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胡一峰解读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胡一峰解读
关于作者
罗志田，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本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后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读硕士，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史学大师余英时的学生。罗志田被称为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成为近代思想史领域的必读书。
关于本书
在本书里，罗志田给我们展示了胡适思想世界的复杂性。胡适的成就和失败，都是因为他处在中国历史过渡时期，所谓“新时代的先行者”也可能是消逝时代的余音。所以，想要理解胡适的复杂性，就必须回到他的人生历程和他所处的时代之中。
这本书以“再造文明”四个字为线索，把胡适的人生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命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展示了他在与时代的频繁互动中，推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进步的努力。可以说，这本书不但提供了一把进入胡适的钥匙，而且提供了一把了解那个时代的钥匙。
核心内容
胡适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尤其是在美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使他确立了做“国民导师”的志向。回国后，胡适从教育领域入手，把“再造新文明”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之道，倡导和推动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新的思想和学术典范，填补了中西文化交流下中国思想界的空白。在“再造文明”的理想支配下，胡适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徘徊、进退。面对不断趋新的时代潮流，他自我调适，努力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他赞颂苏俄和社会主义，试图把国民革命纳入“中国文艺复兴”的解释框架。但是，政治环境没有给胡适施展的空间，最终却只能感叹“很多梦想都没有实现”。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胡适的成就和他的失败，都是因为他处在中国历史过渡时期，所谓“新时代的先行者”也可能是消逝时代的余音。所以，想要理解胡适的复杂性，就必须回到他的人生历程和他所处的时代之中。可以说，这本书不但提供了一把进入胡适的钥匙，而且提供了一把了解那个时代的钥匙。
胡适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可以说是胡适人生的关键词。他把自己的新诗集也命名为《尝试集》。可以说，读懂了胡适人生中的“尝试”，也就读懂了胡适对于今天的意义。然而，理解胡适和他的“尝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众所周知，胡适 20 多岁就暴得大名，长期处在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目光下，在近代中国文化人，关于他的史料和研究的数量是数一数二的，仅他自己写的文章就有两千多万字，关于他的传记也在二十种以上。
这本书用大约 32 万字的篇幅，以“再造文明”四个字为线索，把胡适的人生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命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展示了他在与时代的频繁互动中，推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进步的努力。这本书有三个版本，一本书出版 20 年来始终受到关注和研读又多次再版，这充分说明了它的价值。本期为你解读的是 2015 年出版的最新版。
作者罗志田是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本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后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读硕士，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史学大师余英时的学生。罗志田被称为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成为近代思想史领域的必读书。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的内容，胡适的“再造新文明”的尝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准备阶段，也就是他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尤其是他在美国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使他确立了做“国民导师”的志向。
第二是实践阶段，主要他是在学术思想上的努力。他把“再造新文明”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之道，引领了当时的学术。
第三是调整阶段，主要讲他的政治生活。他搞政治的努力碰了壁，又被视为“落伍”的人。于是，他自我调适，努力跟上年轻人的步伐，最终却只能感叹“很多梦想都没有实现”。
我们就先来看看胡适的成长经历。
胡适是个矛盾的人，他主张浅显清楚，但自己的心思却往往叫人捉摸不透，他说话有高度技巧，在一定范围内又“有啥说啥”直言不讳，这和他的幼年时期成长环境有关。胡家世代经商为业，到了胡适祖父那一代才步入读书人的行列。三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大家庭中孤儿寡母的处境，让胡适的母亲不得不周旋于各种关系之中。胡适后来善于与各方面人物相处，保持着很好的声誉和社会关系网，也与幼年时期的耳濡目染有关。胡适的母亲告诉他，人最重要的是要自己争气，她从不在人前责备胡适，而是等夜深人静之后，紧闭房门对犯错的胡适进行责罚。这对胡适后来形成自我保护、小心谨慎、注重细节、爱惜羽毛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
胡适在进行“再造文明”的努力过程中，首先选择了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倡导新文化入手，这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特别受教育环境密切相关。13 岁到 19 岁，胡适在上海接受了新式教育，不但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而且养成了社会参与的意识。1904 年，胡适来到上海，渡过了六年的读书生涯。他上的第一所学校是父亲的朋友开办的梅溪学堂，一开始他在低年级。但胡适深厚国文底子帮了他的忙。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纠正了老师的口误，这帮助他一下子跳了四级。但是，高年级有许多新知识，胡适对此毫无基础。正在犯愁之际，胡适的三哥去世了，赶来奔丧的二哥熟知“新学”，还给胡适带来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以及梁启超等人的书。胡适由此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思想上的大变动，离开梅溪学堂转到澄衷学堂继续学习。
