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丹阳解读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丹阳解读

关于作者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20世纪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整个学术生涯致力于美国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著有《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等作品，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关于本书

本书曾获1964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在反智主义领域的研究中，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存在，至今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霍夫斯塔特没有简单的呈现反智的现象，而是用细致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如何促使了反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是当代人理解美国政治及文化的重要切口。

核心内容

反智主义是对运用智识的知识分子抱有怀疑和怨恨，这有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方面的多重原因，它是在追求平等、民主、实用这些价值时的副产品。反智主义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大部分的反智主义者都是温和的、善意的。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让整个社会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功能，而且它无法被根除，因为它本就是美国文化中天然携带的基因。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丹阳，今天要为你解读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你可能不熟悉反智主义这个概念，但是你一定注意到近年来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比如，疫情以来，美国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众多，但是很多美国民众依旧不理会专家的警告，该聚会聚会，该度假度假。咱们也在新闻上听到过，大家都知道应该戴口罩，但居然有不少美国人拒绝戴口罩的理由，是口罩里藏着5G天线，会让他们感染新冠并被追踪定位；又比如，2020年美国总统的换届选举，极端民众袭击国会，并不理会冷静克制的专家学者的声音，理性的声音被反智的舆论所湮没。

这种种离奇的现象，让全世界都觉得大惑不解，崇尚民主体制和科学理性的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美国人自己也纳闷，因此，出现了不少关于反智主义的研究。比如，美国战略研究专家尼科尔斯所写的《专家之死》，就从高等教育的商品化、互联网领域的内容过剩和媒体行业的娱乐化三个角度，来探讨美国当下反智现象的由来。这本书咱们听书栏目也解读过，而得到电子书里的《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也是受今天要解读的这本书的启发写成的，主要以美国文化为透视点，警告如果任由反智发展，美国会愈发愚蠢。

但是，反智主义真的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吗？我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它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不是理智一时受到蒙蔽，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说，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必须深入历史，才能看清它的本质。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曾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美国史学史上一部传世的杰作……是想了解今天美国的人所必须阅读的一本书。”本书出版于1963年，第二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此后的数十年，不断被讨论、被引用，每当反智主义出现回潮，人们就会想起书里的经典论断。

本书的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他是最早关注到美国反智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有深刻地洞察。这些研究，历经几十年，至今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本书里，霍夫施塔特没有单纯地呈现反智主义的现状，而是深入美国文化传统当中，从宗教、政治、商业、教育四个方面，为我们分析了推崇民主平等的美国，为何会成为滋生反智主义的沃土。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霍夫施塔特的思考，穿梭回到美国的历史文化当中，探索美国反智主义的源头。我会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首先，看看美国的反智主义是什么，反的到底是什么；其次，探究美国的反智主义是怎么来的；最后，咱们讨论一下反智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危害。

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反智主义是什么？反的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反智主义呢？霍夫施塔特的解释是“对理智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怨恨和怀疑；它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这个定义有些抽象，我们不妨回到霍夫施塔特笔下的20世纪50年代，一起看看美国社会那些反智的现象，代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体会什么是反智主义。

当年的美国社会，从民间到政府高层都充满了对专家的质疑与嘲弄。比如，一位名叫弗兰克·乔多洛夫的业余经济学家，对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他的理由简单直接，他认为人人都在谋生，因此人人都是经济学家。这就好比，人人都会思考，因此人人都是思想家一样。显然，这种对专家权威粗暴的否认，是反智的，也是危险的。

曾在二战中担任过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为我们贡献了类似的素材。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总统，你要往一个国家派驻大使，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选择一个毫无外交经验，连那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吗？我想肯定不会，但是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真的就选了这样一个人出任锡兰（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大使，此人名为麦克斯韦·H.格鲁克，是当时美国一家连锁店的董事长，他不仅缺乏从政经验，甚至连锡兰总理的名字都说不出来。

