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传》 杨以赛解读

《萧红传》| 杨以赛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萧红传》，这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一部传记。

萧红，原名张廼莹，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位作家。她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以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深入描绘和批判而著名，她所写的《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作品。鲁迅曾在看完萧红的《生死场》后，写下评价说，萧红始终给人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市面上关于萧红的传记有很多，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来自日本作家平石淑子。她是日本女子大学文学系教授，师从日本鲁迅研究第一人丸山升。早在大学二年级，平石淑子就关注到了萧红，之后40多年里，她便一直围绕她展开研究。她曾在采访中说：“我只研究萧红，作为大学老师来说不够积极，然而，我认为正是有了萧红这个题目，我才能孜孜不倦研究至今……我多次想过自己差不多能从萧红的作品中毕业了，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促使我反复阅读她的作品，我总能在其中发现新的观点。一个人的作品能够超越国家、超越时代，并一直给予读者新的启示，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文学吗？”

平石淑子在这本书中展现了她极为细致的考据能力，她通过采访萧红身边的相关人士，梳理大量的与萧红相关的书信、回忆录、历史材料等，扎实又客观地还原了萧红的一生。书中，平石淑子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回顾了萧红的人生，她去了什么地方，说了怎样的话，做了怎样的事，以及她写出了怎样的作品，就在这样一个又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中，她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不同于大众印象中的萧红。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回顾萧红的童年时代，她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以及她为何会选择逃离家庭。第二部分，我们来讲讲开始写作的萧红，她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一名作家。在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梳理出萧红的作品脉络，试图分析她的作品有何特色，我们又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得何种启示。

我们从萧红的童年时代讲起。萧红一族原本居住在山东省西部的莘县，乾隆年间迁至东北，先是在吉林省的榆树县，后又移居到哈尔滨的阿城。他们在此地开垦了几百公顷的土地，一跃成为新兴的汉族大地主，之后又经营高粱酒酿造所、制油工厂和杂货店等生意。1875年，萧红的祖父张维祯通过分家，分到了呼兰的四十余顷土地，有三十余间房屋的宅院，以及一个酿造厂，开始独立生活。萧红家的老宅如今已成为萧红纪念馆，它算不上豪华壮观，但在当时是属于规模比较大的东北四合院了。

萧红的父亲张庭举是张家养子，爱好学问，毕业于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担任过诸如农业学堂教员、县立小学校长、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教育相关的职位。1909年8月，张庭举与一位私塾老师的长女姜玉兰结婚，并在1911年阴历五月生下了女儿张秀环，后来祖父为她改名张廼莹，也就是萧红。关于萧红的出生日期，有好几种说法，有说五月初五，也有说初六或初八。萧红出生后不久，她的弟弟富贵、连贵和连富相继出生，但只有连贵，学名叫张秀珂，活了下来。

萧红母亲在萧红十岁的时候，也就是1919年，因肺病去世，没多久，父亲便与比他小十岁的梁亚兰再婚。据弟弟张秀珂回忆，母亲去世后，他们的生活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还是给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当时唯一还关心爱护他们的就是后来萧红反复书写的祖父了。祖父张维桢格外可怜两个年幼丧母的孙辈，据家人回忆，在祖父的溺爱下，萧红十分调皮任性，她经常爬树掏鸟窝，和邻居家的孩子干了很多坏事。

萧红九岁才上小学，比正常入学年龄要晚，原因是她的母亲重男轻女，生前不许萧红上学。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回忆说，萧红小的时候，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但她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他讲到那时姑娘都要扎一条长辫子，穿拖到脚面的旗袍，但萧红觉得这不可忍受，她在同学中第一个剪掉长辫子，梳短发，还拉人去街头示威，家人劝阻，她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不要你们管”。后来，在她的鼓动下，周围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

前面我们讲到萧红的父亲担任了各种与教育相关的职务，但他却很坚决地反对萧红上中学。据平石淑子的考据，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家里那时已经给萧红选好了未婚夫，是呼兰保卫团团长的儿子，萧红嫁过去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二是家里担心萧红不受束缚、自由洒脱的性格会因为离开家去上中学而愈演愈烈。因为上学这件事，萧红与父亲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后来萧红威胁父亲，如果不让她上学，她就去出家，父亲唯恐这话传出去坏了名声，最终只能作罢，让萧红去读书了。

