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 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骑兵军》｜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伊萨克·巴别尔，犹太裔苏联作家，享有国际盛誉。1939年他在苏联“大清洗”期间因“间谍罪”而被捕，1940年被处决，1954年被苏联当局平反。虽然他的一生十分短暂，留下的作品数量也很有限，但是凭借一部《骑兵军》就足以奠定其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在欧美文坛长盛不衰。

关于本书

《骑兵军》的创作素材取自于巴别尔26岁时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联红军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的过程中所记录的战地日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会战，历时长达三个月，战争的惨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作者在书中用最直接最简练却华丽的语言，描绘出了在波兰作战的苏联骑兵军最真实的军旅生活。

核心内容

本书一共由三十八个故事构成。故事以战地记者柳托夫为线索展开叙述，客观还原了苏波战争期间赴波作战的苏联哥萨克的真实战斗生活。通过对柳托夫心理上自我认知变化的描写，揭示了《骑兵军》的深刻内涵：革命、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个人又该何去何从？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苏联文学作品《骑兵军》。

《骑兵军》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伊萨克·巴别尔，他是苏联著名短篇小说家。这部作品在苏联文学史上，曾引起军界与文艺界的剧烈争论，甚至，两方的最高人物布琼尼和高尔基都给斯大林写信，指责对方的手伸得太长。斯大林亲自出面干涉，这才平息了两方的争执。虽然斯大林当时站在高尔基这方，但最终，巴别尔为这部作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本书也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过，好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954年，苏联政府为巴别尔平反。三年后，《骑兵军》在苏联解禁重新出版，之后陆续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巴别尔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世界的肯定。1986年，《欧洲人》杂志选出了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文史学家都认定，巴别尔的艺术创作经验，对于苏联小说的发展有过决定性影响。

为什么一部短篇小说集能引发轩然大波呢？主要是因为，小说内容涉及一段敏感的历史。《骑兵军》是苏联历史上唯一的、直接描写苏波战争的文学作品。这场战争作为世界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战争，惨烈程度不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按照常理，它对小说家来说是绝佳的素材，为什么苏联的作家都对其视而不见呢？简单来说，苏波战争是当时的苏俄遭受的重大挫折，后来也一直被苏联视为耻辱，没人敢轻易触碰这道历史的伤口。

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苏波战争的始末，这段历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书。俄国和波兰的世仇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当时，波兰是东欧的强国，历史远比俄罗斯悠久。波兰还趁着俄国内乱，在俄国扶持了一位伪沙皇，史称“伪迪米特里一世”，两国也为此爆发了多次战争，历时长达近二十年。这一期间的俄国，同时经历着天降灾难、外部入侵和内部政治斗争，毫不夸张地说，已有亡国灭种之危，俄罗斯民族遭受的苦难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当。

但是，俄罗斯民族在绝境中，往往能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最终，俄国打败了波兰，一举成为欧洲强国之一。波兰却逐渐走向衰落，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后来还有过很多次名为合并、其实是被吞并的惨痛经历。时间没有平复俄国的怒火，在波兰衰落之后，俄国先后三次主导瓜分波兰，18世纪末的最后一次直接导致了波兰的灭亡，于是，俄国获得了原波兰领土的62%，此后，波兰退出历史舞台长达123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先后分崩离析，波兰的民族武装领导人毕苏斯基才乘势重新建立了波兰政权。

在波兰东部与俄国接壤的领土问题上，波兰与苏俄产生了纠纷。波兰的毕苏斯基认为，只有恢复过去的强盛，才能一雪前耻并保证自身的安全，因此，他渴望恢复波兰衰落之前的领土规模，其中就包括现在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时的苏俄刚刚经历了革命和内战，苏维埃政权尚未站稳脚跟，对于这次领土纠纷，苏俄不希望再起干戈，因而愿意承认波兰的独立，通过谈判解决纠纷。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普遍反对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对苏俄很不利。波兰方面就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战争，迅速占领了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甚至在苏俄再次做出让步之后，还继续向苏俄进军。但是，历史再次重演，波兰想借苏维埃政权根基未稳将其一举击溃的算盘，最终落空了。虽然战争一开始波兰占据了上风，但是外敌的入侵在无形之中，加速了苏俄内部的整合，甚至连原本对革命并不是很热情的前沙皇军队也纷纷请战。很快，波兰军队被赶出了苏俄境内，英国也被迫出面调停，希望就此停战。

