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时候，穷时候》 贾行家解读
《乱时候，穷时候》｜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为生计移居黑龙江省安达市。她在晚年开始认字，七十多岁开始写作，至今已出版多部作品。她所记录的民间生活，感动了无数读者。
关于本书
本书摆脱了正史和意识形态的模式，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个人视角，讲述了作者自幼亲历的战乱、饥荒、动荡，还原了民间生活的真实状态。个人记忆情感的真实和不可复制，作者的文字天分以及情感的质朴，让这些故事弥足珍贵。
核心内容
本书以亲历视角，讲了普通山东农家妇女姜淑梅的前半生。她绕过政治和历史的定义，把亲历的战乱年代称为“乱时候”，把艰苦饥饿的岁月称为“穷时候”。在乱时候里，人命贱如草芥，普通孩子已经见识到数不尽的伤亡。我们发现，古诗古文对战乱的惶恐、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在中国人的生活体验中一再重现。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得以进入生活内部来观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间一直存在能够对抗官方观念的生活准则。民众的道德、尊严、智慧和顽强，都有自己的存在延续方式。在被视为愚昧麻木的状态下，还有鲜活的生活和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长辈曾经怎样生活，为什么那样生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给你讲的这本书叫《乱时候，穷时候》。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动笔写《百年孤独》之前，为怎么写第一句话苦恼了很久。突然有一天，他恍然大悟：只要像他的外祖母那样，用见识过一切的平淡语气，来讲这些惊人的事情就对了。文艺理论家会用叙事学理论，来分析这本经典小说，但触动作者的灵感原点，就是老奶奶们讲故事的状态。我要为你讲的这本《乱时候，穷时候》，就是百分之百的老奶奶讲故事，没经过转述和过度加工。
这位老奶奶叫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巨野，在快七十岁时，她才开始识字，在七十五岁时开始写作故事。她的故事是用近似口头文学的方式，回忆她亲历的往事。这些接连不断的战乱，骇人听闻的惨祸，艰难凄惨的经历，被她说起来，看似轻描淡写，却持续地敲打着许多读者的心。2013年，《读库》杂志编选了姜淑梅的故事。这本《乱时候，穷时候》，是她的第一本书，可以说，是迟来的“成名作”。这本书当年出版时，在读书界制造了一个小小的事件，读者们奔走相告，赞叹自己读到了一本稀罕的奇书。
说这本书的意义是草莽写作，是真实的民间立场，是宝贵的原生态记忆，当然都没有错，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必须一提：姜淑梅的文体具有浑然天成的美感和韵律，这是不能忽视的。对文字审美，是没有统一标准和严格度量的，我甚至说不清，她的那种语言究竟来自于天赋异禀，还是长时间训练的结果——虽然她读书认字的时间很短，但生活给予了她另外一套语言磨炼，这让她刚一学会用笔写字，就达到了许多专业作者努力接近的语言质感。可惜，她的语言究竟好在哪儿，究竟有多好，是没法解释清楚的。我在本期音频里会多使用她的原文，贴近她的风格，尽可能地保护听老奶奶讲故事的体验。
读者们毫不吝惜对这位老奶奶的赞美，既是被她的故事和语言魅力征服，也是在向她所代表的丰饶而苦难的生活致敬。那些来自不同家庭的故事汇聚起来，就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我们这些晚辈听完以后，会很自然地留下两种印象：