澄衷学堂更加重视新学，在这里，胡适打下了英文、算数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养成了社会参与的意识。没多久，因为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胡适又一次转学，到了中国公学。在新学校，他的社会参与意识进一步增长，而且接触到更多的新人物。此时对胡适影响最大的人是梁启超。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梁启超是那一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而梁启超的众多著作中最打动他的是《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胡适说，《新民说》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让他了解到中国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从梁启超那里，胡适还知道了从霍布斯到达尔文的西方思想家。此时的胡适，开始尝试着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参与并主持了革命党的刊物《竞业旬报》，这给了他一次很好的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让他得以把自己所学用清晰的文字叙述出来。
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与志业的定型时期。在美国期间，他不但学到了新知识，而且对西方社会和文明有了深度的了解，这让他在中西比较视野下重新审视自己的祖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确立了做“国民导师”的人生志向。1910 年，胡适在家人和师友的支持下，考取庚款，离开上海，奔赴美国，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最初，他觉得写文章不足以救国，所以选择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兴趣，这为胡适提供了进入演讲界的机会，也逼着他更多地了解国内时事动态。和在上海时一样，胡适在美国也多次转学。1912年，他从农学专业转入哲学专业。1915 年秋，又从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
据胡适回忆，他当时转学哥大，就是因为对杜威的思想感兴趣。他在日记中说：“我治理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他提出的著名学术观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脱胎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但是对于胡适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和掌握了实用主义，学界是存在争议的。也有人认为胡适分解了杜威的哲学，只取了“方法”而忽略了其他。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绝不仅仅在方法。胡适在未读杜威之前就已经和杜威有很多相通之处，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致用哲学，来实现他“再造新文明”的志向。后文中，我们会讲到，在文化上，他把实用主义和中国的考证学结合起来，引领了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他融合了自己对中西方哲学思想的领悟，整合出了所谓的“杜威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条包容美国方式和苏俄政治的实验之路。这样的设想，说明他确实领会了杜威讲调和的精神。
两年后，他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准备回国。美国的经历，让胡适深入了解了西方文明，这为他后来倡导新文明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系。另外，与一般的留学生相比，胡适最大的特点还在于涉猎广博，远远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比如他很注意阅读美国人研究中国的著作，还对中国传统学问下了很大功夫，认真研读经史子集，而且自觉把中美两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进行对比。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为“他日成为国人导师”做好准备。
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部分内容。新旧文明交替时，胡适接受的也是一种中西文明混合的教育。他说自己身上有“中国的我”和“西洋 20 世纪的我”这样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同时存在。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对于家庭和爱情，甚至民族国家走向等问题，究竟是采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他自己其实经常是犹豫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回到中国之后，是怎样实践自己的想法的。
胡适早期“再造新文明的尝试”，主要是在学术思想上，具体来说就是他是如何倡导和推动新文化运动，填补中西文化交流下中国思想界的空白。上一部分讲到胡适立志要做国民导师，因此，他特别关注国内的局势，留心政局的变化。他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救亡不论是采取革命的手段还是走改良的道路，首先必须要有革命或改革的基础。而在他看来，民族之间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因此，救国的根本之道就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而再造新文明的办法是充分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取他人所长，补自己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落实到具体实践，就是要兴办教育。
胡适是 1917 年回国的。回国前，他已经因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革命，在国内有了一定声誉。这场文学革命，是胡适施展自己抱负的第一步，对中国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成为了新旧文学的分界线。在胡适之前，也有人提倡白话文运动。但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但是一种自觉的主张，而且明确主张是白话文学而不仅仅是白话文。在胡适之前倡导白话文的人，在心理上还具有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优越感，而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民主洗礼之后，已经抛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民众的轻视心理。他不但重视老百姓，而且希望通过这场文化革命打破中国社会的阶层隔阂。胡适的这一主张正好适应了当时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又得到了他安徽的老乡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于是，胡适和他的思想借助于《新青年》这个平台声名远播。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当胡适回国之际，造就英雄的时势已酝酿成熟。胡适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的时代”，而他正是时代交替过程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用余英时的话说，“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恰好被他填上了”。这个空白和近代以来“西潮”的涌入有关。在这场中西两大文化体系的较量中，中国文化“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
