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 杨以赛解读

《猫鱼》｜杨以赛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猫鱼》，这是电影人陈冲的一本自传体散文集。

陈冲是著名的演员、导演，主演过一代人时代记忆的电影《小花》，以及拿下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末代皇帝》。她出生在一个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偶然走上电影的道路，她在上世纪70年代凭借小花一角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80年代赴美，闯荡好莱坞，她是少有的在中美两国的电影产业中都留下经典角色的演员。她能写、能演、能导，不仅拿过最佳女演员奖项，还拿过最佳剧本，以及也是第一个执导好莱坞A级大制作的华人女导演。

《猫鱼》是陈冲的第一本书，但第一本书就入选了2024豆瓣年度图书。在这本书中，陈冲回望她祖辈的命运，写下了一个由四代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故事，作家金宇澄称陈冲笔下这几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填补了文学上海的叙事空白”。她还回顾了她的职业生涯，讲述一部部电影的幕后故事，并从中叩问艺术的本质，但这些都只是这本书的一部分。这本书叫《猫鱼》，“猫鱼”是一种菜场里出售的实该漏网的小鱼，上海人家会买来喂猫。有一年冬天陈冲的哥哥拿回家一条这样的小鱼，但不忍心将它喂猫，找个大碗养着了，可没过多久碗里的水结成冰，鱼成了冰中的化石，但傍晚时候冰化了，这条小鱼竟然还活着，像一个奇迹一般生动如初。陈冲说，“猫鱼是生命里转瞬即逝的灵感，是人的本性里被遗忘或隐藏的真相，是日常生活中体验的每一个奇迹”，“猫鱼”提醒我们，有些东西并不会随岁月流逝，相反它会在岁月的打磨下更显光亮、纯净，充满生命的气息。

接下来，我会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讲述陈冲的家庭，回望四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第二部分我们来讲陈冲的从影之路，她对于电影艺术，以及对于自我和人生有怎样的思考？

陈冲从小跟姥姥（外婆）长大，她姥姥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长大后她觉得为人模范太累，于是自己改名为史伊凡。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贻直的直系后裔，史蛰夫同样在国学上造诣颇深，尤其在篆刻上，瞿秋白就曾追随他学习篆刻，是他的得意门生。史蛰夫治家严厉，但陈冲讲姥姥史伊凡从小叛逆，1922年入苏州女子师范，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曾三次在报上宣告与父亲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史伊凡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被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办事，但因感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陈冲的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的学联代表张昌绍，这个人后来成为陈冲的外公。陈冲在书中考据式地回顾了她外公和姥姥在相识前的经历，当外公在他学校的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则在她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陈冲写道：“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1928年两人分别赴南京上学，其间并无交集，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两人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他们就此相识，先是前线救援队的战友，而后成为恋人，“一·二八事变”几个月后，两人结婚了。

陈冲的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1937年他以全中国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赴英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后又赴牛津大学进修，1939年他获得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他又赴哈佛大学进修，当时有不少英美实验室邀请他担任要职，但他毅然在1941年回国。他颇具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范，渊博，同时刻苦。陈冲在书中提到，她的外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的气质和人格完全来自他不断地学习和提高。他一生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文和日文，毕业后自学德文和法文，1950年代又自学俄文，组织翻译了苏联的药理学专著。逝世之后，家人还在他的床头柜里发现了意大利文的笔记。

有了家庭后，无论是外公，还是姥姥，都没有放下自己的志向。陈冲在书中讲到，1935年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当时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后发展为中华救国会。生下陈冲二姨后，她把婴儿留在了上海红十字会，立马投入《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她又全身心投入伤兵医院。年底战事失败，她丢下两个孩子，远赴伦敦陪读，陈冲直言，这件事给她的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1939年回国后，她仍未回到孩子身边，又马不停蹄协助国立医学院的迁校任务，他们经轮船和铁路迁至云南昆明郊区，后又跋山涉水前往重庆。

陈冲在书中讲起当年姥姥陪她一起读《简·爱》，《简·爱》中有一段写道：“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陈冲说她能想象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于是她做了选择，这个选择有其代价，那就是她成了女儿眼中失败的母亲。但陈冲说，姥姥绝非不爱自己的女儿。她向来不重视物质财富，家里传下来的钻戒和图章，她一时高兴就会转手送人，但两封女儿写给她的信，她却一直用心保存着，跟着她到伦敦、到云南、到缅甸、到重庆，再到上海。信上的内容很普通，写的是：“妈妈大人，我接到你的信，心里很快乐，我身体很好，现在胖多了，脸色也红了，晚上不踢被子了。”