这一荒诞的任命，激起了一些参议员的质询。但是，总统还是不遗余力为其辩护，说因为他资助了竞选，就应该用委任作为回报，格鲁克没经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学。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深究底层逻辑你就会发现，这是妄图用短暂的“学习”来抹去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专业差距，这显然是错的。

通过这两个例子，作者向我们展示，美国反智主义首先表现为对平民智慧的过分信任，和对专家权威的无理怀疑。从民间到政治高层，统统表现出对“差距”的拒绝，哪怕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仿佛强调“差距”，就会破坏《独立宣言》中有关人人平等的信念。

说到这，你可能会问，是不是反智主义反的就是专家呢？并不完全是。通过观察研究，作者发现，如果专家具备某种气质，他就很容易遭到人们的怀疑和反对。那么这种气质是什么呢？作者把这种气质定义为“智识”。你可能会问了，专家不都是高智商的人吗？但作者发现在当时，智力和智识有些微妙的区别。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仅从词义来讲，无论是含义，还是指代的能力，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指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文字作品中，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智识（intellect）总是被当作是一种绰号，智力（intelligent）却受到人们普遍的推崇。美国人对那些从事科学创造、技术发明的高智力人群是十分推崇的，没有人会怀疑智力的价值，但是，对那些想要过一种智识生活，以理性、批判性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却表示轻蔑和不满。要理解这两个词在当时的微妙差别，我们试着从下面两位同时代却不同际遇的人为例，给大家讲讲。

你一定知道托马斯·爱迪生是谁，作为世界级的大发明家，他是美国民众的楷模，是一代传奇。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是谁。这个人是美国第一位数学物理学教授，同时还是一名物理化学家，他创立了向量分析法，他的理论著作《论非均相物体的平衡》奠定了现代化学热力学的基础，但由于美国对于纯理论研究的轻视，导致这部著作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反而是在欧洲大陆收获了赞誉，先后被译为德文和法文。

在作者看来，这个例子里，爱迪生代表智力，而吉布斯代表智识。这个分类有些粗暴，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两者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智力的终点是实践，说简单点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怎么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之后，把灯泡点亮。而智识没有终点，永远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沉思、好奇、创新和批判的能力。后一种过“智识”生活的人，才是反智主义的反对对象，而这类人有一个统称，那就是知识分子。

现在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霍夫施塔特对于反智主义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对运用智识的知识分子，抱有怀疑和怨恨。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的国父们，几乎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比如，詹姆斯·麦迪逊仅用两年就完成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美国宪法就是以他起草的“弗吉尼亚方案”为蓝本。托马斯·杰斐逊更是被誉为“开国三杰”之一，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为美国奠定了自由平等的精神内核。可是，为什么由这群人建立的国家，会发展到如此不待见知识分子呢？

第二部分，就让我们跟随霍夫施塔特的视角，走进美国社会，沿着宗教、政治、商业、教育四条路径，考察一下美国的反智主义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对美国反智主义寻根探源的过程中，作者将宗教放在了第一位，这种安排多少让人有些意外。宗教关乎人的心灵和信仰，它和反对智识生活和反对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呢？

在作者看来，美国独立之前，从欧洲漂洋过海而来的清教神职人员，所扮演的正是知识分子的角色。作者在书中提到，第一代清教徒牧师非常重视智识和教育，他们中很多人都毕业于剑桥和牛津，为了杜绝“文盲牧师”，他们还建立了哈佛大学，让牧师接受神学和人文课程。后来，这波接受了专业学习的牧师，逐渐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对《圣经》的诠释和理论论述，而不是追求激昂的情感宣泄。他们的布道词既虔敬，又充满哲思和学术性。17世纪后期，殖民地居民与印第安人处在连年的战事中，一半的城镇遭到破坏，大批年轻人死于战争。即便如此，这批清教徒还是建立了学校，让众多牧师完成了神学和人文主义教育。在作者看来，正是他们“成功地把大部分欧洲文明的最宝贵遗产带到了新大陆。” 

