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破晓篇》 陈章鱼解读
《大医·破晓篇》| 陈章鱼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大医》。这是马伯庸在2022年下半年出版的一套历史小说，一共80万字，分为上下两篇。这期音频，我会为你解读它的上篇《破晓篇》。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采用的是一种“三明治式”的创作方式：故事的大走向符合真实历史，故事中的小细节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在这两层真实中间，用一些虚构的人物和小桥段来推动故事发展，让情节扣人心弦。
这部《大医》也是如此，讲的是第一代中国红十字会医生的真实历史。
马伯庸说，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回2017年。那一年，他去上海的华山医院参加一次讲座，医院的医生热情地带他去参观院史馆。马伯庸原本以为医院的院史馆肯定都是锦旗奖状，但是他没有想到，这座院史馆是1910年建成，就是故事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的旧址。马伯庸在里边看到了红十字会的历史，他发现，这些展示物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作为一位历史作家，他想要创作一部小说，从一家医院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
接下来，我会分成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这本书讲了怎样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马伯庸借助虚构的故事，给我们展现了哪些真实的历史。
我们先来听故事。
故事要从公元1910年讲起，这一年是清宣统二年，中国封建时代的倒数第二年。内忧外困的乱世中，战争、贫穷和疾病都让人的生命变得脆弱。
在这样的时代，一位名叫沈敦和的官员站出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开展人道主义救援事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沈敦和运营红十字会多年，他发现最为棘手的，就是缺少中国人自己的医护队伍。他奔走多年，想要建立中国红十字会自己的医院，好培养中国自己的医生。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终于开业了。
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三位刚刚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方三响、姚英子和孙希，这三个年轻人此时都刚满二十岁。其实，除了年龄相仿、职业相同外，他们三个人的出身和性格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方三响生在东北农村，十三四岁时在战争中成为孤儿，所幸被红十字会的外国教士救下。无依无靠的他，选择成为红十字会的约定生，也就是接受红十字会的医学教育，毕业后到红十字会的医院工作。只上过三年私塾的他，靠着一股倔劲读完医科，还学习了英文、德文和拉丁文，成为一名不错的医生。
孙希也是孤儿，不过他家在广东是书香门第，所以他自幼被一位家族世交抚养。那位世交后来做了清朝驻英国的公使，孙希也就在伦敦长大。后来，那位公使把他推荐到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今天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学习，毕业后又让他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工作。
姚英子的父亲是上海滩的著名商人，所以她是生长在上海的富家千金。她性格开朗，天生热爱冒险，一次偷偷开着爸爸的汽车出门撞上了电线杆，出了车祸，幸好被路过的医生救下，从此立志自己也要当一名医生。她毕业于上海第一家女子专科医校，校长是一位传奇的女士张竹君。张竹君是当时中国极少数的女西医，她为了争取女性在医学界的平等地位，只身来到上海，创办了一家专门培养女医生的医学院。姚英子在张竹君的培养下，坚信女性要争取独立的地位，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身边一群男医生限于当时的观点，多少有些轻视她，所以姚英子心中暗暗较劲，要靠自己的努力打破他们的成见。
这些年轻的医生在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在繁华的上海，他们的生活紧张忙碌而愉快。不过，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们和红十字会即将经历两场巨大的考验：一场水灾和一场战争。
很快，他们第一次考验来了。1910年6月，安徽北部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水灾。当时报纸的报道是“全境陆沉，无论冈洼，无无水之地，无不灾之区，举凡村镇、房舍、人畜以及上季所收之粮，皆为波涛席卷而去。”
受灾的人们需要医疗帮助，红十字会总医院派出一位中国教授和一位外国教授带着十几位年轻医生，组成医疗队前往灾区，这是他们作为一支专业医疗救援力量的第一次亮相。
三个年轻人，也在这支医疗队中。虽然在启程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来到灾区，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们震惊。
水灾与旱灾不同。旱灾来得慢，难民虽然流离失所，但是逃难时有机会带上各种家当。水灾来得快，洪水势头迅猛，老百姓往往只来得及逃命，别的都带不走。所以水灾难民的处境，让人看得更加揪心。医疗队来到的第一站，就看到几千个难民聚集在潮湿的野外，没有棚屋，没有锅灶，生活的地方蚊蝇孳生，旁边还有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污水横流，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就更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了。