陈冲母亲张安中生于1933年，10岁那年她终于与母亲团聚，一家住进重庆歌乐山一间竹篾糊泥巴的房子。在战争的大后方，他们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但精神上却很充实。当时陈冲外公日日等待那些从国外寄来的书籍包裹，一到手便迫不及待阅读，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了当时国内十分稀缺的医学书籍，并在国外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布了不少论文。而陈冲母亲入读英国教会办的圣光中学，她跟同学读书，唱歌，上树下河，有时也得躲日本飞机的轰炸，她们有句口号：“一个灯笼不用跑，两个灯笼慢慢跑，三个灯笼飞快跑。”也是那几年，一个叫作陈星荣的男孩举家迁至歌乐山，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叫张安中的上海女孩，他也不知道他们后来会结识，成为夫妻，并生下女儿陈冲。

陈星荣家中都是医生，他父亲，也就是陈冲的爷爷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主任。而陈星荣先是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1949年后，又重新考至上海医学院。这一年，陈冲母亲张安中随家里迁回上海，随后也入读上海医学院。陈星荣和张安中在这里成为同班同学，还分在同一个八人自习小组，坐在了同一个桌角。陈冲在书中写道：“岁月的后镜仿佛一台神奇的织布机，千丝万缕地为我编织出两个人命运的图案——错综、美丽、不可思议。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

1978年，陈冲母亲张安中参加了派遣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录取了三位，她是其中一位。陈冲外公张昌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十年后，西方科学家发现了内源性吗啡受体，验证了张昌绍的预测，而这时张昌绍已经自杀去世了。张安中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研究神经药理，陈冲在书中说留学资格对母亲意义重大，她在时代和环境中失去和消耗了太多，包括亲人、年华、机会，这一刻她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张安中后来去了位于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修。陈冲回忆，母亲有一度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做研究。这家医院在南北战争时期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最高峰的时候，这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陈冲母亲在的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就关在这里。陈冲在书中写道：“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人毛骨悚然”，而母亲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陈冲还提及在圣诞长假前的一晚，母亲请了实验室的同事，在医院走廊里开晚会，他们吃比萨，喝饮料，听当时风靡一时的摇滚歌曲《中国女孩》，有人还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所有人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跳舞。

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张安中应邀与杜邦公司合作，研究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这成为她后半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陈冲记得有一天，母亲带着她所有的行李出现在她洛杉矶的家中，那时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可能就源于工作压力。她对这款药物寄予很大希望，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一直到她去世，这款药物也没能制成。在去世前，她坦然地跟陈冲说：“科学虽然是掌握知识最好的工具和途径，但它只能发现自然规律，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研究了一辈子的神经药理，张安中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却对自己的大脑毫无办法，她患癌，失忆，她向陈冲感叹：“我的脑子要比我的心脏先走了。”2021年12月，张安中在上海去世，陈冲没能赶到，她写道：“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人，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陈冲在书中深情地怀念了母亲，她说：“英语里的bereavement——丧亲之痛——是一个词，也意味着一段无法绕过的时间，也许我写母亲的故事是为了度过它；也许悲伤是黑镜中的美，看到了美，就能瞥见更深远的东西。”

陈冲所记述的这个由四代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每一个名字其实都如雷贯耳，太公史蛰夫是国学泰斗，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外婆史伊凡是知名社会活动家，母亲张安中是著名的神经药理学家，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父亲陈星荣是放射科方面专家，曾任上海华山医院院长，这当中每一个人都能连通海量的家国历史。但在陈冲的写作中，这些被一笔带过了，她似乎更注重打捞这些人生命中的一刻，尤其这一刻中的情感。这似乎是陈冲独特的体悟人生的方式，她在一个对谈活动中讲道：“我觉得可能记忆是一个个碎片的画面。你们闭上眼睛，想一个遥远的事情，肯定是一个个记忆的碎片，然后从碎片当中寻找到某一场景。这本书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它是我对记忆的模样的一种寻找，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什么形状的，什么滋味的。”

