制度上固化特定学校的特权地位。前面说过的SKY三所大学，则是大多数财阀家族成员和商界精英的母校，他们通过校友社交网络才能更好地在韩国管理家族企业。韩国顶尖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往往会被冠以“学阀”的绰号，正是因为这份学历是享受特权的门槛。虽然不能说族阀垄断顶尖学院，但如果不进入这些学校，基本无法再往上升级了。韩国的很多职业由几个大学垄断录取，成为特权阶级，比如律师、医生等等，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长期抵制扩招改革，也造成这些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

第三，与时间压缩有关，韩国人也深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热衷于通过教育获得文化资本，提高自己的地位。张教授分析，传统韩国社会不重视女性教育，甚至韩国社会一度有高学历女性比低学历女性更难找工作的奇景。但韩国婚姻有严重的教育分层，高学历男性绝对不考虑低学历女性，所以就算女性不一定能从学历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参与的回报，但为了让女儿找个好老公，韩国家庭对女儿的教育投资一点都不手软。

张教授综合分析说，韩国的现代性进程，是韩国政府负责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充分而稳定的就业，以及保证高学历的差别待遇，让家庭愿意继续“卷”教育，提供了庞大而且高水平的工业人力资本供应，反过来促进了韩国的压缩现代化。这种分工合作，在韩国其他领域也类似，韩国家庭承担对个人的责任，而韩国政府承担对发展的责任，于是韩国就能够在压缩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实现了现代化，成就了“汉江奇迹”。以上，是本书作者张教授，以通过压缩现代性和家族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工具，一点点拆解今天的韩国社会如何形成，那些社会热点议题都是怎么来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未来。张教授认为，韩国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有好处，也潜藏了很多风险。最大问题，就是不可持续。

张教授分析，韩国财阀家族看似有巨大凝聚力，但也因为不遵循企业逻辑，恰好是财阀集团的命门。为了维护甚至扩大财阀的特权，韩国财阀集团往往会不断陷入犯罪丑闻，而且也限制了集团更健康地发展。更要命的是，一旦涉及财阀家族的跨代继承，往往上演“众子夺嫡”的戏码，搅乱正常运转，整个集团都会陷入危机。比如李秉喆为了和儿子争夺控制权，几乎把三星控制权交给了朴正熙。还有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去世时，预定的继承人地位不稳固，导致现代集团陷入分裂。又比如韩国历史最悠久的财阀斗山集团，2006年时兄弟相争，相互举报欺诈和经济犯罪，最后导致两个人都进了监狱。韩国社会普遍质疑，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财阀还能继续帮助韩国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吗？而且近些年来，韩国社会上要求财阀强化股东监督和职业经理人管理，压力越来越大，三星也率先表态未来不会“传位”到第四代。

此外，张教授还认为，由于为了追求快速发展，韩国过于鼓励竞争，而没有提供兜底的安全网，韩国家庭承担了巨大的福利责任，张教授称之为“功能超载”。家庭逐渐不堪重负，非但无法实现阶层流动，反而造成了阶层固化。比如对韩国的教育，张教授认为它过度依赖家庭出钱，所以韩国的贫困家庭不但无法通过教育缩小和富裕家庭的差距，还会因为教育投资不足，不断和富裕家庭拉大差距。随着教育压力不断增大，韩国教育也越来越卷，甚至出现了“四当五落”的说法，意思是睡四个小时能被理想大学录取，睡五个小时就会落榜。虽然韩国政府不断改革高考，但并没有承担起更大的公共教育责任，试图推行的院校扩招也遭到特权阶层抵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张教授批评说，韩国政府“一直鼓励，有时甚至强迫私人家庭承担抚养、保护、教育、惩戒、支持和护理这些所有繁重的任务”。正是因为家庭承担了太多，年轻韩国人开始畏惧家庭，避免承担责任，导致韩国生育率暴跌，离婚率、自杀率、遗弃率却居高不下。特别是韩国女性仍然被视作家庭劳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承担者，根据调查，已婚妇女平均每个工作日为家庭劳动花费11小时3分钟，而丈夫只有45分钟，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母亲，每个工作日也要花7小时14分钟给家务劳动。繁重的家务对韩国职业女性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轮班”，所以韩国女性更加不愿结婚。某种程度上，韩国生育率跌到世界倒数，是韩国人的“家庭罢工”，对家庭功能过载的沉默抗议。按照现有趋势，韩国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一人家庭”。

总之，韩国的压缩现代性有鲜明的外部影响，跳过了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阶段，也缺乏扫除沉疴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就直接进入了发达工业社会。作者认为，由客观结果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巨大成功，但纵览现在的韩国社会，会发现现在遭遇的危机，正好是因为当年的优势。这也正是这本书的“压缩现代性”和“家族现代性”理论的价值，让我们能够在千头万绪中，更清晰地看出根本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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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韩国实现现代化时间很短，而且高度依赖美国等外国资本的注入，跨越了巨大的空间距离，这就叫压缩现代化，而财阀则是压缩现代化的工具。

2.韩国家庭承担对个人的责任，而韩国政府承担对发展的责任，于是韩国就能够在压缩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实现了现代化，成就了“汉江奇迹”。

3.韩国生育率跌到世界倒数，是韩国人的“家庭罢工”，对家庭功能过载的沉默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