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从18世纪中叶兴起的大觉醒运动，到20世纪宗教面对世俗世界的挑战，美国的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了反智主义的倾向。

作者讲述，大觉醒运动的核心宗旨是反对教会专制，实现宗教复兴。所谓宗教复兴，就是将灵魂归还给上帝，说白了，信仰这件事，信什么，怎么信，信徒自己说了算，与教会和神职人员无关。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兴起，有一个关键力量的推动，那就是美国人口的不断迁徙。正是这一因素，给传统牧师带来了两重挑战。

一是地理上的挑战，信众分布稀疏，且交通不便，别说让他们每周来做礼拜，就是保持与教会的基本联系，都是奢望。二是精神上的挑战，知识分子式的牧师和普通信众的理论差距，导致高深莫测的布道只会让信众觉得乏味无聊，最终丧失兴趣。

而觉醒派牧师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布道中融入了更多的激情和宗教狂热，他们善于利用信众的原罪感，对救赎的渴望、对上帝的爱，直击信众的心灵。在觉醒派看来，是否得救取决于灵魂的皈依，而不是对教义的理性理解。因此，在信仰这个事情上，已经没理智、知识什么事儿了，布道的门槛在于感性的信仰，而不在于理性的知识。而理智的隐退，正是反智的开始。

到19世纪初，美国宗教自由多元的格局形成。教会的强制性被瓦解，成了自愿性的组织，信徒可以自由选择信仰。牧师也跌落凡间，成为信众的雇员，接受信徒的评判。这种权力关系的倒置，让牧师无限迎合信众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这一时期的牧师已经不像最初那批清教徒牧师，既读《圣经》，还研修其他神学著作和人文课程，19世纪的牧师轻视自己的理论学习，还轻视一切不能用于宗教目的世俗教育。他们只把吸引信众，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指标。

进入20世纪以来，牧师的布道词更是从通俗滑向了粗俗。作者援引了著名的牧师桑迪在表达对教会的不满时说的话：“教会的围栏太矮了，两三头穿着西服、拿着一卷票子的老公猪都爬了进来。”

在作者看来，布道词粗俗化这一反智表现，源于宗教受到了来自世俗世界的全面挑战。《圣经》不再是解释人类起源的权威，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了人们新的信仰。都市生活的多姿多彩，让保守的宗教生活显得格格不入。虽然，这些事物并不是20世纪才有，却是在20世纪才开始大众化的。当大众都站在了世俗生活的一边，宗教也只能用粗俗的布道词来表达悲切与不满。

回看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两个世纪美国宗教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反智主义倾向并不是任何一代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在追求宗教自由、信仰复兴、维护宗教地位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反智是果，而不是因，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好，观察完宗教，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政治中的反智主义。请注意，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是我们的重要线索。

美国是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而建构这一制度的国父们，几乎个个都是知识分子、时代精英。因此，在美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拥有者。

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知识分子在政治中逐渐失势。大批知识分子遭到诽谤，但作者认为，其中当属对杰斐逊的指控最为重要。对杰斐逊的指责始于他哲学家的身份，在那些攻击者看来，哲学家的特征是胆怯、异想天开、纸上谈兵，他们不仅毫无实践能力，还极尽谄媚、贪求名声，面对紧急情况的时候，他们往往摇摆不定，缺乏决断。如果让这些人掌权，那他们一定会利用知识与权力勾结，为自己谋利。

著名政治学者任剑涛在本书推荐序中犀利地指出，这种言论攻击，为美国政治中的反智主义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只要会思考，就不会决断。”因此，在早期平民政治思想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很多反智的表达，比如：“这些律师、知识分子、有钱人，花言巧语，不说实话，哄我们这些没文化的穷人把药吃了；他们却盼着混入国会，盼着成为这部宪法的掌管；他们把权力和钱都攥在手里，然后就像庞然大物利维坦一样，吞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在作者看来，普通民众只相信天生的、直觉的、民间的智慧，认为人人必有大用。他们怀疑专家的知识，反对甚至厌恶中央集权，渴望根除精英统治，这种心态情绪，到最后彻底演变成一种激进的平民式的反智主义。