这种情况看得医疗队触目惊心，带队的中国教授是一位传染病专家，在他看来，如果不妥善处理，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病的暴发。只是他们十几个医生无法照顾几千个灾民，他们只有去找城里的官员帮忙。
不料当地官员并不热情，在他看来，给灾民们在城墙外找个地方睡觉，再一天管一顿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洪水早晚会退，灾民早晚会散，这些都是邻县的百姓，过几天就各回各家了，他也不想再多费人力和物力。医生们费尽唇舌，官员仍然是不为所动，最后是带队的外国教授拍了桌子，说如果放任城外灾民不管，迟早会有传染病流行，城墙挡得住灾民，可挡不住传染病。官员的态度才有所变化，打算帮助医疗队妥善安置灾民。
医疗队就在这里驻扎下来，他们分成两队，一队深入灾民，检查身体，采集样本。一队建立临时的手术室和实验室，做病例分析和检验，并且救治那些重病的患者。
最核心的任务，是要排查所有难民的症状，以便搞清楚接下来最可能流行的是哪一种传染病。可是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六天。因为官员不想拿出太多城中存粮接济灾民，他表示六天之后灾民如果还不走，他就要出动士兵驱赶灾民。
这当然不合理，但是这是那个落后时代的状况，一旦官员出兵驱赶，到时传染病很有可能会随着难民的流散而广泛传播。医疗队的医生们只能以战斗的状态，投入到救援中。
可是，几天的连续工作迟迟不见回报，医生们发现，灾民中出现的症状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无从判断到底哪一种传染病最有可能暴发。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农村出身，更了解穷人的方三响想了个另辟蹊径的办法：他建议从难民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周围的害虫入手，顺着传播链条寻找最可能暴发的传染病。顺着这个思路，他们果然锁定了一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当地人叫“鬼拽腿”，学名叫“五日热”，是一种随着虱子和臭虫传播的疾病。当地官员还是不相信，医生们硬是把他拉到显微镜下，让他亲眼看到细菌。这时，官员才真的相信，一场传染病在扩散。
得益于六天以来所有队员的不懈调查，他们掌握了大量数据，由此设计出一套有针对性的防疫方案。阻断了人与虱子、臭虫之间的传播途径，五日热暴发的概率就很小了。
红十字会总医院医疗队的第一次出征，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医生们回到上海，姚英子却提出要离开红十字会总医院。因为在救援时，她遇到一位患了重病的孕妇，她费尽心力，但是大人和孩子都没有保住，这给了她巨大的刺激。她离开医院，不是想放弃医生这个职业，相反，她决定从此之后专注在妇产和儿科，她要回到张竹君校长的女子专科医校重新学起，精研医术。
方三响、孙希和其他医生回到总医院继续工作，可是他们也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了。走出大上海，走到农村去的年轻医生们第一次发现，想要治病救人，不只要和手术刀、显微镜打交道。同样需要动手术的，还有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与意识。
一年后，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和清军在武昌发生激烈战斗，战事胶着，产生了大量伤员。红十字会总医院决定组织医疗队前往武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不论是哪一方的伤员都尽心救治。
其实，红十字会决定组建医疗队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就是姚英子的母校的校长，那位传奇女西医张竹君女士在报纸上批评沈敦和，和他的红十字会，说他们接受了那么多社会捐款，遇到大战却丝毫没有人道主义，于是她决定成立一个“赤十字会”，自己组建医疗队前往武昌。其实，红十字会如何不想帮助战争中的官兵与百姓？只不过红十字会名义上还是清廷之下的机构，前往武昌两方救援，清廷又如何能答应呢？沈敦和借助国际和舆论的力量，借这次机会脱离了清廷的约束，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一番周折之后，赤十字会和红十字会两支医疗队来到武昌，在炮火中救治伤员。
方三响、孙希作为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医生，当然也在医疗队中。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安徽水灾之后受了刺激的姚英子，这一次也跟随张竹君校长一起来到武昌。
这一次，年轻的医生们经历了更多。因为他们不仅承担战场急救的工作，而且他们发现，不论他们自己是怎样的想法，他们都不可避免被卷入战争与政治中。
比如姚英子和张竹君校长同船，到了武昌之后，姚英子看到和他们同船的医生，有一批人趁着夜色提前下了船。她好奇地问张竹君是怎么回事，张竹君告诉她，这些人其实不是医生，领头的两位，一位叫黄兴，一位叫宋教仁。相信你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都以为张竹君组织赤十字会，一方面是急公好义，另一方面是为了羞辱沈敦和。没有想到的是，张竹君火爆的性格背后还有细致的一面。其实她和沈敦和都心向革命，于是联手演了一出戏，用两个人的矛盾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暗地里将革命党人还有药品运往武昌，支持革命。
不过在战场上，红十字会也好，赤十字会也好，还是秉承着人道主义精神。不论哪一方的士兵，只要受伤的，他们都给予救治。于是在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里，这一边是受伤的清军，那一边是受伤的革命军，两边刚刚在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在医院相遇，忍不住想接着开战。
