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社会与弱国家》 苗博特解读
《强社会与弱国家》| 苗博特解读
关于作者
乔尔·米格代尔是比较政治学和中东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他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政治学大家亨廷顿，先后在哈佛大学，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任教，目前就职于华盛顿大学的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院。从20世纪80年代起，米格代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家能力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
关于本书
本书出版于1988年，是米格代尔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在哈佛、斯坦福等美国顶尖高校的政治系研究生必修课的必读书目之中。本书揭示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对国家政治的深远影响。
核心内容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历史导致了碎片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使得部落、宗族等组织与政府争夺权力，削弱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国家建设的能力。更糟糕的是，在这场争夺战中，政府领导人的权力很有可能被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政府机构削弱，甚至剥夺，陷入“生存下来比拥有权力更重要”的生存政治困境，最后往往不得不通过对政府机构进行权力制衡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进一步导致一个强大的政府难以成型。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强社会与弱国家》。这本的中文版大约30万字，我会用大约26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独立之后仍然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府，根源在于殖民历史导致的碎片化的社会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变成独立国家，统治国家的权力也从殖民官员手中转移到了本国领导人手中。在这些新国家领导人中，不少都曾是反抗殖民主义的领袖和英雄，他们充满抱负地想要改造自己的国家，为本国国民带来和平和繁荣；在国际上，也立志要赶超发达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在这些政治家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二十年之后，一个关于政府能力的悖论却出现了。一方面，这些亚非拉国家的新政府，普遍建立了税收制度，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可支配财政收入。它们还建立了军队、警察、官僚体系等一系列制度，颁布了新的宪法和法律。总之，从外表上看，全世界的政府，不管是发达国家的还是非发达国家的，都很相似，都很强大。
但另一方面，在相似的制度和外观下，政府的实际能力却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政府能够成功改变人民的观念和行为，破除旧的习俗，推行新的法律，还能够在全社会汲取资源进行国家建设；有的政府却仅仅能维持在主要城市的统治，在广袤的乡村地区，政府的存在感相当弱，政策不能下行，颁布的法律也不被尊重。比如说，即使政府规定了法定的最低婚龄，家族仍然将十三四岁的孩子进行婚配，政府也无力阻止和制裁。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独立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的政府能够有力地渗透和改变社会，有的政府却不行，即使他们的领导人同样地雄心勃勃，充满才干？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毕竟，无数对社会进步抱有乐观态度的能人志士，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认识到社会不是一团可以随便揉捏的橡皮泥。我接下来要讲的这本书，分析的就是一个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如何对国家政治造成深刻却又不易觉察的影响。
这本书提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历史导致了碎片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使得部落、宗族等组织与政府争夺权力，削弱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国家建设的能力。更糟糕的是，在这场争夺战中，政府领导人的权力很有可能被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政府机构削弱，甚至剥夺，陷入“生存下来比拥有权力更重要”的生存政治困境，最后往往不得不通过对政府机构进行权力制衡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进一步导致一个强大的政府难以成型。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乔尔·米格代尔，是比较政治学和中东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他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是政治学大家亨廷顿的学生，先后在哈佛大学，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任教，目前就职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他在1988年出版了这本《强社会与弱国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在哈佛、斯坦福等美国顶尖高校的政治系研究生必修课的必读书目之中。
你可能会好奇，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米格代尔曾经在讲课的时候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界都喜欢研究政府，特别是政府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赶超方面的作用。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政府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角色，政策干预似乎无所不能。米格代尔觉得，这个视角低估了政府的局限性，特别是不能解释很多第三世界政府在社会改造计划上的失败。因此，他认为政府的能力要从多方面评估，在汲取社会资源和改造社会方面，政府更像是一个祈求者的角色，而且常常会失败，这里面一定有值得探究的原因。于是，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政府在社会中”的理论模型，贡献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让人耳目一新。
那么，这本书究竟是怎么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社会关系的？我将通过以下三个重点内容为你讲述。
