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 刘玮解读

《剧变》| 刘玮解读

关于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937-），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著名的跨界学者，涉足的领域包括生理学、生物学、鸟类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戴蒙德的代表作包括《第三种黑猩猩》《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等。

关于本书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是戴蒙德在2019年出版的最新著作，他从自己早年经历过的一次个人危机说起，概括了应对个人危机的一套方法，之后用六个不同国家面对危机的案例把这套方法应用到国家层面，最后分析了当前日本、美国和全人类面临的主要危机。

核心内容

1.戴蒙德个人经历过怎样的危机？他从心理治疗师那里借鉴了哪些应对办法？

2.这套方法能不能用来处理和理解国家的危机？

3.针对不同的危机，有什么不同的应对策略？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最新著作《剧变》，它的副标题是“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生活在当今的世界，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剧烈的变化和各种危机随时在我们身边发生。往大了说，像传染病在全球肆虐，环境破坏威胁人类生存，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前途未卜，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摩擦此起彼伏，等等。面对这么多的剧变和危机，我们多少会有些不安全感，个人和国家又该如何应对呢？

在这本《剧变》里，“跨界大神”戴蒙德尝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戴蒙德的名字对于“每天听本书”的用户不算陌生，听书里已经解读过他的六本书了，像《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戴蒙德是一个很难归类的学者，涉足的领域很广，包括生理学、生物学、鸟类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不过，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关注的主题，就是“人类文明”，他特别善于从细节和故事入手，讲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脉络。

今天要给你解读的《剧变》，是戴蒙德最新的著作。英文版2019年出版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但是从书里一点看不出他头脑或者创作能力有减退的迹象。这本书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把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的细节完美地结合起来。

戴蒙德从自己早年经历过的一次个人危机说起，然后讲述了六个不同国家面对的不同危机和不同的应对办法。从这些个人和国家危机中，戴蒙德概括出了应对危机的一些普遍策略。这些策略对于每一个身处变局中的人和国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会分三部分，来给你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戴蒙德经历的个人危机，以及他从心理治疗师那里借鉴的应对办法；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套方法能不能用来处理和理解国家的危机；第三部分，我们来说说，针对不同的危机，有什么不同的应对策略。

我们先来看看戴蒙德遇到的个人危机。他的这场个人危机，说起来可能会让你有点惊讶，居然和这位“学霸”的学业有关。

戴蒙德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和钢琴家。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本科在哈佛大学读生物化学，学习成绩优异，发表过论文，还学会了六门语言。从哈佛毕业之后，戴蒙德信心满满地申请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结果，一到英国就傻眼了。他导师研究的课题，是一种叫电鳗的鱼到底是如何放电的，他给戴蒙德分配的工作是研究电鳗发电细胞的移动。但是，怎么研究、怎么设计实验，导师通通没有告诉他，需要他自己摸索。

在美国的时候，戴蒙德习惯了导师带着学生做实验，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这么独立的科研工作。迫不得已，他只好离开了这个实验室，改去研究人的胆囊如何传输钠离子和水。这个研究比电鳗容易多了，但是在做实验的时候，戴蒙德依然举步维艰，难以取得进展。他这个曾经的天之骄子，瞬间变得像“废柴”一样。这让他相当绝望，在剑桥只待了一年，就准备放弃研究工作，还计划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去联合国当同声传译。

这个时候戴蒙德的父母建议他再尝试一个学期，如果还是不行，就同意他转行。有了父母的鼓励，也想好了后路，戴蒙德回到剑桥做最后的尝试。结果在两位更资深的研究员的帮助下，终于在胆囊研究上有了重要的进展，三年之后，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找到了教职，这才开始了他开挂一般的“跨界人生”。

类似的危机，很多人都曾遇到，有时候是突发性的，比如亲人去世、突然失业，经历火灾地震之类的灾难；也有时候是逐渐到来的，比如中年危机。那么应对危机，有没有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呢？

回想这次个人危机，戴蒙德说，当时他对自己的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都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他意识到，危机出现，不管原因是什么，本质上都是人的心理危机。所以，他就从心理学家那里找到了一套处理危机的方法，叫“危机治疗”。心理治疗师概括出了至少12个要素，帮助人们应对灾难、变故带来的心理创伤。这12个因素，对应对的危机的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的情况下，相关性和重要性也不同。为了方便记忆，我把它们做了一些合并和归类，概括成下面四条：