可是他们还没打起来，就被照料他们的护士长制止了。他们来到临时医院后，得到了护士长与麾下十几名护士的悉心照料。这些下级士兵在军营里动辄被长官喝骂鞭打，何曾有过这样的待遇，因此无论哪边，在护士长面前都不敢造次。
打架不行，但是双方军人都看着对方生气。也不知道哪个士兵想了个别出心裁的方式，对着唱军歌，清军这边唱“为臣应尽忠”讽刺革命军不忠于皇帝，革命军那边唱“向前向前申我主权”讽刺清军看不到国家的羸弱。两边军人对着唱歌，成了临时医院的一番奇景。
只不过，这样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年轻医生们看到的还是战场上各不相同的人性。
在赤十字会的临时医院，姚英子救下了清军的一位年轻军官，没想到这位军官是个八旗子弟，他觊觎姚英子的美貌，养好了伤就要把姚英子强娶回家做他的小妾。姚英子当然不许，他便恩将仇报。此时赤十字会所在地还是清军的地盘，那位八旗子弟就让手下的医官带着一群士兵，以搜查革命党为名，要把赤十字会的人员全部扣住。
姚英子他们提前转移，不料在路上和清军碰上。双方对峙的时候，孙希前来救场。他和对面的医官原本是同学，眼看劝说不行，平时胆小怕事的孙希，竟然掏出手术刀劫持了医官，对方这才放走了姚英子和赤十字会的一群人。而孙希自己，却落在了清军手中，性命渺茫。幸亏多方斡旋，最终获救。
另一边，方三响在医院救下一个革命军的年轻军官，他原本是要送一封密信给清军一艘军舰的舰长，想要劝降他，但是这位军官受伤后无法行动。心向革命的方三响，决定自己去送那封劝降信。最终，这艘军舰的起义，成了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可惜，那位年轻军官，在伤愈归队之后，为了全局的胜利，决定主动牺牲自己的队伍，拖住清军进攻的脚步。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他日革命胜利，你若登上龟、蛇二山，见到江中有浪头涌起，那便是我来见你了。”
在故事的最后，三位年轻医生还是安全回到了红十字会总医院，可惜，带队的外国教授，却因为这些天的过度辛劳倒下了。街道上是报童的叫卖声，就在这一天，十四个省的革命军代表与袁世凯的特使在南京举行和谈。了解历史的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溥仪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可惜，那位外国医生的生命却永远停留在时代这转折点上。
《大医·破晓篇》就在这样悲伤的氛围中结束了。不过，姚英子、方三响和孙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在之后的四十年中，他们见证了无数历史，也救下了无数生命。而那些，将是我们在下一篇《大医·日出篇》中会讲述的故事。
听完了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
小说的三位主角，方三响、孙希、姚英子，他们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原型，他们其实是很多人的集合：方三响代表了中国本土医生、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孙希其实是一些早期接受过国外精英教育、接触过国外文化的群体代表；姚英子是上海大小姐，代表的是出身上层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
不过，故事里边有很多人是真实的。
沈敦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他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法，做过南洋大臣的翻译官，在清军中供过职，还管理过煤矿，是当时一位亦官亦商的人物。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开战，无数百姓由此受难。沈敦和筹集钱款，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医疗队，前往东北救护伤兵和灾民。小说中方三响少年时的故事，就是由这一段历史改编的。沈敦和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这一次日俄战争中的救援，让他感觉到中国需要自己的医疗队伍，由此四处奔走，筹建红十字会自己的医院。
沈敦和既热心公益，又熟悉官场的规则，所以在办理红十字会事务时，他总是能找到方法，获得清朝政府的支持，又不被京中的官老爷们掣肘。比如故事中讲到的安徽水灾，因为清朝政府对于灾后的医疗救援不积极，在历史上，沈敦和在上海和国际人士共同成立“华洋义赈会”，用来筹集善款，拨给红十字会，再让红十字会派出医疗团行动。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经费问题，一方面借助国际力量使得清政府不好对医疗团指手画脚。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死守着体制，不允许红十字会前往救援，沈敦和也是故技重施，在上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借助国际力量跳出清朝政府的压制。
所以，小说中对沈敦和有这样的评价，说他会耍手段，但是耍手段是为了慈善救人。也许，恰恰是沈敦和这样兼顾理想和现状的人，才能帮助红十字会在当时的中国闯出自己的一块空间。
那位在小说里和沈敦和唱对台戏的张竹君，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而且她的真实经历比小说中写的，还要传奇。
张竹君1879年出生在广东番禺，所以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位张校长其实不过30岁出头。虽然年轻，但是她已经是当时的一位知名人士。
她是中国第一批女西医，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她也参加了沈敦和组织的红十字会医疗队，救助无辜受害的中国人。