1927年，萧红入学位于哈尔滨的从德女子中学，据当时的同学回忆，萧红脾气古怪，性格倔强，对束缚女生的行为，以及对社会上人欺侮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感到愤愤不平。当时她在学校画过一幅叫做“劳动者的恩物”的油画，画里是一块灰褐色的石头，旁边放着一支黑杆的短烟袋和一个黑布的烟袋荷包，萧红标注说：“劳动者干活累了，坐下来抽袋烟休息一会。”朋友回忆，萧红同情一切不幸的人，尤其是不幸的劳动者。

在整个中学时期，对萧红而言最大的事情是祖父的去世。1930年，萧红祖父去世，萧红在散文中记下了她当时的悲伤。她说：“十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祖父去世后，萧红失去了保护伞，与家里的冲突愈演愈烈。为了反抗家里给她定下的又一门婚约，她从家里逃出，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北京，萧红和她在中国大学读书的表兄陆振舜住在了一起，她度过了一段充实快乐的日子。据当时朋友回忆，他们总是“海阔天空地畅谈着自己的理想、志趣，谈着生活，谈着希望”。但这日子持续到1930年年底就结束了，他们各自的家里都来信说，如果再不回家便不会再给他们寄任何东西。1931年1月，萧红回了呼兰的家，一回去就被父亲软禁在了乡下的亲戚家。后来萧红在表兄陆振舜的帮助下终于逃出来了，到了北京。但不久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造访了萧红，是她的未婚夫汪恩甲。

实际上，萧红最初并不反对和汪恩甲订婚，两人在中学时就有书信往来，萧还曾为汪织过毛衣。萧红当时逃离婚约，更多出于她还想要读更高一级学校的考虑。现在书也没念了，穷困潦倒之际，萧红又见到汪恩甲，她接受了他的救济。两人在1931年三月末四月初的时候一道离开北京，回到哈尔滨，住在了一家俄国人经营的东兴顺旅馆，但过了没多久，汪恩甲丢下怀孕的萧红消失了。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众说纷纭，萧红的文章中完全没有提及过她与汪恩甲的相遇和分别。有说他是回家拿钱，有说他是听闻亲戚去世前去吊唁，但不管怎样，他再也没回来过。

这之后，萧红的生活陷入谷底。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同时她无法支付旅馆的房费，一天天赊欠下去，以致旅馆将她关在房里，并扬言要将她卖到妓院。无奈之下，她向《国际协报》写信求助，《国际协报》编辑部的一批左翼作家，其中包括了萧军，立马就去旅馆看望了萧红。之后恰逢松花江发洪水，他们趁乱用一艘船将困在二楼的萧红解救了出来，并安排她住进了《国际协报》编辑裴馨园的家中，后来萧红和萧军发展出情谊，两人搬去了商市街二十五号。萧红的作家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讲讲萧红的写作，她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呢？

萧红最初写作毫无疑问受到了萧军以及他周围一批年轻左翼作家的感召和影响。萧军入过部队，还在“九一八”事变后组过抗日游击队，但最终这些都失败了，他于1929年冬天来到哈尔滨开始创作活动。他曾在文章中回忆：“我到哈尔滨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一只手枪，我的枪是没有拿成，我只有拿笔。”

萧红认识萧军之后，跟着他认识了一批活跃在哈尔滨的左翼文艺运动家。他们那时总在一个公园附近的俄式平房聚会。夏天的时候，这个房子会爬满牵牛花，因此他们也把这座房子叫做“牵牛房”。他们在里面写诗、作画、唱歌、跳舞、朗诵，一起议论高尔基、果戈里、普希金等俄国作家的书。曾经见过萧红、萧军的人回忆说，当时萧军手里总拿一个三角琴，萧红穿着花短褂和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是萧军的尖头皮鞋，“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1933年4月，萧红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儿》，这篇小说一万两千字左右，讲述一个叫做芹 的年轻女性住在一间旅馆，她的肚子因怀孕日渐变大，而她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后来她趁着松花江决堤，乘坐小船从旅馆逃出，来到了一户人家中，她的境况有所好转，但她面临着要如何处理她生下来的孩子的问题。显然，这篇小说是根据萧红自身的经历写成的，小说中处处可见一个怀孕、被抛弃、接受他人救济的女人的屈辱和自尊，同时也可见一个女性在面对她自身的出路和她孩子的出路时所经受的矛盾和挣扎。小说中，只字未提孩子的父亲，只说是一个姓王的人，至于这个女人是如何怀孕，又为何要一人生产，文中全无涉及。平石淑子分析说，这可能表明萧红和汪恩甲一起度过的日子给她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以至于她彻底不愿面对和提及。