作者还举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两位总统的例子。

亚当斯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政治家，曾在哈佛等多地求学，他重视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任职总统期间，他希望联邦政府可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他在向国会做的首次年度咨文中，为知识阶层的需求呼吁呐喊，这其中包括建设一座位于华盛顿的国立大学，成立国家天文台，让联邦政府对科学提供更多支持等等。但是，他的这些呼吁激起了民众对中央集权的厌恶，在1828年的总统大选中，亚当斯连任失败，他的对手杰克逊大胜。

相比于亚当斯，杰克逊只是一位“来自西部的白丁，荒野哺育的孩子，隐庐的农夫”，但是，他却满足了人们对于普通人的想象。人们喜欢他身上所谓原始主义的气息和民间的智慧。他虽然没有深厚的知识，却具备实践的常识。人们庆幸他逃脱了学校里空想派思辨的训练，认为这让他充满了决断力。

亚当斯总统生涯的落幕意味着，美国政治属于国父那个知识分子治国时代的结束。杰克逊的胜利，在于他迎合了整个国家对平等主义的追求。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在权力场的位置越来越边缘。

作者表示，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差不多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入进步时代，国家快速发展，知识分子作为专家和社会批评家被请回来。他们收获了认可和赞誉，但却始终没能获得完全的信任。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重视知识分子，但是一旦出现细微的分歧，他们就会马上站在民众一边，指责知识分子。 

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如何保持与权力的恰当距离，似乎成了一个世纪难题，靠得太近，容易丧失批判力；离得太远，又会丧失参与游戏的资格。这种局面，拧巴又诡异，不过也不难理解，因为知识分子代表了精英，而美国政治制度的底色是平民。美国在追求平等的民主政治时，会难以避免走向激进的平民式的反智主义。

好，说完宗教和政治，我们再来看一下商业和教育方面的反智主义。将这两部分放到一起来说，是因为反智主义从这二者中产生的原因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对实用性的追求。

在作者看来，美国社会对“实用”的追求，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建国的历程息息相关。试想一下，一群从欧洲来到美洲新大陆的人，等待他们的是广袤无垠的无主之地，他们被丰富的资源环绕，古典人文学科无法帮助他们开疆拓土，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实用的技术和技艺。因此，可以说，实用是早期美国人最看重的价值。

美国商业励志故事里的平民梦，就有这种强烈的色彩。在美国，像洛克菲勒那样出身底层的自我奋斗者是备受推崇的，他们的基本特征就是，事业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正规的教育，而在于自己的打拼。他们相信，平凡的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优良品质，再在实践中运用常识，就有可能具备优秀的才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业界都表现出对正规教育的敌意和对经验的盲目崇拜。在这些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看来，正规教育只会耽误时间，“日常劳苦的生活磨炼”才是让人成长的最好训练。

但是，19世纪最后20年，商业快速发展，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专业岗位随之产生。企业开始需要工程师、会计这样的专业人才。从这时候开始，正规教育才变得重要。不过市场需求决定了，正规教育也只能走向“高等教育职业化”的方向。最好的例子就是，一大批商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商学院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重视教育的结果，其实从其后续的发展来看，反而是为反智提供了新的土壤。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在1954到1955年的男性大学毕业生里，主修商学和贸易的人数，比基础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生总和还要多。

美国社会虽然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始终关注的是大众教育。公共基础教育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出合格的公民能力，二是培养出实用的生存能力。如何能让学生成为一个适应生活的好公民，扮演好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这件事情远比智识教育重要得多。

当然，教育的目标，是更注重智识的培养，还是实用技能的培训，在美国也曾有过争议。19世纪末，就公立高中的办学目标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认为，高中的目的是通过学术训练培养学生的心智，为之后的大学教育做准备；另一方则认为，能够上大学的学生少之又少，更多学生的实际需求是为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在两种观念的较量中，注重生活技能的一派还是胜利了。作者说，在新的教育改革委员会看来，“高等教育应该仅限于少数人的观念，注定会让民主制不屑一顾。”