第一，正视危机，承担责任。危机来临，不要回避问题，或者把问题都归于他人和客观因素，而是要承认自己正在遭遇危机，同时勇敢地承担责任。

第二，充分评估，划定界限。对自己面临的局面做出充分的评估，确定哪些和当前的危机有关，哪些无关，清楚地划定界线之后，才能有选择性地做出变革。

第三，勇于求助，同时保持耐心和灵活性。遇到危机时，我们需要坦率地向他人寻求帮助，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同时保持耐心和灵活性，勇于尝试不同的办法，不要期望一下解决所有的问题。

第四，保持个人认同和自信心，不过分依赖他人的评价，接受真实的自己。

戴蒙德回想，自己能够顺利度过那场学业危机，正是因为他做到了其中几点。首先，他承认自己遇到了危机，这是第一条。其次，他努力寻求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很坦率地向朋友、父母和更有经验的师长求助，而且，在父母的建议下，他保持了耐心和灵活性，这是第三条。但是，他也反省道，当时自己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他没有准确地对自己做出评估，而是低估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同时高估了自己的语言能力，这就是没有做好第二条。他后来意识到，自己虽然有一些语言天赋，但是离联合国同声传译的要求还差的很远，如果当时放弃学业去做同传，估计会失败得更惨。

戴蒙德是一个把“人类文明”当作课题来研究的学者，他分析自己如何度过人生的难关，当然不只是为了找到个人应对危机的方法，而是要为如今人类要面临的更普遍的危机，找到解决方案。

在他看来，人类目前正面对着四个主要的世界性危机：一是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特别是这些武器有可能落到恐怖分子手里；二是气候和环境变化，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海水酸化和气候变暖；三是各种资源的减少甚至枯竭，可能会导致严酷的国际竞争；四是全球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这导致了恐怖主义加剧和移民、难民危机。这本书是2019年出版的，我想，如果他晚一年，在2020年出版这本书，一定会加上全球性传染病带来的威胁。

那么面对这么多世界性的危机，我们是应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不管是戴蒙德还是任何人都不能给出简单确定的答案。戴蒙德把我们当前的局面比喻成一场赛马，有两匹马在全力冲刺，一匹是“破坏之马”，另一匹是“希望之马”。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这两匹马奔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至于谁会赢，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在他看来，前面提到的个人危机的治疗方法，也可以用来应对那些更普遍的危机。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戴蒙德用这套方法，分析了六个国家成功处理危机的案例。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先以日本为例，来看看处理个人危机的“危机治疗”法，用在国家危机上是否有效。

日本面对的，是一次来自外部的突发危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19世纪上半叶，日本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采取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政策。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的马修·佩里准将率领四只战舰组成的舰队，不顾日本人的反对，强行开进了江户湾，也就是今天的东京湾。这四艘船里，有两艘是蒸汽动力的战舰。当时的日本人根本没见过蒸汽船，看到美国的战舰完全震惊了，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和美国的巨大差距。这件事在日本被称为“黑船事件”，或者“黑船来袭”，它标志着日本的国门被西方国家打开了。

除了炫耀军事实力之外，佩里还带来了美国总统的信件，表达了与日本通商和开放港口的要求。第二年初，佩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代表美国和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同意了美国开放港口和通商的要求，这是日本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结束了日本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

之后日本进入了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连续和英国、法国、荷兰这些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内有亲西方的势力和反对西方的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同时还有幕府将军和倒幕派之间的斗争。经过了14年的混乱，倒幕派获得了胜利，1868年幕府统治宣告结束，明治天皇掌权，日本开始了长达45年的快速发展时期，一跃成为亚洲最现代化的强国，这段时间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

戴蒙德认为，黑船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外部冲击带来危机的例子。日本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就是后来的“明治维新”。回顾整个过程，你会发现，明治维新的各种策略，都可以用“危机治疗”的框架来解释。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策略背后，是一套管理压力、处理焦虑的心法。下面，我们就一条一条来看看。

危机治疗的第一条是正视危机，承担责任。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并没有逃避，而是正视危机，承担起了责任。不管是开始的德川幕府还是后来的明治天皇，都很清楚地意识到危机来了，他们面对的是各方面实力都比自己强大很多的西方国家，他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有可能破局。

