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 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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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籍非洲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海边》。选择把这部小说介绍给你，我主要有三点考虑。
首先，古尔纳是近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师中非常独特的存在——这位作家的出现，使得诺奖的文学视野，前所未有地投向东非与欧洲之间那条充满离散悲欢的迢迢长路。诺奖的表彰，让我们意识到，回顾当代文学史，古尔纳是绝对不该被忽略的名字。
其次，2024年3月，古尔纳应邀来到他一直向往的中国——上一位访华的诺奖作家还是十年前的奈保尔。古尔纳在上海、北京和浙江与中国多位作家对谈，甚至还上了“东方甄选”的董宇辉直播间。六十万中国读者第一时间见证了当时的盛况。作为主办方代表之一，我有幸主持了一场古尔纳先生与2023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先生的文学对谈，同时也有机会与古尔纳聊聊他的小说。因此，在后面的解读中，我会和你分享关于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洞悉作者本人的文本意图。
另外，和你分享古尔纳的《海边》，我还有第三点考虑：在我看来，在古尔纳所有的长篇小说中，《海边》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小说描述的时空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其中曲折动荡的时代变迁，复杂交缠的大家族结构，完全可能在中国读者中取得深层共鸣。
在正式进入对小说文本的解读之前，我们还是首先聚焦古尔纳这位作家的独特成长背景。古尔纳的人生经历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地说，1948年他出生于东非的桑给巴尔，16岁那年该地区爆发革命，古尔纳在动荡的战局中去国离家，远赴英国求学。他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去学习像医学或者法律那样“有用”的学科，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走上文学道路。从1980年代开始，古尔纳就一边在大学里教文学，一边开始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古尔纳的母语是非洲的斯瓦希里语，但是他的创作都是用英语完成的。在2024年的这次访华中，当人们提起他最初的小说发表在1984年时，古尔纳很认真地纠正说：“我不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写作的，我其实在二十三岁左右就已经开始动笔了，只是写完以后隔了很多年才有机会出版。当你选择写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从来不是容易的职业，如果你的运气一直不好，或者你自己不够坚持的话，很有可能你自己中途就会放弃。”
这段话提醒我重新审视古尔纳那看起来简单的人生轨迹。古尔纳很少提及个人经历，迄今也没有出版过回忆录。然而，那些在遥远陌生的环境中适应与寻找的努力，以及一路上经历的艰辛与失落，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十部长篇小说，在那些故事和人物里找到蛛丝马迹。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古尔纳尽管在主流文坛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并没有被笼罩在名利的光环中。在202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最高获奖纪录只是进入过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奖的短名单，而他在后殖民文学理论上取得的成就，似乎要比小说创作更耀眼一些。
纵观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古尔纳确实属于典型的“冷门”。不过，如果对诺奖的宗旨和历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选择其实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在诺奖的历史上，一直都有这样的特色，每隔若干年就希望挖掘出被主流文坛忽略或低估的“遗珠”，以体现诺贝尔文学奖一贯坚持的独特判断标准。瑞典文学院在给古尔纳的授奖词上，强调获奖的理由是古尔纳先生的作品“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如果我们回到文本，细细阅读古尔纳的作品，就能体会到这样的概括是平和而准确的。诺贝尔奖把古尔纳的作品真正带入了全球读者的视野，第一次把来自东非的故事，把那些微妙的、无可言传的文化夹缝中的处境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便是诺奖“爆冷”的意义所在。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海边》的故事，透过这个非常典型的文本，理解古尔纳写作的风格和价值。
