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朱伟解读
《启蒙时代》| 朱伟解读
关于作者
王安忆，1954年生，上海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长恨歌》《启蒙时代》《天香》等。王安忆小说的题材大多集中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有非常强的地域特色。2013年，王安忆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关于本书
这部小说跟王安忆以往的作品都不一样，第一就体现在她原来的小说写得好的都是女性，这次却以男性为主角；第二是在她原来的小说都展示她比较细腻的感觉，这一次她却要写思想。王安忆说，写这部书她是有一个大的欲望的，她要表达对一个时代整体的思考。
核心内容
这本书写的是“文革”中的红卫兵这一代人，在喧嚣过后对自己身份、自己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主人公叫南昌，是一个干部子弟。他和他的同代人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爱情上都面临着迷茫，他们的启蒙，就是让自己从教条主义的符号中解脱出来，回到真实的人性，重新架构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伟。我会在得到为你解读一系列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在这些作家成名的时候，我曾经担任过他们的编辑，了解他们，也见证了那个时代，希望你喜欢这份特别的解读。
今天我们讲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启蒙时代》是王安忆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是写“文革”中的红卫兵对自己身份的思考。《长恨歌》是第六部，也就是说从《长恨歌》到《启蒙时代》中间隔了有四部，是2000年的《富萍》、2002年的《上种红菱下种藕》、2003年的《桃之夭夭》和2005年的《遍地枭雄》。《启蒙时代》是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还是发表在《收获》上。
还是先说创作背景。
首先，王安忆说，和《富萍》《桃之夭夭》这样比较轻松的作品比，《启蒙时代》体量要大，很难把握。《启蒙时代》其实只有21万字，篇幅并不长，小说里表现的时间是从1966年到1968年，其实只有不到两年，并没有《长恨歌》那样的篇幅和跨度。这里要交代一下，红卫兵运动其实是从1966年开始的，只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到了1968年底，毛主席就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到1969年，他们就全都离开城市了。但是，王安忆说，写这部书她是有一个大的欲望的，她要表达对一个时代的思考。这个大的欲望，用跟她关系很近的上海作家陈村的说法，是要建树。是陈村向我推荐的这部《启蒙时代》，他说这部小说跟王安忆以往的作品都不一样，其中有王安忆真实的追问。陈村是很有眼光的。
阅读王安忆这部小说确实有陌生感，这个陌生感，第一就体现在她原来的小说写得好的都是女性，这次却以男性为主角；第二是在她原来的小说都展示她比较细腻的感觉，这一次她却要写思想。她写的是在“文革”中，被现实启蒙的这么一个过程，她等于是封闭了原来熟悉的触角，要分辨这个她所理解的启蒙过程，这个就是她说的体量。王安忆是不甘于女性作家位置的，其实她的第五部长篇《纪实与虚构》就做过超越自身的尝试，但她是对家族史的寻找，是寻根。这部小说呢，是直接写思想的、写追问的，这就需要很大的魄力。王安忆说，她想看看小说的体量如果不从自然的时间、历史事件中来，能不能从思想中来。
《启蒙时代》实际上是写“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喧嚣过后，整整一代人对自己身份、自己和社会关系的思考。这当然是一个特别大的题材。现实生活中，那些在红卫兵运动中被蛊惑起狂热，要砸碎一个旧世界的一大批所谓的青年革命者，都经历过惨痛的心灵创伤，比如说坐牢，普遍地和家庭划清界线，以革命的名义去伤害他人。启蒙其实是指他们感觉到角色荒谬以后，在痛苦中对自己的追问。以我自己的体会，这种追问其实是在1968年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头完成的，王安忆这个小说把这个过程给浓缩了。
