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以赛解读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以赛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本书是翻译名家杨苡的口述传记。杨苡生于1919年，历经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她的传记，既有关时代中的人，也有关人所造就的时代。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人生和时代的话，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杨苡原名杨静如，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她曾翻译过英国作家埃米莉·勃朗特的 Wuthering Heights，梁实秋先生曾将这一书名翻译为“咆哮山庄”，但杨苡不满意这版翻译，她将之译成了更为传神的“呼啸山庄”，这是公认的佳译。她的家世显赫，祖母是四川总督的女儿，祖父是杭州知府，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兄长杨宪益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曾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负责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多本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工作。杨苡先生于2023年1月27日逝世，享年104岁。这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她唯一的一本传记 。

本书作者余斌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张爱玲传》《周作人传》等。余斌在南大结识了杨苡先生，常去她家作客，杨苡善聊，记忆力也极佳，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不在话下。聊得次数多了，余斌觉得这些内容，实在应该记下来与人分享，就有了做一本口述实录的想法。2019年，杨苡先生跨入百岁，那年年底她生了一场大病，病后她正式提出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完成这本口述实录 。

这本书的书名里写“一百年”，但实际上书中只讲了1919年到1946年这27年间的内容。余斌将这些内容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章：“家族旧事”“中西十年”“从联大到中大（上）”和“从联大到中大（下）”。余斌说，这本书确实只能算作一部分，后续的内容还在整理，而之所以要先出版这一部分，是希望杨先生还在世的时候，能看到一些实际的成果 。这本书在2023年1月出版，余斌在采访中提到说，杨先生拿到书的时候，很激动，还说，“怎么我就随便说说，就做成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只是可惜母亲看不到了。 ”

阅读这本书，可以说是重新了解一段近代历史，只不过它不像其他历史书那般严肃，它是私人视角的，充满了细节和温度的。比如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但在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小时候在他家玩捉迷藏。再比如文学家沈从文先生，杨先生首先记起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棉袄袖子里掉出棉絮的画面。刘勃老师读完这本书后说，杨先生让我们对历史的感受更具体和更亲切了，“更像是一个人和人的交流，而不是一个人和概念的交流了，这就是这本书不可取代的价值”。除此之外，阅读这本书，也是了解一段人生故事。杨先生虽是出身世家，但在她的叙述中，身份和成就是她最不看重的，她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友情、爱情，她所经历的人和事。余斌说，“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跟随杨苡的叙述回顾她的家庭和童年时光。第二部分，我们则聚焦杨先生成年之后，她一路从天津前往昆明，然后又奔赴重庆，最后安定在南京。这是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战史，而对杨先生来说，也是她的漂泊史和成长史。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关于家庭，杨苡从祖母讲起。杨苡祖母吴述仙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女儿。吴棠的发迹之路可谓传奇，据说他早年做县令的时候，有位故交的儿子走水路回原籍安葬父亲，从他那儿经过，吴棠派了仆人送三百两银子过去，结果仆人送错了，送到了另一条灵船上。吴棠知道后，觉得没有讨回来的理，只好又拿了三百两银子送过去。到河边，误领银子的一船人对着吴棠一番道谢，他们是安徽皖南道员惠征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后来进宫，成了慈禧太后。慈禧一直念及吴棠的这份恩情，入宫掌权后，一有机会就提拔他，吴棠从此官运好得不得了。吴棠的女儿嫁给杨家的长子杨士燮，杨家自然跟着沾光，以至于杨苡的父亲一辈，字里都有个“川”字，就是为了感念做四川总督的吴棠 。

杨苡父亲杨毓璋是家里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被安排进了沈阳电话电报局做局长，之后又去到天津，做中国银行的行长。杨毓璋把银行办得有声有色，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还曾送了对联来感谢他对政府的资助 。杨苡在书中说，杨家不少后人，都是靠祖产生活，整天什么事也不干，她父亲要算他那一辈里最能为杨家光宗耀祖的了。

旧式家庭，三妻四妾是常事。杨毓璋有三个夫人，其中杨苡的母亲徐燕若是父亲纳的妾。徐燕若家是在天津开车行的，不算富裕，为了供儿子读书，就把女儿卖给了杨家做妾。徐燕若为此记恨了她父亲一辈子，哪怕后来父亲病重，也不愿再见他。但她仍然为徐家操持了很多，弟弟妹妹读书都是她供的。杨苡在书中说，她舅舅高中毕业，母亲想供他上燕京大学，但舅舅不愿意，写信说不想再花姐姐卖身的钱念书。杨苡母亲听了直落泪，一来心疼舅舅懂事，二来这又勾起了卖身的事，戳到了痛处。妾室在家中地位不高，万事都得低头，杨苡说这个不平等的帽子一辈子也摘不掉。所以，徐燕若认定自己儿女非念书不可，念书才能有出息，有出息才能为她争口气 。

