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绅》 卞恒沁解读
《中国士绅》| 卞恒沁解读
关于作者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作品，享誉学界。
关于本书
《中国士绅》最初是费孝通先生发表于《美国社会学学刊》的长篇论文，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参考这篇论文，并结合费孝通先生的口述，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本。该版本随后又被译成中文，推介给国内读者。《中国士绅》全面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的特征与功能，是研究传统中国乡村的经典之作。
核心内容
费孝通提出，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主要由获得科举功名的文人、在职官员的家属以及退休后返乡的官员组成。士绅阶层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但在近代中国逐渐堕落为“劣绅”。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
今天给你讲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士绅》。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我们“每天听本书”栏目还曾经解读过他的名著《乡土中国》。
今天要讲的这本《中国士绅》没有那么出名，甚至长期被忽略，因为这本书不是后来他在中国学术界扬名立万的著作，它本来是费孝通先生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的英文论文，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又往里面加进了一些作者本人的口述，编成了这本书。再后来这本书就被翻译成了中文，引进到了国内。
这本书虽然没有那么有名，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阶层，叫做“士绅”。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理想，叫做“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弄个官当当。
但天下的读书人那么多，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官呢？当然不是了，科举考试在宋代就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三级考试的制度，到了明清时期正式定型成为院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贡士，最后通过殿试选拔进士的四道关口。读书人要想杀到最后一关，也就是殿试，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历史学家张希清做过一个统计，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公元1009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全国共有一万五千人报名，最后通过殿试，获得录取的人数是多少呢？四百人，录取率不到3%。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胡直的进士也说，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几万人，最后能够参加殿试的也不过三百人，可见明朝的科举考试录取率比宋朝还要低。
那问题就来了：那些没当上官的读书人，后来都去哪了？
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们还可以去私塾当教书先生。《范进中举》的故事里，范进考上了秀才，还想考举人，结果被岳父胡屠户臭骂了一顿，说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侥幸中了一个秀才，就做起白日梦来，赶明儿我给你找一个私塾，让你当个教书先生，挣几个钱养活你家老娘才是正经。可见，去私塾教书，虽然并不体面，也算是读书人落第以后的重要选择。
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干点别的，比如去给官员当师爷，包青天身边的师爷公孙策，就是一个读书人的形象。但这些出路毕竟是有限的，并不能解决大多数读书人的就业问题，而且这些出路也算不上体面，很多人并不愿意去。
读书人的就业安置工作如果做得不好，那可是会出乱子的，因为读书人容易制造社会舆论，破坏社会稳定，但恰恰古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稳定”。这说明读书人除了做官，肯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让他们不至于闹事。那么读书人究竟干什么去了呢？
作者在书里指出，古代的读书人有很多都变成了“士绅”。士绅在古代中国特别重要，是社会的稳定器。但是在近代中国，因为经济结构的改变，士绅最后变成了“土豪劣绅”，于是就被历史淘汰了。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带你了解这个曾经很重要，但又长期被遗忘的阶层：第一、什么是士绅？士绅是怎么形成的？第二、为什么说士绅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器？第三、士绅最后为什么变成了“土豪劣绅”？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士绅的含义和来源是怎样的？
所谓“士绅”，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文人加地主。古代的读书人都想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但最后能当上官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尽管如此，读书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往这条路上走，因为当官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当官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获得一个身份。古代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政府里获得了一官半职，你就拥有了政府认可的“身份”，你就可以高人一等，拥有某些特权。
到了明朝的时候，因为天下的读书人太多了，能当官的有限，朱元璋就做出了一个制度创新。在明朝以前，秀才和举人都只是临时性的身份，如果你考上了秀才，在规定时间内没能考上举人，那秀才的身份也会被取消。朱元璋却规定，只要考上秀才，终身都是秀才，考上举人也是一样，这个功名的光环终身都陪伴着你。而且这个光环还意味着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可是实实在在的。
比如在明清时期，获得秀才功名的人见到知县可以不用下跪，知县不可以随便对秀才用刑，秀才还可以免除徭役。如果你中了举人，那就更牛了。举人可以作为官员的候补人选，如果有了合适的空缺，举人就可以直接出来当官，所以举人在地方上属于上流社会，可以和知县称兄道弟。怪不得范进中了举人以后会高兴得发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也会赶紧前来巴结，又送房子又送钱。