《海边》先后出现了两位叙述者，第一位叙述者在开头告诉读者，“我一辈子都住在海边”，如今也住在一个海边小镇。但在眼下的这个小镇，他得算是半个陌生人，街道让他紧张，他对周遭的人们一无所知。然后，镜头一转，叙述者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了“难民困境”的典型场景，也就是二十世纪末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海关入境处。叙述者刚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被扣留在海关，被一位名叫凯文的官员反复盘问。凯文根据证件，把叙述者称为“舍尔邦先生”。
这一段在逼仄空间里的对话写得非常精彩，人物的心理在言语交锋中纤毫毕现。起初，“舍尔邦先生”只想低调过关，装成听不懂英语的样子保持沉默，而凯文盛气凌人，带着明显的厌烦想把“舍尔邦先生”草草遣返。当“舍尔邦先生”亮出自己的难民身份时，凯文脸色一变，因为他知道按照英国政府的决定，他必须接受来寻求避难的人。然而，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凯文的羞辱和说教仍然没有中断，反复质问对方：“舍尔邦先生，你这个年纪的人，为什么还要这样？……你会孤苦伶仃、一贫如洗，生病的时候，没有人会照顾你。你为什么不留在你自己的祖国安度晚年？这是年轻人玩的游戏，所谓避难，其实就是想到欧洲找工作和发大财，不是吗？这里面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只有贪婪。也不存在所谓的生命危险，只有贪婪。舍尔邦先生，像你这样年纪的人，应该不至于要走这条路。”
情节接下来的发展令人意外，随着凯文这场独角戏的继续，我们逐渐发现，他本人竟然也是难民的后代。他的父母来自罗马尼亚，可他振振有词地强调自己的出身具有“舍尔邦先生”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他说：“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属于这个大家庭，名正言顺……跟你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你听不懂，真希望你听得懂。像你这样的人纷纷涌进来，丝毫没有考虑到会造成什么伤害。你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们不会珍惜我们所珍惜的任何东西，你们没有经过几代人的付出，我们不希望你留在这里。在这里，你的日子一定会很艰难，你会承受各种羞辱，甚至会遭受暴力。”在凯文洋洋得意的训诫中，难民之间的“鄙视链”若隐若现，构成了这段故事里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
为了过关，“舍尔邦先生”在沉默中熬过了凯文的刁难，并且任凭他没收了自己从家乡带来的珍贵的沉香。沉香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第一段关于故乡的回忆，那曾经是波斯商人侯赛因赠送给他的礼物。让我们先记住这个名字，因为随着叙述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侯赛因是引发一系列事件冲突的关键人物。
入境以后，“舍尔邦先生”被送去一个海边小镇暂住，在漫长的孤寂中等来难民组织的法律顾问瑞秋。他在回忆中语焉不详地提到，自己在证件上的名字赖哲卜·舍尔邦其实并不是自己的真名，而是属于一个他认识多年的人。他没有把冒名的事情告诉瑞秋，然而瑞秋带来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难民委员会为他安排了一位精通斯瓦希里语、同样来自桑给巴尔的中年学者来替他翻译，学者的名字叫拉蒂夫·马哈茂德。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引起了他的焦虑。绕了地球大半圈，他居然与自己的冤家碰到了一起；而且他很清楚，只要瑞秋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拉蒂夫，对方也一定会来找他问个究竟。在麻木的等待中，他对自己说：我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不管说了什么，要么会让我成为英雄，要么就是一个奴隶，我会和不可争辩的人争辩，会和记仇的人成为仇人。
铺垫到这里，读者对即将到来的会面一定充满好奇。但第一个叙事者的声音到此告一段落，视角一转，我们发现叙述的话筒已经握在了刚刚提到的中年学者拉蒂夫手里。
拉蒂夫多年前从桑给巴尔出发，先在东德留学，再辗转逃到英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尽管经过多年努力，拉蒂夫在英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既是诗人，也是教授——有点像作者古尔纳本人的身份。不过，如果你细读拉蒂夫的独白，仍然能在很多生活细节里发现他的敏感和不安。也许，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时常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瑞秋寻求难民援助的电话留言果然让拉蒂夫心潮起伏——他需要帮助的对象，居然和他的父亲赖哲卜·舍尔邦有着一模一样的名字。更令人惊讶的是，拉蒂夫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思考，就猜到了这位冒名顶替者多半就是与他们家纠缠了多年的那个人。他对自己说：“其实，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那只是一种预感，我一想到那个人阴魂不散就感到痛苦和恐惧……”