杨苡1919年在天津出生，没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起因是一场风寒，本不是什么难治的病，但家里人多，主意也多，加之又有钱，各种治疗方案都想试试，一会儿中医，一会儿西医，最后反而病情加重，没得治了。父亲去世后，杨家随之败落。杨苡在书里总结说，一是没了父亲作主心骨，家中出了不少乱子，比如管钱的七叔挪用家产贩私盐，结果盐船翻了，一大笔家产就此没了；二是父亲太过信任银行，资产大多都存在了银行，后来日本人打过来，强令将中国银行的钱变成储备券，这些钱便不再值钱了 。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败落，大户人家的派头也还是在的。

杨苡在书中提到比她大五岁的哥哥杨宪益，杨宪益也是徐燕若所生，只不过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儿子，从小就抱给了大房，称大房为娘，称亲生母亲为姆妈。用杨苡的话说，他在家中是“真正的小皇帝”。从小吃饭到穿衣，什么都有人伺候，哪怕系个鞋带，也是脚往鞋里一伸，等着用人给系。杨苡小时候爱跟哥哥去逛街，看中什么东西了，只要拉一拉哥哥的衣服，哥哥就吩咐用人付钱去了。有一次逛完街回来，杨苡见哥哥坐着发愣，还眼泪汪汪的，立即大喊了一句“哥哭了”。就这一句，顿时全家大乱，男女老少用人全跑来问是怎么不高兴了。杨苡只好把下午逛街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去了哪儿，在哪儿停过，看了一些什么，讲到哥哥把玩过一个手电筒，老仆人潘爷连忙坐家里的黄包车出去，把手电筒买回来了，递到哥哥跟前，谁知哥哥说，太重了，我才不要呢。接着再回想，哥哥还询问过一只小狗。老仆人潘爷又去买狗，买回来后，哥哥说，这是母狗，不喜欢母狗。时隔多年，杨苡回想这件事，她觉得哥哥可能只是太累了，打过哈欠，所以才“眼泪汪汪”，但他的一个哈欠，放家里也是不得了的大事了 。

相对于哥哥姐姐，杨苡笑称，她的“地位是最低的”。母亲认定哥姐是能读书的，但杨苡是笨头笨脑的。母亲从不教哥姐家务活，因为觉得他们用不上，但却要求杨苡必须学。母亲还最要杨苡守规矩，比如吃饭，只吃面前盘子里的菜，不许乱伸筷子，别人夹菜过来，都得让回去，如此一来，杨苡常常觉得没吃饱。她和家中的用人关系好，就是因为他们常给她东西吃。

书中，杨苡也记述了家中的几位用人。比如潘爷，潘爷是家里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用人。杨苡最为记得每当家里来客了，潘爷就会撩起长袍下摆，一路小跑，一路高喊谁谁来了。家里一些关键时刻，都会用上潘爷，比如长房女儿，杨苡称“大公主”，在广州闹离婚，还被人威胁了，家里就派的是潘爷去解围，接回了“大公主”。潘爷极为讲究等级秩序，用杨苡的话说，挺势利的。每每有来客，他都会从上到下把人打量一番，那些他不太看得上的客人，就不往里带，门房聊几句便给打发了。完了还不忘叮嘱杨苡，像这样的人就不要来往了。天津解放后，杨苡带孩子回天津，离开时是潘爷给送到火车站的。母亲特地叮嘱要给潘爷赏钱，到了火车站，杨苡把钱拿出来，潘爷立马单膝跪地说“谢谢六姑娘”，仍是过去的那一套 。