朱元璋的这种做法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只要有了科举功名，哪怕不当官，你仍然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可以享受某些特权，从此和那些平头百姓就不一样了。这其实就意味着，当官不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官员和百姓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就是拥有科举功名和政治特权，却又没有成为官员的读书人，这批人就是士绅的一个重要来源。
除此以外，士绅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在职官员的亲属，或者是退休以后“告老还乡”的官员。
虽然不当官也可能拥有特权，但对于一些大家族来说，还是希望家里有人出来当官，因为家里有人当官，就可以为家族提供保护伞。《红楼梦》里的贾府，为什么一直逼着贾宝玉去读四书五经，希望他能考上个一官半职？就是因为贾府觉得自己家的地位其实已经不太稳定，如果家里有人做了官，那以后就安全了。
所以那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家族，就会特别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他们一般都会在家族内部建一个私塾，雇一个教书先生，来教孩子们读书。《红楼梦》里面就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贾宝玉的贴身书童茗烟，伙同其他几个书童，把贾宝玉的同班同学金荣痛打了一顿。他们打架斗殴的地点，就是贾氏家族开设的私塾。
还有一些家族，族人也很多，但没有贾府这样的经济地位，那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也想出一种对应策略，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家族里选择那些看上去最有天分的孩子，集合全族的力量供他们读书。如果他们将来不负众望，真的有人当上了官，整个家族就找到靠山了，在当地就会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南宋著名的大学者陆九渊，家里就有兄弟六人。陆家家境贫寒，全靠二哥陆九叙经营一家药铺，供养弟弟们读书，后来五弟陆九龄和六弟陆九渊果然都做了官，陆家也就成为当地很有声望的家族。
在古代中国，声望和财富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范进中举以后，他的岳父胡屠户就说过一句特别到位的话：“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只怕姑老爷还不稀罕”。一个家族如果在地方上有了声望，这种声望很快就可以转化成财富，这个家族很快就会成为当地的大地主。
你看，一个官员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家族势力，这个家族在当地同时拥有了文化、权力和财富。这个官员在位期间，他老家的亲戚们就会成为当地的士绅，甚至县太爷也知道他们上面有人，不敢得罪他们。这个官员退休以后，就可以“告老还乡”，回到老家，成为士绅，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当过官，就会很尊敬他。
比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徐阶，他是松江府人，就是今天的上海松江一带。他在位期间，家人在松江当地有大量土地，成为有名的士绅。徐阶退休以后回到家乡，就成为家族的领袖，当地士绅的代表人物。
所以说，在职官员的亲属和退休以后“告老还乡”的官员，是士绅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述了士绅的含义和形成过程。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士绅是古代中国的稳定器？
作者指出，士绅之所以被称为稳定器，是因为他们具有两种功能：第一，提供公共服务；第二，反映民情民意。这两种功能都和古代中国在政治上的特点有关。
自从秦始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以来，古代中国就处于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之下。表面上看，人民在政府权力面前完全是被动的，但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是很难维持的，因为存在两个难题。
一方面，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政府很难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面面俱到的管理，比如一个村庄里要造一座桥，修一条路这种事，就不能总是等着政府出钱来办；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也需要一个渠道向上反映，如果政府长期忽视老百姓的意见，那也会出问题。秦朝就是因为只有政府单方面的行政，不能及时掌握民情民意，最后才灭亡的。
士绅这个阶层，就刚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古代中国的政府经常表现出一种“无为主义”的态度，就是抓大放小，只抓税收、征兵这种大事，把一些小事交给老百姓自己去管理。这种态度表现在制度上，就叫做“皇权不下县”，最低一层的政府就是县衙门，县老爷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但他平时只做两件事，一件叫做收税，一件叫做审案。平时他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比如游山玩水，吟诗作画。
清朝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郑板桥，就在山东潍县和范县这两个地方做过十二年的县令。在这十二年里，他留下了许多著名的画作，还出版了个人的诗词集，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同时，他的本职工作也没有耽误，在他当县令期间，这两个地方的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他也很爱戴。
那除了收税和审案，其他的事情交给谁做呢？都交给地方上的自治团体了。地方上的自治团体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叫做“宗族”。
所谓宗族，就是同宗的几个家庭组成的大家族。宗族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了非常严密的组织。宗族成员一般都集中居住在祠堂的周围，祠堂就是摆放祖宗牌位，举行祭祖仪式的地方。我们今天在安徽、浙江、福建等地还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建造的祠堂。宗族内部会推举一个领袖，也就是所谓的“族长”，族长平时除了领导宗族内部的事务，还要负责和地方官员沟通。
地方上那些有势力的宗族，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士绅家族”，他们家里一般都有人出来做官，或者至少是拥有科举功名。比如清朝安徽桐城的张氏宗族就是当地的望族，族人中出了一个佼佼者叫做张英，曾经在康熙年间当到了吏部尚书。张英有个儿子更牛，叫做张廷玉，他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是清朝军机处制度的实际创立者。