第一种是直接的。我们会被那些惊人的故事本身所吸引，跟随这本书重返那个乱时候、穷时候。既然一切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放下各种观念、立场和意识形态，与真实直接面对。这些真相已经足够震撼、足够充沛了，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释。这也是本期音频里，我要为你讲述的第一部分内容。第二种理解方式是一种感慨和联想。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长辈的身上，就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我们必然会用今天的视角来观察它、分析它，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产生新的感受。这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第二部分内容。
姜淑梅没有官方历史的概念，她划分时代的方式，依据她个人的遭遇和喜怒哀乐。她把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称为“乱时候”，把青年和中年称为“穷时候”。于是，这位老奶奶就用了五十七个故事，给我们讲了乱时候到底有多乱，穷时候又有多么穷。
姜淑梅生在山东巨野县的百时屯。那里的乱时候，在她出生前已经持续很久了。民国初年的齐鲁大地，军阀乱兵和土匪横行，姜淑梅打小就从长辈那里听惯了残酷荒诞的往事。这些故事总是这么开头：从前有个刘克七，他的人走到哪儿杀到哪儿，到底杀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那时候，北方管土匪叫胡子。为了自卫，百时屯修了三四米高的围墙和炮楼。胡子来围攻的时候，最多来过四五百人，整整持续了七天七夜。土匪们在墙外叫喊：打开屯子以后，要杀得一个人都不剩。直到屯子里的人跑出去请来了正牌军，才打散了胡子。没想到，正规军开进来时，老百姓们还以为是胡子打破了围墙，吓得大闺女、小媳妇有的上吊、有的跳井。
在那个乱时候，巨野县还出过两起杀父、杀夫的大案，让老百姓有机会见识到传说中的酷刑“点天灯”。很多人特意进城去看热闹，有住亲戚朋友家的，也有住店的，县城里的人一下就多了。点天灯，就是在犯人的两个肩上挖洞，放上粗灯捻子，倒上豆油点着，把人慢慢烧死。台下的人看不下眼，不大会走了一半儿。姜淑梅特地提到一个细节：被点天灯的母子三个，长得都好看，都是大个儿。这样的情节和叙述方式，真的很像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姜淑梅识字以后，也看过莫言的小说，她说：这个我也能写。她的意思是，莫言小说的根源，不是个人想象，而是山东老百姓的集体记忆。
到她出生时，日本鬼子就驻扎在离百时屯十五里的地方，每隔一个多月进村扫荡一次。每次扫荡都在早晨，来了就抢东西、抢女人。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姜淑梅称之为“拉锯”。打仗时，年轻人都躲到了别的庄上，屯里只剩下老头老太太。国民党的中央军进村来强奸妇女，老太太们的哀求是：“老总，俺有媳妇，别动俺闺女！”那些已经定亲的大姑娘，都通知婆家赶紧来接走。剩下的闺女媳妇就穿上老太太的褂子，抹上一脸灰，披头散发地装疯卖傻。可是，一两个人这么干还管用，后来都跟着学，国民党的兵就看出奇怪了，连打带骂地逼着她们去洗脸，到底还是没躲过去。
姜淑梅跟着大人逃难出城时，把守城门的人说：你们得等会儿，得把死人往城门边堆一堆，要不然人走不过去。逃难要穿过交战的正面战场，她只记得天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爆炸响成了一团。在跨过死人的时候，她不知道怕，因为一直在担心枪炮，说不定在哪声响里，自己就没命了。跑到济南时，济南已经是一座空城了，剩下的人在到处抢东西和捡东西。有的人抢着抢着，就被流弹打死了。姜淑梅和几个妹妹在一个小树林里玩，踩在一片平地上，觉得很暄腾，好像下面有弹簧，她们就一起在上面蹦，都说好玩。有个男人离着老远喊：“小孩，快下来。别漏下去，那底下都是死人!”