到1933年10月，萧红和萧军合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叫《跋涉》，其中收录了萧军在1932年5月至1933年8月创作的六部作品，以及萧红在1933年5月至1933年8月期间创作的五部作品。平石淑子对比了两人各自的作品，她觉得说这一时期萧红作品题材、主题和表达技巧等方面，都毫无疑问受到了萧军的影响。两人都专注于书写生存这件事的艰难和痛苦。但《跋涉》这本书出版后，因为其揭示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引起了当局注意，很快就被禁止发行，还传出要逮捕萧军和萧红。这成为萧军和萧红必须离开东北的直接原因。1934年6月11日，萧红和萧军离开哈尔滨，乘船前往青岛，之后萧红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在青岛，萧红与萧军基本没什么钱了，萧军靠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以及一些稿费维生，而萧红则写着她的另一部作品《生死场》。在此期间，有朋友建议他们给鲁迅写信，鲁迅一向支持革命文学的写作者。很快，鲁迅给他们回信了，信里鼓励了两人的写作。萧军回忆，他和萧红把这封信读了又读，“每读一次都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后续鲁迅的赏识和帮助，对萧红的写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4年11月1日，萧红和萧军来到上海拜访鲁迅，借住在一间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两人手里仅有不到十元钱，他们就白水煮面片，拌着一点菠菜吃。鲁迅接济了两人，借钱给他们，还想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秘密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出版了《生死场》。这两本书的销量都还不错，尤其是《生死场》，给上海的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部描述北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小说，被鲁迅评价说：（小说当中）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文学家胡风则评价说：“在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

但萧红当时似乎并不见得开心，鲁迅妻子许广平在回忆那时与萧红的相处时说，“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还多少富于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智，有一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作者平石淑子分析称，萧红那时的忧愁，可能一方面源自和萧军感情上的裂痕，另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尤其是在感受到鲁迅家庭的温暖后，她或许意识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可以不漂泊的活法。鲁迅自身也察觉到这一点，他那时写信给萧红说，“没有了家，暂且漂流一下罢，将来不要忘记”，他希望萧红要有坚强的意志，要面对长久的漂泊，甚至将它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创作原点，持续地努力下去。

这一时期，萧红还写了一系列散文，后来被收录成册，取《商市街》作为书名出版。这一系列散文，记录了萧红在哈尔滨与萧军同居的那段日子，她细致入微地记述了她和萧军的生活，同时也描写了通过她的眼睛所看到的哈尔滨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形。萧红为何会在来到上海后，突然忆起、并郑重写下在哈尔滨的日子呢？有不少学者研究过这一问题，在这本书的作者平石淑子看来，萧红的这本书关注的重点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也不在周围的社会生活，而始终在她自己。她用这本书写下自己的生活，写下“自己曾作为一个人感受过、思考过”，她不是像萧军所说的只是一个追随萧军、受萧军启发和保护的苦命女人，她也有她的精神追求。从《商市街》中，能明显感到的是在精神方面逐渐成长起来的萧红，而萧军则始终忽视，甚至是否认萧红的成长和追求，这也最终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灭。

1936年7月16日，萧红只身前往日本，一是想离开萧军一阵日子，二是想换个环境潜心创作。在日本，萧红过得还算舒适，她在一些信件里提到说：“我很爱夜，这里的夜，非常沉静，每夜我要醒几次的，每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地睡去，特别安静，又特别舒适。”但与此同时，她也感到孤独，她在给萧军的信中说：“比起我们起初来到上海的时候更感到无聊，也许慢慢地就好了，但这要一个长的时间，怕是我忍耐不了。”在她好不容易适应了环境的时候，10月22日，鲁迅去世的消息传来，她遭受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她在寄去上海的信中写道：“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1937年1月初，萧红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再在日本待下去，回国了。