杨苡八岁的时候进到中西女校上小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简称“中西”，是美国的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学校，像赫赫有名的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 。杨苡在书中说，她很烦总有人拿“贵族”说事儿，但中西女校倒确实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女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的女儿，还有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朱启钤的女儿，都念的是中西 。中西女校每学期的学费要八十几大洋，要知道当时家里女用人的工钱每个月才两元钱，所以普通家庭，是不可能供得起的 。书中，杨苡详细讲述了这民国时期的精英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教会学校和别的学校最大不同是重英文，小学的时候就用英语授课了，数学、物理、化学都用的是英文课本，文学、古希腊史就更不用说了。除此之外，就是重音乐。杨苡在书中说，“从入校直到毕业，没有一天不唱，在‘歌声’中成长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夸张。”音乐教育本质是一种情感教育，它教人感受和抒发情感。杨苡特别记得有次朝会，学校里有教员去世了，她们唱起《渡过死海》，歌词里说“这番辞行，我好扬帆，辞别时间空间，远远随了潮头”，一群小孩子，自然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唱起歌来，都觉得难过 。

杨苡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国民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学校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不例外。“教育部”还借此规定，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并且要提高中文授课的比例，自此之后，像数理化之类的课，就都用中文教了。杨苡在书中着重提及了她的语文老师，其中一位叫范绍韩。范先生对学生很严格，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命题作文，文言和白话轮着来，此外还要求每周至少交两篇周记。范先生常说的是要讲真话，“你怎么想就怎么写，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学生们因此什么都往周记里写，无论快乐还是烦恼，范先生看得很仔细，但从不把这些内容往外说，权当“悄悄话”。有一次杨苡在周记写说觉得自己太笨，不会有什么成就。范先生批了八个字，“不问收获，只管耕耘”。杨苡说，她“后来喜欢写作，爱写长信，多少都和范先生最初给的鼓励有关系” 。

中西的生活完全是象牙塔里的生活，杨苡自己就说，当时对外面的世界、民间的疾苦，真是一无所知的。而实际上，那是很动荡的年代，军阀混战，各派势力打作一团。杨苡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忽然让学生赶快回家，说是有败兵经过天津。学校顿时大乱，校工们用铁丝网把学校围了起来，还说这铁丝网一会儿是要通电的。杨苡稀里糊涂地跟着姐姐跑到校门口，接人的车停在那儿，乱作一团，喇叭叫个不停，有马被惊到了，拖着车一顿狂奔，很是吓人。但其实当时杨苡自己完全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还在担心当天带到学校的蚕宝宝会不会饿死。

杨苡从中西毕业是1937年，她形容说是“真正的多事之秋” 。7月初毕业，紧接着就是七七事变，中西为了保护校产，在学校里挂起了美国国旗。但杨苡的生活倒是没受多大影响，办了隆重的毕业礼，收到很多礼物，学起了踢踏舞，母亲还因为她成年了开始按月给她零花钱，但她心里却总是感到苦闷的。她在书中说，“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正是在这种苦闷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

杨苡一直很崇拜巴金，她觉得巴金在《家》这本小说里写的，和她家简直一模一样。那时很多人在给巴金写信，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想在大作家巴金这里寻求一份理解、支持，还有指引。杨苡对巴金无话不说，她甚至会仔细描述她夜里做过的梦，最长的一封信有十七页纸。巴金在回信里安慰她，说要把书念好，要有耐心。杨苡说，当时家中与她要好的哥哥出国留学了，巴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的兄长。巴金还曾在回信里说，在天津可以找他哥哥李尧林，他或许能给一些帮助。杨苡就此结识了李尧林。

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那时在南开中学教英语，后来因为日本人轰炸，炸到南开的教室宿舍，他没地方住了，借住在了一个学生家，顺便就当家教了。杨苡与李尧林见了一面，之后就通上信了。她称巴金为李先生，李尧林比巴金大，她就称他“大李先生”。两人通了有四十多封信，吃了什么，去了哪儿玩，见了什么人，反正什么都说。但两人见面很少，只一起散了几次步。但只是这样，就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杨苡一直受的家庭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她当时不太说得清楚她对大李先生的感受，在当时给巴金的信里，她只说，“这怎么谈得上是love呢”。但每当收到大李先生的信，她总是很开心，她在书中说：“甚至不只是开心，是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有一次，杨苡和几个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开场她就见大李先生坐在后排。散场后，她不自觉就往大李先生那边走，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他身后。出了影院，大李先生才站下等她，然后说要带她去一个地方。他把杨苡带去了海河边，这是杨苡此前从未来过的一个地方。杨苡在书中记述说，“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那时说，“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杨苡问，“那你呢。”大李先生回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分别的日子很快来临。1938年7月7日，杨苡要就读的南开大学因抗战迁往昆明，她要随学校奔赴西南。那天上午，她背着家人，悄悄和大李先生见了一面。大李先生当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碎纸片，那是杨苡写给他的信，他解释说他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随后他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把这些碎纸片抛掉了。两人约好要在昆明再相见，大李先生还在杨苡的纪念册上写下：“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但实际上，那天就是两人的最后一面了 。