苏俄高层在激烈的讨论之后得出结论：红军如果出兵波兰，一定会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必将直取华沙，解放波兰，引发世界革命的连锁反应，这是一次向世界输出革命的绝佳机会。因此，苏联派红军深入波兰境内作战。然而事与愿违，红军在波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共有10万多名红军被俘，最终，苏俄被迫与波兰议和，条件是将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大片领土划给波兰。

关于战争失利的原因有许多，过去苏联给出的官方结论是：由于领导人托洛茨基的错误判断，干扰了红军的作战计划，进而导致全盘皆输。不过，后来的历史学家根据资料复盘，形成了一种看法是：苏俄高层之间不和睦、相互掣肘，导致战略决策无法实施。那些进入波兰作战的部队，也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反而逼得波兰全民皆兵。对于苏波战争中红军失败的原因，无法得出单一的结论，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合力。这其中，进入波兰作战的部队不得人心，没有取得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公认的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在《骑兵军》里可以略窥一二。

大致了解了苏波战争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巴别尔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写这个题材。最直接的原因是，他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巴别尔出生在俄国时期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童年起，他就在家人的引导下钻进书本寻求真谛，成长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前后，巴别尔开始写作，同时为革命组织工作。巴别尔一生都坚持独立思考，对于俄国在革命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他都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和质疑。1920年，作为《红色骑兵报》的记者，巴别尔自愿走上前线，想在战争中寻得真理。他参加的部队，是苏联骑兵军统帅布琼尼建立的第一骑兵军，这支部队曾在俄国内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布琼尼本人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英雄。赶赴波兰作战的主力部队，也是这支骑兵军。

这支骑兵军的主要战斗力，基本上都来自哥萨克。哥萨克是俄罗斯、乌克兰民族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游牧社群，他们以骁勇善战著称。哥萨克不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纽带，而是通过武力来认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成为内部的一员。由哥萨克组成的骑兵军，有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擅长奔袭作战，基本不用带粮草等物资，完全靠就地取材获得补给。这样的特点，再加上内部松散的联系纽带，就导致骑兵军的战斗纪律非常涣散，战士往往自行其是，不听军官指挥。另外，许多骑兵军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与波兰人结下深仇，也时常出现罔顾纪律、大肆抢掠、滥杀俘虏和犹太人的事情，部队的名声受到了严重影响。苏联高层本以为，骑兵军能得到波兰当地人的支持，结果事与愿违。巴别尔作为在战斗第一线的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了问题在哪里。他肯定了哥萨克们的骁勇善战，但也没有因此忽略他们的恶行，他把这些真实地记录在这本书里。

巴别尔的这本书有几个不同的中文译本，每个译本中收录的篇目和排序都不太一样。本期音频参考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9年出版的版本，译者是张冰。

这本书一共由三十八个故事构成，长短不一，长的数千字，接近短篇小说的篇幅，短的只有几百字，更像是战地速写。这些故事看起来有点松散，似乎是作者信手所写的，实际上，它们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和逻辑。在同一篇故事里，往往前一刻还在写景色的波澜壮阔，突然转去描写战争中被破坏的个人生活，前后完全没有过渡，但这种巨大的落差，也达到了单一画面或是连贯叙述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给人极强的震撼。文章之间会通过文本的穿插，在两个原本相互关联的故事间，插入一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故事。

这种特殊的方式达到了特殊的效果：哥萨克、革命与犹太人、宗教、文化等等元素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冲撞，其中的巨大鸿沟也因此显得异常清晰。两种看上去完全对立的族群和事物，因为战争的浪潮不得不混合在一起。场景的不断穿插变化，再加上战地通讯体、书信体、宗教经书体等各类文本的混合使用，让这本书在叙述上具有了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提升了苏维埃早期俄罗斯文学的质量。