王安忆比我小两岁，“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读初二，她是小学六年级，我们都是红卫兵运动的旁观者，不是当事人。但是我们却看到当初高年级的那些领袖，已经在读《资本论》，在思考很深的问题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常常是披着军大衣的，就像革命战争年代的将军。我们学校里头就有一个红卫兵领袖，当时我就特别崇拜他，后来下乡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我还专门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回乡，成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乡村教师，一个很朴素的社会分工中的普通劳动者。
王安忆用21万字的篇幅，就将历经很多年精神苦痛凝就的一种精神财富表达出来，这真是一个大欲望。应该说她写得很吃力，因为她毕竟不是思想家，但是她能够表达这样一个题材，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她是要在黑暗中为这一代人摸索心灵历程。
第三，王安忆说，这部小说她起先确定的书名是“思想者”，但这个“思想者”的书名她写着写着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因为它太宏大、太概念了。于是，她就换了个名字，叫作“初恋”。她说她收缩了野心，就写一群青年人的青春期，有了情景的入口，就一下子写下去，这些人就活动起来了。写到三分之二，脑子里就出现了“启蒙时代”这个标题，思想经过“初恋”的过渡，就变成实体了。这部小说，王安忆说它是写一个思想的故事，为思想找到一些动作。
这部小说出版后，我的好朋友、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张旭东和王安忆做了一个对话，在我们三联书店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就叫作《对话〈启蒙时代〉》。张旭东说，这部书使他感觉像十九世纪一批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内心冲突。我却觉得，“文革”这样的经历，这么一代人精神伤痕里的精神洗礼，这个题材要远远大于以前所有文学经典里头的社会背景，因为“文革”对于一代人心灵的影响，确实要超过任何时代。
我们来看这部小说的故事。它一共有六章，分成三部分：第一章是开头，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肚子，应该是王安忆顺着“初恋”的书名写作的部分，第五章似乎另起了一行，却使最后的两章串联起前面的四章，形成了启蒙的过程。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南昌，小说中他是1951年出生，“文革”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初二，不是领袖级的人物。他父亲原来是华东局一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经跟着他的领导调到中央，后来这位领导成为分裂分子被清除出党了，他就回到上海，其实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按南昌的说法，父亲就像一个隐士，但他级别不低，南昌因此有革命干部的嫡传。红卫兵运动是以革命干部、军队干部的子弟为核心的，他们有父亲的将校呢的军章和大衣。小说里，南昌说，他因为父亲获得了革命嫡亲的身份，父亲又将他和时代隔开了。
这怎么理解呢？其一，他父亲丧失政治前途以后，就在重新思考自身的道路中，某种程度和南昌的苦闷同轨。其二，他父亲本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将自己归类于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南昌憎恶他，他也憎恶他的父亲，南昌对他的憎恶其实是遗传。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这是一种革命的畸形。有意思的是，小说的结尾，父子的思想又通过不同的思索走到了一起。
这个小说的线性叙述，其实是讲南昌价值怀疑的过程，在这个道路上他有三个启蒙者：第一个是陈卓然，第二个是小老大，第三个就是他父亲。