仗打完的这年，姜淑梅十岁。她记得死人都埋在了北门外，她每次走北门都得捏着鼻子跑，死人的臭味儿可难闻了。第二年，埋死人的地方种了棉花，棉花长得好，长到一人多高，就是不结棉桃。每回打完仗，老百姓都要去捡弹皮。弹皮就是炮弹壳和子弹壳，可以从商贩手里换盆换碗。只有姜淑梅的母亲不许她去，说：“咱啥都不要，咱要命，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就行了。”有个男人拿着一块大弹皮要换碗，卖碗的说上面还有引火帽，能炸响，不敢收，男人不信，抱起弹皮往地上一摔，把他自己给炸碎了。亲戚们把尸体捡到一块儿，不管爹娘咋哭闹，也没让他们看。老百姓们都纳闷：打仗死人，不打仗了，咋还死人？
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战乱痛苦会持续多久呢？姜淑梅的妹妹小时候胆儿特别大，敢拎着小筐在死尸堆里捡东西，长大后，一见到影视里的战争场面就吓得浑身哆嗦。人们当然没听说过应激反应，就说这是后怕。姜淑梅的二哥在解放战争后杳无音信，几十年后才有消息说他去了台湾。1988年，二哥第一次回大陆探亲。邻居们指着二哥问二嫂“这是谁啊”，二嫂打量半天说“不认识”；邻居又指着二嫂问二哥“这人是谁啊”，二哥也摇头说“不认识”。分开四十年，他们都老得不像样子了。姜淑梅说，这些经历一刀一刀刻在她母亲的心里。她母亲在临死前，把他们兄妹几个叫到床前，特意嘱咐：“你们给俺记住，俺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都不要当兵。”
古代俗语所谓“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我们听这个乱时候的故事，就能体会出，过去的人们，是经历了多少惶恐和悲哀之后，才会把话总结得这么直白，又这么无奈。如果说乱时候的创伤是挥之不去的恐惧，穷时候的记忆就是如影随形的饥饿了。
在农村的天灾里，最诡异的是蝗灾，乡亲们称为“过蚂蚱”。地里的人一开始听到的，是不知从哪儿来的呜呜响声，再抬头看，已经看不见天了。最大的一次过蚂蚱，蚂蚱有两寸来长，撵不走也抓不完，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地里能听得见蚂蚱唰唰咬叶子的响声，直到把庄稼全都吃绝产了。人们只能外出做买卖或者要饭，逃到收成好的地方。
姜淑梅是在1954年，她十七岁那年结的婚。1958年春天的大跃进口号是：深翻地，多打粮，幸福生活有保障。大闺女们喊的口号是：不打双千斤，永远不结婚！没多久，成立了大食堂，队长说：“谁要是有粮不交，翻出来就给你插白旗，粮食收上来，食堂没你的事，你就等着饿死吧。”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从八岁到八十岁，凡是能拿动铁锨的都得上工地，得挖到半夜才能回家。这叫“吃饭军事化，挖地战斗化”。深翻地要挖一米深的沟，可翻得太深，庄稼反而不愿意长。后来，食堂里的干粮就是草根做的了，再掺一点高粱面和黄豆面。之后，一天三顿吃地瓜，吃了一阵子，连地瓜也没了。到冬天，食堂就停火了。到这时候，家家户户都既没锅也没粮。
1959年春天，公社成立了水肿院，专门收容水肿病人。医生经常下屯检查，看见水肿的就带到水肿院。水肿院一天给两顿吃的，一顿给一个窝窝头、一碗杂粮粥。姜淑梅的母亲腿肿了，一摁一个坑，也去了水肿院。每天能剩下半个窝窝头，可以揣回家给小孙子吃。在饥饿最严重的时候，姜淑梅的丈夫在外面找活儿干，公婆和小叔子也到外地要饭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带着四岁大的儿子，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说，那时候常常一连几天吃不到东西。一饿起来，感觉头悬起来老高，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猛地站起来，眼前就像下雪一样，看哪里都是白的，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条道。
你要是不了解那个年代，可能要问了，就不能找点儿别的东西吃吗？要知道，能想的办法，半年前就都已经想过了。到了这时候，公社的牲口全死了，地里的野菜也都被挖没了，连榆树皮都早被扒光了。姜淑梅讲，要不是那时候有个叔伯嫂子给了她三斤多的野菜和糠，她们娘俩就被饿死在家里了。实在没有办法，等到地里刚开始长麦苗的时候，妇女们就结伴去偷。青苗是嚼不烂的，得整团地吞下去。再过几个月，麦子能搓下一点儿没长成的麦穗，偷回来磨，能磨出一点儿煮粥用的麦粉。有几个妇女被公社抓住，开批斗会。女人们哭得像个泪人儿，说：“俺怕把两个孩子给饿死了，没办法才去偷。”那几年，姜淑梅一共去偷过十多次。