你想，地方官面对这样的家族，敢不买他们的账吗？不仅是要买账，地方官还经常把一些基层的公共事务委托给这些大家族去做。比如兴修水利、架桥铺路、调解纠纷、组织娱乐活动等等。
今天在中国的一些乡村，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座桥的桥头立了一座碑，上面写着“某某善人于某年某月捐资修建此桥”，这里的某某善人就是当地的士绅。古代中国的乡村还有一种传统活动叫做“社戏”，就是每年到了固定的日子，都要请戏班子来唱几出戏，一来是向神灵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二来也是给乡亲们提供一点娱乐活动。鲁迅有一篇小说就叫《社戏》，写的就是小时候去看社戏的经历。出钱来举办社戏的一般也是当地的士绅，有时还会邀请地方官一起来看戏，叫做“与民同乐”。你看，士绅在当地其实就起到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一些地方官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就交给士绅们去做了。
除此以外，士绅还有另一个功能，叫做“反映民情民意”。对于政府的政策，老百姓有时难免会有意见，但老百姓并没有和官员打交道的渠道，于是士绅就派上用场了。在明清时期，士绅是可以和县官平起平坐，讨论事情的。这种时候，士绅就可以向官员反映一些问题，比如今年收成怎么样，老百姓生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诉求，乡村的治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隐患。
千万不要小看士绅阶层的能量，有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反映民情民意，还可以为民请愿，代表老百姓和官府谈判。
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苏松减赋运动”。“苏”就是苏州，“松”就是松江，苏松就是今天的苏南和上海一带。苏松在当时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正因为如此，也是赋税最重的地区。当时苏州一个地方上缴的税粮就超过了浙江全省。过高的赋税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虽然当地经济很发达，粮食产量很高，但老百姓流离失所的事情却经常发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康熙年间开始，当地士绅就不断上书请愿。康熙二十八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虎丘一带，当地士绅的代表就在康熙驾前上奏，恳请减免苏松一带的赋税。康熙皇帝当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苏松地区士绅就拿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不断上书朝廷。到了雍正年间，终于打动了当时掌管户部的怡亲王允祥，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那位十三爷。允祥就向雍正上奏，减免了苏松地区的赋税。
你看，在这个例子当中，士绅阶层不仅能够反映民情民意，还能够为民请命，主动去为老百姓争取利益。士绅阶层的这种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国家政策的弊端，所以说士绅阶层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解释了，士绅阶层在古代中国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士绅可以提供服务，也可以反映民情民意，还可以为民请命，在当地一般具有很高的道德声望。
下面我们来谈最后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叫做“土豪劣绅”，一听就不是好人。作者在书里说，“土豪劣绅”其实就是原来的士绅，士绅在近代变成了土豪劣绅。
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周韵饰演的妓女对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不过是流水的县长，您才是铁打的老爷”。这里的“他”说的就是姜文饰演的张麻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县长都是外来的，可以不断换人，“老爷”这个角色却是扎根在本地的，是雷打不动的。“老爷”是什么人？其实就是士绅，黄四郎就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士绅。
但如果我们熟悉电影剧情就会知道，黄四郎一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和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有文化，负责任的士绅有着天壤之别。那问题就来了，本来好端端的士绅，怎么在近代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呢？
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道德问题，说的是士绅阶层道德的堕落。作者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这根本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士绅变成土豪劣绅，不是因为士绅道德素质不行了，而是因为士绅和农民的关系从缓和走向了紧张，从共生关系变成了对抗关系。
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有点抽象，不要紧，我慢慢给你解释。
我们来想象一下，在近代中国的某个乡村有这样一个家庭，我们就叫它王家吧。王家租种了当地士绅张老爷家的土地，当时还在使用牛耕，生产效率是很低的。而且近代中国农业人口已经很多了，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大。尤其是在安徽、浙江这种地方，人口很多，山地也很多，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就很小。春种秋收，一年忙活下来，给国家交完皇粮，再给张老爷家交完租子，剩下的粮食可能刚刚够一家老小的口粮。万一遇上水旱灾荒，粮食歉收，那可能就连口粮都不够了。
但王家并不觉得特别慌张，他们还有办法可以维持生活，那就是依靠家庭手工业。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男耕女织”，男的在地里干活，女的在家织布。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要在住宅的周围都种上桑树，种桑树干什么？用来养蚕，然后收集蚕茧，缫成丝，再织成布。织出来的布除了给家里的人做衣服，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钱。赚到的钱可以再换成粮食，这样一家人的日子也就可以过下去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张老爷作为地主，既有收租的权利，也有帮助王家几口人活下去的义务。要是因为他催租子催得太紧，把王家人给逼死了，他就会落下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名，在当地就会被人戳脊梁骨，也就没法做人了。