那天之后，杨苡踏上了前往昆明的道路。1937年，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战争再度逼近，三所大学又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战争史，还是教育史上，西南联大都是不折不扣的传奇。用作家李海鹏的话说，当年这条迁往西南的道路，“是男孩们成为男人们的道路，是中国珍贵又脆弱的大学传统的保存骨血之路，是既在逃难也在进军之路，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的苏生之路。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跟随杨苡的叙述，来看一看她记忆中的西南联大。

杨苡7月7日上船 ，经上海、香港、越南的海防，然后又转铁路，奔波20多天后，到了大后方昆明。到了后，先住在南屏大旅社。旅社老板说是一位军长的遗孀，叫刘太太，她非常爱国，对流亡西南的大学生特别好，住那儿的头天不收钱。当时昆明不够现代化，房子很老旧，也没有高楼大厦，但杨苡却立马迷恋上了那里的云、树、山、水，她说滇池“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是可以直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都还会梦见”。

杨苡先是在蒲草田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租住在了青云街的一个大院里。当时这个大院住了不少名人，像是沈从文先生，还有民国初年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 。杨苡住的房间不过四五平方米，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墙是竹篱笆做的，每逢下大雨，雨水从屋檐上泻下来，很容易就进到屋里。但杨苡完全不担心，甚至巴不得被淹一次，她还会不由地唱起在中西学的和雨有关的歌，一边唱一边扭。杨苡说：“到现在当时的情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因为看到雨‘触景生情’，更突出的却是那时的心境，那时真是年轻。 ”

在青云街住久了，杨苡和沈从文也熟了起来。她回忆沈从文总是一副容易害羞的样子，一口湖南话很绵软。沈从文极为用功，杨苡记得几乎每个晚上，她都会看到沈先生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举着灯进卧室。有时沈先生会问杨苡，昨晚写了什么，看了什么，叮嘱她不要犯懒贪玩。杨苡在书中说，沈先生都是笑着说这些话，但其实是很认真的教诲，只是自己一直做不到。杨苡进联大念的外文系，也是沈先生拿的主意。他的意思是，在教会学校学了那么多年外语，扔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沈从文有时还会给杨苡抱来一堆世界名著，叫她做读书笔记。杨苡在书中说，沈先生平时低声细语，动不动就脸红，但他其实有自己很倔强的一面。

联大开学定在十月 ，可就在快开学时，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把学校那一带炸得一塌糊涂。其实从九月起，日军就一直在轰炸了，每有日军飞机飞来，城门楼上就会挂起一只红色的气球，警示大家要躲起来。那一阵，所有人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往城门楼上看，一旦升了气球，就得扛着衣物往郊外山沟里跑，待到天黑再回来。

后来，总不开学也不是事，联大就在轰炸声中开学了。联大的校舍分散在好几个地方，都是借来的，学生每天早上起来，在各处之间跑着上课。老师们都是名家，杨苡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等，没有教材，他们各自讲各自的研究。有时上着课，警报声响起，学生们就得带上书出城，一点也不慌张。用巴金的话来说，这是“强迫我们游山”。

杨苡在书中说，说实在的我读书不太用功，但联大好就好在它是允许你不用功的。联大气氛宽松，特别自由，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只要头一次把听课证给交了，之后一个学期不露面也没事。杨苡的一个同学一个学期找不到人，后来知道是到缅甸跑单去了。杨苡因此参加了不少课外活动。联大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杨苡加入了高原社，这是一个文学社团，当时的团员有后来成为现代诗歌大家的穆旦，以及后来成为杨苡丈夫的赵瑞蕻。

杨苡在书中细致回忆了她与赵瑞蕻相识相交的过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浪漫，也不美满，相反杨苡毫不避讳地流露出一种悔意。作者余斌在采访中说，议论杨先生的时候，经常说到她天真，这天真有时候就表现为别人很忌讳的事情，她却能直接说出来。这背后隐含着的其实是我们对真实的接纳程度，很多人会回避真实，但杨苡不回避 。