“文革”开始时候，陈卓然高中即将毕业，是个领袖级的人物，他读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这部小说里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具，“路易·波拿巴”就是拿破仑，“雾月十八”就指那天拿破仑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体制，改行帝制。王安忆说，马克思这部著作其实代表的是革命的辉煌、革命的浪漫，对青年激情的吸引。从陈卓然在演讲中激情洋溢背诵那些华丽词句所产生的感染力，到后来阿明也被那些华丽词句后的形象所激励，他们读到的其实是革命的诗，而非革命的现实。这个阿明我后面还会专门讲到。
陈卓然是解放战争中出生，出生以后寄养在山东农村，年纪比南昌大，他是烈士的后代。王安忆塑造这个陈卓然是生活在浩瀚书本里的思想者，南昌被他吸引，就因为辩论中他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引用。南昌价值怀疑的第一次阵痛，就来自陈卓然告诉他，你父亲是叛徒。后来父亲被隔离审查后，南昌选择了离家出走。王安忆有一段议论很有意思。她说：和父亲，包括母亲的决裂，使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一代父母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他们的身份面临受贬，在这个前提下，南昌的行为就无疑有一种变节的含义。这样，他就被孤立了，两派武斗，他在学校里成了旁观者。随后他母亲也被隔离，很快就自杀了，他离革命进程就越来越远了。
南昌接触的第二个启蒙者是小老大。小老大叫韦海鸥，他1944年出生在重庆，比陈卓然还年长。为什么称他小老大呢？因为他有结核病，生命中的大半时间都在医院里。王安忆说，她本来想写他是侏儒的，因为他个矮，还是孩子的形态，头发已经都白了，所以叫他小老大。小老大的母亲是个演员，父亲是白崇禧的秘书。母亲怀了小老大，就和白崇禧的秘书分手了，在重庆生下了他，在上海又参加了新四军的文工团，继父变成了军区政治部的副主任，小老大就变成军干子弟了。
小老大给了南昌什么启蒙呢？王安忆说，小老大的身体使他融入不了这个社会，他就必须创造出一套思想体系来解释这个社会，消解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王安忆比喻，陈卓然是从革命书本中间开出的花，小老大只是从吞食营养的菌类中间长出的草。这个菌类是小老大自己的说法，他喜欢植物，他说，人是菌类，从动植物的尸体中吸取养分。王安忆说，“文革”给南昌这帮人带来的病，一是激进政治，一是教条主义。小老大的作用是帮助南昌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的感性可以反省教条。
这个小老大家里经常有沙龙，他在医院里头认识了不少女病人，这些女病人都喜欢他，到他家里来，还带来了男朋友，一窝人挤在一起，身体隔着衣衫就有小小的接触。南昌在这里看到各种各样精灵古怪的女孩儿。小老大和南昌的第一次对话，是和他聊起龟背竹。小老大问南昌：龟背祖的叶子上为什么会破出那么多的漏孔？他对南昌解释说，因为它们长在热带雨林，风雨骤来，这么大的叶子很容易受伤，形成漏孔是穿风过雨，消解冲击力，保护自己。王安忆说，南昌是领悟不了小老大的思想的，他不像小老大那样身体受限制，南昌的身体那么活跃，他必须实践，于是就陷入了陷阱。他的初恋对象，从舒娅转到珠珠，再到嘉宝，这三个女性。
舒娅是类似王安忆姐姐的角色，父亲是右派。珠珠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职员，原来是南昌反感的那种小市民。嘉宝，爷爷是小资本家，她骑一辆英国的蓝铃，这是身份的证明。她有象牙白光亮的肤色，小说里说她骑车的姿态、发饰、着装，都给南昌这帮革命干部子弟打开了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入口。其实王安忆在写作的时候就意识到，南昌是一定要和这些女孩中的某一位发生性关系的，但却一直没有选定，需要事实的合理性。
那最后为什么是嘉宝呢？王安忆先写南昌这帮人戴着白口罩、白手套，深夜敲门，进嘉宝爷爷的房里，刚开始是要老人交代罪恶史，后来就变成三天一次的深夜聊天。他们称嘉宝爷爷是顾老先生，那顾老先生就称他们小将。顾老先生打开了话匣，讲起他做肥皂的发家史。对南昌而言，这也是一次特殊的启蒙，嘉宝爷爷告诉了他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怎么形成的，南昌就听到了和书本上不一样的生产关系、不一样的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
南昌是在跟嘉宝爷爷熟了、嘉宝流着泪求他们放过她爷爷的前提下，给嘉宝写了个条子，约她到小兔子家里去见面。小兔子也是军队干部子弟。小说里描写，小兔子不在家，南昌是看到嘉宝迎着光，白衬衫变成蝉翼一样透明后，有了冲动，有了强迫的身体接触。第二次，他们就有了性行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强迫的，后来嘉宝就是自愿的了。为什么是嘉宝呢？我以为在南昌的心里，对嘉宝是最没有压力的，因为在他的心里，嘉宝的家庭是可专政对象，嘉宝的身体就像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敲开她爷爷的门一样。然后嘉宝就怀孕了，南昌只能请小老大帮忙，小老大就让他去上海郊区找高医生。