1960年，姜淑梅跟丈夫去了东北，可以吃到供应粮了。他们落户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安达县，那里地广人稀，可以不挨饿了。她进的是丈夫上班的砖厂，做的是临时工性质的家属工。在砖厂干的是重体力劳动，男工一个月给37斤粮票，女工是30斤，家属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因为没有副食，还是要经常偷点儿东西吃才行。一开始，姜淑梅夫妇住的是两百多人的大宿舍，后来，他们家和另外两家合买了一间半土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夫妇担心家庭成分不好，而且还有海外关系，就报名参加了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在60年代中苏交恶时期，中国为战备在偏远地区投产的军工、交通等基本设施工程。
工人们觉得呆在山沟里很好。外面的什么事儿，传到山里时都要晚上很久，那几年，这里没开过一次批斗会，家家都开荒种菜，也没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黑土油汪汪的，雨水也勤，撒上籽就长，终于有了吃不完的菜。粮食本上给的细粮多，能吃到比山外更多大米白面。而且没地方买东西，可以攒下工资。到1973年撤掉三线建设指挥部时，大伙儿都不愿意走。在他们看来，山里唯一的遗憾，是耽误孩子的学习，没见过山外的世界，连拖拉机和牛都不认识。说到这儿，好像有点儿像桃花源的感觉，不过，姜淑梅和她的工友们倒没有什么道家思想和田园趣味，只是过上了不被打扰的幽静生活而已。
在时间线上，这里就是姜淑梅的讲述终点。经历过那样多的磨难，她才只有三十多岁。许多读者说，看这本书时觉得一阵阵的惊讶、心酸和憋闷，奇怪怎么会写得这么淡然。如果细细体会，还是能感受到，这些经历下面藏着一种暗暗流动的情感力量。
我为你讲了姜淑梅的乱时候和穷时候，还只讲了本书一半的内容。我们从小接受的系统教育，训练出了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总会忍不住想用一个框架去定义这些故事，想获取一些对民族性格的抽象认知。这当然很正常了，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老一辈的中国人，同样有权利建立自己的一套思想框架和行为准则，只是我们过去不熟悉，也不太懂得如何倾听。这些来自民间的人生态度，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第二部分。
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中间，没有儒家伦理中的仁义概念，也不懂得现在的新道德宣讲，他们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或者被称为有良心，或者就叫心眼儿好。这个标准，一直以超越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存在着。
在姜淑梅的娘家，有户姓庞的邻居。庞家的儿子法立参加了解放军，在济南解放战里立了战功。姜淑梅的二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跑去台湾的二哥，他参加过还乡团，在济南被抓，被判押回原籍枪决。庞法立就申请了押解任务，说要顺便回老家探亲。火车快到济宁时，庞法立趁同行的另一个战士睡着了，割断了姜淑梅二哥的绳子，让他从窗户跳了出去。然后，庞法立自己也跟着跳了火车，碰到了头，昏迷了过去。庞法立后来回了百时屯，种了一辈子地，好在政府也没有追究他。
庞法立救了别人一条命，也毁了自己的一辈子前程。姜家人向他说起这段救命之恩，他总是一字不提。自打头摔坏了，他的眼神总是直勾勾的。别人问他：“你的思想坏了吧？”他回答：“俺的肉体坏了，俺的思想没坏。”这篇故事的结尾说，庞法立活得很长。2011年时听说，政府给他开工资了。要是现在还活着，他快九十岁了。这里的抒情很含蓄，要用心听才能听得出来。