故事写到这里，发生了名字与身份的倒置。读者在第二位叙事者拉蒂夫的讲述中，重新认识了第一位叙事者的身份——他不是舍尔邦先生，而是真正的舍尔邦先生的仇人，名叫萨利赫·奥马尔。拉蒂夫和奥马尔这两位叙事者，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两位主角。接下来的故事，以及两个家族横跨了数十年的恩怨情仇就在两位主角的交替叙述中，徐徐展开。
这里必须展开说说前面提过的那位关键人物侯赛因了。先前奥马尔曾经说过：“给我沉香木的是一个来自巴林的波斯商人，他和千千万万来自阿拉伯、海湾地区、印度、信德和非洲之角的商人一样，会在合适的季节趁着信风来到我们这里。每年他们都会在那个季节来，这个传统至少已经延续了一千年。”
在这里需要给大家补充一点背景知识：桑给巴尔在地理位置上临近东非海岸、毗邻印度洋，处于印度洋贸易路线上的中心位置，与阿拉伯世界有着悠久的贸易史。早在被殖民者关注之前，这座小岛就常有商贾往来，飘荡着含混复杂的“世界主义”气息。因此在古尔纳那些以更大篇幅书写故乡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像侯赛因这样飘忽而精明的商人角色，比如小说《天堂》里的阿齐兹叔叔。
在奥马尔的记忆中，侯赛因是个充满魅力的人物。用奥马尔的话说：“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给我描绘过那些遥远而美丽的地方……他讲的那些故事都和他本人有关，让人觉得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正因为如此，当侯赛因后来提出向奥马尔借钱的时候，他不仅毫不怀疑，而且“受宠若惊”。
这是第一位叙事者奥马尔的视角。而如果我们从第二位叙事者拉蒂夫的视角出发，故事可就复杂了。接下来出场的人物有点多，我先帮你捋一下。前面已经说到，拉蒂夫的父亲叫赖哲卜·舍尔邦，也就是多年以后，奥马尔入境英国时冒名顶替的那个人。接下来有个新出场的人物叫哈桑，他是拉蒂夫的哥哥。拉蒂夫、哈桑和他们的父亲赖哲卜·舍尔邦跟奥马尔之间有一场纠结的恩怨，而这场恩怨正是被那个名叫侯赛因的商人挑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代，拉蒂夫的父亲赖哲卜·舍尔邦在工务局当差，在商人侯赛因的蛊惑下，他将家里的房子抵押给侯赛因，贷款做生意，结果血本无归，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子任由侯赛因处置。时间来到1960年，侯赛因在一家家具店里看中了一张精美的乌木桌子。而这家店的主人，正是奥马尔。侯赛因用一半现金和一包沉香买下了乌木桌子，却把它转手送给了赖哲卜·舍尔邦的儿子，拉蒂夫的哥哥，哈桑。紧接着，侯赛因又把先前弄到的舍尔邦的房屋抵押协议转让给奥马尔，并从他手里借走了一笔钱，自此销踪匿影，还顺便拐走了哈桑。侯赛因这一通操作下来，拉蒂夫家里真是雪上加霜。拉蒂夫的父母原本感情就不好，母亲甚至长期与高官私通。经过这次重创，整个家庭几乎分崩离析，只是勉强维持一个千疮百孔的空壳罢了。
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表层，奥马尔和拉蒂夫这两位主角的家族恩怨，首先表现为一笔复杂的“三角债”。始作俑者侯赛因是最大受益者，他几乎是空手套白狼，把拉蒂夫家的房子间接抵押给了奥马尔，自己既拿了奥马尔的钱，又拐走了舍尔邦家的人，哈桑。
这笔三角债当然会成为日后的定时炸弹。1963年，奥马尔果然凭着那一纸转让的抵押协议起诉了舍尔邦家，顺理成章地打赢了官司，强行收走了对方的房子。拉蒂夫受母亲之命，想去找奥马尔要回原来家里的那张乌木桌子——那正是当年侯赛因从奥马尔的家具店里买来送给哈桑的礼物。但这个要求被对方拒绝了，这无情的一幕在拉蒂夫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可想而知，多年以后，当这两个人在异国他乡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倒转，他们的这番重逢，会是怎样的尴尬与僵硬。
不过，随着奥尔马与拉蒂夫交替叙述的进行，尘封的记忆被逐渐打开，两个人的叙事都在互相补充中得到修正。我们渐渐发现，两家的恩怨远不止表层故事那么简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远不止一栋房子可以概括。
早在侯赛因介入之前，赖哲卜·舍尔邦与奥马尔的上一代人就已经有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在拉蒂夫的回忆里，他其实一直在回避一个事实，这就是他的父亲赖哲卜·舍尔邦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无辜。拉蒂夫的曾祖父是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到他父亲这一辈却败落得不成样子。赖哲卜·舍尔邦酗酒成瘾，做生意又亏了老本，就连他住的房子，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挣来的产业，而是他的姐姐留下来的小房子。他的姐姐已经去世，身后无儿无女。她的房子就被舍尔邦一家继承下来。后来舍尔邦抵押给侯赛因的正是这一栋房子。
赖哲卜·舍尔邦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名叫玛丽亚姆。她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丈夫不幸早逝，留给了她一栋房产；无巧不成书，玛利亚姆的第二段婚姻就是嫁给了奥马尔的父亲——也就是说，玛丽亚姆带着第一任丈夫留给她的房子，嫁到了奥马尔家，成了奥马尔的继母。到了这一步，我们这个故事的两位叙事者，终于在茫茫人海中第一次连上了线，成了远亲。虽然他们俩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拉蒂夫的姑妈是奥马尔的继母——如果按照家族辈分排的话，拉蒂夫和奥马尔大致也可以算是一对表兄弟了。