高医生是教会医学院的学生，抗战时候去过滇缅公路服务，后来是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妇产科医学院毕业，就在“文革”中被人们说成美蒋特务。他被批斗后，就下放到农村这里的卫生所。高医生给嘉宝做人流手术时，南昌隔着布帘，他没听到嘉宝喊疼，只听到她哀求“医生，拉拉我的手”。南昌在嘉宝身上因此就感到了一种切肤之痛，所以他后来回答女人是什么时，就说女人是疼痛。
高医生对南昌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他其实跟南昌只有几句对话。做完手术，他问南昌：今年多大？南昌答：18岁。他就问：父母呢？南昌就说：父亲隔离审查，母亲去世了。然后高医生又问南昌：中学里学的是俄语还是英语？南昌说：英语，但全还给老师了。高医生就念出了两个单词“光”和“真理”，问学过吗？他说：光和真理是我们学校的校训。这个高医生虽然落笔不多，却是一个救赎的角色，要是没有高医生，南昌可能就会在纵容身体的道路上滑下去，高医生是把他拉回来的一种力量。
然后就是小老大的死，小老大死于肺气肿引发的脏器衰竭。他介绍南昌认识了很多女孩，启蒙了南昌的身体，让他离开教条；他介绍了高医生阻止了南昌的堕落，最后又让南昌懂得了疼痛与痛苦。南昌最后一次见他，他在熬药，他问南昌：人流做得怎么样？南昌就说：女人真可怕。小老大就说：花是什么？是植物的生殖器，植物最美丽的状态就是生殖。蕊是花最娇嫩的部位，纤巧精致，就是这样纤细的器官，担负起了繁衍的重任。他说，要爱惜花。南昌就问他：痛苦呢？小老大说，这就是人了，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痛苦是思想带来的。南昌就问：难道肉体没有痛苦吗？小老大说：那是疼痛，疼痛和痛苦是两个概念，痛苦是思想作祟，话回到花上，果实结成，花瓣就凋零了，这凋零就是疼痛，只是它不叫，不会叫，它没有语言。
这段对话其实特别重要，小老大是以他的表述方式，在讲感觉、情感和思想的关系。所以，小老大死后，南昌就认为他是酋长，是先知。南昌也终于在小老大死后，认识到施痛与受痛是并存在一个人身上的，施于他人之痛，必将落实于自身。
小老大死后，第五章好像是另起了一行，出现了何向明，也就是阿明。阿明是一个市民阶层的画家，“文革”中两派争斗，阿明的绘画才能使他成为两派争夺的对象。有一天他突然被绑架了，和一个曾经留学美国学数学的王校长关在一间教室里头。王校长和阿明有一段精彩对话。王校长将阿明描述的画面都转换成数学公式，他对阿明说，思维有了格式，就有可能解决更高级别的难题，阿明由此就看到了一个空间。王校长告诉阿明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理世界，可以被证实的，另外一个是你可以感觉到，但是没法被证实。可惜第二天，阿明和王校长便分离了，两派联合，阿明被释放了。阿明被释放以后，就到处去找王校长，就碰到了陈卓然。
然后，南昌在小老大的追悼会上，好像也看到了陈卓然，就找到他的家里。他见到陈卓然和阿明亲如兄弟，就很生气，因为在南昌的眼里，阿明就是一个小市民。陈卓然和南昌于是就有了一段怎么认识市民阶层的重要对话。陈卓然说：你我，我们总以鄙夷的表情称别人小市民，其实，小市民是公民。他说：巴黎公社的战士是谁？是巴黎的市民，他们最要求共和制，他们的生存方式最依赖自由、平等、民主的。他说：市民阶层求的是实际，现实可见的衣食温饱，也就是物质基础。思想和生计在他们那里合二为一，是自给自足，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他说：小市民其实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想。他称这种身体力行是自守的力量，这个力量的累积说不定在哪一个环节就会出现天才，很多历史著名人物其实都是市民。
陈卓然理解了市民这个概念后，走出书斋，在一个造船厂上了班。在巨大的车间、飞转的齿轮、尖锐的金属咬合声中，他发现无产阶级的世界原来有一种粗犷凶狠的力量，并不像书本上描写的那样完全不由人左右。他明白了，其实自己不是对思想有热情，是对浪漫的诗有热情，于是他定位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阿明呢？到了荒僻的山区，成了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也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喜欢其中华丽的句子。