这本书的另一层魅力，来自它对复杂历史问题的驾驭和开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犹太人战地记者，名叫柳托夫，这本书围绕着他展开叙述。柳托夫是巴别尔用过的笔名，在某种意义上，柳托夫就是巴别尔自己在小说中的化身。

故事一开场，先从柳托夫的角度观察了这场战争和深陷其中的人们，给读者带来一个宏观上的概念。刚来到部队的柳托夫，必须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他身上的知识分子做派，也被哥萨克们鄙视。为了讨好哥萨克，柳托夫不断逼自己展现出嗜血、粗暴的一面，终于获得了哥萨克的认可。这时的柳托夫，对战争的观察视角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让他的革命信念一步一步出现了动摇，他在想：这些被称为革命先锋队的哥萨克，有没有背离了革命的初衷？柳托夫的这种心理变化过程，也指向了这本书的深层内涵：革命、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个人又该何去何从？自始至终，巴别尔都抛开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划分，一直将目光聚焦在战争中的人身上，关注人性在激烈剧变中受到的撞击，拷问个体的选择。下面，我们从这些短篇故事里选择一些典型的例子，跟着情节走向追溯柳托夫的成长过程。

本书的第一篇故事名叫《激流强渡兹布鲁齐》，一上来就为全书奠定了基调。这篇故事的开头是战地报道的通讯体，先是简单介绍了战情，随后笔锋一转，开始描写风景，景色非常秀丽，但秀丽背后却透着瘆人的诡异，因为巴别尔在描写时用了一些带着“血腥味儿”的比喻。他先用华丽的形容词描写景物，再把它们比作断肢残躯，风声、水声、人声，都像在窃窃私语，战争的肃杀场面隐隐浮现。正当我们读得一头冷汗的时候，画面突然又来到了柳托夫的日常生活。这时的柳托夫还没有到达最前线的哥萨克部队，但是他已经被战争压抑到几乎崩溃。他在夜里大喊大叫，女房东叫醒了他。这时柳托夫才发现，他挨着睡了一夜的居然是一具死尸。死者是女房东的父亲——一个犹太老人，他临死前还哀求波兰士兵不要当着女儿的面砍杀自己，但是没人听他的。女房东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故事开头透着血腥味的风景描写，在这里得到了呼应。从第一篇开始，巴别尔便为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奠定了一种冷淡的基调。他写得非常克制，没有过分渲染战争的惨烈，而是通过人物对于生死近乎麻木的对话和行为来表达深层的内涵。

作家描写景物时，把鲜活的生命随感投射在动植物或无生命体上，这并不少见。但是，巴别尔却赋予了景物主体化的人格，这些景物的描写具有非常强的隐喻性，这就让景色描写除了能烘托气氛之外，在整个小说甚至几篇小说文本之间，都发挥了起承转合的结构功能。这正是巴别尔对苏联小说，甚至20世纪短篇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

作为战地记者的柳托夫，是部队里少数能识文断字的人，虽然哥萨克们对他嗤之以鼻，但他们也知道他能替人写家书，这种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顺着这条线索，本书中的短篇《一封信》的主体，就由一个哥萨克大男孩库尔丘科夫写给妈妈的信构成。在信里，他先是给妈妈报了平安，然后叮嘱她好好照看自己的马。然后，他讲述了一件今天在我们看来无法理解的事。大约一年前，库尔丘科夫两兄弟在战斗中被俘，抓到他们的正是他们的父亲，这个当爹的毫不怜惜地砍死了哥哥，而且活活砍了一个下午。库尔丘科夫逃出去之后，跟另一位哥哥发誓要为兄弟报仇。最终，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爸爸，哥哥亲手结果了他。讲述后面这件事的时候，哥萨克男孩的语气，与让母亲照看好自己的马时没什么不一样。仿佛砍死的不是他的父亲，甚至不是人，而真的是他口中的“恶狗”。