“西潮”的冲击既给中国带来了新问题，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源。“向西方学习”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仅是要生存，而且是要超越西方。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紧张心态。五四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典范所针对问题依然存在，但它提供的解决方案越来越捉襟见肘。中国思想界急需找到突破口，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典范。留学归来，意气风发的胡适承担了这个时代的任务，形成了席卷一时的“新思潮”。
胡适的新思潮，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说尼采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八个字，就是对“评判的态度”最好的解释，也就是凡事都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所说的“凡事”针对的是中国文化，而西方文化的价值已有定论，只要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就可以了。
近代以来，张之洞等先进人士已经在关心和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直到胡适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才把这个问题从科技和制度的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从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胡适提出，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而新思潮对待中国旧文化的态度，是一面反对盲从，一面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也就是所谓的“整理国故”。新思潮将来的趋势，则是研究人生社会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观念。
而胡适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适应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这帮助他在北京大学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也为胡适在文化教育界的领袖地位打下了基础。1919 年2 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震动学界，因为它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价值和技术系统。
五四前后，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讨论，胡适的思想触及到的都是一般人压在心中多时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问题。其结果就是不论思想上与胡适接近还是疏远，甚至完全不同的人，都不能不以胡适所提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比如说，即使十分不赞成胡适思想的熊十力也不得不承认胡适开风气之先的功绩。余英时指出，胡适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引领当时的文化风潮，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把西方的实用主义和中国的考证学传统结合起来。当然，胡适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罗素就认为胡适的英文著作《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起到了典范转移的作用。胡适是第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哲学熏陶而又能读懂中国古代典籍的人，而且能用良好的英文表达出来，对沟通中西方哲学界的意义自然是独一无二的。
也有人觉得，胡适在学术上有很多短板，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研究很多都半途而废。作者认为，胡适感觉到了激变的时代旋律，所以在思维方式上，一向自称是要思考得透彻到底，但有时感觉想不到底，或不能决断时，就会暂停；这种思想习惯在学了实验主义后，更加严重。所以他写书经常半途而废，后面未完部分，总想续写却总没写成。这是他学术上尝试失败的一面，但并不影响他引领学术风潮的地位。
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部分内容。胡适认为救中国的根本方法是再造新文明，所以他在回国前后推动了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新的思想和学术典范。
最后，来为你分享最后一部分内容。胡适在政治上的尝试。他倡导“好政府主义”，结果却碰了壁，他自己也被看作“落伍”的人。他开始自我调适，努力跟上年轻人的步伐。然而，胡适终其一生的“再造文明的尝试”，在历史变局当中收获的却可能是“再造文明的徒劳”。
胡适之所以倡导“再造文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新文明是中国社会摆脱困境、实现民族复兴最根本的基础。在这种态度下，他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很微妙的，或者说他对政治的态度也是服从于“再造文明”这一根本目标的。胡适自己说，他回国时曾发过誓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他又说过，自己从农学转到哲学就是要“讲学复议政”，他还说自己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实际上，胡适一生除了出任驻美大使的那四年，确实很少参与实际政治，但“议政”却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胡适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也有激烈的一面，他在中国公学时成和革命党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还曾为革命党的报纸工作。1918 年，母亲去世，胡适少了家事的牵挂。他的学术研究也在这时遇到瓶颈，同时因为陈独秀被捕，他不得不接手政治刊物《每周评论》。在这多种因素作用之下，胡适就谈起政治来了。最初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那一时期他也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这还多少有些理论和文化的成分。
胡适真正讨论政治问题是提出了“好政府主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政府要管事，实行“有计划的政治”。在胡适看来，好政府首先必须是好人政府。在思想上，是在反对当时比较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在现实中，是在反对由“不好的人”组成的北洋政府。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适的政治主张无法真正实现。政治谈不下去的胡适，又转回到文化上，他认定今后的事业是完成《新青年》杂志未完成的使命，再用二十年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一个可靠的基础。