玛利亚姆成为奥马尔的继母之后，全家人都住在玛利亚姆的那栋房子里。多年以后，奥马尔的父亲突发疾病先走一步，玛利亚姆不愿意将来自己的遗产落到不成器的弟弟赖哲卜·舍尔邦手里，于是下定决心把房子转移到了继子奥马尔名下。此举自然让赖哲卜·舍尔邦怀恨在心，四处散布流言，说奥马尔让他的姑妈玛利亚姆鬼迷了心窍，设计骗取了他们家族的房产。
在后来的故事里，命运的齿轮转出了诡异的弧度。一来二去，奥马尔依靠继母的遗产，再加上从侯赛因那里换来的抵押协议，把拉蒂夫家的两栋房产都握在了自己手中。这样一来，新仇旧恨让赖哲卜·舍尔邦与奥马尔势不两立。不过，他们俩谁都没有料到，当他们为了两所房子争得面红耳赤之际，时代的洪流正滚滚而来。当历史发生剧变，任何个体都只能被动卷入，载沉载浮。
1967年，桑给巴尔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银行开始国有化改革，奥马尔收到银行经理的传票，他靠打官司赢来的那栋房子转眼间就变成了银行的财产。紧接着，由于赖哲卜·舍尔邦的妻子与发展资源部的部长有多年的私情，在部长的陷害下，奥马尔被诬陷逮捕，投入大牢。在监狱岛上服刑期间，奥马尔的身心饱受摧残，凭着惊人的意志和对妻女的思念才熬到了大赦。等他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却发现妻子和女儿早已不在人世，这是整部小说里悲剧感最为强烈的时刻。
不过，陷害奥马尔的赖哲卜·舍尔邦和他的妻子也没有得到善终。随着他们攀附的部长倒台，这一家的状况急转直下，夫妻俩先后离世，死得不明不白。奥马尔倒是顽强地活了下来。他本打算凭着原来的家具店安度晚年，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他。还记得那个当年被商人侯赛因拐走的哈桑吗？多年来他杳无音信，此时却突然回到故乡，上门索取奥马尔仅剩的那套继母留下的房产——这成了压垮奥马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故乡已经没有奥马尔的容身之地，他只能冒险前往英国。临行前，他发现自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身为受到赦免的囚犯，他没有资格办理护照。
故事进行到这里，之前埋下的所有伏笔都归拢到了一起。当年在房子的交接过程中，奥马尔曾经接触到不少拉蒂夫家的旧物，最后他只留下两样东西。一样是曾让年幼的拉蒂夫倍感屈辱的乌木桌子，另一样就是拉蒂夫的父亲赖哲卜·舍尔邦的出生证——而后者，恰巧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充当奥马尔的救命稻草，让他得以顺利办理护照，踏上流亡之路。
说实话，我读到这里非常佩服作者古尔纳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用一个小小的道具就盘活了整个小说的结构。这次古尔纳访华，我专门向他提到了这一点，古尔纳先生自己也很得意。他说：“这张出生证不仅合理推动了小说的情节，而且构成了一个优美的反讽。生活中充满了巧合，主人公正巧获得了这份出生证明，然后办理了护照，而这又恰巧让他因此‘继承’了死去的仇人的身份。”我们不妨再想深一层，奥马尔此后一直沿用这个身份，顶着宿敌的名字颠沛流离，既是出于现实的需求，又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隐秘而矛盾的情感。同时，也正是这个关键的冒名行为，促成了拉蒂夫与奥马尔在异国的重逢。
《海边》的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巧妙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本身。以至于，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在小说的技术层面做过多的阐释，就能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奥马尔与拉蒂夫通过不断地倒叙、插叙，互相补充，从互相敌视到各自的记忆渐渐动摇，当年在故乡遥远的海边积攒下的仇恨终于在异国慢慢化解。这个化解的过程并不是靠具体的行动来达成的，而是通过不断地叙述，通过把过往残缺破碎的经历点点滴滴地补充完整。这也正是古尔纳写作的典型风格，他只需要用平实克制的口吻娓娓道来，任凭政治、历史与家庭纠葛在错综交缠的人物关系中冷静而缓慢地流过。当奥马尔与拉蒂夫身处故乡的时空中时，他们无力看清历史的全貌，只能感受到互相施加的压力与伤害；唯有时过境迁，跳出局外，才有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在彼此都具有移民身份时“同病相怜”，达成和解。
读小说时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海边》写两个家族之间琐碎而悠长的隐痛被慢慢揭开，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写法，我在那些典型的西方小说里其实见得并不多。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对小说中牵涉的复杂的家庭结构、拥挤的环境、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态，特别是其中那段因为两套房产所产生的纠纷，都会产生某种莫名的熟悉感，甚至亲切感。