像这样父子反目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稀奇。“十月革命”后，俄国经历了一场内战，一边是列宁领导的革命武装——苏联红军，另一边以邓尼金将军为首的保皇派，被称为白军。当时，两方都竭力拉拢具有极强战斗力的哥萨克。许多哥萨克家庭都因为父辈坚持信仰上帝，后代却向往革命，于是产生了分歧，甚至反目成仇。白军战败后，一部分白军哥萨克加入了红军，也有很大一部分流亡在乌克兰东部和波兰，这些地方过去都是亲沙皇势力的地区。那些曾经与红军作战的哥萨克，在苏波战争期间一旦被发现，可想而知会面临怎样令人唏嘘的命运。

帮哥萨克们写信，并不能得到他们真正的尊敬。在《我的第一只鹅》这个故事中，柳托夫刚到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就吃了一个下马威。尽管部队指挥官传令说，要善待这位文书，哥萨克们还是在他一进来之后，就把他的行李扔了出去。直到柳托夫横下心来，动手打了他们的女房东，还一脚踩死了她养的鹅，命令她把鹅炖了给自己吃，哥萨克们才认可了他，觉得他“对咱们的脾气”。表面上看，柳托夫在这场争取被认同的战斗里获得了胜利，可实际上，当天的夜里，他就开始做噩梦，“梦里我见到了女人，只有我那颗被残酷杀戮染红的心，在隐隐作痛。”

在这样复杂的内心折磨下，柳托夫只能按住隐隐作痛的心，让自己变得麻木。在这本书中，巴别尔借柳托夫之口充分展现了人的多面性，哥萨克首先是勇敢的战斗英雄，柳托夫经常会羡慕哥萨克们雄健的外表，以及他们对自由本能的激情和向往，但也经常会同情他们，因为这些哥萨克们都不是命运的宠儿：他们有的从小就受到养父虐待，还因为哥萨克的乱交传统染上了性病；有的受地主压迫，被地主抢走了心爱的姑娘；有的因为亲近苏维埃而被白军报复，全家都被杀害……在战斗中，他们面对强敌敢于从容赴死；在战马被击杀时又会流露出人性中极为柔软的一面；一个哥萨克死后，其他人很快会和他的情妇勾搭，但是当女人不肯将值钱的遗物转交给死者母亲时，他们又站出来狠狠教训她。他们骁勇善战，但是同时又极为粗鲁野蛮，为了继续战斗、为了生存下去、也出于本能的发泄，他们有时会变成恶魔。

生活在波兰当地的人，他们的风俗文化很多元，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都想要保存自己稳定的生活习惯。这让哥萨克们异常恼火，他们见到当地的宗教场所就要进去胡闹。哥萨克们习惯跟死亡作伴，磨灭了对死亡的恐惧感，因此，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极为冷漠。强奸妇女、虐杀俘虏，以及为了补充给养与当地居民发生流血冲突都时有发生。本书的许多故事都体现了人性复杂的一面，其中，《盐》这一篇极具代表性，它也是这本书里最有名的一篇。

这个故事也是用书信体写成的，它是一位革命战士写给《红色骑兵报》的信。写信人表达出来的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与事件的悲剧性交织在一起。苏波战争时期，出现了许多做投机倒把买卖的“布袋小贩”。这些人当时被当成是反革命。这个故事以战士巴尔马绍夫的口气，写了他经历的一件事。一些女人求哥萨克让她们搭上火车。有三个姑娘都被允许上了车，有两个被哥萨克们蹂躏了一夜。只有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完好无损，因为哥萨克们把这个女人抬举到了创造国家未来的“伟大母亲”的高度。然而，经过一夜颠簸，巴尔马绍夫发现这个女人的蹊跷：她怀里的孩子竟然一晚上都没有哭一声。巴尔马绍夫走到她身边，打开包裹孩子的襁褓，发现里面是盐。巴尔马绍夫“把这个坏女人一脚踹下了列车”，然后，“从车厢板壁上摘下我忠诚的步枪，从劳动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抹掉了这个耻辱”。