张竹君还热心于女性的教育，她主张“欲言救国，必先教育；欲先教育，必先于女子。”她创办了广东第一所中国人主办的女子学校育贤女学，之后她还创办了育贤女工厂、女子实业学堂、女子兴学保险会，鼓励女性读书，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人，让她们在实业学堂学习手工，来获得助学金。有疾病和残疾的女性，由她自己的医院救治，医疗费全部免收。这一系列打破世俗的行为，成为社会开明人士的美谈，有报纸将张竹君称为“妇女界的梁启超”。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竹君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组织救伤队。就在张竹君出发当天，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准备到武昌领导对清军作战。但是沿江的口岸都被清军控制，张竹君听说这一情况，让黄兴扮作赤十字会会员，躲过了清军的耳目。小说中姚英子看到的那一幕，确实是有历史记载的。
沈敦和、张竹君，正好代表了那个时代两种方向的慈善家，沈敦和善于利用规则，让红十字会获得空间。而张竹君则主张打破不合理的规则，争取自己的空间。虽然理念不同，但是他们都为了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进步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20年，在创办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十年后，沈敦和去世。而张竹君则活到了88岁，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她之后的人生也有很多传奇故事，那些我们留到《大医》的下一篇中再慢慢来讲。
那位在小说最后去世的外国教授也确有其人，他是一位丹麦人，中文名字叫峨利生。
峨利生是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精通解剖术，他什么时候来到的中国，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史料。只知道1910年沈敦和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时，峨利生受聘成为外科医生。同时，他还兼任红十字会医学堂的教员，为红十字会培养年轻的医生。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峨利生参加了医疗队，把许多垂危的伤兵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有一位军人被子弹打进脑部，峨利生在战地医院中，竟然能实施手术，把他救活，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峨利生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赢得了两军将士的交口称赞。黎元洪曾经亲临医院慰问峨利生，称赞他为“武汉各医院领袖”。
可惜，因为夜以继日的工作，峨利生累倒在医院，1911年12月12日，峨利生不幸逝世，年仅35岁。为了表达对其逝世的悲痛，红十字会总、分各医院及事务所均下半旗三日，以志悲悼。人们将峨利生安葬在汉口，历史记载“为立石碑，以志不朽。”
这部小说的背后，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和一群真的为中国奉献自己心血乃至生命的人。马伯庸说，他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也是为了这一段历史和这一群人。借用爱因斯坦评价甘地的一句话：“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
他说，如果读者读完这部小说，有兴趣去搜索一下诸多大医的事迹，那他就算功不唐捐。
到这里，这本由马伯庸著的《大医·破晓篇》，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最后，想和你分享在书中看到的一个动人的细节。
这本书的书名叫《大医》，到底什么叫大医呢？唐代的孙思邈，在他的医书《备急千金要方》开篇，写过一段深情的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如果你对西方医学的历史有了解，一定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孙思邈的这段话，堪称中国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我询问了身边学医的朋友，今天的医学生入学还要宣誓吗？很多人都说要，大家的宣誓词有长有短，最短的只有八个字，但也是字字千钧：“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历史上，有无数怀着“性命相托”的敬畏心，默默奋斗的大医们。我们了解他们的历史，传颂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精神可以跨越时间，鼓舞今天的我们，照耀未来的人。这，也是一种我们对他们的“性命相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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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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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沈敦和筹集钱款，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医疗队，前往东北救护伤兵和灾民。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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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孙思邈，在他的医书《备急千金要方》开篇有一段深情的话，堪称中国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