姜淑梅记得，百时屯的穷人，到了春天都去她家借粮食、借钱。有的在新粮下来后就还上了，有的是有借无还。但她的母亲总是高高兴兴地借给人家，还告诫她的两个嫂子说：“人家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才来借的。借了人家东西不还还来借，心里得多难受呀。不管俺在家不在家，你们都要借给人家。”农忙时，她家的牲口邻居随便用，长工心疼，说，“婶子，他们招呼都不打，拉出去就是一天，马累坏了，咱别借了。”姜淑梅的母亲总是说，“咱不能看着他们种不上地。”土改时，姜淑梅的母亲被工作组带去审问，村里的妇女会长抢着说，“她的粮都叫穷人吃了，她的钱都叫穷人花了”；“文革”时期，也没有人批斗她。
除了这种完全乡土似的、没有政治观念的善良，乡民们的另外一种道德选择，是在严酷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血性和尊严。在土匪横行的乱时候，有个土匪头子到百时屯的铁匠炉来修枪，说“修好了家伙，俺就来收拾百时屯”。铁匠回答，“大当家的，铁匠炉是俺开的。俺要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对俺来，不用连累全屯儿。”土匪说，“你百时屯有钱的户太多了，俺一定要花你们的钱。”铁匠就用大铁锤砸死了这个土匪。
姜淑梅的母亲说，那些年不管来了啥兵，她都要出门在街上站着，为的是死也不能死得窝囊。国民党中央军进村，有个当兵的拿和面的盆洗脚，被她二哥看见，推倒了这个兵，把瓦盆也摔碎了。六把刺刀把他二哥围起来，二哥指着六个人一个接一个地问：“你家用和面盆洗脚吗？你家用和面盆洗脚吗？”这些进村时随意强奸抢劫的兵痞，居然被他质问得放下了刺刀。
在中国民间的精神构成里，去掉被时代强加的部分，剥离掉看上去蒙昧的外壳以后，下面还有一层在起支撑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是权力和暴力都没法完全抹除的。这是民族性格里最宝贵的东西，使人们没有在苦难里堕落。很多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分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层力量。
从姜淑梅的回忆里我们还能看出来，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聪明总是要和勤劳放在一起，因为在民间，这两个品质差不多是一种表现。姜淑梅夫妇刚到东北时，被当地居民看成逃荒难民。她在坐月子时学会了熬碱。熬碱是很累人的，得把整锅的热水不停地端进端出。在一个月子里，她光卖碱就挣了两百多块钱，相当于壮劳力四个月的工资。儿女们后来问她，坐月子怎么还这么拼命？她说：宁可累死在东北，也不能穷死在东北，穷是叫人家看不起的。后来，那些看不起她家的邻居，都来向她借钱。
这本书里还记录了很多老百姓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不是普通的聪明。比如，有一个叫小金盆儿的女子，就是普通人里的传奇。小金盆儿在十七岁时跟着爹娘要饭，被一个六十七八岁、死了老婆的有钱老头儿看中了。过门后，老头的儿子媳妇当然不干啦，新娘子比这家的孙媳妇还小一岁呢。一个儿媳就出了个主意，用托盘端来三样头饰，一样是年轻人戴的，一样是中年人戴的，还有一样是七八十岁老太太才戴的。说看她到底戴哪样，要是戴年轻人的头饰，咱们就不叫娘，也不磕头。结果，新媳妇把老年人的头饰戴上了，于是，儿子媳妇都磕头叫娘，孙子辈儿的叫奶奶。
很多邻居来看新媳妇，以为她不定哭成什么样呢，结果新媳妇不喜也不恼，长得很俊，带着聪明样，小金盆儿的名字就叫开了。老头对新媳妇很好，要给她买年轻人的花衣服，她说：“俺和人家不一样，要是穿得花花绿绿，孩子们瞧不起俺。”从十七岁起，小金盆儿的穿着打扮就像个老奶奶一样，她还给老头生下了一儿一女。姜淑梅嫁到这个村庄上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精神很好，也很会说话。算起来，她是从三十多岁起开始守寡的。
从这段童话一样的故事里，我们不难体验出酸楚的另一面，但也实在是佩服这个少女，她好像在建立经验之前，就已经有了观察和掌控大局的本领。她对家族里每个人的估算，对位置和利益的判断都相当准确，能用最好的方式打出自己的牌，通过控制自己来控制整个场面。政治家该有的素质，可以说她都有。然而，这样的天赋和聪明却被埋没在乡野，当然，还是属于女性的悲哀。
说到这儿，我们或许可以从民间生活内部，用尝试着去理解的态度，来重新看待那些被认定为属于民族劣根性的现象。我们在听完乱时候和穷时候的事情之后，起码能知道，人在表现出普遍的麻木和冷漠之前，经历过长时间的死亡威胁。这些民众，原本普遍相信善良和勤劳的价值，但他们一再被推到极端处境之下，反复目睹旧秩序、旧信念崩溃，却没有拥有自主选择的机会。那些被认为是愚昧的现象也是如此，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了。