随着他见到的“不得已的恶”越来越多，柳托夫心里疑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在这些哥萨克心中，对于革命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自己和他们难道是一样的？直到有一件事让他意识到，不管自己如何装腔作势，他都不是哥萨克，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员。

在一次奔袭作战中，柳托夫所在的部队，先是攻入了敌城，而后又被打了出来，他和大部队失散了，在被敌军追杀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濒临死亡的喜悦”。在逃生的路边，他看到了奄奄一息的战友多尔古绍夫，多尔古绍夫请求他给个痛快的了断，不要让自己落入波兰人之手，柳托夫却不敢下手，径自逃走了。其他哥萨克知道之后，就再也不把柳托夫视为自己人了，甚至差点要枪毙他。柳托夫也明白了，他与哥萨的区别，他从根本上就不是哥萨克的“自己人”。

这本书最后一篇故事名为《俘虏本来是九个》。从骑兵军的行军特点来看，带着俘虏作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作者也暗示九个俘虏的最终命运是被杀害。柳托夫负责登记战俘，哥萨克通常都告诉他，写上“损耗”就行了，就好像他们只是随手丢掉了一个零件。柳托夫决定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因为“在整个骑兵军里，除我之外，没人会做这件事”。随着故事的戛然而止，表面上看，柳托夫好像接受了哥萨克们的残酷和暴力，选择了沉默地逆来顺受。但是实际上，作者一直不动声色地借柳托夫隐隐地表达着抗争。

正是这样的抗争，为巴别尔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不过，也为他惹下了杀身之祸。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军界震动，认为这是对红军的诽谤。到了1928年底，对巴别尔的攻讦到达了顶峰，声望日隆的骑兵军统帅布琼尼，直接给一直维护巴别尔的高尔基写了著名公开信，信里直接骂巴别尔是“一个发疯的犹太佬”。高尔基则坚持这本书是对红军战士的生动描写，使他们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会激发人们对战士的爱戴。最终，出于对内部稳定的考量，斯大林亲自出面让布琼尼闭了嘴。

尽管这本书因此在苏联一时间洛阳纸贵，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巴别尔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他一直竭力保持低调和沉默，再也没有写出有力的作品。但是他还是没能逃过劫难。1939年，巴别尔被秘密逮捕，罪名是参与阴谋恐怖活动。从记录来看，逮捕决定竟是在作家被捕了35天之后才做出的。1940年，巴别尔被秘密处决，一代天才就此陨落，但是这本书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在文学的天空中闪光。

这本书里的故事距离我们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苏波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不过，阅读时依然会感到震撼。这是因为，巴别尔笔下的人物、他的行文风格仍然独树一帜，难以模仿。他用嬉笑怒骂讲述着战争中的血雨腥风，用看似荒诞实则悲凉的语言，还原历史的累累伤疤。他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表现了人如何既可以崇高，又可以卑下；既可以是日常中的人又可以是英雄；既可以残酷也可以善良；既可以救命也可以杀生。他秉持着旁观者的冷静，用逼真而酷烈的描写，质疑那些违逆人性的行为。这是这本书的过人之处，也是巴别尔担着生命风险写下它的最终用意。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的知识要点：

1. 《骑兵军》曾在苏联高层军界和文艺界引起剧烈的争论，因为小说内容涉及一段复杂而敏感的历史——苏波战争。巴别尔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用客观的叙述还原了战争残酷的面貌。

2. 《骑兵军》体裁极为特殊，由38篇长短不一的故事组成，相互之间没有连贯的情节，看似松散，实际上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作者通过文本间的不断穿插和独特的写景手法，使故事具有了巨大的感染力，提升了苏维埃早期俄罗斯文学的质量。

3. 《骑兵军》的故事以战地记者柳托夫为核心展开叙述，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他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指向了《骑兵军》的深层内涵：革命、战争的意义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的抉择。

4. 《骑兵军》背后的故事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历史，但是《骑兵军》却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依然震撼着我们，因为巴别尔抛开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划分，秉持着旁观者的冷静，用逼真而酷烈的描写质疑违逆人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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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黄昱宁工作室 脑图：摩西工作室 转述：杰克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