民主观念一旦和教育结合到一起，影响往往非常深远，从好的一面看，那自然是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到更为平等的教育，但是从不好的一面看，教育的标准变成了平等，而不是优秀。那些“天赋异禀”的学生，就在强调平均化的教育里沦为平庸的陪衬。

对美国社会商业、教育的考察，让我们看到，其中呈现出来的反智主义，是对实用主义过分追求的必然结果。而除此之外，我们总能看到平等主义的身影，在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它的影响。

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跟随霍夫施塔特走完了美国反智主义的寻根之旅。但是，我们还应该追问几个问题：一是反智主义的危害是什么？二是反智主义能否被根除？三是我们能从中收获什么启示？

作者在书中明确表示，反智主义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而是一支始终潜伏在文化传统里的暗流。回顾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宗教复兴运动、大众民主政治的兴起，还是商业和教育对实用性的追求，这些都是这两百多年来美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它们试图将美国打造成自由民主的灯塔，而反智不过是在追求平等、民主、实用这些价值的时候出现的副产品。

作者也在书中说到，大部分时候，反智主义者都是温和的、善意的，而那些吵闹不休的极端分子，始终是少数。

但是，反智主义既然是无心之过，那是不是就不具备危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反智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对智识生活的轻视，会让整个社会失去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从而，让人们陷在短期的利益争斗中，就像美国社会现如今呈现出来的状态一样。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对智识及其功能的尊重，是任何社会的文化与健康的关键。”

那么，既然反智主义会产生危害，能不能把它根除呢？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不行，而且没有可能。首先是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思想的根除都是危险的，反智也不例外，因为那相当于暴政。其次，正如本书所述，美国反智主义的产生，总是伴随着对平等、民主、实用这些价值的捍卫，而这些价值是美国文化的根基。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反智主义之所以有着和建国历史一样悠长的传统，是因为它原本就是美国文化中天然携带的基因。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反智主义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现象，正如本书的编辑推荐语所说，“反智不仅是美国的偏见，更是全世界的隐疾。”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反智主义都有迹可循，激进、反智、暴戾的言论常常赢得欢呼，而温和理性的批判却遭到嘲讽。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社会民主化的一种产物，民主就会出现多元的声音，我们应该允许这些声音存在。但是，如果反智的言论大面积泛滥，我们还是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这大概也是霍夫施塔特的作品再度流行的原因。虽然，它剖析的是美国社会反智主义的根源，却也为我们认识自己社会文化中的反智现象，提供了思考路径和方法，这也是这部作品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好，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再来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美国的反智主义是对运用智识的知识分子抱有怀疑和怨恨，这有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原因，它是在追求平等、民主、实用这些价值时的副产品。其次，反智主义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大部分的反智主义者都是温和的、善意的。最后，美国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让整个社会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功能，而且它无法被根除，因为它本就是美国文化中天然携带的基因。

最后，我想用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银河帝国”三部曲的作者阿西莫夫的一段话作为结束，他说：“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支撑它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阅读这部反智主义经典著作，也是让我们时刻警醒，不要被反智主义所绑架。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这本书的电子版已经附在文稿末尾。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反智主义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对运用智识的知识分子，抱有怀疑和怨恨。

2.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两个世纪美国宗教的发展，反智主义倾向并不是任何一代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在追求宗教自由、信仰复兴、维护宗教地位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3. 知识分子代表了精英，而美国政治制度的底色是平民。美国在追求平等的民主政治时，会难以避免走向激进的平民式的反智主义。

4. 民主观念一旦和教育结合到一起，影响往往非常深远，从好的一面看，那自然是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到更为平等的教育，但是从不好的一面看，教育的标准变成了平等，而不是优秀。那些“天赋异禀”的学生，就在强调平均化的教育里沦为平庸的陪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