所以，遇上灾年的时候，张老爷就可能主动免去王家的一部分租子，甚至送给王家一点粮食和钱，帮助他们度过灾年。在这个时候，士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很缓和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后来有一天，张老爷看了看黄历，又到了下田收租的日子了，于是就兴冲冲地去找王家人收租，数目还和往常一样。谁知道王家人一看到张老爷，就一脸愤怒，死活不肯交租，好像张老爷是来害他们一家人似的。张老爷这时候就很茫然了：我又没涨租子，今年收成也不错，往常你都是和和气气地就把租子给交了，今天为什么死活不肯交呢？不肯交也就罢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干嘛呢？
原来，这都是西方列强惹的祸。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以后，就开始向中国输入大量工业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纺织品，也就是以前所谓的“洋布”。洋布是用机器织出来的，价格当然比中国农民用手摇纺纱机织出来的土布要低，质量也比土布要好。本来王家人拿着家里织的土布去市场上卖，还能卖个好价钱，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买主了。大家都去买洋布了，谁还买你的土布。
土布卖不出去，王家的财政立刻就陷入了危机，这下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一家人正在长吁短叹的时候，张老爷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想来收租，你说气不气人？怎么还能给他好脸色看？
于是，士绅和农民的关系也就紧张起来了。在农民看来，士绅就是想把自己家的救命粮抢走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士绅和农民的共生关系，也就变成了对抗关系。士绅的道德形象也就一落千丈，变成了土豪劣绅。
与此同时，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叫做“二地主”问题。说白了，就是士绅和农民之间又出现了一层赚差价的中间商。
在当时，因为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里有许多乡下没有的新奇事物，还有在当时更为先进的文化，于是像张老爷这样的士绅就从乡下搬到城里去住了。他在城里买了房，雇了几个仆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还把孩子送进了城里的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张老爷虽然进了城，但他们的收入来源仍然是乡下的农民们交的租子。但张老爷在城里养尊处优，已经不肯亲自下田去收租了，他就把自己的田地转租给了李家，让李家去找王家人收租，再交一部分到城里来。这个在张老爷和王家人之间赚差价的中间商李家人，就叫做“二地主”。
这下问题就严重了。一来，李家人作为中间商，要想赚到差价，就必然要增加租子。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租子最后还是王家人来承担，于是王家人的负担就更重了。
二来，李家跟王家可能根本不熟，也就没有人情上的负担，不会像张老爷那样照顾王家人的生活。再说地本来就是张老爷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这锅也还是得让张老爷来背。于是，李家人根本不管王家人的死活，对他们而言，收租就是一切，只要能收到租子，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没准他在压迫王家人的时候还会说，是张老爷让我这么干的。
于是，士绅张老爷和农民王家人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张老爷彻底失去了原来的道德形象，变成了农民眼中的“土豪劣绅”。
你看作者这样为你一拆解，土豪劣绅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说到底其实是近代中国根本问题的一个折射。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一方面，农民被地主剥削得没有活路；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士绅阶层满足于依靠地租获得收入，也就很少有人会去从事工商业这样的冒险活动，中国的现代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现代工业的落后，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农民们就更难填饱肚子。
要打破这个怪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土地改革加工业化。进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可以让农民免除地主的剥削，可以实现温饱。进而，再进行工业化，可以让城市居民不再通过乡下的地租，而是通过城市工商业获得收入。工业化的发展又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村就会产生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涌进城市，变成农民工，或者从事第三产业，比如当快递员、当保姆，反过来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这样，恶性循环就变成了良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可以逐步实现了。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见证的历史。
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完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所谓的“士绅”，就是文人加地主。士绅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取得科举功名但没当上官的读书人，另一个是在职官员的亲属或者是退休以后“告老还乡”的官员。
第二， 士绅是古代中国的稳定器，因为他们可以在当地提供公共服务，还可以向政府反映民情民意，表达民众的诉求。
第三， 士绅在近代中国沦为“土豪劣绅”，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工业品的冲击打破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使士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从缓和走向紧张，从共生关系变为对抗关系。
撰稿：卞恒沁 脑图：摩西 转述：李璐
划重点
1.“士绅”，就是文人加地主。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取得科举功名但没当上官的读书人，另一个是在职官员的亲属或者是退休以后“告老还乡”的官员。
2.士绅可以提供服务，也可以反映民情民意，还可以为民请命，在当地一般具有很高的道德声望，是社会的稳定器。
3.士绅在近代中国沦为“土豪劣绅”，主要是因为西方工业品的冲击打破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