首先，米格代尔提出了社会控制这个概念，用来形容社会中谁来制定规范、分配资源、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这么一种权力，并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那就是社会控制的不同分布，影响政府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其次，米格代尔追溯了这种社会控制差异的历史根源，那就是不同的殖民政策塑造了不同社会权力结构，进而成为影响该国政府能力的重要原因。最后，他还指出，第三世界弱政府和社会争夺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得政治领袖陷入生存政治的困境，更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府。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米格代尔认为，社会控制的不同分布，影响了政府从社会汲取资源进行建设的能力。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晦涩，我们先从社会控制这个概念是什么开始讲起。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受到各种社会规范的制约。这种制约，也就是米格代尔所说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来自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组织，例如政府、家庭、学校、教会、部落等等。作为社会人，我们要生存下去，必须要依赖这些组织，它们通过生存资源的给予或者剥夺，来对我们实施控制。事实上，从小到大，我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给我们施加的各种控制之中。
比如说，你多半听说过这样的话：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吃饱穿暖、平安长大所需要的资源，是父母提供的；而你想要学到知识，取得好成绩，就需要遵守老师制定的规则。换句话说，在家庭或者学校这样的组织中，父母和老师是资源提供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他们通过对你符合规则的行为进行奖励，对你不符合规则的行为进行惩罚，这样一种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就能够用规则来诱导和塑造你的行为。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你，反过来，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和适应规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套利益最大化的生存策略。
那么，在现代社会，谁是最大的规则制定者，谁最能够控制、诱导和塑造社会成员的行为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政府。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已经从家庭、学校和教会等社会组织中接管了大部分社会控制的职能。父母不可以随心所欲地虐待儿童，教会也不能像中世纪时，可以烧死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一个现代政府垄断了大部分的社会控制，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做生意要交税，开车要先考驾照，结婚要有最低婚龄，还要领结婚证等等。米格代尔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分布是垂直的、金字塔状的，政府是老大，高居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最高的规则制定权。
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实际情况就不是那样了。当然，这些刚刚脱离殖民状态的国家领袖，是认同前面所说的这个“现代政府”模板的，西方国家对他们来说既是曾经的敌人，又是模仿的对象。因为有这个模板在前，这些领袖对政府能够做到什么，有着很高的期望值。不幸的是，在这些国家，社会控制的分布不是金字塔状的，而是网状的，而这一个关键的不同导致了政府能力的差异。
你可以把这种类型的社会想象成一张网络，网络中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节点，这些节点就是各种各样的组织，它们掌握着或大或小的规则制定权，而政府只是这众多节点中的一个。换句话说，社会控制是碎片化的，政府并没有凌驾于众多组织之上。其他组织及其领袖，比如说宗族族长、部落酋长、乡绅地主、宗教领袖，米格代尔统统称之为本地强人，他们与政府争夺规则制定权。他们可能推崇与一个现代政府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对社会成员应该怎么行事各有各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新成立的政府，需要与家庭和宗族争夺教育和社会化的规则制定权，与种族群体争夺解决冲突的权力，与宗教争夺规定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权力。这种争夺，即使焦点在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后果也可能是惨烈的。比如，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曾经进行过一项“礼帽改革”，要求土耳其人放弃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礼拜帽，改戴欧式帽，而这项改革引起了社会骚乱，有70多个人最后被绞死。
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土耳其不属于我们常说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分类，也不是米格代尔在本书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在20世纪初，土耳其废除了君主统治，建立了共和制，作为政治领袖的凯末尔，推行了一系列的激进改革，希望将土耳其变成一个世俗化、现代化的社会，这与后来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社会改造计划十分相似。因此，米格代尔在论述的时候，常常把土耳其和埃及、墨西哥等国家归作一类。
同样地，豪情万丈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在要求社会进行改革的时候，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曾经认为，自己继承了一个白纸一样的社会，可以大展拳脚，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这可能是一个幻想。他们面对的社会暗流涌动，存在着许多看起来不“现代”、老掉牙，似乎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组织，并且它们还具有很强的韧性。而从社会成员的角度，一个新建立的政府只是众多玩家中的一个，并没有斩除家庭、宗族、部落、宗教等组织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奖励和惩罚，因此他们的生存策略仍然依附于这些组织。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组织挡在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政府很难直接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分布，是金字塔状的，还是网状的，会极大地影响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力。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控制的不同分布？更进一步说，从近代起，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共同经历过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为什么有的国家社会控制碎片化了，直到独立之后新政府也没有能够改善这个局面，而有的国家的新政府却能够垄断社会控制，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呢？米格代尔认为，这一切都要回到19世纪去看。在19世纪中期，世界市场的扩张，打碎了第三世界国家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殖民官员选择什么样的殖民政策，对后来这个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存在深远的影响。