紧接着的一年里，战事又起，萧红与萧军两人从上海到武汉避难，之后又前往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然后没多久大学就被迫撤退，萧军决定要与学生共进退，随学生去打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而萧红那时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她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心写作，不愿再随萧军奔波漂泊，两人最终分别。萧军后来这样写道：“我和她之间，全是充分认识、理解到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存在着的。后来的永远诀别，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性的悲剧。”

1938年2月，萧红决定参加作家、革命家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去了西安，与她同去的还有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在1937年参与胡风筹备的抗战刊物，就此认识了萧红。端木比萧红小一岁，对她有一种如姐姐般的亲密。而萧红对他则一直很直率，一点也不客气。两人在西安逐渐发展出了一些情谊，后来萧军也到了西安，萧红正式与他离了婚，与端木在一起了。当时他们都想去延安，但萧红碍于萧军也要去，放弃了这一计划，她和端木两人去了武汉。在武汉她和端木结婚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萧红身穿她自己做的紫红色连衣裙，脚穿黄色高跟鞋，简单宴请了一些亲友，可能12位左右，就这么结婚了。

但武汉当时也不是安居之地。1938年6月，日军决意在汉口、广东作战，人们因此相继逃离武汉，萧红与端木也计划离开。两人只弄到了一张船票，据端木儿子曹革成考据，当时端木想把票转让了，等待机会两人一起走，但萧红执意让端木先一个人过去找个落脚的地方。但也有说法称，端木自行先走，连一点应急用的旅费也没留给萧红。总之萧红被独自留在了战乱中的武汉。她靠预支的一百元钱稿费才得以维持生活，并且她那时已近临产，可却找不到地方住，只能借宿在“文协”的走廊。一直到9月，萧红才弄到船票，前往重庆，与端木会合。

端木来到重庆后，得到了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教书的机会，并拜托自己的二哥给萧红安排了住处。1939年春，萧红产下了一个男婴，但据说孩子出生几天后便夭折了。不久他们搬进了教授宿舍，萧红在那里开始写作《呼兰河传》和《回忆鲁迅先生》。据友人回忆，萧红和端木的婚姻是不幸和失败的。端木始终在朋友面前否认他和萧红的婚姻，而且似乎从不操持生活，作家靳以在《悼萧红和满红》一文中写道：“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萧红，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还有一次，端木把一个女佣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

从表兄陆振舜、未婚夫汪恩甲，到萧军、端木蕻良，萧红的人生轨迹跟这些男人紧密相关，这也成为她在后来不断被人议论的原点，甚至在一些时候，这种议论盖过了对萧红作品的关注。在这本书中，平石淑子说，萧红选择了这些男人，这是因为她清晰地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想要一个人走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必须得寻找“保护者”。但萧红所要的保护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保护可能有所不同，她想的是在这些人的庇护和支持下，她能够走上独立的道路。但显然这些男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更多是将萧红视为弱者，试图居高临下地拯救她，对萧红来说，这不是保护，这是给她加上的又一道禁锢。作家聂绀弩曾记下一段他与萧红在西安时的谈话。萧红当时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聂绀弩当时鼓励萧红冲破枷锁，他说：“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

1940年1月19日，因为担心轰炸，萧红与端木结伴飞往香港。萧红在香港仅仅生活了两年，而且两年里她基本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她始终未停止写作，1940年12月20日，萧红完成了《呼兰河传》。这本小书由七章组成，描述了呼兰河这个小城的变迁和住在城里的人们的变化。全文没有贯彻全篇的主人公，也没有一个主题情节，它就像是散文和小说的组合，而这也是萧红作品最大的特色所在。很多人会将《呼兰河传》视为萧红的自传，并认为它带有很强的抒情意味，是萧红在人生最后关头的情感抒发。但这本书里，平石淑子通过考据称，《呼兰河传》确实是以现实中萧红的家庭和生活为原型写作而成，但同时它也经过了作者大量的创作加工，由此故事里的呼兰河与现实中的呼兰河实际相差甚远。这种加工，表明萧红在写作这部作品时不只是回忆，也不只是感怀，她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主题上的诉求。在平石淑子看来，《呼兰河传》写的是作为人要如何活下去，这部书中写到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试图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宣告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所在，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不管怎样，他们会持续地为之努力和抗争。平石淑子说，从这一点看，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体现出了更强的问题意识，她绝非随意记述了一段生活，她是在试图向社会发出她的声音。