所以她写她姥姥，她尤为要写下的是当年她从美国回国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都要带一台电视机或者冰箱什么的，她问姥姥要什么，姥姥请她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等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姥姥）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她写外公，她来到外公曾待过的一栋老楼，她想象外公在楼上楼下忙着倒痰盂、扫地、搓棉签，夜里回到带老虎窗的阁楼里刻苦学习中学课程，她说这里承载了一个少年无尽的辛劳、激情和梦想，离别的时候她依依不舍，她写道：“离开了这个少年的影子，像一个母亲永别了她的孩子。”她写母亲在病中的呓语，写父亲因为她没赶上母亲的临终而责怪她，她说：“父亲的悲哀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

陈冲打捞的这些记忆是美的、深情的，同时又是复杂的，甚至也有残忍的部分，相比于其他的回忆录，它显得没有那么具象，像是一幅幅细腻敏感的抽象画。但这可能正是陈冲的目的所在，也是她作为写作者的天赋所在，她在采访中说：有形的东西会消逝，比如一张相片会褪色开裂，但无形的东西可能反倒是无限的，“把整个人生的画面变成一种无形的东西，让它无限，我觉得回望的意义正在于此”。

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但陈冲和她的哥哥却相继都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哥哥陈川是一名画家，而她成了一名演员。在多个媒体采访中，陈冲都坦言，在家庭的影响下，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觉得演戏是一个正当职业，她甚至为此常常觉得自己浅薄无知。但到今天，她已经作为一名电影人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这个她曾经认为的“青春饭”成了她毕生的事业，也是她由衷热爱的事业。在《猫鱼》中，她也回顾了自己的从影生涯，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她的电影之路。

陈冲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井冈山》，那时她14岁，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来她爷爷奶奶家吃饭，有了这一面的几天后，这位导演通知陈冲来上影厂面试。陈冲去了，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摄制组去学校借调她的时候，还顺便看了他们班上其他女孩子，陈冲说她突然感觉到了威胁，她写道：“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井冈山》后来没能拍下去，剧组解散了，但陈冲由此又有了机会去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她和18个男生、6个女生一起进了剧团，开始日日夜夜的培训。当年来教他们的老师都是曾经光彩夺目的明星，但当年陈冲毫无概念，只觉得他们是一群无所事事的老人。陈冲记得有一次剧团排演节目，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画上红脸蛋、红嘴唇，当时有一位叫孙栋光的演员看见她，拿油彩笔给她画了一条乌黑的眼线，还教她，要画得贴近睫毛，越近越好，这样的一条眼线在1970年代的中国是很前卫的。陈冲后来才知道这位演员的父亲叫孙瑜，1920年代留学美国，翻译过杰克伦敦的小说，是中国最杰出的导演和编剧之一。陈冲意识到，孙栋光一定是从他父亲那里耳濡目染到了这样的审美感觉。

1976年，谢晋导演邀请陈冲主演他的电影《青春》，陈冲因为这部电影一夜成名。她在书中讲说那个年代拍戏周期长，一部电影可以拍上十个月一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和排练。拍摄《青春》的时候，她害怕谢晋导演，总觉得他会在开拍前觉悟过来，发现她不可调教，然后换掉她。《青春》上映后，她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和少年团体做讲座，这让父母非常担忧。那一年，刚好高考恢复，家里让她必须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母亲想让她学医，甚至直接问她：“你想做电影厂里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但考虑到此前没上几年学，数理化水平差同龄人太多，要考上医学院实在太难，最后决定考外语学院。她外语底子好，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跟着无线电学习英文，后来在复习了一个夏天后，她成功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刚刚开启的演员生涯似乎由此转向。

学校的生活单调且纪律严明，令陈冲很不适应。她总是怀念剧组的生活，她形容剧组的人像一群吉普赛人，摄制组就是一辆大篷车，“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但这种快乐有时也令她感到空虚，觉得不能如此长久下去，因此想要离开。陈冲在书中写道：“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观照命运的轨迹。”在《青春》一夜成名后，她马上离开去做了大学生，后来她与唐国强、刘晓庆合作拍了《小花》，凭借小花这个角色，她一举拿下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这部影片后来在各种单位礼堂、学校操场反复播放，“小花”成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可陈冲在拍完《小花》后又再一次决定离开，1981年，她去了美国留学。