从15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向全球扩张，但这种扩张对非欧洲地区的影响是不均匀的。欧洲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对广大内陆地区来说，自给自足的经济仍然占主体，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受到很大冲击。到了19世纪中期，事情开始起变化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迅速上升，这种需求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向全世界每个角落渗透，这就为亚非拉国家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满足西方国家对原材料的需求，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本土统治者和殖民官员，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商业化的政策。例如改革土地所有权法，增加种植棉花、糖、咖啡、黄麻等适合出口的作物；引入西方新的征税技术，将实物税变成了现金税等等。这些都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种植收益更高的出口作物，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的巨大风险中。此外，铁路也在这些国家出现，成为经济扩张的急先锋，不断向内陆地区延伸，打破这些地方与世隔绝的状态。
土地变革、税收、新的交通方式，这些划时代的巨大变化，对内陆地区农民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或许很难理解这些变化，但是却能深切感受到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们前面说到，有效的社会控制，是组织利用资源进行奖励和惩罚，而人们会根据奖惩发展出特定的生存策略。那么，当生活面临着全方位的，急剧的转型时，旧有的社会控制衰败，人们何以谋生呢？比如说，农村中存在收割粮食的互助小组，在许多人失去了土地，或者转而种植经济作物后，就失去了意义。这意味着人们需要寻求新的生存策略。
米格代尔形象地比方说，这个时候的社会，仿佛处在一个半熔化的蜡油状态，是谁抓住机会重建社会控制，为人们提供生存策略，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些独立之后的亚非拉国家，政府非常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个关键时期西方殖民官员的历史选择。
为什么说西方殖民官员的选择很重要呢？这是因为，虽然殖民者掌握关键决策权，但是他们毕竟是外来人，需要扶植当地精英，靠当地人的协助来管理本土社会。对这些本地的精英和强人来说，参与殖民政权，能够争取到一些分配资源的权力。最弱势的当然还是广大民众，永远都处在食物链最末端，他们和最高层的外来统治者可能很难搭上关系，但是和扎根在本土社会中的精英和强人，还是有很多接触的机会。也就是说，本地精英是这个依附链条中的中间人，通过为广大民众分配资源，提供生存策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时候，如果殖民官员采取的政策，是为多个本地精英提供资源，那么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就是碎片化的。如果殖民官员支持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中央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集中了社会控制，为独立之后发展成强政府奠定了基础。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的例子，来更好地理解米格代尔的这个观点。你可能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国家，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只有665美元。它也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19世纪时，英国在塞拉利昂建立了直辖政权，这个殖民政权还作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那就是扶植地方酋长。英国人不仅通过宪法规定了酋长的责任和特权，还投入了大量资源，帮助酋长建立作为辅助统治者的权威。在此之前，酋长们虽然是各自部落的领袖，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律的正式承认，也没有征税、征用劳动力等这些通过行政、财政制度保证的权威。
英国人的扶持，增强了酋长的资源分配能力，使得他们能够为民众在乱世中提供生存策略，收买服从和效忠。这进一步使得部落这种落后的组织，在国家独立之后，继续成为该国政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基本上起着削弱政府权威的负面作用。政府领袖很难挑战酋长的权威，部落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政府也调停不了。在民众心中，部落比国家更重要。这一切都给国家发展的综合性政策造成了障碍。
对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来说，这种障碍是很难发现的，它隐藏在一个社会运转的深层逻辑中，发生在一个社会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带。因此，当这个观察者仅仅在首都和大城市，看到政府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府的基本雏形，却很难提供像发达国家政府一样优质的服务时，就参不透其中的奥秘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殖民官员扶植多个本地精英的政策，导致了许多国家社会控制的碎片化。那么，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历史根源，也清楚历史不能改变，有一点还是非常让人困惑，那就是，这些社会组织就这样把政府打败了吗？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加强控制吗？毕竟，在与社会组织争夺控制的过程中，政府拥有官僚体系，军队，警察等工具，政府还比社会组织更有钱。除了合法的税收外，政府拥有国外资金援助这样一个渠道。政府还掌握着外国私人投资，这些都是任何社会组织都比不上的优势。
另外，在与社会组织的争夺战中，政府面临的抵抗其实也是碎片化的。对这些组织来说，它们没有什么雄图伟业，只想保住自己的一小部分社会控制权。政府机构对于它们来说反而是个庞然大物。就算政府不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它们轻松地解决掉，也可以选择各个击破。但事实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这么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合理的怀疑，米格代尔是这么分析的。他认为，弱政府之所以弱，并不是因为碎片化的社会组织战胜了政府。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他观点的误解。政府拥有那么多资源，不可能被一个部落、一个宗教组织轻易战胜。但是，这场争夺战给政府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因为碎片化的社会控制，政府领袖自身陷入了争权夺利的生存政治困境，不得不在政治机构之间搞权力制衡，进而自己削弱了政府自身的能力。