小说中，南昌的最后一个启蒙者是他的父亲。他选择下乡的地方，准备去父亲的家乡江西，他父亲就说起他为什么参加革命，是因为人民的概念。他说，人民这个概念有效地挽救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将我们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这其实是瞿秋白的说法。
父亲对南昌的启蒙是，用他的实践破解了关于革命的教条，关键是讲到了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尴尬的境地。他说：倘若没有受过教育，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的服从；倘若是一个对世界万物有了彻底认识的哲人，因为彻底认知，就会相信他的真理；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相信，怀疑又会推翻你的相信。这就回到高医生说的那个光和真理的话题了。最后是南昌下乡了，他在热泪中离开了这座城市，褪去了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去寻找他生命中的光了。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故事。
最后，再说说这部小说的思想含义和文学价值。
首先，我前面已经说了，这部小说是直面“文革”，塑造了以南昌、陈卓然为代表的红二代，以及阿明这样的市民子弟，对自己身份、对自己和社会关系思考的过程。我的朋友张旭东从理论出发，称王安忆写的是一部启蒙的精神现象学。我和王安忆作为同时代人，觉得她是把我们这代人在很多年里很痛苦思考的问题，凝聚到上山下乡前的一年时间里。她提出的启蒙的概念本身就特别重要：从愚昧的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认清自己仍然是一个需要寻找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其二，这部小说虽然缺少传统的引人入胜的悬念和故事，但它塑造的几个人物类型却有非常典型的反思意义。比如南昌的父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家；比如陈卓然，从书本到书本，经过否定之否定，矫正自己位置的新知识青年；比如小老大，在身体的缺陷中，在病榻上反其道，通过其他生物认知人生和存在；再比如那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嘉宝爷爷。这部小说的情节其实是不同场景中的一次次清谈，比如陈卓然和南昌在操场上，比如南昌在小老大的客厅里，比如舒娅的那个小小的年轻身体挤在一起的小窝，王校长和阿明囚禁的教室。这些清谈构成了王安忆所说的思想的动作，这些清谈构成的不同方式的启蒙，体现了王安忆所说的这部作品的体量。王安忆其实是以南昌一步步启蒙过程中的这些典型人物的清谈场景，更新了故事的概念。
其三，这部小说写南昌、陈卓然的启蒙过程，写阿明经由王校长和陈卓然的启蒙过程，究竟要表达什么呢？我想这个启蒙过程是写，在“文革”这样的政治狂飙中的飞轮中，如何让自己从教条的符号中解脱出来，回到一个真实的人，感知到施痛与受痛，回归到真实的人性，重新架构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文学是人学，这部小说因此而写了重大题材中非常深刻的人性问题，它的叙述用了很多大胆的思辩，它因此而形成了很独特的文学价值。
最后总结一下这一讲的知识要点：
第一，《启蒙时代》是王安忆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她讲了一个生活在蒙昧教条中的干部子弟，如何回归人性，认识到自己和社会真实关系的过程。
第二，启蒙其实是指那些在红卫兵运动中被蛊惑起狂热的所谓青年革命者，感觉到角色荒谬后，在痛苦中对自己的追问。王安忆将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完成的这个过程，浓缩到了这部小说里。
第三，这部小说，王安忆说她是写一个思想的故事，为他们的思想找到一些动作。她说这思想是一个价值怀疑的过程。在启蒙过程中，王安忆塑造了几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第四，这部小说中的南昌是经过了身体启蒙、市井的启蒙，渐渐脱离教条主义，意识到真实的社会形态，由此才开始建立真正独立的人格的。
第五，王安忆最终要强调的是，真实的人的回归和真实的人与社会之间的责任。这部小说的体量其实体现在这里，这就是王安忆的建树。
撰稿、讲述：朱伟 脑图：摩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