第二条是充分评估，划定界限。当时的日本人对自己的实力做出了清醒的评估，没有盲目跟西方为敌，而是先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他们采取各种拖延战术，为自己争取时间，做出有针对性的变革，努力加强自己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成为西方人眼中有平等资格的国家，再逐渐修改和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

第三，勇于求助，同时保持耐心和灵活性。在明治维新期间，明治天皇制定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基本政策，积极寻求西方的帮助，广泛借鉴西方的经验。日本派出很多代表团去欧美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聘请欧美专家来日本当顾问和教师。

同时，日本也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广益多师。在政治制度上，日本结束了原来的封建割据，建立了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军事上，日本的海军效仿英国，陆军效仿德国；在法律方面，日本参考德国和法国的成功经验，制定了全新的宪法、民法和刑法；在教育方面，日本先后尝试了法国、美国和德国的制度，最后效仿德国全面普及教育，成为当时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上面说到的这一系列全面而深刻的改革，都是日本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们在明治维新初期根本没有什么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在改革的过程中也走过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保持了耐心和灵活性，在长达四十年多的时间里，逐渐做出改变，避免急躁冒进。

第四，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日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在效仿西方的过程中，日本也不是盲目西化，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甚至一定要把那些新的、西方的东西，用日本的传统包装一番。比如说，虽然日本的宪法基本上是参考德国宪法制定的现代法律，但是天皇却在演讲中强调，自己的权力来自神圣的家族传统，宪法是他送给日本人的礼物。再比如，虽然日本的教育体系是西方的，但是内容大都是在加强日本的民族意识，重点培养忠君爱国、孝顺敬神的观念。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政治组织更加现代，他们终于成为亚洲最被西方认可的国家，得以修改和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开始了对外扩张。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面出击的疯狂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治时代，日本对自己的实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扩张策略，他们虽然打赢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吞并了朝鲜，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扩张，不敢挑战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利益。但后来的日本，却被自己的发展冲昏了头脑，错误地评估了自己和对手的力量。在这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毫无胜算的战争中，日本损失了300万人口，整个国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书里，戴蒙德不仅讲了日本的例子。他把国家可能遇到的危机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外部冲击造成的突发性危机；第二类是内部冲击造成的突发性危机；第三类，是逐渐产生的渐进式危机。每类危机，他都选了两个国家作为案例，这六个例子分别是：芬兰和日本如何应对突然的外部冲击；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如何应对突然的内部冲击；德国和澳大利亚如何应对渐进式危机。他用这六个成功案例向我们证明了，这些国家在处理不同类型的危机时，同样用到了危机治疗的方法，由此证明了这套方法是普遍适用的。

虽然危机治疗是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但是不同的危机，重点不同，应对的策略也应该有所不同，所以戴蒙德在讲的时候，也会有所侧重。比如说，从智利的例子中，我们会看到在危机面前，准确评估情况，至关重要；在德国的例子上，戴蒙德要讨论的是正视危机，承担责任的重要性。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讲讲这两个案例。

先来说说智利的故事。智利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南美洲政治上最稳定、经济上最富裕的国家，他们有相对统一的民族，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有着比较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渔业资源，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高山和沙漠挡住了邻国的威胁。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智利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遭遇了突发的政治危机。首先是1970年左翼政治家阿连德成为智利总统，开始推行一系列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政策，结果导致了智利经济的崩溃，再加上冷战的背景，反对阿连德和左翼政党的呼声越来越高。仅仅三年之后，智利军队发动政变，出动飞机和坦克攻击总统府，阿连德自杀身亡。

之后军队接管了智利，建立了临时军政府。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临时军政府很快就会把权力交还给人民。结果没想到，军政府的首领皮诺切特一个人把持了权力。在他任上，几千名左翼人士被残酷杀害或者无端“消失”，被抓起来的人超过了全部智利人口的1%。超过十万人逃离智利，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那个时候，智利的情报局有超过四千雇员，每天的工作就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他们甚至在智利境外发动了很多场刺杀行动。最夸张的一次是1976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距离白宫只有14条街的地方，用汽车炸弹杀死了阿连德政府的国防部长！皮诺切特的残酷程度和希特勒有一拼。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和美国的帮助又确实恢复了智利的经济，皮诺切特还通过各种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慈祥的父亲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以此蒙蔽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右翼分子。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暴行被披露，1990年，皮诺切特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下台，结束了自己17年的独裁统治，左翼人士重新主导了智利政治。这个时候，他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是要彻底清算皮诺切特对左翼犯下的罪行，消灭他的余党；还是不计前嫌，与右翼分子合作，共同发展智利。