在和古尔纳先生的对谈中，我也特意提到了小说的题材带给我的亲切感。于是古尔纳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激发他灵感的一个真实故事。他说：“我的邻居有两个女儿和一个侄子。根据伊斯兰惯例，他去世之后，男性继承人会获得房子，由于他没有儿子，因此最近的男性继承人就是他的侄子，他的女儿们排在后面，只能分得剩下的财产。我这个邻居在生前悄悄做了一件事，他变更了房契，这样一来他的女儿们就成了房子的主人。我母亲跟我姐姐们讲了这个故事，她们笑着赞叹这个邻居思虑周全，通过更改房契来规避法律，可即便如此，邻居还是觉得他做了错事，因为通常财产是由男性继承人继承的。这是有悖伊斯兰传统的。我觉得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文化背景中。只是在《海边》的这个例子中，既有世俗的法律，也有伊斯兰传统。根据世俗法律，你可以立好遗嘱，把财产留给任何自己看中的人选。这就是这部小说的驱动力之一，人物的分歧就源于此。顺便说一句，在我邻居的这个案子中，他的侄子没有上法庭，他只是将这种攻击性的状态持续下去。家族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最终没有一个明确结果，只是一代又一代、不断持续下去。”
古尔纳对世间百态、社会关系的洞察是他的作品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他在写作时对这些素材的处理，承接的是以《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的口头叙事和民间叙事的传统。人物就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自己的、他人的故事互相交融，作者不动声色地隐身其间，很少表露特别清晰强烈的立场。不过，在小说《海边》的后半段，拉蒂夫和奥马尔的矛盾逐渐化解时，拉蒂夫以一个教授的学识和口吻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历史，就是要了解曾经发生过什么，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来历，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要相互指责，不要纠缠于家长里短，不要去翻那些陈年旧账。”在这段话里，拉蒂夫见微知著，从自己的家族纷争出发，回溯历史，呼唤和解——无论他的愿望是否过于理想化，至少是他深入思考之后的愿景。或许，在整部冷静而含蓄的小说中，这是作者古尔纳本人在借着人物说话，微微流露出他对于人类社会的忧虑与期许。
在本期听书的结尾，我想再和你分享一个关于古尔纳访华的小彩蛋。可想而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这两年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获奖之后的感受与生活。我也不能免俗，就这个问题好奇地打探了一番。他的回答既特别真诚，又不失幽默：
“如果我说获奖前后完全没有区别，这也是开玩笑。当然得奖是很美妙的事情。每年到了九月前后，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人说今年获奖的人可能是谁。但我从来没听人说是我，我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有一群人想到了，就是决定颁这个奖的那群人……诺奖是在全球非常有影响力的奖，如果你的作品拿到了诺奖，你首先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金——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你会得到全球的认可，你的作品可以和世界上更多的人见面，这会带来更大的乐趣。一个作家选择写作，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作品，诺奖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件事情……它有没有改变我的生活？会不会让我的写作从此变得不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作家的圈子里，大家会说拿奖有时候是个诅咒，因为有些人拿了奖之后就再也写不出来了。但是我很走运，我刚完成了一本书，我想明年的某个时间，新书将会出版。”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期待古尔纳先生的下一部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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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20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古尔纳属于历年获奖名单上的冷门。古尔纳的作品因此真正进入全球读者的视野，第一次将东非人微妙的生活处境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诺奖“爆冷”的意义所在。
2.古尔纳的叙事风格平实克制，他总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织入政治和历史的印记。
3.古尔纳的写作承接了以《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的口头叙事和民间叙事的传统，作者隐身在故事背后，很少表露鲜明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