之后，萧红还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叫《马伯乐》，这即是她的绝笔之作。这本书在1941年1月出版，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本书有续篇，但一直到萧红去世四十年后，人们才终于找回了续篇，这才得以完整感受这部作品。这部作品讲述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的“新青年”马伯乐，在抗战开始后四处逃难的经过。这部小说是萧红最长的一部小说，约18万字，同时与她此前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是萧红第一部有明确主人公，并且以主人公为轴展开的小说；二是这是萧红第一部很少显露情感，展现出对人物的同情的小说；三是这是萧红第一部有意识创作出具有讽刺效果的社会小说。这显示出萧红哪怕在弥留之际，她在写作上也充满了野心。曾有人说萧红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写不出小说来，萧红对此十分愤慨，她曾说，她要“写本《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它！”《马伯乐》可能正是基于此的一次尝试。有不少学者认为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继承了鲁迅创造的阿Q，阿Q讽刺的是沉溺于自我欺骗的底层人士，而马伯乐则尖锐指出，知识分子又何尝不自我欺骗呢。

平石淑子在这本书中分析称，这本书或许也与萧红现实中一路的逃难经历有关，可能她自己正是那个四处逃窜的马伯乐。她借这个人物记下了她这一路上各种人的生活，同时反思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局限。平石淑子说，“（这本书）是萧红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应该采取态度所做的回应，同时给在困惑应该拿笔还是拿枪的浮萍般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新的希望”，但萧红认为的新的希望究竟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了，《马伯乐》还未完成，她就已离开人世。

1941年1月，萧红因动肺结核手术而失声，当时负责照顾她的骆宾基将她送往玛丽医院。1月22日，骆宾基像往常一样前往玛丽医院看望萧红，发现玛丽医院已被日本陆军接管，萧红被转入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当天上午11点，萧红去世。萧红向端木交代了后事，留下了四个遗愿，第一是希望端木保护她的作品不被人随意修改。第二是希望死后能葬在鲁迅旁边，实在难以实现的话，把她葬在一个风景区，面向大海，用白色的布包裹自己。第三，如果端木将来去哈尔滨，把她和汪恩甲的孩子找回来。第四，为答谢骆宾基的照顾，萧红提出将《呼兰河传》的版权送给骆宾基。1941年1月24日，萧红被火化，端木在古董店买来古董罐装骨灰，将她埋葬在了香港浅水湾。在萧红去世前两天，无法发声的她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句话，这成为她最终的遗言，这句话中说：“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好，到这里，这本《萧红传》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在这本书中，日本作家平石淑子通过细致的考据，向我们揭示出作家萧红的不同面相。在第一部分，我们回顾了萧红的童年时代，不少人依据萧红的文字断定这必然是一个敏感孤独的女孩，但在这本书中，平石淑子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旺盛好奇心和积极性，不顾他人看法，总是去感受社会并参与社会的女孩形象。萧红自小所具备的、根深蒂固的反抗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第二部分，我们回顾了萧红自家里逃出后颠沛流离的后半生，她半生漂泊，几乎总是从一个困境进入另一个困境，经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磨难与痛苦。但过程中她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对于萧红的写作，我们以往讨论的更多的是她的自传性质，悲悯的目光，以及细致抒情、散文般的笔调，但在这本书中，平石淑子强调出萧红作为作家的另一个面相，她并不止于记述苦难，也不止于回忆和抒情，她持续地在用她的创作来回应当时的社会，发出她的声音。在平石淑子看来，萧红的作品始终回答的是，我们要怎样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只有发觉自己是一个人，拥有作为一个人的意识，追求作为一个人的幸福和权利，我们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抵抗，追寻到更好的未来。从这一点上来看，平石淑子说，萧红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条连续的线上进行的一种连续的精神行为，这体现出她作为作家的极大抱负。平石淑子觉得这堪称“宏伟”，只不过斯人已逝，“我们永远失去了弄清萧红这一宏伟计划的去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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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萧红作为作家她并不止于记述苦难，也不止于回忆和抒情，她持续地在用她的创作来回应当时的社会，发出她的声音。

2. 萧红的作品始终回答的是，我们要怎样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只有发觉自己是一个人，拥有作为一个人的意识，追求作为一个人的幸福和权利，我们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抵抗，追寻到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