这些当年被皮诺切特迫害的左翼人士，很多都流亡到欧洲，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也看到了欧洲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之后，他们认识到，现在不是进行清算的时候，他们不能让钟摆在左右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于是他们勇敢地选择了妥协，号召所有人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全民的智利”，努力实现和解。他们容忍了军政府的势力继续发挥作用，让智利的政治获得了稳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智利的案例是一个典型的内部冲击造成的危机。在这四十多年里面，智利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也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和领导人能否准确评估国内局势相关。阿连德和皮诺切特的失败，都在于对智利做出了不切实际的评估。他们两个人的政策都显得过于极端，激化了国内的矛盾。而皮诺切特之后的民选政府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们对形势的评估要客观得多、政策要务实得多。此外，他们还始终坚持了智利完整的国家认同，促成各方之间的和解。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的例子。二战后的德国就是一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毁掉了，七百万德国人在战争中丧生，一千万人无家可归，经济全面崩溃，国家先是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个国家占领，之后又被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连首都柏林中间都被砌起了柏林墙。这个时候德国人需要面对的是如何重建的危机，是一个典型的渐进过程。德国人用四十多年的时间，从一个民生凋敝、人人唾弃的战败国，发展成了欧洲第一大、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成功实现了两德统一，并且在欧洲政治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在戴蒙德看来，德国能够成功应对危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正视危机的成因是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勇敢地承担了战争的责任，彻底审视纳粹的历史，坚决肃清纳粹的余毒。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事件特别值得一提。1970年，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给华沙的一处犹太纪念碑鲜花之后，他没有按之前的计划行事，而是突然跪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华沙之跪”。这一跪表达了德国人为战争罪行忏悔和改过自新的决心，这种姿态使得德国与欧洲各国，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也给勃兰特赢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戴蒙德这样评论了勃兰特的这一跪：在当今世界，外交声明无不是字斟句酌，再由领导者照本宣科地读出，而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的举动无疑树立了一个典范，它代表着一国领导人为本国给他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而真心实意地道歉。想想许多国家的领导者从未做到这样：美国总统没有对越南人民这样做，日本首相没有对中国和韩国人民这样做，斯大林没有对波兰和乌克兰人民这样做，戴高乐也没有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这样做。我在音频的文稿里给你放了一张勃兰特“华沙之跪”的照片，你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

在去除纳粹余毒并真诚道歉的同时，德国人也保持了自己传统的核心价值和国家认同，比如对社会福利和科学文化的重视，再比如，相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强的集体观念，等等。此外，联邦德国还充分利用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援助，改善自己的状况，然后保持耐心，抓住了苏联政治动荡的时机实现了两德统一。

“危机”意味着某些极端的，常规手段难以处理的情况，它可能成为打倒一个人、破坏一个国家的原因，也可能成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迎来新生的契机，就像戴蒙德自己经历的情况，或者像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或者二战后的德国一样。

如何面对危机，如何利用危机，显示了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智慧。戴蒙德在书中提到了尼采和丘吉尔的两句名言，我把它们放在最后，与你共勉。尼采说：凡是杀不死我的，必会让我更加强大；丘吉尔说：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

到这里，这本《剧变》就给你解读完了。在这本书里，82岁高龄的戴蒙德再次展现了自己超强的知识迁移能力、比较研究的宏观视野和高超的讲故事能力，将近500页的一本大书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吃力，时常能够看到智慧的火花。

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戴蒙德用一种带着点外交辞令式的方式说，对于前面提到的那四个全球性的危机，核武器的增加、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资源的减少，还有严重的不平等，他的悲观情绪有49%，而乐观情绪有51%。悲观的因素，包括人类至今还缺少对于这几项危机的普遍共识，缺少全球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对危机的准确评估，更缺少全人类团结起来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但是，戴蒙德对于人类的未来还是保持了谨慎的乐观，因为人类历经苦难，发展到今天的成功经验似乎证明，人类的聪明才智总能让我们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撰稿：刘玮转述：徐惟杰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 戴蒙德是一个把“人类文明”当作课题来研究的学者，他分析自己如何度过人生的难关，当然不只是为了找到个人应对危机的方法，而是要为如今人类要面临的更普遍的危机，找到解决方案。

2. 危机治疗是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但是不同的危机，重点不同，应对的策略也应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