在美国，陈冲入读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她参演学校的话剧，演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芥末仙女。她还在中餐厅打工，以及恋爱。当时她与一位被她化名为W的男士处在热恋中，这段恋情后来以她发现W出轨而告终。陈冲说她悲伤到“胃痛，冲到厕所去吐”，并且一度觉得自己不再值得被爱。陈冲在书中以近乎赤裸的坦诚，讲了自己的多段恋爱，上海时期的M，后来的W，美国的N，还有汤姆和彼得，她在这些恋爱中兴奋、疯狂、受伤，而后这些恋爱成为她的养料，她从中成长。陈冲在书中提到朋友说给她的一句话：“人必须经历两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爱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后的重生”。所以陈冲不断在书中鼓励人勇敢去爱，她说，她以前觉得爱情是神圣的，而且一生只有一次，用完就没有了，但后来她懂得，爱与生俱来，而且就像勇气和力量一样，它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

在与W分手之后，陈冲对于演戏这件事突然变得坚毅起来，她甚至第一次说出了“它是我的生命”这样的话。她去面试了好莱坞唯一代理亚裔演员的公司，开始在好莱坞拍戏。陈冲说当年好莱坞电影里没什么亚裔可发挥的人物，但竞争依然激烈，无数亚裔女孩挤在接待室，面试一个小角色，她们被拒绝过无数次了，所以已经对拒绝这件事习以为常。但陈冲说：“我却永远无法习惯，也永远不想习惯，被拒绝的可能性让我心悸脉动，其实是被某种恐惧所擒，肾上腺素突然大量分泌，求生欲被激发出来。”

她不停面试，与很多角色失之交臂，也拿下来一些角色，演上了一些电影，其中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给她带来了巨大事业上的成功，她饰演的婉容是她在小花之后又一个经典角色。2018年贝托鲁奇去世，陈冲在缅怀文章中回忆当年的拍摄，她写道：“回想起来，《末代皇帝》的制作像是一场八个月的婚礼，庞大热闹而混乱，而我做了八个月的新娘。”

《末代皇帝》上映后在全球好评如潮，这部在故宫拍摄，讲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传记电影收获奥斯卡金像奖9项提名，并最终将这9项都收入囊中。贝托鲁奇拿下最佳导演奖，他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中国人民，以及他的男女主角——尊龙与陈冲。陈冲在书中说，后来她演过很多电影，都没法跟《末代皇帝》相提并论，她写道：“（我和贝托鲁奇）在紫禁城里交错的时刻，是他的导演生涯和我演艺生涯光芒最盛的一刻，（之后我们一直）在这余晖的笼罩下……我们永远拥有紫禁城里的那些晨曦和暮色。”

贝托鲁奇也像一个启蒙者一样，再造了陈冲对于电影的认知。她在书中提到，贝托鲁奇聊电影的时候永远只说cinema，而不是movie或者film，cinema这个字包含了一种浪漫的色彩，它既是电影，又是影院，它是两者的统合。所以cinema代表一种艺术追求，它追求一种只能在影院呈现的电影，一种其他任何艺术方式都难以替代的电影。陈冲写道：“在今天这个数码多媒体的世界，电影如要生存，它必须是cinema，并且挖掘和发明新的形态，而走进电影的人们，就像走进大教堂的信徒，在那里共享同一个梦想。”

上世纪90年代末，陈冲对很多电影感到失望，觉得它们“既得不到视听上的感官刺激，也得不到思想上的冲击、颠覆或心灵的升华”，她由此萌生了当导演的想法。她先是在1997年回中国拍摄了一个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叫《天浴》，由李小璐主演，之后2001年她又在美国拍摄《纽约的秋天》。她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中美两国电影产业的不同。在中国，导演是剧组的中心，导演主导所有决策。而在美国，制片人有更大的权力，他们委任导演并监督导演，当对导演不满意的时候，他们会随时换掉导演。在拍摄《纽约的秋天》的时候，制片公司派了五位制片人到片场盯拍摄，陈冲每拍完一个镜头，他们就会问，为什么这样拍不那样拍，双方闹得很不愉快。《纽约的秋天》上映后，评价并不好，这极大打击了陈冲，她说就好像我一贯对自己的怀疑终于被证实了，“我是个庸才、冒牌货，真相终于败露了”。在书中，陈冲反复提到她对自己的不满意，她说她看自己的任何一部电影，往往只看到自己的瑕疵，总觉得自己的能力远不及自己的雄心。但她永远记得她年轻时看的一部讲述舞者玛莎·葛兰姆的传记，当中玛莎说：“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满足感，唯有一种神赐的不满和幸福的骚动，驱使我们继续前进，也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有活力。”