虽然听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听我跟你讲完一个简单的市场供需模型，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没有一个单独的参与者可以明显改变供求关系，影响一种商品的总体价格。在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中，如果少数几个参与者垄断了大部分的需求或者供给，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影响价格。
现在我们进一步，把一个政府领袖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渠道，也想成一个市场。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建设的很好，很全面，意味着领袖能够通过不同的机构获取社会支持，那么这就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任何一个单独机构的退出，都不会影响领袖本身获得的社会支持。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很弱，领袖只有依靠少数几个机构才能获得社会支持，那么这就是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任何一个单独的机构叛变，都可能影响到领袖能够获得的支持。
这就导致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米格代尔把它叫做领袖的“生存政治”。不管一个领袖多么胸怀天下，作为一个人，他总要为自己考虑，不希望权力被剥夺，何况，胸怀天下的抱负也需要权力作武器来实现，因此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但是，任何领袖依靠的机构或群体，都存在自身的利益和离心力，不能百分百保证对领袖的忠诚，这一点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即使是太监这样被尽可能剥夺了一切外在联系、完全依附皇帝的群体，也有阳奉阴违，干预国政，甚至架空皇帝，篡夺权力的历史案例。
因此，第三世界的弱政府领袖，一开始就在获得社会支持上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进一步导致了生存政治这一个走不出来的怪圈。在本地强人们为村庄、族群、部落提供有效生存策略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动员民众，领袖手头只有少数几个政府机构能够汇集社会支持。如果领袖选择推进制度建设，搭建强有力的政府机构，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和风险的过程，因为领袖自己将被置身于不断增长的离心力之中，一直到这个社会支持的市场达到自由竞争的均衡状态，他的统治地位才有可能说安全。
如果领袖不愿意冒险，那么他现在就置身于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同样是不安全的，但是不安全的程度更可控，因为领袖可以在这少数几个机构中进行权力制衡。比如说建立多个安全部门，让军队之间相互制衡，或者不定期地进行精英大洗牌，更换部长、司令官、政党领袖和高级官僚，组织这些权力中心互相结盟。米格代尔发现，这些权力制衡的现象在埃及、海地、印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等许多国家都存在，事实上削弱了政府机构推行社会改革项目的能力。
说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就聊的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中，存在着网状的社会控制分布，政府只是众多规则制定者的一个，家庭、宗教组织、部落等都在与政府争夺民众，这使得政府只能获得有限的民众支持。
其次，我们追溯了这种碎片化社会控制的历史根源，那就是，在19世纪这个历史转折点，世界市场急剧扩张，打碎了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殖民统治者选择扶植多个本地强人来重建社会控制，进而俘获了依附链条末端的大量民众。这种结构一直持续到这些国家独立之后，仍然对该国政治发挥着重大影响。
最后，我们说到了这种碎片化结构的另外一个恶劣影响：那就是，因为碎片化社会控制的存在，政府领袖陷入了玩弄权术，进行权力制衡的生存政治困境中。这种让政府机构相互制衡，或者时不时进行精英大洗牌的做法，削弱了一个政府的能力和凝聚力。
这本书一反当时的学界潮流，站在社会结构这个立场上，反思了当时盛行的政策干预和有效政府可以改良社会的乐观主义思潮。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否定政府可以通过自身建设加强能力，造福社会，而是指出了一个大家过去都忽略了的地方，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弱政府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还有殖民历史和深层社会结构导致的深远影响。这个“政府在社会中”的分析路径，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新颖和有创见的。
不过，这本书的侧重点在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冲突，这既是创新之处，也是一个主要的被批评的点。有学者认为，这本书只看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冲突关系和权力斗争，把这两者的关系简单化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好像不是你赢，就是我赢，不存在双赢的可能性。这既是理论建构上的不足，也不符合现实。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和社会组织完全可以携手合作，相互促进，发展经济，得到双赢，就是所谓的“强国家，强社会，强经济”。
最后，这本书在看待亚非拉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时，主要考察了外因，就是殖民政策的遗留影响，对这些国家的内部因素，提的就比较少。被殖民历史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存在深远影响，但是，一个国家自身的文化习俗、宗教、民族、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因素，也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米格代尔在分析时也谈到了一些相关因素，但是却没有展开论述。如果他能够平衡考虑这些因素，无疑能增加他的模型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撰稿：苗博特 脑图：摩西 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分布，是金字塔状的，还是网状的，会极大地影响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力。
2.殖民官员扶植多个本地精英的政策，导致了许多国家社会控制的碎片化。
3.第三世界弱政府和社会争夺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得政治领袖陷入生存政治的困境，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府。