姜淑梅听年长的人回忆，当年剪辫子时，男人们都吓得东躲西藏。姜淑梅的父亲是全屯最早剪辫子的人，除了有文化，也因为他的头发本来就又黄又少，剪了也不心疼。直到四十年代，屯上还有留辫子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头发好，舍不得剪。后来，男人们的审美变成了留分头、穿皮鞋、镶金牙，觉得这和当年留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一样好看。这段民间生活场景，和清末民初的政治更替，和新文化运动都没有必然联系。在老百姓眼里，留不留辫子只是乡村里的时尚潮流，仅仅代表好不好看和习不习惯，表现得很轻松。在城市，民众还有通过辫子识别改朝换代的意识，而在乡村，这些符号没有什么明确意义。
女人们对裹脚的体验，要比辫子沉重得多，在几百年里，脚的大小直接关系着她们的命运。很多新媳妇仅仅因为脚大，就挨打受气。姜淑梅邻居家的媳妇总被讥讽脚大，有一天不慎踩死了一只鸭雏，居然害臊得上吊自尽了。姜淑梅小时候，家里已经决定不再给她裹脚，但她受不住被其他女孩笑话，自己要求裹，刚缠上裹脚布半宿，整个大脚趾就黑了，最后还是拆了下来。后来，女人们激烈地抗拒放脚，也就不难理解了。甚至，有的女孩子竟然觉得婚姻登记、和未婚夫相亲都是耻辱，会为此上吊自杀。
我们在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时，绕过了一个问题，就是本人是否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姜淑梅写道，早些年，要是外面来了个生人，都在门外问“家里有人么”，要是男人不在家，女人就答“没人”。她说，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段描写超过了很多对女性悲惨处境的正面描写和具体分析。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即便代表进步的权利和解放已经到来了，她们又拿什么来识别自己的命运呢？
我在读这本书时，常想起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那本书写的是清代山东一名农妇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写下什么结论，只是在向读者展示，古代中国人如何生活，历史可能是什么样。在姜淑梅笔下我们发现，几百年来，他们还是在同样的乱时候和穷时候里打转。而他们，是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先辈。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第一部分里，我们讲了一位普通山东农家妇女姜淑梅的前半生。她绕过政治和历史的定义，把亲历的战乱年代称为乱时候，把艰苦饥饿的岁月称为穷时候。在乱时候里，人命贱如草芥，普通孩子已经见识到数不尽的伤亡。我们发现，古诗古文对战乱的惶恐、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在中国人的生活体验中一再重现。
在第二部分，我们进入生活内部来观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间一直存在能够对抗官方观念的生活准则。民众的道德、尊严、智慧和顽强，都有自己的存在延续方式。在被视为愚昧麻木的状态下，还有鲜活的生活和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长辈曾经怎样生活，为什么那样生活。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 转述：顾一菲
划重点
1.这是一位普通山东农家妇女姜淑梅写的平民史，她绕过政治和历史的定义，把亲历的战乱年代称为乱时候，把艰苦饥饿的岁月称为穷时候。
2.书中的描线让我们发现，古诗古文对战乱的惶恐、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在中国人的生活体验中一再重现。
3.民间一直存在能够对抗官方观念的生活准则，民众的道德、尊严、智慧和顽强都有自己的存在延续方式。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长辈曾经怎样生活，为什么那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