到今天，陈冲一直在创作，她手里还在写着很多故事。她说她发现自己喜欢写那些凝重和忧伤的故事，她总是从凝重和忧伤的故事中体验到美与欣喜。这是她的一种感受方式，在一个采访中她讲道：“没有任何美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你越懂得残忍，越懂得恐惧，你就会越向往美，越知道爱是什么。”而且在从业接近半个世纪的时候，她终于不再对这份职业感到羞愧，她在书中说：年轻时，我总觉得把自己跟艺术连在一起是一件自命不凡、大言不惭的事，但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大可不必羞涩与扭捏，艺术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在“现实”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现实”，你唯有通过艺术才能接收，“我想接收从那里传来的暗示。”

陈冲如今63岁了，人生已到后半程，她在书中也写到自己的衰老：失眠更厉害了，到嘴边的人名卡在那出不来了，穿高跟鞋走不了路了，阅读也比以前慢了。以前她去一个又一个地方，寄出去一封又一封联络友人、爱人的信，如今她开始写关于缅怀的信。

书中她提到坂本龙一的去世。他们结识于《末代皇帝》时期，坂本龙一负责了这部电影的配乐，他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配乐奖。《末代皇帝》之后，陈冲与坂本龙一联系就不多了，再联系上时，坂本龙一已与癌症斗争多年，而陈冲母亲也在癌症的后期了。陈冲母亲去世的第二天，陈冲收到一封坂本龙一给她回的邮件，邮件中，坂本龙一祝她“有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新年”。陈冲说，那几个字令她感触，坂本龙一没有写快乐的新年，因为那时他正在与病魔痛苦地斗争。那之后，他们没再联系，再一次听闻坂本龙一的消息，就是他去世了。陈冲在书中写道：“直到最后，坂本龙一没有失去对艺术的虔诚，没有停止对新生事物的探索与拥抱——新的声音，新的思想，新的感知。他燃尽了，但从未衰老。”陈冲说同代人的死亡反倒提醒了她，年岁的确是可以炫耀的东西，“它好比大树漂亮的年轮”，一圈一圈写下了所有。

陈冲现在与丈夫彼得和两个女儿居住在旧金山，住在一栋陈冲一眼爱上的、建于1905到1911年间的老房子里，她的女儿把这栋房子称作是“你的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陈冲说她好像就喜欢这些带着岁月沧桑的东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她回想起她们一家在上海的老房子，平江路170弄10号，她说她无数次离开这栋房子，出外景、上大学、出国，最终都回那儿了，直到后来他们搬离，再也回不去了，现今这栋房子成了上海街头的网红建筑。陈冲在书的最后写道：“房子的实体从此对我失去意义，而梦与幻想继续在岁月里发酵，远比现实要执着和长久。”这本书正是对岁月的记录，《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是督促陈冲写下这本书的人，他一再跟陈冲说：“你把它写下来，别人就偷不走了。”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陈冲在这本书中回顾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从影生涯。这本书610页，包含25篇散文，很难用一个主题概括这本书，但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我想这本书是关于爱的，是爱维系了一个家庭，也是爱支撑着一个女孩远走他乡，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陈冲曾在这本书的一个分享会中讲道：“是什么能让你生活得好？我觉得真的就是爱，你去爱别人，也允许别人来爱你。从中认识到某一种责任，你对你所爱的人有某一种责任。哪怕这份爱是沉重的，哪怕不是每一分钟都快乐，但这样的爱对我来说都是滋养。”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本书中还有很多故事，碍于篇幅，我们没能全部展开，感兴趣的话，非常推荐你阅读原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有形的东西会消逝，比如一张相片会褪色开裂，但无形的东西可能反倒是无限的，“把整个人生的画面变成一种无形的东西，让它无限，我觉得回望的意义正在于此”。

2.爱与生俱来，而且就像勇气和力量一样，它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

3.没有任何美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你越懂得残忍，越懂得恐惧，你就会越向往美，越知道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