杨苡说那时赵瑞蕻一直追她，没心没肺的。杨苡上哪儿，赵瑞蕻就跟到哪儿，连吃饭也跟着，而且最后还是杨苡付钱。有一次两人在小馆吃饭，有人从那儿过，大喊说有个男同学专吃女同学的，赵瑞蕻并不在乎，但杨苡却窘坏了。还有一次赵瑞蕻约杨苡去学校后门的一个偏僻地方，遇上了一个云南兵，云南兵对着他们一通骂，还让拿钱消灾。但他们都没带钱，杨苡说可以拿折子去银行取，云南兵不准两人都去，结果赵瑞蕻去了，留下杨苡在那儿当人质。后来赵瑞蕻回来，只问了一句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杨苡很生气，她在书中说，这事我是一直不原谅他的 。

而且那时杨苡其实还在和大李先生通信。大李先生在一封信中说过，他已经买了来昆明的船票。这之后杨苡一直在等，但后来又收到一封信，大李先生说把船票退了，退票原因等见面了再说。杨苡不免有些生气，后来还从朋友口中听到大李先生晚上常和一个人去溜冰，就更生气了。要到很后来，杨苡晚年了，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大李先生退票可能只是经济上的原因，他当时的情况，连买双皮鞋都要犹豫再三。杨苡对大李先生，一直是有自卑的，不敢表露这份感情，只说是崇拜，她后来觉得她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过大李先生可能也有他的自卑，他也会因为他的年龄和家境，在爱情上选择退缩 。总之，两人就此错过了。杨苡当时把赵瑞蕻对她的追求一五一十跟大李先生讲了，信里还曾用到“纠缠不休”这个词。大李先生回信说，我一向关心你的幸福，希望你早日得到它，既然赵瑞蕻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杨苡当时心想，那你让我接受，我就接受吧。后来大李先生曾跟友人说杨苡结婚是跟他赌气，这是句玩笑话，但杨苡在书里说，他也许是说中了。

杨苡和赵瑞蕻的婚事，家里是很不满意的，但无奈当时杨苡怀孕了。两人没办婚礼，就在昆明西山上订了个旅馆，招待了一些朋友。杨苡在书中很坦诚地说，关于昆明，关于联大，她的记忆有两个部分，头两年，她尽情感受着联大的朝气与自由，但后来随着个人生活的变动，事情不那么愉快了，她渐渐觉得自己与联大不是一体的了，也就不愿再回想了。她和赵瑞蕻，搬过好几次家，一边躲轰炸，一边抚养刚出生的女儿赵苡，日子过得很难。沈从文有一次来看杨苡，他对她就这样结婚是不满意的，但还是各种帮忙，还叮嘱杨苡，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

而另一边，杨苡家里人也因战争迁往西南大后方，到了重庆，母亲一直来信让杨苡来重庆。杨苡是犹豫的，一方面她还想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又实在想换个环境，不想老和赵瑞蕻在一起。后来母亲见她迟迟不来，干脆托人买了机票，送到了杨苡手中，杨苡闷头去了重庆 。

在重庆，她和母亲、姐姐住在了姐夫租来的一处院子里。母亲对赵瑞蕻不满意，起初看了孙女赵苡的照片，也不满意，但真的见到的时候，又喜欢得不行。那一阵，杨苡就跟着母亲学做家务，忙着带孩子，她在书中说，“我是真正当家庭妇女了”。两个月后，赵瑞蕻也从昆明来了重庆，他到了一所中学教书，后又去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当助教。而杨苡则开始在南开中学代课。不过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停了，因为当时杨苡还没拿到大学文凭。这事刺激了母亲，她要求杨苡回学校上课，孩子就交给她来带。回联大是不可能了，但好在当时各校之间的学分是互认的，在中央大学借读，修满学分，也可以拿联大的文凭。杨苡于是又考进了中央大学，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

按理说，时隔一年回学校，重新过集体过生活，会有些不适应，但杨苡说她一点也没有，甚至还很兴奋。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是两所很不一样的学校。两所都是当时国内最有名的大学，但联大宽松自由，没什么禁忌，学生自由散漫，而中大则有不少规章制度，比如每天早上要吹号叫学生起床，中大的学生会更用功，更在乎考试和成绩。但杨苡倒是没怎么改变自己的作风，她说，“在联大我不是好学生，在中大也还是不用功”，她甚至因为花太多时间泡茶馆，而被同学告状到了系主任那儿，说这个样子，考试怎么能过呢。