此时的胡适已成名多年。他的成名离不开知识青年的拥护。但在当时激进的社会中，胡适与“旧势力”周旋太多，给人以“落伍”的印象所以很难再得到知识青年的拥护。他性格中虽然爱惜名声、善于维护形象的一面，但也有“率性”而为的一面。比如，他去见早被人冷落的清废帝溥仪。作为新人物的代表胡适竟然去见象征旧传统的溥仪，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非议。到了北伐时，胡适已明确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老少年”，是一个不再为新潮流努力的人了。但是，潮流已经远离胡适而胡适却不肯放弃潮流，总想抓住潮流，跟上引领潮流的青年学生群体。
1923 年前后，中国思想迎来又一个转变时期。当时的青年学生大多数都在向往新生的苏俄和社会主义。胡适也有意无意地不断跟进，他从历来主张的“实验的精神”出发，赞颂苏俄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并提出社会主义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胡适的思想方法来自于杜威，但是在政治问题上，胡适特别强调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相比老师已经显得更为激进。
作者也认为，胡适在政治上的失败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拘泥于杜威，因而对当时的国情认识有误。他对“再造新文明”的基本态度依然是“一点一点改革”的温和渐进的方式，但他却忽略了自己曾指出的重要现象，就是“近代中国的重心已失”。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缺乏大家普遍认可的思想基础，这是当时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所以美国可以实现一点一点地改革，但是中国却等不及了。
除了思想层面向社会主义的靠拢，在实践层面胡适从当时的国民革命中看到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他从“中国文艺复兴”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国民革命，认为国民革命为“中国文艺复兴”提供了政治解决的方案。但很快，国民党发动的清党屠杀让胡适感到失望，而所谓“党化教育”更是与胡适的立场相距甚远，这些都使胡适与他最初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激烈冲突。1928 年至 1929 年之间，胡适的态度发生转变，站出来批评“党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社会“新文明”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准则，牢固地占据着胡适的内心，当现实政治与此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心心念念的“新文明”。
但是，到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来侵略造成了危急的时局，“救亡”的任务一天比一天紧迫，这又把胡适逐步推向了当政的国民党，在国难压力下，他不得不维护他在内心深处并不欣赏的中央政府，开始逐步缓和与当局的对立。等到抗战全面爆发，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胡适思想中始终贯穿着的爱国观从理想转到了现实层面，他终于打破了不做官的誓言，在 1938 年出任驻美大使。
二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胡适亲身经历过弱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囧境，因此他对获得这个即便有些勉强的“强国”地位也十分珍视。1949 年初，胡适书写了曾经写下“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句子送给好友，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写照。1962 年，胡适离开人世。在他最后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好多梦想没能实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还说，“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尽管胡适向来以“乐观”著称，但是，“好梦未能成真”，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态，也是他人生的一个侧影。
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三部分内容，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在再造文明的理想支配下，胡适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徘徊、进退。20 世纪 20 年代胡适因缘际会开始谈论政治，在他的“好政府主义”碰壁后则又回到了文化领域。面对不断趋新的时代潮流，曾经的新文化代表人物胡适努力向自己的学生辈靠拢，他赞颂苏俄和社会主义，同时试图把国民革命纳入“中国文艺复兴”的解释框架。但是，政治环境没有给胡适施展的空间，失望之余，他再次回到文化的领域，最终他的好多梦想都没能实现。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胡适的早年生活和受教育经历，尤其是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在思想上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空白期，所以他确立了做“国民导师”的志向。胡适回国之后，把“再造文明”的理想付诸实践，倡导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倡导用“评判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将西方的实用主义与中国的考证学传统结合，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创造新的思想典范和学术典范，为中国新文明的诞生而努力。
同时，随着救亡祖国的任务越来越迫切，胡适开始涉足政治。但由于拘泥于渐进地改革，对国情判断有误，他的政治主张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进退徘徊于政治和文化两个领域之间。最终，胡适以一个充满乐观又常常犹疑踌躇，努力向前又不断调整的复杂形象，留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
在这本书里，作者罗志田给我们展示了胡适思想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他所处的时代造成的。胡适是不是温和的改良派？在作者看来，胡适在文学上提倡革命，也支持对社会习俗的“革命”。对暴力革命，实际也持一种半可半不可的态度。而且对当年很多读书人而言，革命和改良未必那样对立。所以，不能把胡适简单看作“改良派”。
那么，胡适是不是西化派呢？胡适站在时代交替的门槛上，对于新与旧，中与西，不管他声称自己属于哪一边或代表着哪一边，很可能都是两边都有涉及。所以，也不能把胡适简单地看作“西化派”。
胡适思想中包含着民族主义情怀，又追求世界主义理想。罗志田的这本胡适传，是在立体地呈现胡适这个人，而不是给他贴上一个个标签。作者认为，抓住了为救亡中国而“再造文明”这一主线，才能明白胡适复杂的一生中那些看起来有些矛盾的选择，都是在当时历史环境的一次尝试，一种努力。
撰稿：胡一峰 脑图：摩西 转述：宝木
划重点
1.胡适留学时受实用主义影响，认识到当时中国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空白期，所以确立了做“国民导师”的志向。
2.回国后，他开始尝试“再造文明”，倡导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3.同时也开始涉足政治，但过于拘泥于渐进改革，因此没有实现政治主张，进退徘徊于政治和文化两个领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