大四那一年，杨苡上了一门课叫“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她尤为喜欢勃朗宁的诗，逐渐就做了一些翻译。不过她说，她当时译诗就像她写诗一样，纯粹是自娱自乐，没想过要发表的事。与此同时，丈夫赵瑞蕻也在着手翻译《红与黑》，他比杨苡用功，一直不停地在写、在翻。杨苡说在翻译这件事情上，她与赵瑞蕻可以说是“志同道不合”，从对诗歌的喜好，到翻译的方法、习惯，再到这背后人的性格和教养，差别都很大 。有一阵儿，杨苡想过要不要与赵瑞蕻离婚，她还去问了母亲。母亲说，你结婚的时候不来问我，这时候来问我了，我不管。在离婚这件事上，杨苡也就只是想了想，她担心这会影响孩子，后来她又有了二女儿赵蘅，离婚就更不可能了。

中央大学毕业后，杨苡去了兼善中学教英文 ，这时抗战快到尾声了，但谁也不知道究竟还要多少年，日子依然是有些艰苦的，心情也有很多的苦闷的时候。但杨苡在书中没太讲这些，她依然在讲的是生活中好玩的人和事。比如她讲重庆很大一只的老鼠，讲她是怎么用老鼠来吓唬女儿，让女儿听话；她还讲她去排话剧，从母亲这儿求来了一件银狐大衣去当戏服。作者余斌在本书的后记里说，杨苡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这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甚至可能这种“好玩”的处世态度，支撑着杨苡走过了外在和内在的种种动荡 。

1945年，日本终于投降。8月15日当天，街头卖报的一路高喊“日本鬼子投降了”，所有人都跑到外头，到处都是欢呼声和鞭炮声。但紧接着，对普通人来说，他们要考虑的是回家问题。杨苡在书中回忆说，八年流落他乡，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在寻找回乡的法子。这可不是说走就走的，要抢交通工具，要处理这八年的家当。那一阵儿，重庆街头到处都是摆地摊卖东西的，杨苡也拿着不要的毛衣旗袍去卖了 。

赵瑞蕻当时在中央大学任助教，要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南京。中央大学包了一艘大轮船回去，但教职工本就多，再加上各自的家属，根本安顿不下。杨苡一家只能是睡在甲板上。甲板上用粉笔画好了，一家一块地方，也就一米来宽。刮风下雨了，没处躲，就拿准备好的雨布盖在身上。一家人就这么到了南京。杨苡在书中记述说，“船是下午到的南京，一看见下关码头，船上的人就激动起来。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好多人一起哭，泪流满面。我想起三八年从越南那边入关的情形，当时大家见着国旗，兴奋得又哭又跳。那时我十九岁，现在人到中年，有了两个孩子，没有那样的兴奋了。不是南京人，我对这里是陌生的，只是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本书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这之后，无论家里还是家外，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动荡的程度，一点不比战时少。杨苡也逐步走向了翻译的道路，她先是在南京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担任翻译工作，翻译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马可波罗游记》 。1954年，她开始了《呼啸山庄》的翻译工作，她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当年翻译这本书，窗外狂风大作，她嘴里不断念着这本书的英文书名，Wuthering Heights，突然就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她说：“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

晚年的杨苡，依然爱看电影，也爱写信，103岁接受采访时，也依然是神采奕奕、兴致勃勃的。她后来常提到《基督山伯爵》结尾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她17岁写信给巴金的时候就已经用上了，那就是“等待和希望（Wait and hope ）”。我们再回望杨苡的一生，从显赫的旧式家庭，到军阀混战时期的中西女校，再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重庆的中央大学，最后再定居南京，贯穿始终的不正是这句话吗——“等待和希望” 。

余斌在杨苡去世后，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当中他说，杨苡的等待不灰暗、不怀疑、不焦虑，也不虚妄，相反是充满人情和温暖的。从前面的这些内容，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在杨苡的叙述中，她注重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当下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其中思考和启示一类的东西很少，她讲的就是她的生活本身。这可能正是杨苡最大的不同，也是她最大的力量所在，她向我们展示的是，我们可以对生活有很多抱负、很多志向，以及很多思考，但有时候，一点点耐心，一点点好奇，其实也能支撑我们走到很远。余斌在那篇纪念文章的最后写道：“未来对于杨苡先生和对于我们一样，没有剧透，我相信如果历史早晚会成为故事的话，她会有好奇心和我们一起听下去，听下回的分解。她会以她的乐观、达观陪伴着我们，等待，并且不放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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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杨苡生于1919年，历经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她的传记，既有关时代中的人，也有关人所造就的时代。

2. “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